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迄今从事文学创作36年，先后出版了8部长篇小说，发表若干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这几十年，生活越来越快，越来越喧嚣，日新月异，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目不暇接。然而，一时的鼓噪终究会被历史消音，一时的繁花终究会因时间凋零。我时刻嘱咐自己安静、沉潜、从容，等待尘埃落定，等待底色和真相呈现。我慢慢地看烟云过眼，慢慢地看花开花落，慢慢地思考，慢慢地写作。

从1989年开始，我先写了几年散文，再开始写小说。我的小说处女作是发表在《湖南文学》1992年2月号上的短篇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此后几年，我连续在《湖南文学》发表短篇小说《很想潇洒》《花花》《望发老汉的家事》《天气不好》《蜗牛》等。除了《望发老汉的家事》写的是小城镇居民生活，其余几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政府机关小公务员。我笔下那些小人物都是朝着光亮和高尚走的，却往往挣脱不了种种现实羁绊和迷瘴。小说氛围充斥着彷徨、苦闷、叹惋、伤嗟。1995年，《湖南文学》第7月和第8月的合刊上，我发表了中篇小说《秋风庭院》。这是我创作的首部中篇小说。小说主人公陶凡不再是普通小公务员，而是一位退休地委书记。我事后连续创作并发表了5部同《秋风庭院》人物及故事关联的中篇小说，并合为长篇小说《朝夕之间》。这部小说讲述了3代公务员的命运，而故事触角往上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此也可以看作切片式的中国半个世纪政治文化叙事。

1999年5月，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国画》；2001年10月，该社又出版我的长篇小说《梅次故事》。《国画》是我最早受到广泛关注的作品。这是一部很平实很从容的小说，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从容的。当时因工作之故，我没有整块的写作时间，常因忙碌而一曝十寒。重新拾笔得从头看起，以接续故事和气韵。尽管写得断断续续，却丝毫不影响我的创作激情。我见闻了太多非常“文学”的人和事，不用借闭门造车之法在情节和细节上故弄玄虚；无需狭隘或生硬地照搬生活，日常的点点滴滴给文学虚构留有无限广阔的空间。小说主人公朱怀镜谈不上好与坏，却是非常真实的典型人物。他是多年间在我脑海里慢慢长成的，我写作的时候把他慢慢地勾画出来。小说里的神功大师袁小奇，曾被人考证出原型是某湘中人物，这纯属捕风捉影。我默默观察这些神奇人物的表演，亦默默观察众多看客和信徒们的表演。

2009年8月，我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苍黄》。我极不同意经常有评论人士和媒体人士，把《国画》《梅次故事》《苍黄》称作王跃文“官场小说”三部曲。我刚写小说的时候，中国文学界尚无官场文学的说法。且不说官场文学概念是否缺乏学理性，单是概念措辞本身就极不准确。《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表述是：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逢迎、欺诈、倾轧等特点。显然，当代中国公权机关是不能叫作官场的，据此为叙事背景的文学自然也不能叫官场文学。很多情形下，文学的类型化指称，在学术界是偷懒，在媒体界是噱头。

我在《国画》《梅次故事》《苍黄》《朝夕之间》中写的皆为生活琐碎，似乎都是无关宏旨的。我认为每一个人的庸常生活都可为文学，每一张平凡的脸上都刻着历史风云。宏大叙事固然是黄钟大吕，但日常化的七零八落更接近生活常态，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同样寓于其中。我执着于日常生活的描摹，也许它离我想揭示的生活真相更加切近。佛法在人间，不离世间觉；文法亦如是，熙攘红尘中。我默默留意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细细记录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故事。我们生活中的那些芝麻小事，倘不用小说慢慢说出来，是上不了堂皇台面的。可是我们短短几十年的人生，正是被那些说起来都可笑的芝麻小事消磨着。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踌躇满志地走向社会，往往就被某只看不见的锉刀慢慢雕刻成别的样子了。这个青年也许就是《国画》《梅次故事》中的朱怀镜，《苍黄》中的李济运，《天气不好》中的小刘，也许就是我们自己。我辈皆如微尘，大事离我遥远，小事赐我艰难。微不足道的故事无声无息地发生在我们眼前，却常常让人毫无警觉。可是这些故事一旦呈现在小说里，竟让人触目惊心。小说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二

我每有新作问世，都会被媒体问及：您的创作又转型了？我实则是从未考虑过所谓转型的，只是不同时段受不同题材和兴趣驱使而已。我在《湖南文学》2012年第2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漫水》，更是引起所谓我的创作转型的讨论。有人甚至认为《漫水》几乎不像王跃文的小说。的确，我在大约40岁以前，很少写到我熟悉的乡土。从2000年左右开始，我创作了大量以故乡为叙事背景的小说，包括《雾失故园》《我的堂兄》《也算爱情》《乡村典故》《桂爷》《冬日美丽》。我很喜欢自己乡土小说中自然散淡的生活状态，以及乡村人物身上呈现的质朴。我写这些小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沉醉于家乡地域文化背景之下，笔下人物的性格、声口和相貌，尽是我熟识的。乡村人物语言是那么有意味，他们有自己的语汇，有自己的修辞，有自己的幽默。作家只要用心留意，那些很土的方言都可以在标准汉语里找到读音和意思吻合的文字。我并不认为乡土文学作品必须使用方言，但艺术化地处理好方言是很有意义的。方言的文学化解决方案很多，不少经典作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比如，周立波对东北方言和湖南方言的处理，都达到了百炼钢成绕指柔的地步。我在学习借鉴民间语言上也有些许心得：使用民间语言写作，学到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词汇、修辞，还有乡村人物的神态、腔调、笑貌，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这些都通过他们的语言活生生逼到眼前来。乡村老百姓的思维习惯，读书人倘不熟悉，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他们的处世方式、情感方式、世界观，也是作家无法虚构的。我在《漫水》里写到乡下老人对待生死的通达，均是古风。村上有人老了，乡亲们不会讲节哀之类的文明套话，只会实实在在地安慰丧家：“莫难过，人都有一回的！”乡村人对待生死，如同对待四季轮回、花开花落，心态平和安静。乡村人进入暮年，会早早地预备好自己的后事，云淡风轻地谈论自己的后事。乡下人对待死亡的豁达，就是乡村人与生俱来的生死观，世代相因，根深蒂固，无须教化。我有回偶然在某本书上看到，原来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进入暮年之后，内在机理上会慢慢为死做好准备，使人不再惧怕死亡。我倒宁愿相信乡下人越活越通达，进入暮年皆成哲人，于生死大道都圆融了。乡村丧事尽管因家境不同而奢俭有别，但一律庄严肃穆。古人讲的“死生亦大”，乡下人都明白。《漫水》里的余公公、慧娘娘都是极其普通的乡村人，活得真实、自适、仁爱。他们终生匍匐大地，辛勤劳作，回到大地时又是那么庄严。小说结尾，众人抬着慧娘娘的灵棺上山，“山顶飘起了七彩祥云，火红的飞龙驾起慧娘娘，好像慢慢地升上天”。

长篇小说《家山》于2022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部小说更是人们谈论最多的我的所谓转型之作，其实在我自己看来不过是适当年龄的水到渠成之作。小说中的万溪江就是我的母亲河溆水，齐天界和豹子岭就是我的家乡雪峰山区常见的景致。小说中沙湾村的地理位置、村落形势、四季物候、伦理体系及风俗习惯等，就是依着我自己村庄漫水的样子描绘的。《家山》讲述的是南方乡村沙湾1926年到1949年的历史和社会变迁，而小说旁逸斜出的叙事枝条伸展到辛亥革命，也照应到21世纪初年。因此，这部小说也可以看作百年中国背景下的文学叙事。这段历史早被历史教科书定义过，《家山》选择的却是大历史观，兼及政治史、经济史、民俗史、社会生活史等多种维度，力图更加立体真实地描述那些岁月。我在创作中尽力去除所有概念化成见，放弃所有归纳、推理、判断、结论等学术思维和方法，一切回到细节、常识、真相，让人物立起来，让故事活起来，让世界的原有模样或应有模样呈现出来。

过去100年，中国文学关于国民性批判的工作做得很扎实，且很有意义。但立足现在和未来，我们民族呼唤更多关于优秀国民性的人物形象刻画。《家山》里塑造的佑德公、逸公老儿、陈劭夫、陈齐峰、陈扬卿、陈有喜等，都是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人的美好形象。这既是传统文化熏陶之天然，也是血缘亲缘约束之必然。

小说里地下党员陈齐峰的原型则是我同宗伯父王楚伟。1927年，溆浦县发生屠杀共产党人的“敬日事变”之后，年轻的王楚伟受派遣回到溆浦重建党组织，长期秘密开展革命工作。有一年，王楚伟父母听说儿子被害了，但没有找到儿子的尸首，家里依乡俗在祖茔山上垒了儿子的衣冠冢。一个深夜，老父亲听到有人敲窗户，一听是王楚伟的声音。人们当时相信鬼魂，老父亲以为是儿子的鬼魂回来了。王楚伟死里逃生回家潜伏起来，直到后来组织革命武装迎接解放大军，这正如小说里描写的陈齐峰的故事。

陈扬卿则是那个时代知识报国的典型形象。他刚回乡时，感慨乡民愚昧，似与乡村格格不入。目睹村民因无卿口角同外村发生械斗，酿成人命案。后来，他在开明县长李明达的开导下，起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义务勘测和规划全县水利建设，同进步青年一起倡办新式小学，为乡村建设操心操劳。近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一部小说客观完整地描写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建设，《家山》借由陈扬卿这个形象及其故事填补了这个空白。国难当头的时候，有人驰骋疆场、收复河山，有人坚守后方、建设家园，这才是四万万同胞共筑血肉长城奋力抗日的真实历史。

小说塑造了仁德乡绅，也刻画了黑恶劣绅。马宗仁是恶霸地主，任县团防局局长，为富不仁、恃强凌弱、残害无辜、穷凶极恶。这个故事是我依据真实史料为原型虚构的。《家山》还真实再现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涣散、腐败和无能。史料表明，小说所描写的时期，国民党县政府主官更换非常频繁。《家山》写了七任县长，这些人物是我在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刻划出的各具代表性的国民党县长形象。比如，李明达任县长时，国民党政权在武汉一个政府，在广州一个政府，上头各为营垒，下头无所适从。李明达凭着读书人的良知做事，但“上不体恤，下不健全”，最后黯然去职。

三

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最早是2007年3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自2012年7月起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写的是300多年前康熙王朝的故事，主人公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陈廷敬。清沿明制，并无相职，缘何小说名唤《大清相国》？原来中国人有尚古传统，明清时仍把内阁大学士视作宰相。

陈廷敬21岁考取进士，从此在朝为官超过半个世纪，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左都御史、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讲官，所任最高职位是文渊阁大学士。经筵讲官即为民间说的帝师，充任其职者必须学问淹恰，人品方正。陈廷敬任经筵讲官那年37岁，康熙皇帝21岁。康熙帝对这位老师极是满意，曾称赞陈廷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康熙在位长达61年，其历史功勋早已定论。康熙皇帝作为康乾盛世的开创者，他的朝堂之上汇聚了众多文臣武将。但那些位高权重的大臣们鲜有像陈廷敬这样善始善终者，他们多在无风三尺浪的宦海中樯倾楫摧了。作为文学形象的陈廷敬，小说描写了他“等、忍、稳、狠、隐”的五字法门。这看上去似乎像官场权谋，其实是他不同人生境遇下的持守，属于高人点拨，或自己悟得的政治智慧。

中国史学传统是“常事不书”，此观念也影响到历史小说创作。中国作家过去写历史人物，多习惯写轰轰烈烈的英雄，这似乎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历史观。英雄固然值得崇拜，但天下仅有英雄是不够的。轰轰烈烈的英雄们，其功多在于变乱之秋摧枯拉朽，而更多庸常岁月则需要大量的陈廷敬，亦即司马迁《史记》中所称道的循吏。我曾用四句话概括这位康熙心目中的全人：自古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心仁厚；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明强干；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乏铁腕。当然，也有人对《大清相国》持有疑问，认为该小说仍在宣扬封建清官意识。此论其实是偏颇的。不论社会如何演进，陈廷敬身上清廉勤勉的品质都是值得效法的。有研究者指出，《大清相国》把清康熙年间从朝廷到州、县各级衙门的行政运行描写得十分真实。这也许是这部小说别样的意义。

2014年8月，我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爱历元年》。主人公孙离起初只是一位普通中学教师，他的梦想就是教学之余写好小说。父亲曾是县里很风光的“万元户”，弟弟投入生意场得心应手。孙离守着清苦，爱着自己的妻子。几十年过去，孙离同妻子进入省城，他成了著名作家，妻子成了大学教授，父亲成了有名的上访户，弟弟成了依附政商关系发大财的企业家。孙离同妻子的情感也经历了曲折。几十年间，是非成败似乎完全掉了个头。孙离穿越一段人生迷宫，重新回到年轻时同妻子定下的“爱历元年”。这是一部诚实的情爱之书、命运之书和人性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