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2024年7月《延河》杂志编辑部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中首倡“新大众文艺”以来，这一从新时代文学现场诞生的新概念迅速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广泛热议，该文也被目为“新大众文艺理论宣言”①。去年底以来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的相关研讨无不由此“宣言”出发。其开篇提出“新传媒时代到来，新大众文艺兴起”②的论断，则让现有的讨论呈现偏重技术革命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不可否认，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所带来的新媒介变革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重要前提条件，正在催生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但是如若把“技术”置于讨论的核心，则既可能弱化“大众”在其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亦将不可避免地遮蔽新大众文艺兴起的多方面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宣言”在第三部分将“新大众文艺”具体阐释为“四场革命”。如果说位于其间的“文体革命”和“语体革命”侧重从文本范畴与文本意义方面阐明“新大众文艺”之“新”，那么首尾两端的“创作者革命”和“阅读革命”则通过主体能动性揭示出“大众写”与“大众读”之于“新大众文艺”的重要意义。

事实上，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大众写”与“大众读”一贯都是大众文艺的论争、实践与发展中备受关注的两大焦点，两者实际也构成了文学大众化的主体力量。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媒介革命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并形塑着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空间。此一时期，“大众写”与“大众读”所关涉的主体及行为也在逐步走向开放性的文学空间中发生质变，随之驱动改革开放时代文学大众化范式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关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大众写”与“大众读”的探讨或可成为观察新大众文艺兴起的一个切入点。

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当代文学沿1942年《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和制定的文艺标准、秩序与原则，同时借鉴前苏联的文学体制，逐渐建立起具有“一体化”特征的文学组织方式与生产方式，具体包括“文学机构、文学报刊、写作、出版、传播、阅读、评价等环节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方式，和因此建立的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③。加之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文学外部空间（即现实空间、制度空间、思想空间、文化空间）与文学内部空间（即创作空间、评价空间、审美空间、想象空间）均趋向“一体化”。因而，对“大众”而言，文学阅读的可及性和文学写作的可能性都要受到这一文学空间的影响与制约。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一体化”文学空间随即从内外两个维度发生裂变。

1979年4月，《读书》杂志创刊号在头条刊发时任中宣部出版局理论处处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这篇标志性文章围绕“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这一原则问题，提出在书的领域“应当打开禁区”的重要命题，其中特别提及1978年春夏之交“不寻常的现象”——之前遭禁的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重印发售引发读者排队抢购的热潮。④这表明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潮开始催动现实空间和思想空间的同时转变，它不但从观念上冲破了人的精神枷锁，而且实际推动了文学出版这一传统文学空间的恢复，有效提升了“人民”对文学阅读资源的可获取性。与此同时，诸多大型文学期刊集中于1978年至1980年期间复刊或创刊。作为最重要的传统文学空间之一，文学期刊的集群性涌现一方面为大众带来了大量可供阅读的精神食粮，另一方面也为相当一部分业余作者的自由来稿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发表平台。1979年底，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第四次文代会召开，邓小平在祝词中辩证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正式在社论中提出文艺工作总的口号、根本目的和总任务是“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⑤。新的“二为”方向的确立对当代文学的多元化发展给予了政策性支持，意味着大众能够接触到更为丰富的文学作品。1982年，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一马列经典文论译本被重新修订，标题中“党的文学”被新译为“党的出版物”，这一关键性变化对改革开放时代出版秩序的重建和出版体制的规范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直接作用于文学生产的出版发行机制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新风引导文艺政策和出版政策的调适，为拓宽大众的阅读选择和阅读渠道予以了制度保障。以文学出版和文学期刊为代表的传统文学空间的修复，率先扩展了大众的文学阅读空间。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之后，社会环境变化、时代思潮转捩和文学观念革新也在开拓大众的阅读审美空间。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所形成的“新的人民的文艺”⑥，深刻形塑了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学的审美旨归、写作范式和价值体系。由此生产出的文学文本“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同时，也影响并引导了“人民”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因此，这一时期大众的阅读审美空间被限定在以意识形态和集体使命感为标准的、有限的美学视域中。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催发了文学创作对禁区的突破，即使是存在一定的图解政治和概念化倾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其呈现出的人性、人情及人道主义也是此前所未有的。随着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步入正轨，文学对“现实”的直接干预或正面强攻也逐渐转向对个体生命和人本主义的关注，“个人”与“个体意识”被纳入当代文学的表现范围。1984年末，胡启立在第四次作代会的祝词中明确提出“一切直接或间接有利于四化建设，包括有助于劳动者在紧张的工作之余的娱乐和休息的作品都是需要的”观点，⑦这就正式为文学的娱乐功能和休闲功能赋予合法性。由此，改革开放时代文学的功能发生改变，“文学”逐渐成为一种私人的兴趣爱好甚至是满足消遣娱乐的“调味剂”，而非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大众的阅读审美空间也随之得到拓展。相应地，文学阅读人口进一步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触发了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萌蘖，激活了大众的文学消费空间。从1980年起，国家逐步放开图书的发行、流通和销售。198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改革新华书店的经营管理体制，发展集体和个体的发行网点的决定。受此影响，掌握第一手市场情况，专事图书与报刊洽购的职业经销人和个体书店、书摊、报刊亭、租书亭这类更加灵活的销售空间一起“介入”到出版物的发行、销售、流通环节，它们视市场行情从出版社和印刷厂直接批进所售出版物，并反向影响了图书和报刊的出版。换言之，作为阅读接受主体，大众的阅读需求和阅读趣味开始成为影响出版发行的重要因素。1984年底国务院颁发《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此后，失去定额财政补贴且数量众多的地市级文学期刊纷纷改制转型，或加入了保证期刊畅销的通俗文学作品或直接走类型文学的路子。到了1985年，平均期印数在100万册以上的文学期刊全部变为《故事会》《今古传奇》《中华传奇》《山海经》等通俗文学刊物。⑧198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宣布对发行体制进行“三放一联”（即放权给基层店、放开批发渠道、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发展横向联合）改革，进一步将竞争机制引入出版发行领域。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此情况下，文学愈发表现为一种“社会生产”或“经济方面的实践”，⑨它的商品化生产和市场性消费之特点愈加明显。因此，改革开放时代，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不再仅仅是纯粹的精神行为，而首先是一种价值交换行为，是作家、读者大众、出版商紧密结合、共同创造作品的价值、形成文化市场的过程”⑩。简言之，文艺商品化之下文学的商品属性被“唤醒”，与之相联，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消匿的文学消费空间再度形成并得以发展。此时，“大众”作为文学消费的主体不再是单向度的“受赐者”，转而成为有选择的“主顾”。如此一来，面对不断增加的阅读消费群体，如何迎合“读者”最广泛的消费需求自然成为“作者”和出版机构必须首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其产生的直接结果便是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的下移。

由是观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大众的文学阅读空间、阅读审美空间和文学消费空间得以生发和拓展，在此过程中，“大众”不止获得了愈发多样化的文学阅读资源，而且也通过文学消费实质性地拥有了阅读选择的权利，进而构建出一种新的读写关系。

二

1978年至1990年代中前期，相较持续推进的“大众读”，普遍意义上的“大众写”还尚未起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全国人口识字率的普遍提高和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普通大众开始具备写作甚至是文学写作的能力。然而写作的意义并不止于创造作品，更在于作品的“被看见”与“被传播”。囿于“一体化”的文学生产机制仍未完全解体，写作发表的途径十分有限。虽然像上文提及的传统文学空间之一的文学期刊在1980年代比较重视自由来稿，并承担相关培养经费，为非专业作家开创了一定的文学写作空间，但是当业余作者的自由来稿被文学期刊选中，接下来很可能会进入“发表—评奖—获奖—成名”这一系统流程。“成名”的文学新人随后被“收编”进文学机构，成为作协或文联的专业作家。这样一来，普通作者便成功进入“体制”，实现“身份”的转变，从而获得固定的作品发表渠道。不过相对数量庞大的潜在写作者，专业作家只是少数的“幸运儿”，而且从1982年起各级文学机构还在开展专业作家体制改革，限制专业作家人数。另外，对彼时复刊或创刊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而言，绝大多数的写作者还无法达到文学创作的标准。因此，缺少发表渠道是此时阻碍“大众写”的一个关键因素。

伴随阅读审美空间的开拓和文学消费空间的逐渐形成，1985年前后出现了一股“通俗文学热”，波及整个1980年代中后期。作为彼时“大众读”的鲜明表征，这股热潮某种程度上也与“大众写”有着密切关联。以其时发行量最高的文学期刊《故事会》为例，这本通俗文学刊物致力于发表口头性强、传播范围广的“新故事”，为持续输出这种“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作品，该刊自编函授教材，培养写作队伍，形成了一套公式化的写作技法。⑪这就在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和文学机构对新人作者的传统培养模式之外另辟出一条新路。一方面，“新故事”的写作门槛远低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写作；另一方面，《故事会》以其巨大的发行量为更多未能成为专业作家的写作者创造了作品发表的机会。同时，“通俗文学热”中还出现了因购销灵活的出版发行方式而产生的“地摊文学”，这些流行畅销的报刊读物显然也为相当数量的无名作者提供了写作的可能性。当然应看到，“通俗文学热”中的“大众写”很多时候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作品质量良莠不齐，作品内容多流于同质化和低俗化。除此之外，1978年至19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城市化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大量农民通过社会流动涌入城市变为现代产业工人，成为新的社会群体。其中，珠三角地区因拥有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在1980年代中前期就出现了外来务工潮。打工者对现实生活的别样书写很快引起了《特区文学》《花城》《深圳特区报》等官方报刊的关注，但从整体而言，这类传统的写作发表渠道仍相对匮乏。1990年代前半期，以《佛山文艺》及其半月刊《外来工》为代表的地市级文艺期刊开始将外来务工者作为新的读者群，主要刊登打工青年原创的文学作品，并一度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期刊之一。上述新尝试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大众写”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总体而言，纸质媒介时代，“大众”难以从文学出版和文学期刊这类传统文学空间中实现作品公开发表的可能。尽管部分非传统的文学刊物也在市场化浪潮和城市化进程中及时调整办刊思路，尽量拓宽“大众”的写作发表渠道，但是这类探索毕竟有限，加之20世纪末电视、录像等新电子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传统文学空间渐趋萎缩，纸质阅读走向式微，“大众写”往往只能限于自我阅读与自我欣赏。

1994年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内地后，中文网络快速发展。及至1990年代中后期，以BBS、网站为载体的网络文学开始萌芽，华语网络文学的“主阵地”发生转移。研究者通常将1997年末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站“榕树下”的开通视作中国网络文学的真正起点，并以1998年为网络文学的“元年”。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兴起和网络文学时代的到来，为实现普遍意义上的“大众写”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媒介支持。

一般来说，专业人士从技术更新的角度将1993—2003年视为Web1.0时代，这一时期用户主要通过互联网浏览器浏览或搜索纯静态的只读网页，单向度获取信息。⑫而Web1.0时代也基本覆盖了中国内地网络文学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网络文学主要发表于“榕树下”“天涯社区”“金庸客栈”等文学网站或网络社区上，涌现出李寻欢、邢育森、安妮宝贝、慕容雪村、今何在等一批代表性作家。这些作家基本都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且不乏名校高学历者，其文学作品在网络上获得声名后很快被出版为纸质书籍。根据这一情况，邵燕君认为，此时的网络作家基本都是“不同程度的‘文青’”，“他们虽然未能从文学期刊获得进身之阶，但与‘主流文学’的价值体系还是保有相当程度的‘私淑’关系”，并由此将1998—2002年划为中国内地网络文学的“文青时期”。⑬从这个角度来看，“文青”作家的网络写作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还带有小众化、精英化的特征。况且Web1.0时代，中国的个人电脑和家用网络尚未大范围普及，网民数量有限，网络文学空间并不是普通大众进行写作发表的首选平台。

2003年以后，互联网技术升级至Web2.0时代。相较前一代技术，Web2.0的“可读写”性允许用户生成内容，这就让用户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变为主动的内容创造者和参与者，同时，用户还可以与其他用户进行交流沟通，“交互性”由此被催生。基于Web2.0的技术革新，伴随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和网民数量的迅猛增长，至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中文网络世界陆续诞生了以博客、豆瓣、微博、微信（包括其所拥有的公众号、朋友圈平台）、知乎等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自媒体平台和知识共享平台等。这些网络平台空间的出现彻底打破了纸媒时代的出版发行机制，随着2011年之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型移动设备的普及，网民用户借助不同的移动终端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写作与发表。从博客日志、豆瓣书评到微博大纲文、公众号文章再到知乎盐选故事，这一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的边界一再被拓展。2006年，时任“天涯社区”总编辑胡彬谈及Web2.0的影响时，特别强调了这一技术革新对于“大众写”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传统的发表和出版门槛奇高”，但“Web2.0使写作发表成为许多人可以实现的梦想”，“所谓文学爱好者，在自家的抽屉里有很多稿子，都带到坟墓里去了，但是互联网使得写作、发表的门槛大大降低了。只要会打字，你就能让全世界看到”⑭。除上述平台外，Web1.0时代的产物——文学网站也在Web2.0时代迎来重大转变。文学网站在这一时期开启了VIP付费阅读制度，此后资本市场介入，全面引入商业运营模式。这不仅促使网络文学往商业化、类型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推进了网络写作的职业化，吸引更多的写手加入网络文学的创作队伍。据统计，截至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作者规模已达3119.8万人。⑮这一数据也反映出“大众”对网络文学写作的参与度。

从Web1.0的“单向广播”到Web2.0的“多维交互”，互联网技术的更新迭代为新的文学空间的开拓奠定了技术基础，而网络与新媒体文学新空间的生成则让普遍意义上的“大众写”成为可能。

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文互联技术高速发展，直播、短视频、流媒体、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先后出现，并开发出诸多代表性的APP软件。移动互联网时代，逛B站、刷抖音、登快手、看小红书、发朋友圈等，已经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些具有海量性、实时性和交互性特点的新媒体平台能够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推荐技术为用户随时推送个性化、定制化的内容。视听媒体和交互媒体的强势冲击之下，纯文字性的阅读和写作的生存空间一再受到挤压。更进一步来说，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生产内容（AIGC）的时代，大众进行纯粹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就“大众读”而言，经过Web2.0时代的发展，数字阅读已然成为最主流的文学阅读方式之一，而移动阅读APP的出现，则打破了Web2.0时代网络文学网站的VIP付费阅读制度，将数字阅读和移动阅读有机结合起来。例如从2018年起陆续上线的“七猫免费小说”“米读小说”“飞读小说”“番茄小说”等APP，通过广告、孵化IP等模式实现盈收，对读者免费开放所有阅读资源。再例如“追书神器”“微信读书”等APP，收入主要来自阅读付费和会员费，实行部分作品免费阅读。这其中，“微信读书”以拥有多种类、高质量的正版书籍资源而有别于其他移动阅读APP。作为从“微信读书”公众号衍化而来的一款APP，“微信读书”依托中国最大的社交平台，以“社交+阅读”作为自身定位。用户实时使用时，可以分别体验与读者、作者及平台的互动。这种移动阅读APP所带有的即时性、交互性和社交性功能正指向了“新大众文艺理论宣言”中的“阅读革命”，它的产生极大便利了读者对优质阅读资源的获取，为大众开拓出又一种新的文学阅读空间。

此外，传统的文学阅读空间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得到进一步拓展，其最为显著的表现便是国家层面自上而下推行的全民阅读活动。2012年，“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4年，“倡导全民阅读”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截至2025年3月，“全民阅读”已经连续11年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为确保这项长期活动的顺利落实，2016年，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正式发布，2020年10月，中宣部又印发《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经过这一系列举措，目前已形成了与全民阅读相关的“书香中国”系列活动、全民阅读大会、主题出版工程、大型书展等定期举行的项目。“中国全民阅读网”是这项活动的官方网站，持续记录活动自开展以来所取得的实绩。以“好书推荐”栏目为例，该栏目下设五大专题分类，其中“文学艺术”类的最新推荐中，既有何常在的《向上》、王洁的《过秦岭》、柳岸的《天下良田》等新时代报告文学，亦有苏童的《好天气》、王尧的《桃花坞》、路内的《山水》等名家新作，同时还有徐风的《江南器物志》、阿来的《大河源》、李娟的《记一忘三二》等散文或非虚构作品。总体看来，相较移动阅读APP提供的海量阅读资源，此处推荐的文艺书目显然经过有意识地“筛选”，基本没有快消式、流量化的作品，而是从质量上和内容上突出纸质阅读的价值。

去年，《延河》杂志编辑部在宣发“新大众文艺理论宣言”之前，于当年第5期杂志先行发表了《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一文，而《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对这篇文章中的相关表述多有沿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该文可视为“宣言”的“先声”。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文章中提到：“新大众文艺，是非职业化的写作，大众自己写自己的经历、见闻以及所思所想。他们记录自己，也记录时代，并为历史做注。文学不仅有审美价值，还要有历史认识价值，生活史和社会史的价值。”⑯较之“宣言”中对“创作者的革命”的具体诠释，这段表述其实更为集中地总结了何谓新大众文艺中的“大众写”。其要点有三：一是强调“大众写”源于个体内在的创作诉求，而非出于谋生或其他功利性的目的；二是说明“大众”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品也是“文学”；三是“大众”有权分享自己的文艺生活。与之对应，该期刊物发表了四篇新大众文艺作品：ida的《一台饺子皮机走丝绸之路：从西北经中亚一路驶向都柏林》和铛铛的《西安兴隆社区：被裹挟在高新区未来中心的魔幻现实》是两篇“记录时代”之作；汤加的《半坡天桥下的日结女工》带有田野调查性质，类似社会纪实；独化的《甲辰纪事》由多个独立的短篇文段连缀而成，正是“写自己的经历、见闻及所思所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延河》作为办刊历史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能够刊发并热情推荐上述文学作品，深刻表明了在新传媒时代，传统文学空间也在走向开放。

2025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9.7%，农村网民规模达3.22亿人，而中国老年群体的互联网普及率达52%，60岁及以上银发网民规模达1.61亿人。⑰以上数据揭示出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全民皆网”的新传媒时代，面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地域的大众，让他们真正地享有文学阅读和文学写作的权利是新大众文艺兴起的一个重要意义。

注释：

①李遇春：《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特质与未来》，《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4期。

②《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2024年第7期。

③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88页。

④李洪林：《读书无禁区》，《读书》1979年第1期。

⑤《人民日报》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人民日报》1980年7月26日第01版。

⑥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人民文学》1949年第1期。

⑦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84年12月29日）》，《文艺报》1985年第2期。

⑧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中国出版年鉴1986》，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2页。

⑨[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5-66页。

⑩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⑪参见何承伟：《〈故事会〉怎样打造成全国的出版文化品牌？》，《上海出版改革40年（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314-318页。

⑫孙茜：《Web2.0的含义、特征与应用研究》，《现代情报》2006年第2期。

⑬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227页。

⑭李幸：《Web2.0对新闻、文化传播与流通产业的影响——与天涯社区总编辑胡彬聊天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

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课题组：《2024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https：//www.cssn.cn/wx/tbch/202505/t20250513_5873701.shtml.

⑯《延河》编辑部：《新大众文艺的崛起》，《延河》2024年第5期。

⑰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721/c88-113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