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南国之春》自序
《南国之春》，李修文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
一
先说一说宁浩导演。十多年里，我们总是在一起拍电影和东游西荡。我知道，不管在哪里，但凡遇到他有所触动的场景，他便下意识驻足，将几根手指比画成一个取景框，对准，再对准，长时间地流连不去。手指比画而成的取景框离一部真正完成的电影当然还有遥远的距离，但我知道，从一开始，这个人的作品就是从最凡俗、最司空见惯的地方长出来的，其后，他将抵押上一切，等待着一部电影的渐渐显影。我得承认，这些年里，宁浩也像是我的取景框——许多我想写下的小说，我都讲给他听过，《南国之春》也不例外，不是作为剧本故事去讲，而是作为小说去讲，不停地跟他讲述和讨论，是我好多年里面对写作唯一能做到的事，现在，这些被我讲述过的故事正在一一得到显影，已经足以令我感到庆幸。
再说一说《三言二拍》。在漫长的写不出来小说的那些年里，我经常去阅读它，那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事，多半是些勾栏酒肆之言，却常有一些场景，迸发出让我难以忘记的光芒：一直觊觎着花魁的卖油郎，前一分钟还在假扮富二代，后一分钟，当他见到了花魁本尊，却没有吵醒醉酒的她，而是默默扫除了对方的呕吐物，这是出于可能的爱，还是出于一丝“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怜悯之心？还有那个出海的书生文若虚，当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来到他的身边，这奇迹的构成，到底是因为他被天意选中，还是因为他在对命运的不断顺从中反而获得了天意的奖赏？《三言二拍》成书的年代，其实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年代，而它的作者，却使那些最微小之事不断得以显形，渐渐自成天道：正是这些走卒贩夫的发心动念，使他们所在的时代获得了生机，这生机，也让置身在那个时代中的人们更有热情地经受了自己的生活。
最后，再说一说《南国之春》。首先，它不过是一场招魂：手抄本小说，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会，一个得了渐冻症的刀马旦，三十年前都曾出现在我所生活的那座小城里。“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当年的小城早已音容难辨，而今之我，再回小城时，常常路遇那些已经消失了很久的人，他们像是从一张底片里现身，拽着我，再说起诸多前尘往事和那些死去的人，听着听着，我便动容了——也许，我应该写下这样一些小说：它们不过是些飞短流长，但是野草般疯长的青春自在其中，闪电般稍纵即逝的生命力自在其中；果能如此，那些死去的人、未亡人，还有他们的远走高飞和画地为牢，也许，都会再度显影，走到今日的光天化日之下来？ 所以，一如既往地，于我而言，《南国之春》不过是一座埋葬着微小之事的衣冠冢，却也在提醒着我：让微小之事得到祭奠，说不定就是天大的事。
二
许多年前，我租住在北京某小区做编剧的时候，有过一位同屋，他比我小十多岁，正在给一个著名编剧做枪手。必须承认，这个小伙子创造力惊人，并且时刻准备着从雇主的背后现身，单打独斗，成为另外一位著名编剧。我们租住的房子楼下，生长着一片据说较为名贵的牡丹，所以每到牡丹花开的时候，终日都有人来到我们楼下围观牡丹，且一再将熬了通宵的那个小伙子给吵醒 。时间长了之后，那小伙子愤怒了，总是趁着没人的时候，给那片牡丹泼下去一大盆水，慢慢地，那些牡丹也就死了。
直到我离开北京，那小伙子也没能够成为一个单打独斗的编剧，原因是当他的雇主察觉到他的离开之意，为了不影响手中正在进行的项目，就给他涨了稿酬，还给他介绍女朋友，又或者带着他去认识各种行业大佬。在这个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他忽而要离开，忽而又不离开，直到最后，项目一结束，他便被他的雇主扫地出门了。在我和他临别之际，他先是告诉我，即使对自己是否还有能力成为一个帮别人干活的枪手，他也感到严重的自我怀疑。而后，他又告诉我，其实， 他就像我们楼下的那片牡丹，已经被淹死了，而淹死他的那盆水，看起来是稿酬、女朋友们和行业大佬们，实际上，却是他自己的欲望。
又过了几年，我在祁连山一带的剧组里拍戏。有一天，在距我们住地稍远一些的戈壁滩上，我遇见了另外一个年轻人。自从来到此地，他就再也没离开过，一连好几天都在帐篷里过夜。无所事事的时候，他便将硕大的行囊放在一边，反反复复地在戈壁滩上折返跑。我忍不住好奇，问他来此所为何事。他便告诉我，他其实是在这里等他的老板。而他的老板，一位著名的资本大佬，正在此地参加三天两夜的戈壁滩徒步穿越挑战赛。他和沿途上更多年轻的同事，正是老板提前给自己布置好的补给点。倏忽之间，我便想起了当年那个年轻的编剧，尽管音讯全无， 我却莫名地相信，作为一株牡丹，他并未彻底被淹死，也许，他也像我眼前的年轻人一样，仍在某一片戈壁滩上蛰伏或折返跑，并以此让自己长成一株崭新的牡丹。其中真义，就像布扎蒂的《鞑靼人沙漠》里的那个主人公， 终其一生，他都在漫长的等待和自我怀疑中度过，但是他跟真正的战士一样，活着抑或死去，都没离开过自己的战场。于是，我写下了《到祁连山去》，小说里活着的“我”也好，死去的“王朗”也罢，都曾经是又或者正在成为崭新的牡丹。
三
在我混迹于各种剧组的十多年中，有许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从世上消失了——一年四季里，我坐在火车上来来去去，进行着一趟趟徒劳的旅程，在这些旅程中，我看见过诸多江河里涌起的波浪，也看见过无数片田野的葱茏与枯寂，但是，它们并未成为我存活于世的证据：我经过了它们，很快便两两相忘，并没有什么关口和要害将我拽住，再让我置身其中，说到底，我不过是奔走在一个被抽空了的世界里，而对于那个真正的世界来说，我其实是个缺席者。越往后，我越发现，像我这样的缺席者其实源源不断：一个困守在某座小庙里的僧人曾经告诉我，多年修行下来，他从未得法，时刻都想还俗，但是，他也无时不刻不在怀疑着自己，庙门之外的几乎一切，他只怕都已招架不住；我还遇见过一个戈壁滩里的修路工，几乎每一天，他都在咒骂着戈壁滩上的骆驼刺、龙卷风和飞沙走石，且一再告诉所有人，很快他就将离开，然而，在公路修好之前，哪怕再多人离开，他也从来没有一天踏足过戈壁滩之外的那个世界。
事实的情形是，迟早有一天，僧人也好，修路工也罢，都要重新“到世界上去”，就像《七月半》里的那个主人公，无论多么恐惧，他都将穿过台风和暴雨，走向可能的报复与解脱。然而，世界还没对他动手，那些并未发生的险境却早早地将他魇住了；多年以后，他又一次走在了“到世界上去”的路上，只是，他决然不会想到，他在自己的密室逃脱乐园里亲手做成的怪物们，又将吓破他的胆子，让他寸步难行，一如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里所写的：“所谓美，无非是我们恰巧可以承受的恐怖的开始。”世事往往如此：多少蹑手蹑脚和虚张声势，不过是让自己再一次成为缺席者的证据。可是且慢，世事仅仅如此吗？那些震颤和惊恐，那些顺受和忍耐，那些欲言又止和自说自话，难道不是我们曾经和世界周旋厮磨的证据吗？
契诃夫有云：一个人必须接受一切而放弃总结。但是，在写作《七月半》的过程中，我却常常忘记他的教诲，甚至陷入了某种悲怆之中，不过是因为，越往下写，我就越是知道：那些游魂般的缺席者，从未打我的身边离开过，他们一直在出发，却从未抵达过任何一个目的地；他们一边试图闯进世界，一边又用深思熟虑麻痹着自己。只要我还在写作中感受到自己的无能，我就应当记住：那个被未发生之物魇住了的人，那个被自己亲手做的怪物吓破了胆子的人，不是别人，其实是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