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指引。在价值论层面，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则与标准，将价值观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核，坚持文艺介入社会的现实主义原则。从方法论维度，通过“两个结合”不断锻造文化主体性，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获得强韧生命力。从立场论角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科学理解和阐释“人民性”问题，明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立足点和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探讨建构面向未来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化领导权；价值论；方法论；立场论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领导权”的重大命题。他指出：“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既是对中国“文化立国”“文以载道”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这些思想和实践的创造性拓展与深化。深刻把握“文化领导权”理论，有利于在总体性图景中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发展。

一 “文化领导权”的思想源流与发展脉络

2023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提出“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但在意识形态理论中对这一领域涵盖的问题展开了深刻论述。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显然已涉及文化领导权的问题。马克思在1851—1852年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提到了由“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在1858—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将“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领域划定为“意识形态的形式”。意识形态并非仅存在于人的主观世界的观念体系，而是构成现实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实中发挥建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打破了过去只从意识出发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传统哲学路径，创造性地将之与阶级斗争和物质生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使意识形态问题从过去的认识论领域进入到政治实践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意识形态本质的分析，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革命阶级意识的阐释，对于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建构具有指导性意义，为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展相关研究开辟了广阔空间。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深刻影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实践。19世纪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等人大量使用了“领导权”的术语。在此之后，“领导权”这一概念多次出现在共产国际的文献中。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功能加以进一步拓展，并在1905年所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提出了“领导权”思想。列宁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化必须“在苏维埃政权……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他在晚年对于苏俄革命成功之后的任务提出了构想：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工作的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转向“文化主义”。列宁敏锐地看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不会因政权确立而停止，“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只有民众发自内心赞同和支持，才能真正获得领导权。

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在总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提出“文化和政治领导权”（hegemony，亦译为“霸权”）的概念，指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统治”和“伦理-政治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需要以社会成员的广泛“同意”作为前提。在从运动战向阵地战的战略转型过程中，无产阶级应该用更高明的手段和策略，通过“分子式的入侵”打破壁垒，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团结在新的世界观之下。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本出发点，都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夺取政权的问题。在以上理论中，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并不是同步获得的，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关系。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首先着手争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通过宣传阵地的建设为武装革命和政治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民心基础。正如葛兰西所言：“社会集团可以而且甚至应该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之先就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这就是夺取政权本身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尔后这个集团取得政权，即使很坚固地掌握着它，成了统治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领导的’集团。”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型国家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又是在中西文明激荡的时代条件下走上历史舞台的。“文化领导权”与国家构建、政治革命、文明创造等问题紧密相关，成为贯穿党领导文化工作的一条主线。

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肇始于“五四”传统。在组织上，“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新的“文化生力军”，“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在思想上，“五四”以其科学与启蒙精神为中国的思想转型和政治重建提供了新的信念、新的思维、新的方法，而文艺是传播新思潮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立者以文学革命为先导，将文艺作为唤醒民众、改造国民精神、树立新的伦理道德的重要阵地。李大钊提出“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并以新文艺唤起民族自我之自觉。陈独秀主张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推动文学话语模式和观念形态的转变。瞿秋白意识到“文艺革命运动之中的领导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严重的任务”，将文艺革命和文艺大众化作为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正是在这一风潮席卷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如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人都曾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产生了瞿秋白、周扬、冯雪峰等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这一译介工作构成了党领导文艺创作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时专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放在突出位置。瞿秋白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列宁论托尔斯泰》和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节译）。这一时期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丛“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其中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鲁迅译）、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鲁迅译）、别林斯基的《论自然派》（周扬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周扬译）、《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冯雪峰译）、梅林的《文学评论》（冯雪峰译），等等。除此之外，还有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东京左联成员编译的“文艺理论丛书”等。这些译著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果，对于推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树立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及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所阐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意识形态、现实主义、典型问题、艺术本质、文艺理论研究方法等，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域，深刻影响了一批文艺创作者和文艺理论者，使其走上革命的文艺道路。

中央苏区时期，在紧迫的抗战形势之下，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工农大众文艺活动，创造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和参与文艺创作的热情，极大发挥了革命动员和政治动员的功能。苏区文艺理论更多“与政治理论、军事理论、宣传理论、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以组织化、体制化的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实践并进行理论总结，对于探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道路是极为可贵的。

延安时期，党高度重视文艺在争取民族解放事业中的动员功能。毛泽东同志认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提出革命有“文武两个战线”，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文武双全”，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基于这一思想，先后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文艺工作团、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等，建立文艺领域的民族解放统一战线；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培养文艺人才。毛泽东、张闻天等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指导并参与文艺理论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神品格、价值立场和制度体系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理论领域的一系列论争都与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问题紧密相关。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80年代的“美学热”以及关于文学主体性、典型问题的讨论；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规模传入推动文艺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来都不是仅仅作为单纯的学术性议题存在，而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特殊历史语境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并极大推动了社会思潮的变迁和现代转型。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置于更大的历史情境和社会结构中来理解。“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始终贯穿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过程，形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学科的价值立场、研究方法和知识谱系，形成了一系列核心议题，如文艺的人民性问题、主体性建构问题、现实主义方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不同时代环境中呈现出不同的话语形态和理论关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恰恰就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讨论和学术争鸣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文化领导权是在党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这条道路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在探索现代化历程中的自觉选择。回顾历史，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将之作为获得政治领导的前提和基础。党在文艺领域通过组织领导、制度构建和理论创新，将革命理念、政治理想、价值原则渗透到社会运行的毛细血管，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工事与地堡”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贯于中国文艺实践中，明确了中国现代文艺理论的方向，塑造了党的文艺政策的主流话语，文艺成为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事业。

二 价值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则与标准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成果和深化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文化领导权理论。他多次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要求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明确将中国共产党作为引领时代文艺发展的领导主体。新时代的文化领导权问题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境，包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历经长期领导文化建设的探索实践，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型国家；信息技术变革带来新挑战，意识形态的争夺以更为隐秘而细微的方式存在于具体的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的各个环节之中；世界文明格局和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调整，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感召力成为决定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因素。这些变化需要超越“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的分析框架，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新理解和思考“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拓展了“文化领导权”的内涵，对于推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此后多次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评论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

首先，在理论上正本清源，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根本制度确立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研究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情况进行了有力矫正，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导性、统领性地位。这种主导性既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元理论的地位，更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在构建学科体系和解决实际问题中的指导性功能。例如，要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文艺领域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纠偏，对于“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等问题进行了批判，要求树立正确历史观，避免以主观想象剪裁历史，以娱乐化的方式解构历史，以艺术外衣包装错误史观，使文艺发展不偏离正确轨道。再如，对于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出现的功利主义、浮躁之风等问题，提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清晰阐明了文艺与市场、文艺和人民的关系，也明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发展路径。

其次，将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核。文艺作为改造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和共有信念的维系并非一般性、外在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性问题。近十余年来，文艺理论研究界“从价值论角度审视和阐发文艺的文化属性，文艺的文化价值日渐成为理论关注的重心”。中华传统文明强调推行人文教育和礼仪教化，成风化人历来是文化的重要职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提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深刻阐释了“文”与“道”的关系。“文者，贯道之器也”，“弘道”自古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流。“道”是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精神内核和价值依归，是锻造国民精神、涵养道德信念的灵魂性力量，塑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信仰和精神秩序。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和传播，不是抽象的、符号化的、形式性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面对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出现的价值内核不清晰、价值取向不明朗甚至走偏的问题，如果搞价值中立，不作价值评判，文艺理论就会沦为自我呓语，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价值引领功能是内在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设定、文艺发展的目标方向、文艺教化功能等问题的前提性、原则性问题，对于价值论的强调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基本立场。

再次，坚持文艺介入社会的现实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既有锐利的理论锋芒，更具有鲜明的介入现实的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密切关注文艺创作所反映的社会问题。通过对欧仁·苏《巴黎的秘密》、卡尔·倍克《穷人之歌》、卡尔·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的犀利批判，与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等欧洲流行的错误思潮进行论战，并从文艺领域进入更广阔的经济社会政治场域，揭示社会阶级矛盾的本质，以其现实针对性、思想穿透力、理论批判力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文艺不仅反映社会生活，更要引领时代精神。因此，坚持理论的“接地性”，始终保持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价值观塑造之间的紧密联系，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大众文化、艺术和审美领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面对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博弈，面对文化资本的渗透，面对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如果文艺理论只局限于“内部规律研究”，而无法有效回应时代变化、发挥批判和引领功能，则将失去生命力。

现实主义原则还有一个重要的面向，即全球视野中的文化权力结构关系问题，这要求我们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和历史趋势中审视文艺和文化领导权的内在联系。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创新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例如，现代性批判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贯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条主线，异化问题论争、人道主义讨论、大众文化研究等都是沿着这一脉络展开的。中国学人曾着眼于“人类共同面临的中心性大问题即所谓‘现代性’的问题”进行西方现代性批判理论的译介工作，希望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富有远见地思索今后中国文化可能面对的问题”，探寻更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如果说这种构想在当时还是一种积极意愿，当下则正在成为现实。中国式现代化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不仅以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方式提供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现代化的新模式，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新的历史观、新的文明观。这为剖析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矛盾，走出人类面临的文化困境提供了可贵的路径探索。只有以更宽广的文明视野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向纵深发展，揭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才能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进步中形成更高层次的理论创新，也才能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世界文艺理论发展图景中拥有话语权。

三 方法论：以“两个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化领导权的巩固是一个动态发展、不断重构的过程，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造、维护、修正”。主流意识形态要凝聚社会成员的广泛共识，必须提供具有解释力的认知系统、具有价值建构力的信仰系统和指导实践的操作系统。这套系统既需要具有稳定的内在深层文化结构，同时还需要有因时因势革新的能力。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处理好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以此解决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认同问题；也必须处理好与现实的关系，以此来应对社会变革中的复杂文艺实践对于理论跟进的要求。因此，以“两个结合”作为方法论指引，才能在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中不断为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拓新路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构建，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艰难而曲折的探索。这一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阶段的具体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与中国本土的艺术创造和美学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借鉴苏联文艺理论，通过翻译引进研究成果和教材，邀请毕达可夫、柯尔尊等苏联专家来华讲学等，苏联文论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教学的主要资源。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不同流派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话语以共时性的方式大量涌入，极大影响了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的概念范畴、话语系统和批评方式。但由于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学界逐渐发现这些国外理论资源无法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西方出理论，中国出材料”和中国的文艺实践成为西方理论注脚的做法行不通。学术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这种状况进行反思。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国外理论资源进行批判借鉴？如何继承创新中国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推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如何建构对中国实践真正具有阐释力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成为不断萦绕和重现的学术课题，对于它们的有效阐释和解答是掌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基础，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建设具有文化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文化主体性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核心论题，也是任何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都会面对的课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曾经拥有厚重历史传统、坚定文化自信的民族，这个问题更为迫切。从“五四”重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倡导新文学，到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的普遍性诉求下对传统文化资源的重新挖掘与改造，到20世纪90年代热议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到新时代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些讨论始终不离一条主线，即重新思考守正与创新的关系，使中国文艺理论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命题。这一理论意在回应并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枢纽问题，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历史文脉之间的关系，也明确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文化创造的时代任务。“两个结合”作为锻造文化主体性的途径，破除了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教条主义思维，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不仅是辩证统一的，更是相融相通的。这并不是局限于理论层面阐发与论证，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目的是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里通过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强调，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总结和重新阐释，既有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定，也有在此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的决心。

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独特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新文艺形态，革命文艺、社会主义文艺如何融入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必须处理和阐明的问题。抗战时期的文艺界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走向人民、走向生活、走向时代，用民间文艺形式创造了新的革命文艺形态，如秧歌剧、新京剧，也产生了一批代表新的文艺精神的优秀作品，如《白毛女》《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其中，秧歌剧是在秧歌这一民间节庆歌舞形式基础上，加入歌剧、舞蹈、话剧、地方戏曲、陕北民歌的元素，对其进行改造，以抗战、劳动生产、减租减息、妇女解放等为主题，产生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南泥湾劳军》等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广受民众欢迎。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斗争状况日益紧迫的时代环境中，这些作品激发了文艺界和人民大众民族意识的觉醒，新民主主义革命理念和党的方针政策逐渐深入人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的落实。民族形式是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真正民族的新文艺是要能够在广大的民众中发生力量的，它也就是民众的东西。要怎样才能创造这样的文艺？必须拿民众自己的东西来加以精制，再还给民众。”具言之，一方面，通过对文艺创作者的思想改造，引导文艺工作者走向民间，在情感上真正融入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在行动上投入火热的战斗与生活，重新对民族文化资源加以提炼、整理和创造，创作真正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另一方面，党所倡导的新文艺不再是由知识精英所创造的、外在于民众的文化形式，而是鼓励民众用民间形式来表现自己的生产、生活、精神风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艺形态，革命内容与民族形式以和谐的形式融为一体，为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注入活力。历史证明，在“两个结合”中不断锻造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能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获得强韧生命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国古代文论源于中华文化传统、中国文学经验和中华美学精神，历经几千年的赓续传承，沉淀为中国人的价值认同和审美追求，具有强大的生命韧性。自20世纪初以来，大量国外文艺理论进入中国学界视野，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各种“后”学等轮番登场，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浪潮。这些理论为中国现代文论建构带来了新视野，注入了有益资源，但是最终作为学术传统积淀下来、融入中国文论体系的，是那些与中国的文明基底和现实需求具有较强相关性的理论。中华文化传统形成了基本接受视野，潜在地影响着学界对于这些理论的选择、吸收和重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有高度契合性，例如，在对文艺的功能认知上，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道关系的理解、兴观群怨说、经世致用的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推动思想进步、改造世界的实践指向是一致的，都是把文艺放在更为宏大的社会和历史视野中，具有共通的精神结构。“相通的理论命题或概念范畴就会产生类似物理学中所说的那种共鸣与共振效应，其共同的价值取向与理论旨趣因此会被成倍放大。”与此同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重新评估与阐发。现代文艺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客观上需要将古代文论感悟式的“诗文评”模式转化为现代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以科学而系统的方法论对传统文论进行重新审视、整理，从中提炼出当代文论建设需要的积极价值与资源，以此为基础构建逻辑框架、阐释路径和研究理路，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型。通过“两个结合”，中华美学精神作为活的传统进入当代的知识生产、审美经验和生活样态之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和更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历了“化中国”到“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单方面地简单移植或直接应用于中国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而是通过与中国传统文论的深层次对话与融通，实现自身理论边界的拓展、价值维度的丰富和问题域的更新。例如，中国传统文论“物感说”“感通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形成了互文性，文艺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且在与世间万物共感中实现交融与共生；“风骨”“中和”等范畴有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和伦理层次；“意境”“意象”“气韵”“言有尽而意无穷”等中华美学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典型”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一定的映照与互补关系，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文化土壤中长出了更具纵深感、审美-伦理意涵与本土解释力的理论新形态。这个过程包含了相向而行的双向运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正是在这一双向互融过程中，中华文明得以更新与再造，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更为丰沛的生命力。“两个结合”为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辟了新境界。新时代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与文论研究并非抛弃传统，亦非简单的复古，而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内在机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观点、方法去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对中华传统文论资源进行重新发掘和阐释，指导当下中国的文艺实践，在二者的相互激发与双向赋能中建构符合历史趋势和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

四 立场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文化领导权是以民众普遍性的认可作为前提的。“人民”不仅作为政治概念，而且作为历史性范畴存在，其内涵和范围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而动态调整。对于社会主义文艺而言，“人民性”是具有规范性的前置条件，但这个问题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及其复杂互动关系的问题星丛，如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文艺批评标准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理解“人民性”，决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发展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一理想体现了鲜明的人本主义关怀,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文化、艺术既是获得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人类是否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的重要标准。列宁在与德国女革命家蔡特金的谈话中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只有立足于人民的生活，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才能真正触及灵魂、直抵人心，构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信仰和精神秩序。

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从《新民主主义论》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到改革开放后提出社会主义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一基本立场既一脉相承，又在新时代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在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的是“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他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基础上，对于人民性问题进行了新的阐发，并赋予“人民”概念以丰富深远的内涵。

首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科学界定“人民”的内涵。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主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了文艺的基本立场，即“无产阶级立场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提出文艺是“为人民”的，文艺服务的对象被具象化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人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文艺的阶级基础，在革命所创建的新秩序中处于主体地位。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里的“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确认了“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基于同样的逻辑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延安文艺传统的基础上，对“人民”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刻阐释：“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这里的“人”不是抽象、孤立的个人，而是现实的人。这一阐释的原创性贡献在于极大拓展了“人民”的范围，人民不再局限于工农兵，而是一切拥护、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同时，将“现实的人”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既不同于中国儒家“民本”思想对“民”的理解，也不是孤立的、脱嵌式的个人，更不是将人民作为铁板一块、毫无个体特征的抽象整体。人民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既是文明史的继承者和创造者，也是复杂现实社会关系的产物，这就赋予“人民”概念以厚重的历史纵深和深刻的文明内涵。

其次，强化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民通过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创造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文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源于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人民性立场成为内化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核心问题，体现为文艺的服务主体、表现主体、评价主体和创作主体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人民生活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文艺创作素材，只有在复杂多元的生活样态中深刻体会人民的真实情感、思想和精神需求，将人民的冷暖、悲欢、诉求倾注于创作中，才能实现“化大众”和“大众化”的统一。“以人民为中心”并非抽象的要求，而是大势所趋和现实要求，只有深入人心，才能真正发挥文艺的思想引领和社会教化功能。马克思曾犀利地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这就要求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重心落实到每一位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和情感需要，把人民作为鉴赏家和评判者，让人民真正拥有影响作品创作的话语权。人民的审美和文化需求随着时代在变化，文艺创作不能在封闭的小圈子中主观臆断人民的精神境界和价值标准，代替人民做出评判，而是要投入社会生活的洪流，紧跟时代变化，创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

最后，强调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曾专门讨论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将“普及”作为“提高”的基础。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要求“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知识精英只有走向民间，真正在思想上、情感上与大众融为一体，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才能得以实现。2013 年8 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延安时代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在新时代转换成了“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明确了当下“如何以人民为中心”的问题，即对于人民的需求，不能满足于迎合，更需要引导。在此基础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原则和标准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文艺置于真实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强调“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批评标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评价原则，要求达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效益”的评价标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鼓励生产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优秀作品。“两个效益”评价标准的树立，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文艺的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以及政治逻辑、文化逻辑、市场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一原则渗透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研究，并落实到文化制度和政策之中，通过发挥价值引领功能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

结 语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和发展意义重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概念、方法、理论、价值观经过逻辑化集成后形成的复杂知识系统。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至少包含几个方面的要素：核心稳定而具有标识性的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基于中国实践经验、具有鲜明主体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原创性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具有超越性的世界意义和影响力。能否建立起富有现实阐释效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既关系到当代文艺的发展方向，也关系到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理论支撑。

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以特定的方式影响着中国文艺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当今时代，市场化、数字化、大众化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时代条件，也使当代文艺理论面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极为不同的社会环境和问题意识。市场化改变了文艺生产和传播的传统模式，使文艺同时具备意识形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等新的文艺形态借助数字化与技术媒介获得了蓬勃发展，新大众文艺使人民大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参与了文艺创作和欣赏。新的文学现象必然产生新文学观念和文艺思潮，也必将深刻塑造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面对平台的流量逻辑与文化的价值追求、商业利益与艺术标准的矛盾，需要新的理论对新的文艺实践活动进行有效阐释和引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改造世界、介入现实的取向。当下的文艺生产是一个复杂而充满张力的场域，如何深入探求媒介技术、平台经济背后的权力机制？如何解决流量逻辑对社会意识的反向重构？如何理解圈层化消费与开放性交流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意识形态极化现象？面对数字化狂欢带来的意义迷失，如何通过文艺批评，有效引导文艺创作内涵和文化品格的提升，形成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大众文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正是在对这些文化现象的回应、引导中不断得到巩固。对于这些问题，仅仅进行书斋式的文化批判是不够的，必须以这些新变化新问题新要求作为切入口，打破封闭的学术研究方式，深入研究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破解难题中推动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既要向下扎根，深植中国文化土壤，直面时代课题；又要向上生长，揭示时代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反映历史运行的规律，通过扎实而深入的理论研究，为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中国正在创造新的文明意义上的历史。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最重要的就是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创造内生于中国文明传统、面向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又有着世界性价值的思想体系。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立足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但不止于学科建设，而是要为推动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与解放事业提供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因此，既需要纵向贯通，重新发掘阐释中国传统文论的当代价值；又需要横向汇通，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和世界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中汲取学术能量，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话语系统和理论形态，向世界展现中国道路的精神特质、价值内核和道义力量，在与国际学术界开展积极交流和对话中形成学术话语权，推动世界文艺理论学术格局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