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AI时代重提“史学危机”
20世纪末以来，人们不断论及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知识生产、流通和消费形态，近年来一波又一波的AI技术革新更是标志着这一时刻已然来临。与此相应，有关既有学科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文科如此，理科亦然。面对危机，理科很快转换赛道，成立各种新机构予以应对；而文科犹如辎重部队，积重难返，争来争去，围绕的都是一个主题——文科有用还是无用，似乎没有触及危机的实质。
一
文科是一个比较暧昧的概念，可以一分为二：一类叫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Humanities）。人文科学概念起源于文艺复兴时代，当以神学为中心建构的秩序被打破后，关乎世俗的流动空间的人文知识逐渐成长。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知识社会史》一书中将这一过程描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information，即信息，是在人的日常生活中自发地产生的，具有不确定性；第二阶段为knowledge，即知识，是由信息升格而来，具有相对稳定性。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在《蛆虫与奶酪》一书中讲述了16世纪意大利北部一个小作坊主——梅诺基奥的故事。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信息和知识传播的速度加快，梅诺基奥脑海中旧知和新识之间出现碰撞，产生了不见容于教会的异端思想。梅诺基奥在临刑前高声道：当我开口的时候，世界会为之震颤的。这是知识的力量。这种知识是如何变成“学科性”知识的？用伯克的话，经历了 institution即体制化（第三阶段）。知识的体制化最终体现在学科化的进程之中。
进入18世纪，出现了一个介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概念——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之所以得以诞生，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18世纪的欧洲可谓天变地异，旧世界坍塌了，新世界还遥不可知，以至于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在《墓中回忆录》里感叹，“我生活于两个世纪之交，仿佛在两条河流的汇合处；我扎进翻腾浑浊的水中，遗憾地远离我出生的旧岸，怀着希望向一个未知的岸游去”。社会科学正是在这种断裂中登场的，而启蒙的乌托邦给新世界描绘了一幅蓝图。
在中国，有一个独特的知识分类，叫“哲学社会科学”。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宣布成立四个学部：一是物理化学数学学部，二是生物地学学部，三是科学技术学部，四是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苏联有“社会科学”（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和“哲学科学”（философская наука）两个分类，彼此有交叉。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将“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并列的用法，甚至有的将哲学置于后二者之前，强调哲学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领导地位。但是，“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术语则见诸1942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在该演说中，毛泽东讲到：“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
不管是哪种分类，AI的出现改变了文科以往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部分人工为人工智能所取代。文献检索、数据分析、文字翻译以及书写等，皆可借助AI来完成；以往需要经年累月磨砺的研究或创作，AI能以远低于人工的时间和更好的形式轻松完成，文科学者的“固有领土”被AI侵蚀了。对照上述关于文科类别的梳理，谈论文科危机需明确到底指文科的哪一部分，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抑或是哲学社会科学；而不论是哪个，文科内涵的各科都有双重取向：一个是“赛先生”（Science）——科学取向，另一个是“穆姑娘”（moral）——伦理取向。在AI冲击下，文科的危机主要来自“赛先生”还是“穆姑娘”，是需要辨析的。
二
虽然我在思考AI 时代的文科危机问题，但为了不攻守失据，我把谈论的范围圈定在现代历史学领域。
中国是无可置疑的“历史大国”，却是“历史学小国”。提到历史学家，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必是伟大的司马迁。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说明他属意历史哲学，“通古今之变”表征他不是现代意义的史家。在18世纪末之前，人们之所以关注过去，是因为相信历史是经验的宝库，正如拉丁谚语所说的，“历史是生活的老师”。18世纪末，“未来”出现，历史学成为缩短过去的经验空间与未来期待的地平的学问。在人文科学“文史哲”三科中，现代历史学走的是“赛先生”的道路，而之所以能获得如前现代王者的位置，乃是因为靓丽转身而为现代国家认同的所在。历史学涉及身份认同即“我们是谁”的问题，起着“穆姑娘”的作用。
饶有意味的是，在争论文科有用或无用时，人们往往是以文科的人文取向来进行反驳的。但无论是史学一家，还是文科全家，经过科学化和细分化后，我们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与“人文”有关是需要重估的。径直说，很多人文研究忘却了人文精神。如果说 AI 造成了文科的危机，我们必须如临床医生般进行诊断，于此我想起了缠绕于当代中国史学的两个未曾克服的问题。
我们同时经历过两个“史学危机”，一个是自发的，另一个是外来的。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危机来自中国学术内部。如果输入关键词查阅当年的报章，会发现很多诸如“史学危机”“文学危机”“经济学危机”之类的话语，背后均有一个诉求：学科科学化。尽快恢复和健全学科，是人们不二的诉求。在历史学科里，衍生出制约今日史学发展的两组命题。第一组，我称之为“史料和史论”。以往史论占据主导，如今强调史料。日本学者森正夫来中国参加学术讨论会回国后曾撰文道，印象最深的是中国学者特别喜欢说用了怎样的史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依然如此，追根溯源，始自20世纪80年代。但是，史料和史论不可二分，强调史料的重要性绝不意味着要忽视史论的必要性。现在很多人感叹史学碎片化了，缺少理论关怀，原因在于将二者截然两分了。这一矛盾延伸出第二组关系——“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政治各有其诉求，彼此缠绕，保持适当的距离是自我同一性的要求。由于有这两组关系的制约，可以说当代中国历史学还没有走出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危机。
令人错愕的是，在国内学界疾呼史学危机时，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西方学界出现的史学危机却是别样光景——去科学化。如所周知，“年鉴学派”的经济社会史是在对现代史学的批判中诞生的。经济社会史的核心是“经济”，而非“社会”，“社会”是一个形容词。1942年，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母校索邦大学演讲时曾指出过这一点。原因何在呢？历史学是一门缺乏自主性的学问，用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乃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属于自身的历史时间理论。干支纪年、帝王纪年、基督纪年以及社会形态、长时段等所谓衡量历史的时间都是外在的，而非从历史自身生成出来的。研究古希腊的朗西曼（W. G. Richman） 总结出三组关涉人类聚合的关系：经济—生产模式、意识形态—说服模式和政治—强制模式，认为此三种模式可分别衍生出 8、8、7 种，而彼此之间的组合则可生成 450 种“社会”。换言之，有可能存在450 种社会史的时间。因此，社会史隐喻的是复数的历史，历史学的科学性是通过“经济”时间来保障的。事实也是如此，历史学通过依附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不断趋于科学化，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曾经引领计量史学的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说过一句名言：凡是不能量化的历史，就不是科学的历史。但历史学的科学化也产生了副作用，一如微观史大家金茨堡所批评的，使用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很小，而不使用科学方法反而能得出宏大的结论。这是一个悖论。
与中国学者以科学化克服史学危机的努力不同，同一时期西方学界去科学化的危机话语在英语圈被称为“语言学的转向”，意大利学者则称之为“弱思考”——去形而上学化思考，旨在重审近代以来知识体系的自明性。于是，在“主体的复归”下，新文化史、记忆研究、公共史学、微观史等呼之而出，甚至连被现代史学排斥的情感也成为史家案头的座上宾。同时，历史叙述呈现出多样性，与八股般科学叙述不同，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称之为“叙事的复归”。1998年，《年鉴》杂志编辑部刊文自信地宣称，已经克服了认识论转向对历史学造成的冲击。
虽然欧美史学的新潮流也流入国内，中国学者也生产出一些类似的研究，但是由于没有认真对待史学的科学化与去科学化之间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自发的史学危机不仅没有被克服，反而被深刻地涵括在隐而不显的史学繁荣中。兹且举三点：
第一，史料即史学。史料是表象过去的产物，其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承载了事实是需要检证的，一如提交给法庭的证言，没有经过检验的证言还不是可信的事实。法国学者伊凡·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的《蕾蒂西娅，或人类的终结》一书是检讨“史料”的典范之作，作者以一个现实中发生的奸杀案为切入口，展示了新闻记者、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的“事件”，发人深省地指出：“正因为蕾蒂西娅雷不在，她还活着。”所以说，检证史料不止求真，还要求知。阅读雅布隆卡的理论著作——《历史即当代文学》关于文学与历史的论述后令人感叹，为什么用科学的方法追求“真实”，却未能得到“真理”，更没有收获让人感动的“真情”。
第二，伪因果律。史料至上，并非意味着不推崇理论。现在成为“死语”的“三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是当时人们所追捧的科学法则。今日崇尚的“跨学科”方法，也带有寻找终极法则的欲求。然而，理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复数性决定其具有反理论的性格。1966年，25岁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发表了一篇极具震撼力的长文——《历史解释的限度》，批评历史研究中普遍使用的因果分析实为类似现象的堆砌。必须承认，这广泛存在于今日的历史书写中，且在史料的灌木丛中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第三，单面叙述。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资本主义致使人丧失自省和批判精神。被表象的过去凝聚着历史性的经验，经由研究者的“再表象”后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当下，但历史早已没有如以往般的政治影响力。过去很难给现在提供有效的经验，现在也无须以过去来强化自身的正当性。事实上，过多的强调历史很可能在现实中产生反效果。即使要以史为“剑”，使用时亦须谨慎。如研究上无疑要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却不能否认“中心性”的客观存在，更不能随便使用“土著术语”，因为这反衬出另一种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
三
由上可见，不要说对AI带来的危机进行反击，史学自身还怀抱着尚未克服的危机。在这一前提下，倡言以人文来回击AI，显得苍白而无力——我们必须同时进行两面作战。
第一，拥抱AI。所谓拥抱AI，就是要将史学的科学化进行到底。人工智能在挤压文科的人工空间的同时能否帮助文科开疆拓土呢？回答是肯定的。金茨堡对史学科学化的批评很深刻。平心而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的计量史学有经济学和统计学作支撑，非一些数字人文研究所能比拟。但是，当AI技术导入历史研究后，金茨堡的话亦需予以重估，因为有更大的数据库和算力支持，数字人文的计量今非昔比，AI为史学的科学化敞开了新的可能性。此外，AI技术并不止于助力研究，还可以成为史学与公众之间的媒介，在促进史学的公众化方面，AI有一望无际的旷野。
第二，抵抗AI。在AI广泛渗透于各个领域的当下，重提史学的“去科学化”有助于抵抗AI化，这是人文学者最后的矜持。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有对“技术”根深蒂固的怀疑传统，原因不外乎技术导致知识的外在化、智能的低下。因此，在拥抱AI的同时，抵抗AI具有很大的意义。就史学而言，这种抵抗可以落实在若干层面上。
一是研究。Microhistory被译为“微观史”有将该领域的重要性弱化之嫌，不如径直译为“显观史”。微观史因对小人物、小事件的关注，在将主导叙事相对化上厥功至伟，但目下的理解和实践大都流于表面，书写者凭什么说能为大众“代言”，凭什么能成为不在场的大众的“代理”，难道不存在书写者的暴力——“解释的暴力”吗？结合上述未曾克服的史学危机，窃以为，微观史在提升研究质量上的意义在于让因果律落实在实际的关系上，从而完成史学的科学化。反西方中心主义的叙述只有通过微观史才能真正做到，因为只有在微尘中已有的理论才可能失效，才能将左右历史研究的命题消解在细节中。
二是写作。不要执着于朴素的实证主义，朴素的实证主义貌似昌明学术，实则是对历史任意施暴，更糟糕的是，由于放弃思想博弈而为历史修正主义打开了后门。历史事件有如恒河沙数，历史的空白远大于已知。朴素的实证主义束缚了历史书写者的想象力和推理能力，非虚构写作在呼唤书写者收回失地。真的非虚构写作绝不是事件和修辞的叠加，而是在有限的史料下挑战思想的极限。记忆研究、情感史研究等涉及非虚构写作，但目前很多研究存在误区。简言之，我们谈记忆时，常常把记忆当成了物（thing），记忆是一个动词，实为回忆。oral history被译为“口述史”，口述与历史并非直线关系，口述是唤起，是回忆行为，口述史确切地说应该叫“口述资料”，要成为“史”还需要上述所说的检验流程。情感史也是如此。为什么要做情感史？因为它要找回被启蒙思想否定的非理性。人在绝大多数时候是非理性的存在，历史上很多重大的事件是非理性的产物。要之，通过书写主体的情与思、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亦即张扬个性化，可以抵抗AI带来的主体的异化。
三是实践。如果说微观史和非虚构写作分别代表了史学的科学化与非科学化两极的话，那么公共史学则为AI时代的历史学争取了实践的空间。公共历史是一种运动（movement）、方法论（methodology）和途径（approach），促进历史的合作研究和实践，其实践者肩负着让公众了解和利用其特殊见解的使命。公共史学游离于“学术外”，却植根于“学术内”。为什么要学历史？除了古典似的回答外，公共史学把历史知识转化成了生活知识，正如博物馆、观光景点所表征的那样，历史是可视的、可消费的。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制造”出一大批“奴隶”，作为印刷文化的守墓人，在拥抱AI的同时，我更倾心于抵抗AI，这种二义性（Using against AI）恰是人文科学反思精神的闪现。
注释
[1] 夏多布里昂：《墓中回忆录》，郭宏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3年，第440页。
[2]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5-8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