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我写下小说《剧院》的第一个字，所有的人间扑面而来。

1991年冬天，风吹起了我蓬乱的头发，我从部队退伍回到了家乡诸暨。在江南这座普通的火车站广场，我听到了西施商场方向传来的流行歌曲。在《潇洒走一回》的歌声中，我粗糙的人生来到1992年的春天。这年春天我正式落户县城，在一家国营企业做“三班倒”。我很像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那么渺小却又真实，那么贫困却又健壮。

我在县城度过了1992年至2005年这十三年。我的小城生活，像个摇晃的青年，穿着劳动皮鞋，大摇大摆地行走在太平桥、人民路、老鹰山、东湖菜市场、半爿街、采芹桥……这儿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江，浙江的很多县城都有一条穿城而过的江，好像穿城而过是江的基本条件。我喜欢去桃花源吃那儿的包子，一元钱一个；我喜欢去小乐园吃冷饮，比如冰镇绿豆汤；我还去过海浪歌舞厅，门票是三元钱。我最喜欢去人民电影院看电影，或者去诸暨剧院看越剧《西施断缆》，看青岛京剧团来演出的《沙家浜》。我记得演沙奶奶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年轻的“奶奶”。

我来到县城，很像是高加林来到了县城。我在县城的工作是在一家化肥厂当一名经济民警，同时我还去夜市摆小摊，同时我还做水电工，看上去日理万机。四年以后我得罪人，被调去造气车间拉煤；再过了两年我去了一家制药企业当企划员；再过了一年半我去了一座民办高中当文书；再过了大半年我去了《诸暨日报》当记者。我的工作变得有些令人眼花缭乱，很像是梦境的切换。2005年我离开了县城，装模作样地在杭州飘荡。我帮人编杂志、编书，自己也写小说。那时候我知道，如果要养家糊口，可以依靠的只能是文字。文字就是我在人间丛林里的猎枪。

我生活在诸暨的十三年，见证过县城许多人事，比如太平桥的建成剪彩，比如去围观公审公判，去船上的录像厅看刘德华拿着枪胡乱地射人，和工友用搪瓷盆喝啤酒。我很像是贾樟柯电影里的一个人，迷惘而混沌。我们没钱，但工资至少够喝冷饮、看电影、溜冰、打台球，像一条狗一样忙碌，却不知道忙了些什么。那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工资少，我们很快乐。然后我成家，然后当爹，然后还配了一副眼镜，让自己更像一名记者。然后觉得工资确实有点少了，快乐也会少那么一点点。

这就是我的县城生活。

时间来到了2024年，我在杭州安稳地生活了很多年了，安稳得很容易被人遗忘，安稳得像一个退休的老人。这些年我写一些零星的小说和零星的剧本，因为父母移居上海，我很少再回县城。有一天我出门，门口换鞋的时候，在一面穿衣镜前看到了自己，同时镜中看到的自己分明是站在县城的一条街上，很年轻，茫然四顾，仿佛是在寻找人间的真相。于是镜中的人间，在我面前鳞次栉比地呈现。镜头移动，从滨江路移到诸暨剧院，那么嘈杂的人声开始响起来了，影剧院的大戏就要开场，鼓点由轻至重，最后震耳欲聋。于是我想，我是爱着剧院的，我要写写县城里的剧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置身在剧院中，却从未看清剧情的走向……

《剧院》故事的发生地，是我虚构的“南风县”，事实上它由诸暨县、嵊县和上虞县构成，同属于绍兴地区。字里行间，多多少少可以看出这些县城的印记。这个小说写了1998年至2003年五年的故事，那时候《相约九八》很火，夏天的时候还发生过一场特大洪水。我看到抗洪堤上或冲锋舟中的解放军战士，就会想起自己当兵的年岁。那时候我从部队回到县城已经六个年头，但我觉得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1998年我从化肥厂调到了制药企业，接踵而至的2000年是千禧年，我去了中学当文书。2000年年尾至2003年尾，我在报社谋职，然后辞职在家写作。我的这五年十分平淡，但是小说中的这五年，相对精彩。里面写了县城里的越剧演员、公务人员、警察、高中老师、理发师、医生、照相师、卖假药的、推拿师、开骨头煲店的、开服装店的、卖碟片的……最关键的是，写了一家三口，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一起生活。这个完全由女性构成的家庭，经历了疼痛与凶险，但是还在努力地挣扎着活下来。她们与一桩命案有关，是的，这是一个关于罪案与悬疑的小说。

也许是这个罪案小说中写了许多的县城世情，也许是这个县城世情小说中写到了悬疑，我忽略或者忘记了小说的类型，只记得我要把穿衣镜中窥见的车水马龙的县城写下来，主要是写人间杂事。如果《剧院》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人生海洋里的一条鱼，那么每条鱼都有一些鳞片充满着伤痛；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剧院中的演员，那么每个演员都至少有一场哭戏。所以，这个小说身份不明，这个创作谈，也不像一个创作谈，更像是对县城生活的回望，更像是对似水流年的追忆。我会时常追忆县城里度过的那些日子，觉得县城是我年轻时候的一个朋友，所以我常常想念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