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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云南玉溪市聂耳文化中心指导、玉溪市花灯剧院创作演出的现代花灯戏《聂耳》，以精巧的叙事结构、鲜活的形象塑造、新颖的艺术表达，生动再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成长历程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故事，彰显了聂耳矢志不渝的革命追求与炽热深沉的家国情怀。该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5年度资助项目名单。专家认为，该剧充分发挥花灯艺术独特的审美优势，在传承、弘扬聂耳爱国精神的同时，实现了对玉溪花灯戏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一部兼具红色底蕴与艺术感染力的戏剧佳作。

——编者

花灯乡音歌颂人民音乐家

□季国平

玉溪籍人民音乐家聂耳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音乐史和革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厚印记。花灯戏《聂耳》紧紧抓住聂耳生命中最富光彩的上海时期，围绕他的革命文艺与音乐创作生涯展开叙事，以动人的情节和炉火纯青的表演塑造人物、抒发情感，令观众沉浸其中，深切感受到聂耳的爱国情怀。

全剧以聂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引领下投身革命的故事为主线，以他为进步电影谱曲的经历为核心情节，最终在他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作曲的高潮戏份上收尾。剧中花灯戏班高班主的相关情节与玉溪花灯调旋律的巧妙融入，不仅让观众深切感受到聂耳作为革命艺术家的初心，更能体悟到艺术来源于生活、植根于民间、服务于人民的本质。

剧中交织了几条支线，如聂耳与王人美及另一位女友的感情故事，以及聂耳好友俊豪在东北抗日等情节，不仅为剧目增添了一丝柔情，也拓展了聂耳创作的情感来源与时代背景，进一步凸显了音乐创作与民族命运的深刻联结。特别是感情线的巧妙融入，让观众在聂耳对感情的艰难抉择中，真切感受到爱情与他远大革命志向的深度关联，爱情的境界也随之升华。这一情节设计既丰富了人物形象，也更贴合花灯戏的舞台表达特质。

故乡玉溪滋养了聂耳，也成就了聂耳。《聂耳》以玉溪的民间剧种花灯戏演绎聂耳的重要人生经历，紧扣聂耳作为革命音乐家和玉溪乡贤的形象定位，再现了他从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将个人才华与时代旋律相结合，从而创造音乐杰作的生命历程，有着强烈的传奇性、戏剧性和情感性。

剧目既节奏明快，又张弛有度，在有限的表演时长内，展现了如聂耳与田汉、王人美等人的相识，军警抓捕田汉、聂耳以及聂耳在狱中的斗争等扣人心弦的情节。让人尤为印象深刻的是第六场的高潮戏。聂耳在读到田汉写在烟壳纸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顿时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深切感受到，这不仅是一首歌词，更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诗——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人民的心跳，是民族的呐喊。在强烈的情感支撑下，聂耳倾注全部的创作激情与灵感，终为这首歌词谱写下激昂雄浑的伟大旋律。

在艺术表现力上，花灯戏《聂耳》的特点鲜明，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动人的歌舞叙事。该剧充分发挥花灯戏独特的歌舞叙事优势，通过演员感人的唱腔和极具感染力的舞蹈动作演绎聂耳的故事，并结合恢宏的交响乐和花灯音乐的乡土韵味，体现了聂耳作为现代作曲家和人民音乐家的艺术特质。

精美巧妙的舞美设计。该剧别出心裁地运用了五线谱等音乐符号贯穿场景，既点明了聂耳的音乐家身份，也再现了人民音乐家创作和生活的典型环境。

强烈的地域文化风格。该剧巧妙融入云南花灯调等民间音乐元素，乡音乡情自然流淌，强化了聂耳作为人民音乐家的成长土壤，也突出了花灯戏的剧种特色。这种地域文化的创新表达，使人物更可亲、故事更感人，让地方剧种在表现现代题材、塑造现代人物时保持了自身的艺术特质，为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做出了有益探索。

期待花灯戏《聂耳》在今后不断地演出和打磨提升中，绽放更加动人的光彩。

（作者系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会长）

以艺术匠心打造精湛剧作

□汪守德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玉溪的艺术院团理应责无旁贷地以舞台艺术的形式，对这位重要人物加以表现和歌颂。玉溪市花灯剧院就做了这样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创排了花灯戏《聂耳》。

就艺术价值而言，《聂耳》可能是玉溪市花灯剧院创演剧目中极具分量的一部。以花灯戏这种民间戏曲形式表现和刻画聂耳的人物形象，难点在于如何自然而恰当地将二者融合。因此，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以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在舞台上把这个人物形象树立起来，实属不易，我们应对剧团的胆魄与执着予以充分赞许和肯定。

聂耳那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在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时，都会热切关注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呼声，以满腔的热情投身时代的洪流，用艺术的形式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发出挽救民族的最强音。作为一部人物传记体戏剧，花灯戏《聂耳》紧紧扣住了人物的这一特点，用六个场次构成整部戏剧，每场戏又精心选择主人公聂耳可能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往事，采用线性叙事进行艺术化的串联、铺排与表演，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戏剧冲突、情感浓度和艺术冲击力。《聂耳》以扎实又感人的戏剧表达，成功实现了对聂耳艺术形象的塑造，令观众透过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更加直观地看到聂耳的精神世界，并对其产生由衷的敬仰。

剧作精心选择了聂耳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和片段，勾连出与之相关的重要人物如高班主、慕华、田汉、夏衍、袁牧之、王人美、俊豪等，以极具张力、引人入胜的戏剧表达展开叙事，让观众清楚地看到聂耳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怎样面对敌寇入侵和黑暗社会现实勇于对敌斗争、追求光明的；怎样不惧危险挺身而出为劳苦大众争取利益、伸张正义的；怎样和志同道合的文艺家们一起探索创作鼓舞大众的作品的；怎样光荣地加入了给他巨大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怎样以澎湃的激情创作一系列脍炙人口的音乐名作，特别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由此，一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聂耳形象被成功地塑造出来。

花灯戏《聂耳》的音乐创作与唱腔表演独具一格，它将聂耳作品里人们耳熟能详的旋律，同花灯戏的音乐元素进行有机结合，打造出了激昂振奋的戏剧音乐，让人陶醉。舞美、灯光设计与服化道等都精心、精确、精致，不仅有力营造与烘托了时代环境与人物性格，也强劲支撑了戏剧品质。精彩的舞蹈场面，不只丰富了舞台的表现性，也是人物内心外化的手段。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值得称赞，饰演聂耳的演员李彪高大帅气、儒雅内敛，又颇接地气，较好地完成了聂耳这一主要人物的塑造。其他演员也很出色，让那个时代的人物在今天的舞台仍如星辰般璀璨闪耀。

看完花灯戏《聂耳》，我产生了一种特别突出的感受，即每一次国歌的响起，仿佛都是对中华民族历史遭遇的又一次痛切回顾，也是聂耳辉煌生命的又一次深情延续。

（作者系文艺评论家）

艺术化探索聂耳的精神成长路径

□刘玉琴

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他在抗战时期创作了许多振奋人心的音乐作品，对激发民众踊跃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起到重要作用。2025年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值此重要时机，玉溪市花灯剧院将聂耳的故事搬上舞台，是向在时代洪流中勇毅向前的英雄儿女的真诚致敬。

花灯戏《聂耳》以1929年5月到1935年1月为背景，讲述了聂耳在云南、上海等地的经历，与时代的风雷激荡紧密呼应。剧作聚焦聂耳创作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过程，展现了聂耳从一个普通青年成长为革命者、从音乐爱好者成长为革命音乐家，在民族危急存亡关头勇于为国放歌、为民呐喊的故事。

聂耳的故乡云南玉溪被誉为“花灯之乡”，这里的花灯戏艺术明快活泼，充满节奏感和生命力。聂耳的母亲是傣族，爱唱滇剧和花灯戏，聂耳自小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为他日后融合民间音乐、捕捉民族艺术特点奠定了基础。花灯戏艺术曾是年轻的聂耳进行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以花灯戏生动讲述聂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故事，体现了云南文艺工作者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在聂耳的许多作品中，我们可以追寻到花灯音乐欢快热烈的民间气息。剧作勾描出了花灯戏对聂耳音乐创作的重要影响，花灯戏也作为一个叙事要素贯穿整部戏剧。王人美能唱上几段花灯小调，聂耳与好友俊豪在上海相遇也由花灯戏牵引。家乡的影响、家乡的旋律、家乡的牵挂始终陪伴着聂耳。

《聂耳》鲜明体现了聂耳音乐的进步性、人民性和时代性，形象回答了人民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家、进步音乐如何鼓舞更多人的命题，有着重要的现实观照价值。

在舞台的呈现上，《聂耳》也实现了开合有度，突破了花灯戏的传统舞台布局。交响乐队的加入烘托了气势，花灯音乐与《义勇军进行曲》旋律的结合，将整个时代背景映照得熠熠生辉。

《聂耳》真实展现了艺术家的精神成长路径，戏剧表演与剧本创作上富有新意。聂耳从玉溪到了昆明，为什么又赴上海？剧作通过党的地下工作者、聂耳的精神引领者高大叔做了巧妙连接。高大叔是花灯戏班班主，聂耳是花灯戏的忠实爱好者，这一设定让艺术元素与革命元素形成呼应。作品一开场，聂耳便跟随高大叔学唱花灯小调《玉娥郎》，高大叔也借机告诉他中国人民为何要奋起反抗，还告诉他年轻人该如何确立人生的方向。高大叔被捕前，特意叮嘱聂耳前往上海寻找田汉，勉励他“长夜尽头是黎明，革命火种需要遍地播撒”。剧作以跌宕起伏的故事为聂耳离开家乡做好了逻辑铺垫，也让人物精神走向的起始脉络清晰可辨。

剧中的出场人物较多，但人物关系交代得自然流畅。高大叔和田汉等人犹如接力棒，合力将聂耳培养成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上海，聂耳受到田汉、夏衍等人的影响，加上高大叔的牺牲、好友俊豪的惨死等带来的冲击，聂耳深切意识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对光明的渴望和追寻淬炼着人物的精神，托举着人物昂扬向上。从一个又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和坚持中，聂耳看到了未来的光亮，他自己最后也变成一团火，照亮了中国。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主任、高级编辑）

塑造聂耳的“时代歌者”形象

□吴 戈

玉溪市花灯剧院创作演出的花灯戏《聂耳》，是一部视角独特、具有创新意识与艺术追求的原创戏剧佳作。该剧巧妙融合花灯戏的地域特色与聂耳音乐的民族精神内核，在众多同类题材作品中独树一帜，展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质。

作为云南乃至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聂耳及其音乐作品早已深入中国人民的心中，相关纪念与艺术创作多姿多彩。因此，以聂耳及其经历为题材创排戏剧，关键是如何跳出传统叙事框架，展现审美新意。花灯戏《聂耳》的创新之处，在于摒弃了全景式生平铺陈，转而聚焦人物精神成长的核心轨迹，精准选取了聂耳人生中的高光时刻，用简明扼要的叙事塑造出了一个“时代歌者”的光辉形象。

《聂耳》将聂耳的个人命运深植于时代的洪流，所有重要信息压缩在有限的叙述场面里，使其成为聂耳“放歌”的舞台。简明的情节设计与恰到好处的留白，加上花灯戏特有的灵动，使该剧举重若轻地讲述了聂耳这位音乐天才的不朽人生，速写出民族魂旋律的诞生历程，诗意地塑造了一群怀揣理想的进步艺术家群像。

《聂耳》采用“烘云托月”的塑造方式，将聂耳置于同田汉、夏衍、袁牧之、王人美等文化名人的交往场景中，通过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互动，彰显出聂耳的文化理想、艺术个性与创作理念。这种群像映衬的手法，让人物形象更具时代质感。

情节上，剧作有意选取了一系列富有代表性的场面：聂耳化名“黑天使”在报刊上与中国音乐剧之父黎锦晖“论战”，凸显了他炽热的爱国情怀；田汉、夏衍引领聂耳进行“入党宣誓”的场面与军警追捕的危机场景交织，让神圣理想与巨大危险相伴相生；《卖报歌》演绎出聂耳与底层民众的深厚情感，《扬子江暴风雨》则呈现出聂耳与工人运动的密切关联……尤其是码头工人以“数来宝”形式传唱聂耳歌曲的场景，既印证了聂耳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与民众熟悉度，又丰富了剧情的观赏性，实现了人物塑造与艺术表达的高度统一。

值得一提的是，花灯戏《聂耳》的艺术底色是花灯歌舞，在轻歌曼舞之外，演出还特别联合了玉溪市花灯剧院自有的民乐团与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共同组成了庞大的交响乐队，形成独特的艺术气场。现场演奏气势磅礴，既为剧情烘托出饱满氛围，让观众获得充沛的音乐享受，又与音乐家的传奇人生形成完美呼应。民乐与交响乐的完美融合，也暗合聂耳“中西合璧”的音乐素养，成为理解人物精神和艺术世界的注脚。

同时，该剧秉持学术自觉，探索花灯音乐、民间音乐与聂耳歌曲创作的内在关联。这份实践勇气与艺术追求值得肯定，也为地方戏曲演绎红色题材提供了宝贵经验。

当然，《聂耳》在人物塑造和历史细节的把握上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总体而言，这是一部有激情、有音乐感染力的花灯戏佳作。聂耳家乡的文艺工作者，用他喜爱的民间歌舞致敬这位“时代歌者”，完成了一次豪放的艺术联想——让乡音与《义勇军进行曲》遥相呼应。这份联想的深层逻辑，正是深沉的爱国情与激荡的民族魂，这也正是作品能够打动观众的核心力量。

（作者系云南艺术学院二级教授，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

历史回响与时代新声的艺术交融

□李忠福

聂耳文化是玉溪极具影响力和开发价值的文化品牌。2025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聂耳诞辰113周年之际，玉溪市花灯剧院倾力打造了大型原创现代花灯戏《聂耳》。该剧通过花灯戏这一深受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讲述聂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故事，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要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殷切嘱托的艺术回应，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花灯戏与革命历史题材的一次深情邂逅。

玉溪花灯戏是聂耳的音乐启蒙，聂耳从小就在玉溪花灯的熏陶中成长。花灯戏《聂耳》的创作，实现了玉溪几代文艺工作者的期望，体现了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的历史担当与文化自觉。故事聚焦聂耳1929年至1935年的青春岁月，以其成长中的心路历程、人生信仰和音乐成就为主线，艺术地再现了一批以聂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英勇献身的爱国情怀与革命精神。

在艺术表现上，花灯戏《聂耳》充分运用了花灯戏特有的“崴步”“扇花”等程式动作，将其与革命主题创造性结合，既保持了传统戏曲的韵味，又赋予了革命历史题材鲜活的艺术感染力。

花灯戏《聂耳》的舞美设计采用大写意和精神意象的表现手法，摒弃了舞台布置的堆砌，让观众的注意力回归演员本体。这种简约却不简单的设计理念，与聂耳音乐中蕴含的民族气魄和革命激情形成内在呼应，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恰如《义勇军进行曲》那般，以最简练而有力的艺术形式表达最深刻的精神内涵。

花灯戏《聂耳》的价值还体现在对红色文化传承模式的创新上。传承红色文化，不应停留在简单地复述历史事实的层面，而应当通过艺术创新，实现历史精神的当代转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只将其保存在书本上和博物馆中，而应当探索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审美需求的创造性结合。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往往容易陷入说教，花灯戏《聂耳》通过艺术的方式很好地规避了这一点。剧中的聂耳不是抽象、遥远的历史符号，而是有血肉、有情感、有困惑、有追求的青年艺术家，他的成长历程与信仰抉择，对当代青年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这种人格化的戏剧表达，让红色基因的传承不再是单向的灌输，而升华为心灵的对话与情感的共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我们需要创作更多既扎根传统文化土壤，又回应时代需求；既尊重历史真实，又勇于艺术创新；既展现地方特色，又承载国家叙事的艺术作品。当非遗艺术遇见红色叙事，当文化自信融入艺术创新，中国故事将焕发出更加动人的魅力，中国精神将凝聚起更加磅礴的力量。花灯戏《聂耳》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讲述了什么故事，更在于它如何讲述这个故事——这是一种艺术创新的勇气，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更是对《义勇军进行曲》所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当代诠释和生动传播。

（作者系玉溪市花灯剧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