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子关系始终推动、伴随着核心情节的发展，牵引着人物的情感变化与自我认同，与云落的变迁形成同构，其精微的笔触和丰厚的内容使得小说有着极为开阔的阐释空间。在众多可阐述角度中选择关注父子关系的书写，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父子关系本身在小说故事情节中占有重要分量。《云落》中的一条主要情节线即围绕天青“寻父”，以及天青与常献凯、常云泽之间真假父子的疑云展开。而另一条主要情节线，罗小军商海沉浮的故事中，始终萦绕着他和万永胜的“父子”关系。在小说收尾处，前文很少提及的罗小军儿子麒麟突然出走，在小说整体结构上呼应着天青当年的出走，完成了叙事的收束，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另一方面，《云落》的书写是典型的县城叙事，或者说小城镇叙事，处于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的中间地带。相较于城市，县城会更加重视伦理血缘关系；而相较于乡村较为传统保守的伦理血缘，县城的伦理血缘关系又已经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新变。父子关系是一切伦理血缘关系中的轴心关系，通过父子关系可以透视县城的伦理变迁，以及县城整体的特征和变化。

血缘与身份认同

天青“寻父”以及常家真假父子的情节线中着重表现了天青的身份焦虑。天青在收养他的家庭中，得到了相当的关爱和温暖，但他依然缺乏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始终认为自己不属于这里。天青的身份焦虑首先源于他不承认自己的新身份——徐满天的儿子。天青不愿称呼徐满天为父亲，并坚持认为自己的父亲只有常献凯。小说中特别写到，天青自身是一个骄傲、优秀的模范学生，但“徐满天儿子”这个身份却被人鄙夷。因此，天青始终没有认同这个身份。天青的身份焦虑其次在于他想要找回自己的真实身份。天青回到云落，希望揭穿鸠占鹊巢的常云泽，夺回自己被占据的身份。云落这个小县城的伦理关系有着靠近乡土社会的一面：在云落，天青的身份问题，或者说天青是谁的问题，完全依赖于他和常献凯的父子血缘关系。天青希望证明自己和常献凯的血缘，以此重新明确自己在云落的唯一身份——常家的儿子，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天青将亲子鉴定视为重获身份的筹码。但常云泽突然离世，万樱又透露出天青本来也只是常献凯的养子，使得亲子鉴定彻底无望，唯一可以让他获得身份认同的父子血缘被切断了。天青再也没有途径找到自己的真实身份。

鸠占鹊巢的常云泽同样面临着身份的焦虑。他占据了“常献凯儿子”的身份，又为这一身份的合法性所折磨，担心天青上门认亲。同时，他也无从寻找自己的生父，只能因为自己真实身份的缺失而迷茫、困惑，在临死前挣扎于“我不是云泽，我到底是谁”的迷思中。

张楚在《云落》的创作谈中提到，天青以及常家“真假父子”的故事源于他在现实中所见的一则社会新闻。他认为这个故事模型中“囊括了很多只属于中国家庭的原始密码”。这个密码具体是什么，张楚并没有直接作出解答。根据文本推测，这个原始密码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家庭中的父子关系。一个父亲为什么如此轻易地错认仅离家出走半年的儿子？常献凯早已察觉假儿子性情大变的异常，而收养天青的徐满天更是清楚地知道天青并非自己刚死去的儿子，但他们都选择了接受一个陌生男孩作为自己的儿子。父子关系中，他们迫切地需要一个男孩填补他们失去的儿子留出的身份空缺，从而维系他们的父亲身份。在中国家庭的原始密码里，儿子更多体现为一种身份，而非具体的个人。所以常云泽可以顶替天青的身份，天青可以顶替徐满天儿子的身份，而常云泽和天青都可以顶替常献凯最初死去的儿子。父子血缘与身份问题牢牢绑定。况且云落这样的小县城仍保留着乡村倚重血缘纽带的社会模式——年轻人的身份往往就是某某的儿子。父子血缘的模糊足以动摇个人身份的确定，一系列身份认同的困难也由此而生。

但是《云落》的书写并没有将父子血缘以及背后的身份问题作为生活的全部。天青和常云泽虽然摆脱不了身份焦虑，却都在没有血缘的父子关系中收获了真实的亲情。徐满天陪伴天青玩耍、绘画，让天青想起他就“内心柔软得如同初春融化的河水”。常献凯和常云泽也如同一般父子，常献凯为常云泽担忧、操劳，为他的死悲伤。虽然直到小说结束，天青也没有完成他的身份确证，但居于城市和乡村中间的小县城云落绝非那样顽固，只接纳“常献凯的儿子”。没有身份的天青最终依然在云落获得了一个位置。小说末尾万樱在写给罗小军的信中，亲切地提到了天青的近况，俨然已经将他作为了云落的一份子，一个他们共同的后辈。天青本人在经历这一番真假父子的纠葛后，似乎也完成了自我认同，开始投入留学读博的新生活。在云落这个小县城中，伦理尺度显示出了处于变迁中的弹性，身份认同的焦虑因为父子血缘而生成，最终又在超越血缘的包容中得到消解。

经济社会中的父子关系

在罗小军的情节线中，罗小军和万永胜的父子关系非常特殊。万永胜既不是罗小军血缘上的父亲，也没有明确的养父身份，但两人的关系却胜似父子。罗小军父亲在死前将罗小军托付给万永胜，万永胜自此承担了对罗小军的照顾。按传统的说法，万永胜可以说是罗小军的“义父”，带领他谋生，一路帮扶他成为成功商人。罗小军对世界的认识，对生意之道的领悟，包括对自我的定位，都由万永胜一手塑造。即使后来分家经营，罗小军依然倚靠着万永胜的建议。罗小军在这段关系中完成了由一个平凡男孩到成功商人的自我转变，万永胜可以说在实际意义上承担了一个父亲的角色，完成了对儿子的培养和塑造。

罗小军和万永胜之间无疑有着深厚的父子情谊。但随着云落经济的发展，外部的经济势力开始介入，生意场上的情形越来越复杂。罗小军不得不猜忌、提防万永胜，甚至怀疑自己生意的崩塌，自己所经受的恐惧不安，都是万永胜早已安排好的“金蝉脱壳”之计。二人之间的关系早已非创业初期的父子连心。最初两人合开货车时，罗小军毫不犹豫地把所有收入交给万永胜，而当两人都成为成功商人时，罗小军面对万永胜的借款请求，却满心疑虑。父子关系的变质折射出经济发展对小县城云落的人际关系的冲击。

除了万永胜，王毅文自称为罗小军的师父，也短暂地扮演了罗小军父亲的角色。王毅文一直以长辈的姿态对罗小军有所关爱，会“像父亲抚摸儿子般摸了摸他硬扎扎的头发”。在罗小军落难时，王毅文的“好意相救”让他感受到了温暖。然而这份父子温情却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陷阱——王毅文骗走了罗小军在瀚海别苑的开发权，使得他陷入绝境。云落这个小县城的经济环境在不断发展，罗小军和“父亲们”的关系曾在共同经济利益的捆绑中变得稳固，如今却又被复杂的经济博弈所动摇，显露出残酷的一面。

但是小说的不落俗套之处就在这里。父子间的猜忌并没有作为冲突高潮大书特书，反而克制为一种不动声色的暗流涌动。罗小军和万永胜因为商业利益而发生变化的父子关系，始终维系在温和、平静的表象下。罗小军虽然占有了自己的商业领地，但从未想过挑战万永胜，在商场上“驱逐”已经老去的“父亲”。父子离心，更多是复杂经济环境中的意外（如罗小军存款被银行转移）所导致的被动选择，而非追逐利益的主动反目。小说多次写到父子两人的会面，在生意上你来我往的试探之后，会面都会落回关心彼此生活的温馨场面，将尖锐紧张的父子关系调回微妙但稳定的和谐中。即使在小说末尾，父子两人最后相对时，张楚仍然不肯向读者明确万永胜是否操纵了罗小军的失败。这个谜团的永久保留，使得父子关系既有经济冲击下的变化，又始终维系着亲情，没有彻底异化为赤裸的利益斗争。对父子关系恶化采取和缓且有所克制的书写方式，也呼应了云落本身的发展特征——小县城的人际伦理在不断变化前进，但相对于城市日新月异的巨变，它的变化又是缓慢的，因此能够保留下更多恒常的温情。

父亲的缺位和母亲的代偿

前文的讨论一直关注着父子关系本身。父子关系在小说情节发展中固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如果从小说中人物的视角出发，他们的父亲在家庭生活中却经常是缺席的，人物在情感上往往和父亲存在一定隔膜，情感需求更多是通过母亲来得到满足和补偿。例如天青虽然对养父徐满天不乏感情，但在生活中却与养母田家艳更加亲密；罗小军的儿子麒麟更加依赖去世的母亲，而不太愿意与父亲交流；小说的女主人公万樱，更是因为其地母般的母性，吸引、慰藉了常云泽、罗小军等男人。人物在情感上向母亲的倾斜，已经预示了父子关系变化的趋向。在小说结尾，出现了两个“无父”的孩子，将关于父子关系的叙述更清晰地转向母亲的出场和替代。罗小军的儿子麒麟为了完成母亲看海的遗愿，反叛父亲出走。在他回家后，父亲罗小军被捕入狱。麒麟落入了“无父”的境地，被托付给承担“母亲”角色的万樱照顾。同时，万樱腹中的孩子因为万樱情人的意外身亡，以及万樱丈夫的坚决离婚，也没有了父亲，将由母亲万樱独自抚养。小说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富有意味的表述：来素芸知道万樱怀孕后，说的是万樱有后了。“有后”这一表述更常见于父子关系，这里却用来形容一位母亲，不经意间表露了母亲对父亲的代偿。

整体地把握《云落》可以发现，整个故事于天青的出走开始，在下一代麒麟的出走中结束，两个代际的“出走”均有反叛父亲的意味，但具体情形已经有所转变。天青出走后虽然摆脱了亲生父亲，但很快就出现养父填补空缺，天青仍然处于相对稳定的父子关系中；而麒麟出走后，父亲罗小军随后入狱，父亲真正地缺位了，补偿这个空缺的是作为“母亲”的万樱。县城的伦理变迁在代际交替中走向了父亲的缺位和母亲的代偿。

张楚在创作谈中自述渴望记录下身边那些宽容、仁爱、充满生命力的女性角色，这种渴望是《云落》创作的重要动力，甚至是《云落》得以生成的基础之一。而张楚之所以如此重视小说中以万樱为代表的女性角色，正是因为她们具备着旺盛的母性力量，能够在父权秩序衰落后胜任维护者和重建者的角色。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新的性别规范正在生成，女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母亲角色，尤其是城市中有较高经济能力的女性，可以身兼传统的父亲、母亲两个角色，成为“一元化父母（unified parent）”，父亲则逐渐在现代城市中“消亡”。《云落》中县城中的父子关系，当然不至于像在城市中一样，衰微到彻底消亡的地步，但以万樱为代表的母亲们，从情感安慰到实际职责，都越来越多地代偿了父亲。这无疑悄然改变了初始的伦理关系，折射出云落作为小县城向城市、向时代前沿的靠拢。

结语

从总体上来看，《云落》中通过父子关系牵引着人物对自我身份的探寻和认同，表现了县城在伦理血缘上对乡村传统和城市新变的兼容。在分析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后，回望张楚书写父子关系时的姿态，可以发现它显得细腻而温柔。有学者指出70后作家的父子关系书写中虽然仍不乏弑父、渎父的书写，但已不复此前先锋文学的冷漠，有着与之矛盾的温暖（刘文祥、朱献贞，2017）。在《云落》中，不管是充满身份疑云的父子关系，还是受到经济利益冲击的父子关系，亦或逐渐弱化被母亲所取代的父子关系，书写的策略都显得柔和暧昧，既有冲突，猜忌，隔膜，也有始终无法摆脱的温暖情愫。即便脱离70后作家群体单独来看，张楚本人在父子关系的处理上也比以前更加温和。比起张楚另一部小说《被儿子燃烧》中诉诸暴力的父子关系，《云落》的父子关系完全可以称得上温情脉脉。

父子关系的恶化乃至“弑父”“渎父”，是五四时期才出现的颠覆性书写（陈少华，2005）。在启蒙思想下，“弑父”“渎父”是反抗封建，争取个体独立的转喻。父子关系书写难以避免地负载着沉重的理念和意识形态，呈现紧张的对抗姿态。即使是敢于抛开价值重负的先锋文学，也处于“胜过父法”的斗争中（陈晓明，2015）。延续这种模式考察《云落》中的父子关系书写，在逻辑上似乎是通畅的：天青的“出走”可以解读为个体争取自由而与父权决裂，之后的“寻父”则可以视为“弑父”后缺乏父亲权威性力量而产生的“无父”焦虑；罗小军对万永胜的猜忌，同样可以视为对父亲权威的挑战；麒麟因罗小军入狱而无父的情节安排，也可以解释为一种变形的“弑父”处理，入狱既让父亲不在场，又避免了直接弑父的压力。

但如果将这些观念化的分析放回《云落》，就会立即感受到它们与小说本身的不协调。天青的出走更多是孩童的冲动而非对父亲的仇恨，罗小军则始终没有想过争夺万永胜的利益，麒麟虽然表面上对父亲冷淡，但是“他从来没有责怪过父亲”。张楚不断地在父子关系通向极端化情境前加入温情成分，解构、调整父子关系，避免走向“弑父”“渎父”模式的可能。温情化的书写选择贴合了生活的原貌，最大程度还原了现实中多种情感交杂并置的父子关系，而非隐喻化的父子模式。在《云落》中，父子关系的书写不再是前一代际作家“胜过父法”的武器，而是勾勒云落这幅世情图的从容笔触——县城伦理在乡村与城市间细微、缓慢但又不可忽略的变迁，也因此才得以尽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