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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楚的创作以县城为文学叙事母体，在日常轨迹的突转处嵌入传奇的微光，借由暗示命运的象征物，形成一种“日常质感+情感转折+象征物隐喻”的叙事模式。他在对两性关系的深度思考中，建构了一种非理想化与非规范化的亲密伦理，呈现出当代情感伦理最诚实的书写路径。这一路径在长篇小说《云落》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以万樱这个人物为核心，围绕着寻找、失落、再连接的逻辑链条，搭建了由情感叙事迈向关怀伦理的小说叙事学。

关键词

张楚；日常生活叙事；两性书写；关怀伦理

在宏大叙事渐隐的背景下，当代文学愈加关注个体心灵与日常情感的细腻刻画，试图在微观处重新丈量人的现实处境与伦理关系。作为一个以县城为文学叙事母体的作家，张楚凭借敏锐的感知力与深切的体察力，常常深入生活的缝隙，勾勒出那些潜藏在日常琐事中的情感裂隙与伦理张力。他笔下的县城，不是被标签化的“文学背景”，也不是封闭的叙事原型，而是一片在厨房、病房、婚床与街巷中自然生发、流动不息的情感场域。在这些细碎却复杂的空间中，张楚与其说是讲故事的人，不如说是一位默默倾听生活的人，一位细察道德气候的观察者。他以持续而克制的写作姿态，回应着一个看似微小却至今悬而未解的问题：在我们貌似无事的庸常现实中，人如何与他人共处，又如何与自身和解？

一

张楚的小说以日常生活叙事见长，这种特质被学界敏锐地捕捉到，正如张学昕指出：“张楚以他绵密、细腻、深沉的写作，将自己对人与事物的思考与激情，冷静而娴熟地深植于日常生活和芸芸众生之中，既不伪饰，也不矫情，让情感、情愫在生活的缝隙中穿梭如流，庞大汹涌。”的确，在张楚笔下，日常生活不仅是叙事的背景，更是一种生成意义的方式，一种让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悄然交汇的媒介，由此，在看似静止的生活片段中，构建复杂的伦理图景和情感波动。短篇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截取了女主人公茉莉人生中的五个关键情感节点：1992年的青春萌动、1997年与2003年的两次婚姻、2008年的离异，以及2013年的情感骗局。每一次婚姻几乎都与出轨相伴，而情感的更替则在“结婚—离婚—再恋爱”的循环中持续进行，意义与无聊、热望与倦怠交织其间。更耐人寻味的是，每一段“情史”之后，都附以当年的国内外大事记。私人生活与公共事件平行推进，在两条时间轴的交错中，形成一种“私人史”与“公共史”的对照。由此，我们看到，茉莉的情感选择不再是孤立的个人事件，而社会转型时代中普遍性困境的具体呈现。同样，《伊丽莎白的礼帽》也是在琐碎与细节中揭示生活的暗流与复杂性。小说以64岁的姨妈退休生活为切入点，描绘了一位年迈的女性在平凡生活中重新寻找意义与存在感的过程。姨妈起初迷恋书法，后又因偶然在电视中看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出访，被女王帽子所吸引，引发了一种“想象性认同”。她在“阁楼上捣鼓了两天，终于缝出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顶礼帽”，并赢得周围人的赞赏。由此，她开始售卖自己做的礼帽，并意外地融入秧歌队，获得了一份微小但真实的成就感。然而，小说并未停留在温馨励志的表层，姨妈儿时发小铁头的出现，将故事引向了更为深沉的伦理领域。一段几乎被忘却的往事浮出水面，包含着屈辱、原罪和救赎，这一创伤记忆与“礼帽”这一轻盈而美丽的符号产生了强烈的反差，似乎在提醒我们：日常并非纯然温情的庇护所，而常常掩藏着未竟的历史叙事与未解的情感结，在创伤与修复、欲望与回望、日常与历史之间展开复杂的交错。

进一步来看，张楚并未将小城叙事仅仅安置在庸常的生活肌理中，而是常常在日常轨迹的突转处嵌入传奇的微光，借由暗示命运的象征物，实现情节与主题的深度交汇，从而形成一种“日常质感+情感转折+象征物隐喻”的叙事模式。《金鸡》就是这一模式的经典之作。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我”的室友与小吃店女孩的爱情故事，文本开篇细致描绘了室友对生活的极致审美与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最初，他对女孩颇为挑剔，却逐渐被女孩的宠物独脚公鸡“堂吉诃德”所吸引。小说的核心张力在于人物关系的情感反转。室友从对女孩的“挑剔”与“施恩”，到愿意接受她，再到因家道中落而自觉退出，这一转变呈现出他理想主义崩塌的全过程。他将幸福建立在单向供给之上，难以接受被照顾的角色，也无法面对失序后的自我。小说中最具象征性的意象无疑是那只独腿公鸡“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本是西班牙文学中象征理想主义的典型人物，与室友的性格投射形成互文。而公鸡的“独腿”不仅是对理想不完整性的隐喻，也预示了人物命运的倾斜与爱情的缺憾。最为震撼的转折则发生在结尾：女孩曾经的爱情誓言，“你问我有多爱你，我说，我可以把堂吉诃德炖了给你吃”，竟然最终成为现实！于是，象征理想与情感联结的生命被亲手毁灭，转化为一次仪式性的“共享”，之后两人不再相见。“堂吉诃德”的死亡，不只是爱的终结，更是理想幻灭的象征性牺牲。张楚在此构建了一种极具隐喻力量的“食人”叙事，不是吞噬对方，而是吞噬象征，是对象征物功能的终结性否认。在这一象征物的崩解中，日常生活被赋予深沉的反讽力量。

不仅如此，张楚小说所呈现的“日常质感+情感转折+象征物隐喻”的叙事模式，还通过突变与象征将平凡生活场景转化为富有张力的“微型斗争场”。这与意大利哲学家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提出的“战术性行走”观念高度契合。德·塞托指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并非完全受制于制度性结构或宏观规训，而是通过“使用”与“再书写”等微妙的策略，在社会结构缝隙中完成对空间与权力的细微抵抗。正如城市居民并不总是按城市规划者设计的路径行走，而是以自己的方式穿越、停留甚至改写城市空间，从而在“被无形的他者力量所迷惑的世界里划定自己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看，《大象》的叙事结构在本质上构成了一种日常中的“战术性行走”图谱。小说通过孙志刚夫妇进城与少年劳晨、苏澈寻人的两条平行线索展开，将罚款抵物、门卫偷食、养老院的污秽、车上的性骚扰等琐碎片段织入叙事，这些非“事件化”的生活切片，正是德·塞托所谓的“日常使用”，它们非宏大叙事所关注的“事件”，却共同构建出一种未经权力过滤的生活质地，是底层人物在结构限制中挣扎并重塑意义的痕迹。当两条叙事线在结尾汇聚时，小说的情感张力也随之集中爆发。孙志刚夫妇此行是为感恩资助患病的养女孙明净的人，而劳晨和苏澈找寻的正是孙明净的亲生父母。两条殊途同归的行走路径让亲情、愧疚、生命的错位交织在一起：亲生父母为了保护家庭中另两个儿子的未来，拒绝为孙明净捐献骨髓，殊不知女孩已亡，骨灰就装在那只随行的玩具大象中。“大象”作为文本核心意象，不仅是女孩生前的玩具，也是她死亡的容器，更成为文本中情感、记忆与意义的承载体。它赋予死亡以温柔，失落以形态，哀悼以形式。它是养父母最后的情感“使用”，也是将边缘生命重新置于伦理中心的战术。由此，《大象》以日常叙事与象征意象构筑出一曲微观的伦理挽歌。

张楚曾说：“小城的日常是基本色调。在小说中如何处理日常和传奇的关系，以及日常和传奇的比重，考验一名小说家把握结构、把握叙事动因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张楚的小城叙事无疑是成功的，他通过日常与传奇的交织，不仅捕捉到普通人微观生活中的柔软与韧性，也呈现出这种生活如何被宏观的时代力量悄然塑形乃至撕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在宏大叙事退潮之后重新激活生活经验的可能路径。

二

在张楚的小城叙事中，两性关系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他的笔下，两性关系既不是都市浪漫的纯情叙事，也有别于乡土小说中被宗族与伦理结构所规训的宿命格局，而是一种游移于生计、欲望、道德与偶然事件之间的情感生态。爱与不爱、依赖与疏离、信任与背叛相互交织，情感被现实不断稀释、试探与压缩，构成了张楚小说独特的亲密关系景观。

在《小情事》中，张楚以一个少年叙述者的视角，将两性关系置于集体生活、社会评价与道德秩序的交织之中。张翠梅热烈追求爱情，对周文雄一见钟情，并通过借书、还手帕等主动出击试图靠近对方，这明显僭越了“女性应含蓄被动”的传统性别规范，由此迅速触发了乡村共同体的道德惩戒机制。她先是沦为全村笑柄，随后又遭到“这辈子最严酷的惩罚”，被父亲用捆牲口的麻绳绑于槐树，痛加鞭打。周文雄是打井队最年轻，也是最周正、漂亮的队员，他似乎就是城乡差别的“优质样本”，因而成为乡村女性眼中的“稀缺资源”，引发了隐秘的竞争与角力。然而，正是这种被追逐的位置，也助长了他对情感的轻率态度。小说的高潮处，被他玩弄的周香云当众扇了他两记响亮的耳光。这一场面既是情感反击，也是一种公共羞辱仪式，让我们看到乡村伦理中集体对男性失信行为的道德审判。可以说，在乡村社会有限的交往半径中，两性关系从未脱离社会关系的嵌套，而始终与舆论、传统伦理规范密切相关,情与欲、权与责、规范与越界呈现出一种社会性高度浓缩的情感张力。

相比于《小情事》中依靠乡村共同体的道德凝聚力与直接干预来维系的两性关系，张楚更关注小城空间中的亲密关系是如何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建构与维系。在这一空间的转换下，亲密关系的运行逻辑也随之改变，从舆论主导的村庄伦理，转变为多重因素博弈下的情感结构，游移于暧昧与判断、道德与隐私、信任与监控之间，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风中事》中的米露因短时间内频繁开房而被关鹏视为不可靠的伴侣；段锦则因代孕经历而在道德意义上被排斥与否定。这些判断背后，是县城社会对女性“私密史”的放大化处理，情感经历、性经验、身体记录被置于公共审判的框架中，成为男性决策的依据，折射出明显的性别伦理非对称性和婚恋秩序中的道德双标。与此同时，男性角色也并非情感权力结构中的稳固掌控者，而是游移、焦虑乃至沦陷的主体。关鹏在与王美琳、段锦、米露等女性的关系中反复摇摆。他被王美琳的美貌吸引，却受不了其“公主病”；对段锦心动，却在考虑是否要送她一双昂贵鞋子时揣度计算；他欣赏米露的沉静与朴素，却又因其开房记录而陷入猜忌。关鹏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与惧怕并存、算计与无能交织的男性焦虑。更极端的是顾长风，这位曾经响当当的男子汉，最终沦为靠出卖身体谋生的边缘者。他的沉沦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跌落，更是县城空间中男性崩塌的一种象征，揭示出即便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制度结构中，男性自身也可能在失序的亲密关系中失语乃至溃败。

张楚的两性书写并未止步于失败的爱情或错位的选择，而是进一步将笔触伸向情欲、暴力与精神逃逸的深层区域，揭示出两性关系在现代性结构的压迫下演变为交易、操控乃至犯罪的温床。《直到宇宙尽头》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在一家名为“好莱坞”的破败小旅馆中，先后与三个男人发生关系的故事。她的行为既非出于性欲或情感的驱动，也不属于的性交易。实际上，这是一场冷静而蓄谋已久的复仇，为了报复她出轨的丈夫，她与丈夫的三个“铁哥们儿”发生了关系。整个过程中，女人刻意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像一具仓库角落里废弃多年的人偶“色泽黯淡，表情麻木，浑身笼罩着陈旧的灰尘”。面对男性充满挑逗的污言秽语，她突兀地反问一句：“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这句话就像一道缝隙，形成一种巨大的视野位移：从被动、低位的肉体位置，直指宏大的宇宙尺度。女人仿佛试图在这一刻挣脱对方的控制，以意识的游离抵抗身体的侵犯。这不仅是对“当下情境”的否定，而且“宇宙”这个意象，掀开了她复仇背后的虚无感和终极讽刺，在宇宙的尺度下，这些男人、这场复仇乃至她自己的遭遇，都不过是一粒尘埃。她既身处其中，又远观其外。文本的情节设置打破了文学中“女性性行为=羞耻或浪漫”的叙事定势，将性转化为一种社会语言，作为个体对创伤、虚无与意义坍塌的极端回应。

张楚笔下的两性关系往往笼罩着阴郁冷酷的色调，甚至带来窒息感；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未曾放弃在这片情感荒原上探寻希望的绿意。他以敏锐的捕捉力将目光投向被主流两性结构所忽视的边缘关系，试图去构建一种新型的亲密模式。这种模式不再依附于婚姻或两性等传统框架，而是通过病友、陌生人、女性之间的联结交织出一种去中心化的情感纽带。在这种探索中，张楚不仅延续了他一贯“于日常中发现传奇”的写作路径，也回应了当代社会在情感结构解体之后对于伦理重建的深层需求。《野象小姐》就是这一探索的经典案例。文本的叙事背景设定于一家医院病房，这一空间不仅构成了“我”与野象、病友们日常交往的物理场所，也成为象征意义上的社会边缘区域。在这个身体与身份都被削弱的场域中，传统的性别秩序、家庭结构与社会评价体系纷纷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建立在脆弱生命感知之上的流动性亲密关系。张楚通过“我”与野象之间相互慰藉、守望与援助的情感线索，将情感的正当性归还给那些“非典型”的联结方式。这种关系不是出于责任、义务或传统伦理的规训，而是源于共享苦难之中的互相认同与理解。野象的存在本身即是一种象征：她肥硕粗粝、地位卑微，却充满生命力与情感回馈能力。这种不以性或婚姻为前提的“身体触碰”，在文学上显现出强烈的反讽与治愈意味，它既是对男性权力体系中身体规训的颠覆，也是一种女性互为镜像、彼此托举的隐性伦理实践。在张楚的笔下，这种临时性的联结不仅出现在“我”与野象之间，也体现在病房中女性群像的互动中——华妃用馒头假扮乳房的举动既是自嘲也是对失乳现实的挑战；翠翠、安姐、野象在迪厅的狂欢，则构成了一种病痛之外的日常反叛。这些行为虽荒诞却饱含力量，以游戏和反讽的方式回应了病体经验中的失控与无力，并在弱势女性的相互抚慰中生发出新的主体尊严。

因此，《野象小姐》不仅延续了张楚对社会性压迫与情感失序的深刻揭示，也在创伤现实的裂缝中，开辟出一条通向“边缘伦理”的文学路径，使张楚的小说在残酷现实主义之外，具备了某种温情的超越潜能。这一点，在《夏朗的望远镜》中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如果说病房中的女性联结是一种在现实困境中生成的互助伦理，那么《夏朗的望远镜》则将视角转向了男性在情感秩序中的隐秘压抑与出走冲动。在这部小说中，夏朗深陷婚姻困局，他在方家人强势控制下逐渐失去主体性，像观星这样的精神爱好被持续贬损、压抑，望远镜也从精神投射物沦为“无用”的物件，被迫藏匿。这一设定揭示了家庭结构对男性精神世界的消蚀，以及主流亲密关系中权力与服从的潜在机制。唯有在与一个自称来自“水母星云”的跛脚女性陈桂芬的交往中，他才短暂获得了一种超越日常伦理与社会秩序的“精神亲密”。陈桂芬既是现实中的残缺女性，也是幻想中的“星际情人”，她的“泛蓝身体”与异星身份共同构成了夏朗情感投射的幻想容器。两人酒店之夜的欢愉未曾改变现实的婚姻结构，却在象征层面实现了对传统两性关系的逆写，亲密关系可以不以家庭建构、性别契约为前提，而成为一种建立在理解、幻想与短暂共振上的非主流联结。小说结尾，陈桂芬被UFO接走的设定，看似荒诞，却不失温柔，给我们留下一个开放、模糊、不可言说的隐喻空间。张楚在此采用“伪科幻”的叙事语法，抒写现实压抑，使男性在“无处可去”的情感困局中，得以构建一个不被侵扰、也不被评判的心理庇护所。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张楚对亲密关系的持续追问：他并不满足于揭露现实中的性别暴力与情感失序，更在不断尝试以文学之力，构想一种非理想化与非规范化的亲密伦理。他笔下的亲密关系，不依附于婚姻契约、社会伦理或性别角色，而在边缘生命的微光中闪现、聚合、松动，又终将消散。这种“暂时的联结”虽脆弱，却真实，或许这正是当代情感伦理最诚实的书写路径。

三

《云落》是张楚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读《云落》，很难不去想张楚的短篇《樱桃记》（2004年）和中篇《刹那记》（2008年）里的命运多舛的女孩樱桃。只是樱桃的故事延伸了，变身为万樱，从青春期到成年，从‘清水镇’和‘桃源镇’来到了如今的‘云落镇’，不变的是，她仍是卑微、木讷甚至丑陋的小人物，走在人群里也许瞬间会被淹没，内心世界却浪潮奔涌，阳光下闪着粼粼的光芒。”可以说，《云落》是张楚文学创作的一次整体性跃迁。他依然用一贯的冷静姿态去审视他的文学小镇，揭示日常生活中潜藏的情感张力与两性关系的结构性失衡，但是，《云落》所处理的不再是单一关系的悖论与崩塌，而是以万樱这个人物为核心，围绕着寻找、失落、再连接的逻辑链条，搭建了由情感叙事迈向关怀伦理的小说叙事学。

“寻找”是《云落》中最具穿透力的叙事母题。文本中几位主要人物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踏上一场意义的追索之旅。万樱在长年照料植物人丈夫华万春的痛苦中，艰难摸索通向自我与生活出口的路径；罗小军执着追寻童年记忆，试图以此安抚在商场沉浮中日渐疲惫的灵魂；常云泽则在暴力、欲望与错认中，挣扎着寻找一份迟来的归属感。对他们而言，这些寻找并非通向某种确定答案，而更像是对支离破碎生活境况的一种反抗与回应，是一次次努力维系存在感的伦理实践。而天青的寻找，则赋予这一母题以更为尖锐的质地。他所展开的不是对原生家庭的浪漫追溯，而是一场被创伤、复仇和荒诞推动的悲剧性寻根。文本的开篇，天青抵达云落，他刻意隐瞒了寻父的真实意图，而是通过暗访、雇佣侦探、窥探万樱等行动试图去揭开被隐藏了多年的事实真相。他本是“常记驴肉馆”老板常献凯的儿子常云泽，在八岁时因继母虐待而离家，最终成为养父徐满天家的“另一个天青”；而那个顶替了他身份的野孩子，则成为如今的常云泽。这段被抹除与被重命名的生命经验，使得他的身份始终游离、无法确立。他既不是一个真正的儿子，也未曾被真正地爱过，更无法以常态书写自己的人生履历。他与年长女性的亲密关系频频以羞辱与逃离告终，身为美术史硕士却靠出卖身体为生，正是这种身份认同的缺席、伦理的错位与内在撕裂，使他成为“寻找”这一母题最极端的体现者。

张楚在天青这一人物的塑造中，巧妙运用了“悬置伦理”的叙事策略。天青既是受害者，也是搅局者。他窥探他人、伪装身份、操控信息，但同时又处处显露出深刻的孤独与自我厌弃。他并未真正走上复仇之路，甚至在被常云泽推入海中时也未还手，而常云泽却在他有所行动之前意外死于他人之手。这种“反报复—非选择—意外终结”的叙事结构，取消了伦理秩序中常见的因果逻辑，使小说在伦理判断上保持高度模糊与暧昧，也正是这一点，使《云落》区别于传统“寻亲复仇”叙事的类型范式。更为关键的是，天青的“反寻根”旅程最终走向了一种伦理虚空。在与万樱的对话中，他震惊地得知，原来自己也并非常献凯的亲生儿子，这一信息彻底击碎了他关于血缘与复归的最后信念，寻找终成虚无，他以一种幽灵般的姿态游走于各类关系之间，不断构建又瓦解亲密的可能性。

张楚正是通过这种注定失败的寻找，对县城社会的伦理结构进行了“负向验证”。在这里，爱无所依，亲无所认，身份漂浮不定，伦理难以确证，呈现出现代亲密关系在底层社会中的悬置状态与结构性困境。然而，张楚的书写并不止于呈现寻找的荒诞，更深刻之处在于，他揭示了这种荒诞生成的制度性与空间性土壤——云落。在小说开篇，张楚以反讽笔法用“云落”这一富有诗意的地名，与其所指涉的粗俗、混乱、暴力和污秽现实形成强烈对照。“这云落名字听着阔达，貌似烟波浩渺无边无际，实则地域窄仄偏狭，类似一块生姜，横竖不过八九条主街，开车半个小时便能将云落穿梭个底掉。” 紧接着，他又通过一幕突兀的街头暴力将读者直接拉入县城的底层肌理。天青“才出了店门，便听到墙根处传来骂骂咧咧的声音，天青并非是个好热闹的人，却也忍不住趋步近前观瞧，原来是个光膀子的后生正怒冲冲踢打一位中年人。这后生前胸文了猛虎后背文了罗汉，肥肉包腰；中年男人呢，裹着件油黑大衣抱头蜷缩，蓬头垢面辨不清眉眼，无疑是个乞丐”。一个纹身横肉的打手与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构成了县城混乱秩序的象征。如同中国古典小说中常见的“起调”技法，张楚借助对空间的精准描摹，迅速为整部作品奠定了伦理失序的现实基调。在这片逼仄而污浊的空间中，常云泽和罗小军如同彼此映照的“阴影双子”，浓缩了社会结构的断裂、家庭伦理的崩塌与人际信任的滑落，也折射出张楚笔下“县城现实主义”对善恶界限的复杂探问与深度怀疑。

常云泽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欺骗与冒名之上，他是一个“顶替者”，偷走了他人的身份与人生。这个事实本身即带有原罪性质。他吸毒、打架、强暴女性，这些行为更将他推入“恶”的范畴；然而，张楚并没有将常云泽简化为一个纯粹的恶棍。他对万樱的柔情、对她肉体与情感的依恋，每次跑车回来给她带土特产，都体现出满满的真诚。他既在暴力中习得生存之术，也在拥抱万樱的黑夜中寻求安慰与庇护。他对天青的真实身份知情后实施推人入海的恶行，却又随即将其救起，这种矛盾行动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安、愧疚与求生本能。他既是“云落”系统性伦理坍塌的受益者，也是牺牲者。他是被养父虐待长大的暴力继承者，又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求生，成为“反社会人格”与“未竟亲情”的共生体。

罗小军同样出身底层，却在时代洪流中跻身为一名颇具声望的企业家。文本在第三章“罗先生的食与色”中，以大量细致的笔墨描绘罗小军独特的食色爱好，象征性地勾勒出他的权力气息与欲望结构，也预示着他在云落的伦理景观中所处的位置。他的发迹始于房地产市场的狂飙突进，一场裹挟着投机、暴利与权力寻租的现代化浪潮，既成就了他，也注定了他身陷泥淖。他的成功，并非个人奋斗的胜利，而是权力与资本共谋下的副产品。他身处的关系网络纵横交错，袁公子、钱行长、郭平生、袁绍国、王氏兄妹，还有被他视为父亲般的引路人万永胜，这些名字串联出的是一幅由裙带资本、政商共生与庸俗功利交织而成的权力图谱。然而，正如“云落”之名所隐含的落差寓意，罗小军的荣光亦不过是一场被现代性潮流吞没的泡影。他终究在各方势力的倾轧中被抛出局外，不仅被昔日好友出卖，更被他最信赖、最敬重的万永胜暗中操控、算计，成为政治与商业合谋下的一枚弃子。这种深重的背叛，揭示出云落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的彻底物化和工具化。从这个意义上看，罗小军的兴衰史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沉浮的故事，更是“云落”这座县城在现代性洪流中结构性变异的缩影。

即使如此，在这片失序的伦理荒原中，张楚并没有彻底熄灭希望的火光。万樱作为《云落》中最具情感厚度的女性角色，承载着小说中关怀伦理的微光实践。万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独特的女性。张楚在谈到万樱这个人物时曾说：“其实我一直在构思一个长篇。我想写樱桃长大后的故事，想以她从青春期到成年之后的成长史为线索，写一个县城和一个女孩子心灵的变迁，写一个笨拙、卑微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如何固守自己的位置。”以张楚的预想来看，这样一位小说女主一定是要有过人之处的，否则就无法“固守自己的位置”。那么，《云落》中的万樱是怎样的形象呢？“她是那种男性因吸烟过多才会有的公鸭嗓，何况，她又那么胖。用蒋明芳的话讲，她是蠢老娘们用没发酵好的面团随手捏挤出来的。的确，万樱的一只眼睛大点，一只眼睛小点，还是鸭蹼手。”然而，这样一个丑陋的女子却非常有“异性缘”，常云泽、罗小军、天青等与她有着不同程度的情感纠葛。天青在儿时就喜欢在驴肉馆的厨房里围着万樱转；罗小军在成为成功企业家后依然珍藏着万樱少女时期写给他的信，见到她就“有种想抱揽入怀冲动”，却“不晓得为何有如此古怪的念头”。而常云泽呢，“这是一个没有原则、铁石心肠的恶棍，没有什么能真正地撼动他，让他心脏柔软片刻，如果有，可能就是万樱了吧。”

一个身份卑微、其貌不扬的女子为什么会吸引众多的男性在她身边？其根源在于万樱所展现的发自内心的自然关怀。当代美国女性主义德性伦理学家内尔·诺丁斯提出“自然关怀”的概念，指的是“或多或少由深情到内心愿望自发产生的那种关怀”，这是一种无需道德努力、先于伦理的“前道德的善”。正因如此，自然关怀比起刻意的道德实践更为真诚，也更能引发被关怀者的依赖感。万樱在小说中始终扮演着“被需要者”与“照料者”的双重角色，她的价值并不建立在成就或选择之上，而恰恰是在“被关系需要”的过程中生成。在这个过程当中，万樱无不表现出以利他为核心的自然关怀。在她的生活中，自己永远是最边缘的那一个，中心的位置总是留给他人。时隔多年，她始终没有忘记罗小军喜欢吃虾皮萝卜丝蒸饺，这种在任何高档餐厅都买不来的童年记忆，极大地慰藉了在尔虞我诈的商战中身心俱疲的罗小军。她与常云泽的恋情并不纯粹，但彼此真诚，她怀孕后即使一度想去自杀，也不愿给常云泽增加负担，甚至在常云泽的新婚之日，她被来素芸拉去帮忙，心中纵然百味杂陈，依旧在场内场外忙前忙后。她像女儿般照看客居云落的老太太；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仍坚持寄钱给蒋明芳的孩子；当蒋明芳的情人去世，最先被求助的也是她；为了营救因“事故”被拘留的蒋明芳，她四处奔走求人，等人被捞出后又帮忙安排接风。正如罗小军所说：“仿佛在她看来，自己生来就亏欠别人，无论是钱财、物质还是情分，似乎都是她的过错。”最终，那封写给罗小军的信，无责备、无控诉、无情绪，只有抚慰与牵挂，成为整部小说情感与伦理上的高潮。那是一种不求回应的自然关怀，一种柔性修复，也是一种以女性之身对失序世界发出的安静回应。可以说，万樱以忘我的姿态，在关系失衡中努力维持某种仍可通达的通道。她是县城生活的润滑剂，是照料者、倾听者、维系者、缝补者。在她身上呈现出一种女性化的伦理智慧，也是一种以自我压缩换取他者喘息空间的沉默政治。这也是张楚小说的意义所在，他既不将个体神圣化，也不执意为道德失衡呼号。而是在每一个情感关系即将断裂的瞬间，让我们看到还有人愿意停下来，缝补一道裂口，点亮一束光。而这束光，未必能照亮前路，却足以让人在黑夜中辨认出彼此。

（作者单位：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