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楚：我们的情义
在我印象中，那个年代，每个孩子都有很多亲戚。至少我和我的邻居玩伴都是如此。比如，我有两个舅舅（大舅家有四个表姐和两个表哥；二舅家有五个表姐一个表哥）、两个阿姨（大姨家有两个连兄两个连姐；二姨家有两个连兄一个连姐）、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此外，还有十几个表舅表姨、表姑表叔。而我的邻居，那个擅长攀爬树木的男孩，光亲姑姑就有六个。这些亲戚犹如天空中的星斗，遍布在一马平川的冀东平原上。
记忆中的乡村，最热闹的便是冬天和夏天。冬天热闹是因为有“年”，只有过年了，忙碌了四季的亲朋好友才得闲走亲访友。那时拜年不像现在，发个短信祝福就行，而是要正儿八经团聚吃饭的。女人们择菜的择菜，切菜的切菜，炖肉的炖肉，锅碗瓢盆是要响到日照当空的。等到开席，无论孩子还是老人，都吃得满嘴流油。男人们通常要喝点小酒，如果有小舅子，姐夫们要万分当心。本地有句俗语，“兄弟逗哥，越逗越乐”，小舅子也是兄弟，无论如何劝酒耍赖，姐夫们都不能生气翻脸。待到太阳偏西，亲戚们这才赶着马车打着酒嗝拉着老婆孩子回家。我那时总把五表姨、六表姨、七表姨弄混（她们长得太像，都是长脸大眼，短发小耳），分不清楚哪个给了我五毛钱的压岁钱，哪个又给了我一块钱的压岁钱，跟母亲汇报时难免张冠李戴……
夏天的热闹劲儿在晚上才显露。跟爹妈下了一天的地（浇稻子、打农药、除杂草、施化肥，田里的活儿是要忙到立冬的），扒拉完晚饭，就是孩子们的自由时光了。小伙伴最喜欢的游戏是捉迷藏，他们有的钻进麦秸垛，有的猫在茅厕，有的藏身废弃老屋。孩子们清亮的喊叫声，蝉鸣声，犬吠声，耳背的老人家屋内传来的电视声，让每个深处暗夜的孩子都格外紧张又格外兴奋……除了捉迷藏，孩子们最稀罕的是跟着大人去赶集。吸引他们的不光是平日里看不到的各色商品，还有平日里见不到的亲戚，以及各种声调的叫卖声、娃娃被挤掉鞋子时的哭闹声、买家和卖家因讨价还价发生矛盾时的吵架声……是的，那个时候，可能耳朵还没有被更复杂的噪音冲刷，眼睛还没有更艳丽的色彩淘洗，感觉什么都是喧闹的，鲜亮的，热气腾腾的，劲劲儿的。乡里人的嗓门都很大，肆无忌惮自如随性，仿佛每个人都被无声的鼓点牵引，肢体和思维都在不经意地舞蹈，有些意料之外的走形。
后来搬到县城，和乡村亲戚们的走动并未疏离，反倒是因为距离的阻隔，为了验证某种信念，变得更为频繁亲密。几乎所有的亲戚来县城看病时都要找我的母亲。母亲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她只是加油站的一名普通会计，可她有个朋友在县医院的内科上班。这个朋友是1970年代她在庞各庄村“蹲点”时结识的闺蜜。等我上了初中，表姐们都在县城打工，有的在锁厂，有的在手套厂，还有的在化肥厂。那几年母亲最热衷的事情，便是给她漂亮的侄女们找称心如意的婆家。姐姐们都是亲姐姐。我记得二舅家的老姐在锁厂上班，每个月200元的工资。我喜欢读书，常常用攒下来的零花钱买《读者文摘》《文友》啥的。没钱了，就理直气壮地跟老姐讨要。她总是笑眯眯地从钱包里掏出几块钱，轻轻塞进我手里……多年后，老姐也老了，四处打零工，家里两个淘气的儿子让她的脸上布满跟年龄不相称的皱纹。她再也不是那个喜欢穿连衣裙和高跟鞋的少女了。那几年，每逢春节，我都悄悄塞给她一张单位发的购物卡。每次，她都会摆摆手，笑着说不要，又叮嘱我不要惦念他们，他们过得很好……
在县城，除了老亲戚，我还认识了新亲戚。比如李叔叔。李叔叔是父亲的叔伯堂弟，后来被过继给他的表姑。那时他们家孩子多，表姑又没有子嗣。表姑嫁给了县城的一个农民，日子算是宽裕。我们搬到县城后，逢年过节都要去给他拜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从前在轧钢厂当工人，后来下岗。婶子没工作，操持家务，养猪养牛。他有两个儿子，都比我年长。大哥跟大嫂在街上卖馒头和凉粉。二哥是个大货司机，跑东北和新疆。二哥结过三次婚，我有幸参加过他的两次婚礼。1999年我结婚后，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和弟弟去给李叔李婶拜年，从未间断过，到今年，已经26个年头了。
在和亲戚们（无论远的还是近）的交往中，我也曾有过抱怨，觉得耗费时间和精力，有时还要麻烦同事或朋友。可一旦跟他们攀谈起来，一种莫名的悸动便会笼罩住我。我明白，这些朴素的普通人都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的生活貌似与我没有关联，实际上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无形牵绊，比如他们不仅参加过叔叔们姑姑们的婚礼，也参加过我和弟弟的婚礼；当我的孩子过满月时，他们满面红光地拎着鸡蛋、红糖和老母鸡来庆贺，为懵懂的孩子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交往中，他们老去了，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也老去了，可那些细碎的、庸常的、逐渐褪色却渗透着蜜汁的回忆，却总是让深夜里睡不踏实的我，体会到了莫名的欣慰。我知道，这种和亲戚们的交往方式，在年轻人身上已经难以寻觅。曾经读过一篇文章，作者回忆了姑家表弟在她家暂住求学的往事。可能表弟不是个让人省心的表弟，文字里满是俯视的厌恶和对亲戚这种关系的控诉，或者说是反省。这篇文章的点赞数让我咋舌，同时也理解了为何那么多年轻人都在“断亲”。在他们的叙述中，亲戚们都是势利眼，都盼着对方过得不如意，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压对方一头……这和我的经历完全不同。我的那些姐姐们，即便老了，也还是纯朴的她们。前些日子和四表姐聊天，她说这段时间格外忙碌，在老家帮姐夫的侄媳妇看孩子。侄子家的老二不到两岁，正是最磨人。姐夫的嫂子（孩子的奶奶）身体有恙，侄媳妇要上班，请保姆又太贵……她笑着说这些话时没有丝毫抱怨，为啥？是她主动请缨去看孩子的……
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曾经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用以描述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底层结构。这个理论以水波纹为喻，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以个人为中心，通过血缘、亲缘、地缘等纽带向外扩展，形成具有伸缩性的同心圆网络，其互动模式依托伦理规范而非法律制度。我觉得这个理论不仅适用于之前的中国传统乡村，也适用于之前的中国县城。也正是在这样的水波中，我感受到了生活之外不能言说的部分，感受到了人间烟火气的无奈、蹉跎和向往，感受到了由亲缘关系编织成的网络是如何维系守护着人间那一份情义的。我珍惜这份情义。当然，这种情义并非仅仅存在于亲缘关系中，朋友，同事，甚至是一面之缘的陌生人，长期的相互相知、偶然的善意和举手之劳都可能让我们更加牢固地相信：爱是被创造出来的，不是被臆想出来的。
作为一名小说家，我在很多作品里着重描写、探讨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云落》这部长篇小说也是如此。我喜欢探索人与人关系的边界和表达形式。在《云落》里，“情义”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
比如万樱和来素芸、蒋明芳的关系，甚至是和郑艳霞的关系。郑艳霞是个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人，即便如此，她的内心深处对情分倍加珍惜。尽管在得知万樱怀孕后，她经常性地对万樱敲诈勒索，可该帮忙时，她绝对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这是一位复杂且让人心生怜悯的老人，年轻时被丈夫抛弃的经历让她对人间的“恶”感触颇深，所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也在凝望你，她被“恶”缠身，为“恶”所困，间或萌生出睚眦必报的快意，但终归不是一个被“恶”附身的人。比如万永胜和罗小军的关系。罗小军的父亲临死前，将罗小军托付给朋友万永胜。作为一诺千金的人，万永胜手把手地教罗小军做生意，将罗小军打造成云落的一个商界传奇。当云落的经济“雪崩”来临之际，他无数次警告过罗小军尽早脱身，可都被罗小军当做了耳旁风。当罗小军身陷囹圄，他又拿出五百万让罗小军做缓急之用。作为一个和罗小军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他对罗的情义不单单是与罗父情义的延伸，更是他与罗小军作为两个独立个体的相互欣赏与相互搀扶。
即便是天青对常云泽，也是怀有某种情义的。对鸠占鹊巢的常云泽，天青一开始是怀疑的，愤怒的，可他了解到常云泽和万樱的复杂关系后，内心里的柔软之地被触动，他打算放过常云泽，不再公布真相，并且真诚地祝福着常云泽和万樱。这种情义的滋生是一个渐进的、奇妙的、化学反应般的过程。我希望自己写出了这个过程的可信性和可贵性。
《云落》是一部关于普通人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书写了若干普通人的隐秘世界。这个隐秘世界，是我对人间烟火的打量、探索和塑造。我之所以写了那么多的个人感官瞬间，声音和风物，写了那么多的地方美食，写了那么多琐碎的甚至让一些读者生厌的日常生活场景，我想，都跟我小时候对那种坦诚且狭隘的人际关系的迷恋分不开，跟我对日常生活衍生出的诗性的贪恋分不开。我知道，情义是具有多种面孔，《呼啸山庄》里希斯克利夫的“情”和“义”，是毁灭的发端；《天龙八部》里的萧峰的情义，最终成为他自戕的武器；《悲惨世界》里沙威对法律的“忠”和“义”，则是冉阿让永恒的梦魇……
小说中对情义的展现，或许应该超越简单的善恶二元论的桎梏。于我而言，曾经历过的人间情义，让我面对这个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的现实世界时，始终保持着一种必要的赤诚和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