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后怎样
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
鲁迅有名作《娜拉走后怎样》，提出娜拉走后的两种命运：续梦与梦醒。我们今天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之后怎样：致敬与接着讲。
1985年，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发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充满着改革开放时代所特有的解放思想的力量、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打破旧文学史叙事框架叙事模式叙事话语，对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重新建构阐释的冲动。这是陈平原2016年著文《小书背后的大时代——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说起》，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归功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那个特殊的改革开放大时代。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者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其当时提出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现代性如何阐释，改造国民性怎样落实，纯文学是否合理，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左翼文学思潮的功过得失，以及“悲凉”是否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等问题。上述学术问题的核心是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与“现代性”相对存在的是“传统”，社会传统与研究传统。上述问题中，改造国民性、左翼文学思潮的功过得失，是已经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史研究中，但需要重新认识与调整的重大问题；而纯文学是否合理，世界文学的可能性，“悲凉”是否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是80年代文学史研究亟须突破的“现代性”探询。上述五类问题几乎成为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必答题，尽管答案莫衷一是，但给学术界带来活力。
二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20世纪将要成为完整的历史形态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步的主线如何确定？在晚清、民国、新中国三种政权的更迭中，如何妥置文学史叙事？
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于2010年出版。我曾参与中国近代文学部分的写作。在漫长的酝酿章节与着手写作过程中，写作团队也时时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诸种问题所困扰。作为主编，严先生亲自写作的《引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特征》，集中回答了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把握和认识。严先生认为，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在清末与西方文化、文学相遇，经碰撞、交汇，在自身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史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崭新阶段。促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增长的外部条件，是世界的一体化趋势、近代传媒的兴起与变革等，其内部条件，则是支撑现代社会形成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譬如对科学的崇拜、对理性的尊重，对人本主义的提倡、对人的发现等。内外部条件的叠加积蓄，形成“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为艺术的文学，同样具有现代性；精彩纷呈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都是富有现代性的创作方法。“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其他变动，如文学取得独立的地位，小说戏曲进入文学殿堂，悲剧有了重要的地位，白话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表达形式。都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具备现代性的意义。
严先生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以教科书般准确的表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演进，做了一个高度的概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运用的以“现代性”认识为核心的学术叙事，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起点与重大收获。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所涉及的另一重大问题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框架、叙述模式、叙事话语问题。叙述框架要解决在20世纪的时间纵轴中，妥善置放晚清、民国、新中国不同意识形态下各自的文学空间；叙述模式、叙事话语要解决如何在20世纪中华民族灾难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真实与有尊严地描述中国人的认知与情感历程。叙述话语是如何走出单一的革命与阶级斗争话语。
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文学的叙述框架思考，具体化为文学分期的划分及其争论；叙述模式与叙事话语，则徘徊在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之间。
在文学研究的传统格局中，20世纪中国文学被划分为三个时期：1912年前属晚清，但现代文学以1919年为起点，民国前八年前的文学，便成为近代文学的飞地。1840—1919年的文学，属近代文学范畴。1912—1949年9月政治形态属民国。因为前述的原因，1919—1949年的民国文学划归现代文学范畴。1949—1999年属当代文学范畴。在大学教学的格局中，晚清、民国、新中国阶段的文学，分属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三个教学单元。近代文学因为是古典的收束和现代的源头，故紧紧抓住“转型”这一核心词汇，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现代文学因为是“五四”之子，是新文化新文学的载体，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生当其时，活力无限。但受时段空间的限制，少有转圜腾挪的余地。当代文学与当下社会生活联系密切，不断涌现的“文学创作”，使其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巨大。在经典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两个区域，当代文学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叙事框架的建立，有利于我们在近代、现代、当代的连接与融会贯通中，思考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根本问题。
三
他山之石：历史学科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史”的理解与建构
整个20世纪，历史学科一直是中国人文学科的引领者。考察历史学科对20世纪中国史的思考与建构，对我们也许有建设性的意义。
2009年，中国近代史与党史专家金冲及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其在“引言”中陈述：之所以用20世纪这样一个概念，是因为“这个世纪终究已经结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和研究了”。“引言”认为：20世纪对于中国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年。要是把20世纪中国历史分成两半的话，前半个世纪，也就是1901年到1949年，中国人主要解决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后半个世纪，也就是1949年至2000年，中国人所要解决的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问题。20世纪的中国，经历过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一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史学家和文学家对20世纪的把握有着广泛的一致性。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晚清、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三个时期又可以概括为站起来和富起来强起来的两个阶段。1949年是站起来的历史过程；1949年以后是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过程。金冲及20世纪中国史学“三个时期两个过程”的叙述框架，是最接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叙述框架。而其叙述模式和话语，自然以革命叙事与话语为主。
史学界以“二十世纪”命名的研究模式之外，还有以中国近现代命名的研究模式。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张海鹏主编的10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2007年出版，2018年修订出版。历史学科的“近代”的时间跨度是1840—1949年，是文学研究中的近代与现代的叠加。
《中国近代通史》以1840—1949年近百年的政治史为基本线索，引入了现代化的视角和叙述模式叙事话语。其现代化叙事，更多地表现为革命叙事的补充。主编张海鹏在《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基本思路》中认为：“中国近代历史内容丰富多彩，革命是那个时期的时代主调。”同时又强调，整个中国近代史，“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这两者在历史实际发展过程中不能相互取代，在研究过程中也不能相互取代”。《中国近代通史》的编写试图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引入现代化的叙事模式，但感到民族独立应该是近代史的主线，故其描述仍以革命叙事为主。其实，从理论上讲，中国的现代化是追赶西方工业化步伐的后发现代化，后发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现代化条件是民族独立。民族独立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义。换句话说，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应该是后发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视为中国后发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便可以做到共生共存、水乳交融，中国近代叙事，便可以更加丰富多彩与游刃有余。中国老一辈革命家1949年撰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时，选择“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1840年以来”三个历史节点，连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已经为我们展现出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与胸怀。而当下，两个百年的叙事话语连接，站起来与富起来强起来现代化逻辑的自洽，更是对民族历史、民族未来的激情回顾与展望。这些自然可以成为我们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预测21世纪中国未来的基本遵循。
四
关于中国文学现代化研究的几点建议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现代性”的探询为主要目标，20世纪中国史的叙事追求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并举。两者有何不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探询，以西方现代化进程为主体，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中，寻找中国发展现代性因素的积累增长，因此急迫在世界性的坐标中寻找中国的位置，因此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要素充满渴望；中国历史的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结合的追求，更多以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为主体，寻找中国后发现代化独特路径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引领。因此，对现代化中的中国要素给予更多关注。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叙述框架仍会被继续使用。进入历史状态的20世纪中国，构成的一个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富有对比性、富有阐释性的历史过程。随着21世纪的推进和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宏业的展开，中国文学学术的研究将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
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从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活、精神情感多方面描述中国现代化过程，将是中国学术界的长期的重要任务。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研究，势必成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共存的另一条研究模式。
中国文学现代化研究可以打破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的学科壁垒，在一个相对的长时段、大间距环境下观察、描述中国文学的现代演进。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研究模式中，我们呼吁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
第一，中国文学的中国近代、现代文学的分期，在学科设置的层面，调整为中国近代文学，以求得文学与历史学关于近代史的称谓统一，避免学术混乱。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包含1840—1949年中国历史的认识，自1956年萌生，至20世纪80年代得到普遍认可，再到1999年编写《中国近现代史》形成共识。形成共识的最重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是中国旧时代的结束，又是新时代的开始。史学界执行近30年的中国近代的标准，没有被文学界所接受。故而在学术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中国文学与历史的研究，需要一个并轨的统一过程。
第二，中国现代化叙事，需要长时段、大间距的观察。1840—1949年的长叙述时段，可以产生更广阔的学术空间，形成更重大的学术课题，拥有更富历史感更生动的历史叙事。将文学分期中的近代现代叠加，形成一个完整的站起来的历史过程，和1949年后富起来强起来时代的当代文学可以构成对比，形成具有阐释性的历史过程。（1840—1949年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政治主题强势。经济主题、社会主题呈现弱势。而1949年以后，政治主题转弱，经济、社会主题增强。）
第三，描述阐发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中所释放的情感与人的精神层面的现代性，是文学的擅场。文学研究可以在历史学政治叙事之外，构建文学所特有的情感与精神叙事框架，运用更富表达力的革命与现代化话语，走出单线条单色彩文学史叙事的研究困境。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提出40年以后，文学史研究期待接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