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当代文学场域里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话题，一个是人工智能，另一个就是正在被广泛讨论的新大众文艺。当然，我们是站在当代文学的立场和维度上谈人工智能，探讨它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关联，它给文学带来的冲击、焦虑、危机感。而新大众文艺则是一个更为泛化的文化概念，核心属性是技术、媒介、大众，大量的讨论中真正触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的并不多，代表性的、现象级的新大众文艺样本，目前看大都不是文学文本。总体上看，人工智能和新大众文艺这两个话题很相似：一是都有很强的时代性，有主流文化或者说是文艺体制的政策性塑造和强力的推动；二是都有技术和资本的背景；三是都具有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看起来它们的面孔在我们的讨论当中似乎是清晰的，我们会举出大量例证来讨论人工智能和新大众文艺，但是当我们仔细揣摩这些例证的时候，会发现它们整体上还是很模糊和芜杂的。相比之下，新大众文艺比人工智能的涵盖性、包容性,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芜杂性更强。比如刚才岳雯的发言把人工智能的相关话题也纳入了新大众文艺的讨论范畴之中。目前有关新大众文艺的讨论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同的方向和逻辑上展开的，即新大众文艺生逢其时，应运而生，是未来文艺发展的大方向和正确的方向，这是目前基本一致的结论。当然，这种逻辑和方向在现有的文艺体制内部没有任何问题，这也使之在当下产生了很强的话语效能和广泛的热度和影响力。就目前来看，新大众文艺的观照视野非常庞大，几乎是把新时代以来乃至新世纪以来重要的文艺文学潮流和现象一网打尽。前面谈过的诸如网络文学、新媒体、新媒介、素人写作、跨界写作，还有相对来说更具体的，如跨界性的、进入文学现场的IP、赛博格、二次元，还有破圈、出圈、直播、短视频、微短剧、动漫、游戏等等，基本上全都纳入到了新大众文艺的讨论当中。这种纳入在给新大众文艺这一概念带来很强的包容性的同时，可能会给它的相关讨论带来诸如话语重叠、重复、缠绕，以及与已经形成共识和定论的某些学术观点构成矛盾等可能的误区和问题。因此，我认为对于这种热度极高同时路径单一的某种讨论，可能需要我们不仅要从正面推动和阐释它，还要从侧面甚至反面来考察这一概念本身可能带来的问题和误区；当然考察这一概念的最终目的还是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新大众文艺所构成的这种潮流的本质，以便更合理地去使用和推广它。

第一是关于媒介(技术、传播)的误区。新大众文艺其实就是新媒体、新媒介文艺，或网络文艺，其“新”主要是依据于媒介技术和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科技加持、平台托举等），这就难免带来一种媒介依赖和技术主义的误区；我们不能在讨论新大众文艺的时候，预设性地认为新的媒介和技术发展必然带来文艺创新，而忘了此前的很多研究和讨论中对于互联网、数字时代、新媒体、技术垄断乃至网络资本等带来的诸多问题的反思和提醒。这些反思性的、批评性的意见和研究，对于新媒体包括自媒体时代的乱象，已经有过共识性的意见。我们在讨论一个文艺现象基本的媒介和技术核心的时候，要考虑媒介和技术对于文艺和文学会带来哪些问题，而不仅仅是说它的出现能够很好地推动文艺发展，后者只是它其中的一个面向。当媒体人惊呼《新媒体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段弯路》的时候，并非哗众取宠的耸人听闻。这样的论断也并非个别现象，信息碎片化、媒介成瘾、娱乐至死、技术垄断、信息茧房、注意力剥夺等对新媒体、自媒体的批评不绝于耳。因此，我们从当代文学专业的角度讨论新大众文艺，不能过度信任媒介和技术。我们对媒介和技术的信赖甚至依赖，也不是从近几年才开始。媒介发展得越快，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就越大。某种意义上，近些年文学一直在“被动”追赶媒介技术的变革，什么出圈、破圈、跨界，都是这样一种媒介思维、媒介焦虑的表现；然而事实是，越是追赶它、越是想着怎么样跟上它，带来的焦虑就越多，而当代文学除了拥有了一些“虚假”的活力之外，创造性和受众都在快速萎缩。我们焦虑于我们的文学作品（包括文学批评）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喜欢，但无论我们怎么样努力，其实结果都很难改变。包括我们熟悉的最重要的文学期刊，在顶流的新媒体平台上直播带货，看似很热闹，卖了很多杂志，其实根本上也还只是一种传播性焦虑，既不能改变文学期刊的现状，也无助于真正推动文学健康发展，只是给当代文学带来了很多无谓的“内卷”，以至于更快地失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当我们在讨论新大众文艺的时候，必须意识到，我们突然那么信任媒介，在文艺创作当中越来越多地考虑传播的因素、考虑到算法、考虑到点击量、考虑到大众更大程度的接受，这愈发证明我们的文学、文艺创作的活力和创造性在新媒体时代正在遭遇非常严峻的挑战，遇到了非常大的瓶颈，才“病急乱投医”地转而去焦虑于传播，而往往忽视了“内容为王”的基本前提。因此，媒介依赖并不能缓解和解决当前文艺遇到的复杂局面，相反，可能会使问题迅速加剧。

第二是关于大众的误区。新大众文艺的核心概念是大众，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作者和研究者在广泛讨论的人民性的问题。当然一开始卓今老师也谈了，人民性是我们重要的文学、文艺传统，其来有自，就不需要赘述了。但是现在的落脚点是新大众，新大众到底跟以前的大众和人民性有什么区别？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和专家的研究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比如南帆老师的文章《“新大众文艺”：从命名到命题》，关于新大众文艺的提出与“新媒体时代”的关系，新大众文艺对纸媒文化拥有的编辑出版体系发出的挑战，新大众文艺如何甩下精英/大众的文化生产模式、展示理想的文化平等状态等等，基本上能够概括目前新大众文艺中对于“大众”的预设和想象的基本观点。问题是，这样的想象和论断是不是过于理想化？新媒体的大众和人民是不是比以前的媒体时代更值得信赖？我们的理由往往是教育普及了，人民素质因此也就提升了，新大众自然就不一样了。可是教育的普及早就发生了，并不是新媒体时代才普及，这样的逻辑并不成立。因此，对于新大众文艺中大众之“新”，或者说新的“人民性”，我们目前的阐释还过于粗疏、武断，还远远不够。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垄断、发表和传播的障碍，带来了所谓的文艺民主、文学民主、文化平权、文学平权，这样的论断同样很难站住脚，事实上，体制性话语和资本性话语的垄断并没有被真正打破，尤其是在所谓纯文学、严肃文学领域。还有就是大众与精英或专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新大众文艺真的能打破专业性和非专业性之间的界限吗？新大众文艺是不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去精英化”思潮的延续？媒介重新进行文学的分权、赋权，重新塑造文学主体和文学受众，这样的“去精英化”的所有后果我们是否都有了充分的考量？新大众文艺对于大众的推崇，会不会强化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通俗文化、消费文化的合法性，使得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文化研究中已经形成的针对大众的那些批判性、批评性共识？简而言之，我们必须警惕对于“大众”的过度推崇潜在的危险性，完全回避一种批判性视野是不合理的。

第三是关于文艺的误区。新大众文艺的另一个核心是“文艺”，因此，新大众文艺不是新大众文学，它首先强调的就是跨界、跨艺术门类、文类文体融合、视听技术、新的传媒技术等等，主要讨论的都是那些跟媒介结合得比较好的艺术形式、文艺现象：短视频平台上的“打工诗人”、直播间的农民歌手、B站上的“二创”爱好者，短视频、虚拟现实（VR）到人工智能（AI）生成内容，现象级游戏《黑神话：悟空》，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所以，我们看在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中，泛文艺、泛文学、类文本大行其道，但传统严肃文学的核心是阅读，那新大众文艺给文学阅读带来了什么？能留下多少值得认真对待的文本？总之，显而易见的前车之鉴是，新媒体时代，阅读内容更丰富，阅读的技术便利更突出，但严肃的、高品质的阅读并没有增长，而是在大幅度衰微。当然，我们在讨论新大众文艺的时候也曾经关注过“外卖诗人”王计兵，也讨论过东莞的“素人诗人”，但这样的新大众文艺的代表，其所涉及的文学现象和诗歌文本其实早在二十年前就出现了（打工诗人、底层写作等），并作为重要的诗歌潮流被广泛研究和评判。但如今一旦重新归入新大众文艺的范畴，这一类型的写作在以前形成的很多专业性的定论和共识就失效了，必须重新进行评定，造成这样的差异的机制本身也构成了新大众文艺的某种误区—关于文学史常识的误区。

第四个误区是公共性的误区。新大众文艺得以被关注和推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借助于媒介、平台、流量，所形成的巨大的公共属性（大众性、人民性、广泛的参与性和交互性等等），但同时我们又知道当代大众多数是数字人、原子化的个体，韩炳哲就说数字人的特点是不内聚、无大众,无法形成群体性的思想。数字人作为公众形象，主体色彩和形象感其实是比较弱的。新大众文艺与我们熟悉的传统的公共概念，其实有明显的差异和分野。这些传统概念指新大众文艺讨论之前，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文学和思想史，以及政治、社会学等学科中的概念，比如公共性、公共生活、公共领域（以及最新出现的数字公共领域）、公共意识、公共空间等。我们要考虑新大众文艺有这么强的公共属性，最后会培养出怎样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打开了怎样的公共性，最后又形成哪些有公共价值的共识性，而不是说在新大众文艺当中，我们就简单地迎合公众的需求和他们的文艺期待，而不考虑传统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讨论的那些重要问题，比如说私人经验艺术经验如何向公共价值转化。新大众文艺的文艺形态，最后总是要有一个旨归，要有价值转化。以前哈贝马斯、阿伦特、齐格蒙特·鲍曼都讨论过这些问题。新大众文艺中的个体经验、私人经验和艺术经验到底是什么，最后在我们的时代形成怎样的公共价值，那些共情、共鸣、迅速呼应的情感与经验到底值不值得经验，我觉得这些问题不应该被忽视。

第五个误区是青年的误区。岳雯刚才也说了，得青年者得天下。虽然也有人说，“新媒体文艺曾以青年为主要对象，而新大众文艺则指向全年龄群体”（许苗苗），但毋庸置疑，新大众文艺中的主要的主体形象，尤其是在生产和传播阶段，更多的是青年。这个问题跟上一个问题是一样的。新大众文艺有这么清晰的、重要的青年属性，但新大众文艺到底最后能培育出怎样的青年精神呢？在新大众文艺的时代，假设青年是一个共同体，会承担怎样的期待？在特别强调流量和算法的语境之下，青年会被塑造成怎样的主体特征,最终能够塑造和建构怎样的时代精神，以及这个时代的文化的形象感。最近我们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哈佛女孩的演讲。当演讲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正面的评价甚至推崇很多，但很快，负面的评价席卷而来。比如六神磊磊就认为，华而不实的排比句大行其道，这是一种网络时代的病。而且这在中文互联网上也不是个案。这样的判断，看似是对偶发事件中一个青年的言谈举止、话语方式的判断，其实带有某种显见的整体性视野，是对一个时代某一种类型的青年形象的总体判断。而这种类型的青年形象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形象，和新媒体时代、新媒介时代、网络时代无时无刻的塑形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在讨论新大众文艺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它最终给我们时代塑造怎样的青年形象？我们推崇的青年就是那群追求时髦的技术手段，能够娴熟地运用媒介优势进行娱乐消费、文化生产和输出的人吗？还有，我们在讨论新大众文艺的同时，仍旧延续性地在讨论青年作家、青年写作，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青年作家和青年文学写作其实很难进入新大众文艺的讨论节奏里，这里面有什么原因，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思考，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辨析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和外延里那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

还有我们要问,新大众文艺到底“新”在哪里？其实我们看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讨论当中，它集结起来的这些文艺形态很多并非刚刚出现，很早就被反复讨论和研究过了，也有了相对权威和学术性的评价。现在在新大众文艺的大纛之下，这些文艺现象和作家作品重新被关注、被再评价，我前面也反复强调，如何处理好新的评价、观点和立场与以往既定的学术论断之间的差异性，以避免陷入有违文学艺术本质的悖反（比如轻易推翻或者忽略以往的文艺文学判断），是我们今后讨论需要注意的问题。此外，在讨论中我们往往专注的是进入这一新的文艺范畴的相关现象、主体和话语，往往忽视了还有哪些话语、哪些经验、哪些艺术家个体和作家个体无法参与到新大众文艺当中来，而这些无法参与的，恰恰容易让我们在讨论中因为忽视而造成很多偏颇和误区。总之，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新大众文艺当然很重要，它可能会给我们时代的文艺讨论、文艺创新带来很好的启发和启示，但是我们的学术界和文学界在参与这样的讨论的时候，应该意识到它显而易见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和文艺政策的驱动机制，切忌一哄而上，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我觉得学术研究包括文学批评对这样重要的文艺现象进行跟踪性研究的同时，要考虑到自己的专业属性。你的专业属性不是简单地重复潮流当中的主要观点，而是对这些观点进行学术审视。这是站在我的角度的一点粗浅的看法,前提可能也是因为我对新大众文艺的了解还不够充分，可能有很多偏颇的地方，因此这个发言充其量算是我的困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些困惑的目的，也是希望从一个学术期刊、文学评论刊物从业者的角度，期待今后参与新大众文艺研究和讨论的的学者朋友们，能够对这个重要的文艺现象打开更丰富的学术空间，而不是被已经形成的潮流性的、导向性的判断完全主导，要更有独立的判断、更有我们的专业属性和学术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