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汪曾祺《草木春秋》手稿第6页 中国现代文学馆 藏

“春秋”，在中国古典语境中，既为岁时之纪，又为史书之名。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珍藏中，也有这样一部别样的“春秋”——汪曾祺先生散文集《草木春秋》的部分手稿。这份“春秋”不记帝王将相，不涉金戈铁马，只为一花一木、一虫一鱼、一蔬一饭作“本纪列传”。

手稿纸面整洁，字迹舒朗，气韵流畅，几乎没有大面积涂改。其上寥寥数处修改的墨痕，如思想的涟漪，让我们得以窥见作者行文的思量。

从故乡高邮的花园到昆明雨季的菌子，从塞外沽源的马铃薯到北京胡同里的大白菜，汪曾祺的散文世界，就是由这些具体可感的风物构成的。在今天这个信息过载、感知日益钝化的时代，重新观察汪曾祺的手稿，看他如何用最朴素的笔触“格”开万物肌理，这不只是一次文学的回望，也是一次心灵的荡涤。

本文即以文学馆所藏《草木春秋》手稿为线索，从“形”“用”“神”三方面探看汪曾祺文字意趣，试着理解这位被一些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文心与匠心。

格物之“形”

对自然万物形态的观察与描摹，是汪曾祺博物书写的起点。

在《紫穗槐》中，他写道：“枝叶近似槐树，抽条甚长，初夏开紫花，花似紫藤而颜色较紫藤深，花穗较小，瓣亦稍小。”寥寥数笔，通过与常见植物的比照，将一种读者或许陌生的植物形态勾勒得清晰可辨，跃然纸上。

最有意味的变化，是他对动态的把握。手稿上，汪曾祺初写道：“风摇紫穗，甚为可爱。”平实，准确。而后，他将“甚为”二字，改作“姗姗”。于是，有了这一句：“风摇紫穗，姗姗可爱。”改动虽小，却令句子活了起来。“姗姗”一词，本是形容步态的轻缓从容，汪曾祺用它来写花，令静物生姿，风中摇曳的紫花含笑而行，轻盈、款摆，又带着一份节制。一个词的替换，生出一种人意与物情相契的灵动之美。

汪曾祺对语言的克制，也体现在文字的删减上。手稿中一句“紫穗槐的枝条树叶皆可为饲料”，后被精简为“紫穗槐的枝叶皆可为饲料”。从“枝条树叶”到“枝叶”，语言更为凝练。这些微调，看似修辞功夫，实则是一种“格物”态度——尊重事物本来的样子，用最贴切的语言为它立传。万物自陈其形，文字如清水照物。

格物之“用”

“形”，是自然的风姿绰约，“用”，则是生活的温度。汪曾祺写草木，也写食物。他笔下的“用”，是物与人之间最亲切、最温暖的联系。

在《南瓜子豆腐和皂角仁甜菜》的手稿中，有一处小改动很有意思，原稿是“中国人吃菜每多别出心裁”，定稿改为“中国人吃菜真能别出心裁”。从“每多”到“真能”，一个语气词的转变，语感顿活。句子从陈述变成了感叹，语义由理性变得灵动。汪曾祺不再是旁观的评述者，而变成一个对民间智慧充满惊羡与激赏的同道中人。这个“真能”，带着口语的温度和亲切感，一下子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让我们仿佛能听到他那一声带着笑意的赞美。汪老笔下的“格物”，就这样接上了地气，有了热腾腾的人情味。

汪曾祺写食物，从不止于“吃”。食物是四时流转的结晶，是风土的气息，是人与自然心照不宣的默契。

他写春初野菜的清香，形容蒌蒿的味道“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嗅觉、视觉、时节与心境融为一体。这大概是中国式“吃”的最高境界：口腹之欲之上，还有一份顺应自然、体察四时的生活哲学。

汪曾祺对“吃”的热忱，即便在艰苦的环境中也未曾消磨。汪曾祺在《紫穗槐》一文中，记叙了他在西山刨坑种树“玩了命”地劳动，但笔锋一转，依然能发现乐趣：“山上的酸枣熟了，我们摘酸枣吃。草里有蝈蝈，烧蝈蝈吃！”算不上什么饕餮盛宴，却是困苦中自然的馈赠。他所赏之“味”，早已超出了舌尖的范畴，是于艰难时世中，咂摸出的一份生之乐趣与坚韧。

格物之“神”

若说“形”与“用”是“格物”的表里，那么“神”便是其魂魄。汪曾祺的“格物”，最终往往能超越物本身，与广阔的文化传统相连接，在微物中见出大千，在短暂中触摸永恒。

在《阿格头子灰背青》的手稿中，他由坝上草原的牧草，联想到了北齐名歌《敕勒歌》。原稿写：“写草原诗的压卷之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想了想，又在“压卷之作”之后添了四字——“苍茫雄浑”。这四个字，让整段文字忽然有了气象。文学史的评价，忽而化作草原上的长风浩荡。“苍茫雄浑”，概括了《敕勒歌》的风格，也投射出汪曾祺本人的精神向往。想象一下，一个正在塞外田垄间劳作的人，心中回响的却是“天苍苍，野茫茫”的千古绝唱。这份跨越时空的共鸣，也许正是士人之心的底色——困顿中有天地，朴实中有气度。

这种士人情怀，在汪曾祺身上，并非一种对过往的简单凭吊，而是一种在现代语境下自觉的文化选择与精神操守。他书写着最具体可感的日常，于一草一木、一蔬一饭中重建内心的秩序感与意义感，以审美的、生活化的方式，延续着文人的精神血脉。

这种由“物”及“神”的笔法，在汪曾祺的其他作品中俯拾皆是。在《花园》里，他写一种通身铁色的“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由一只小虫飞行的姿态，生发出一种无端的、诗意的感伤，这份感伤，是少年对生命孤寂之美的第一次体悟。在《故乡的鸟呵》中，看到“夜哇子”（鹭鹜）飞来，他想起“故乡古话说这种鸟常带来幸运”，便有了“我尽想，从来处来，从去处去”的生命感慨。正是这种由眼前风物随时生发开去的思考，成就了他文章的高远境界。

微言见大义

汪曾祺的散文，看似闲适恬淡，却有着深厚的文化根脉。他珍重一草一木，是《诗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传统；他讲究四时食事，是“不时，不食”的饮食哲学；而他于万物中见出情致与境界的胸襟，则是一个士人在历经沧桑后，与世界达成的和解。

从“甚为可爱”到“姗姗可爱”，从“每多”到“真能”，从“压卷之作”到“苍茫雄浑”，通过对《草木春秋》手稿的探寻，我们得以一窥汪曾祺的创作心路。他由“形”入“用”，由“用”及“神”，在对一株紫穗槐、一道南瓜子豆腐、一首《敕勒歌》的反复端详中，完成了他的“格物”。几处微改，不只是语言的推敲，更是他对万物、对生活的体贴与敬意。汪曾祺的“格物”，遥接着《诗经》传统，也化用了宋明理学，但他剥去了理学寻求“天理”的沉重，转而注入了审美的、充满生命本真的趣味。

凝视着原稿那整洁的纸面与墨迹，我们不难看到汪曾祺“士人之笔”的修养：修辞的克制、语言的平和、物象的精微，都来自他以文为行、以生活为道的深层信念。而这份笔迹的珍贵，远不止于此。它更向我们敞开了文学生成的内在肌理。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使命之一，便是守护并唤醒这些沉睡的墨迹，向世人呈现这份“生成”的过程：借由一页页手稿，让我们看见文字如何生长，思想如何在笔端被推敲、被取舍，语言如何在一笔一画中由拙而巧，由散而凝。最终，也让我们看见一位作家如何在时代的风雨中，以最大的诚意与耐心，活过、爱过、写过。

从这一笔一画的修改中，我们读懂的，不仅是汪曾祺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也似乎学到了一种本事：在任何境遇下，都能从具体微小的事物中汲取力量、发现趣味、安顿精神。这或许才是今天我们重读汪曾祺、重读这份手稿的意义所在——它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喧嚣，我们心中，也当有一片值得俯身进入的、有滋有味的草木人间。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公共服务部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