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中的“父亲”形象：理解不仅仅是名词，更应该是动词
父亲是作家书写中绕不开的重要人物，对很多作家而言，或许都存在两个父亲。作品中的父亲，或生动可感，或森严可畏，都更有可能是某种社会主题的化身，我们藉此得以洞悉人性的幽微和生存的本相。作品外的父亲，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父亲，无论可亲、可敬，抑或可恨、可憎，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薛舒、哲贵和陈集益这三位作家，在他们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写到作品内外的父亲。他们的书写，让我们明白，对父亲的理解不只是一个态度，更不只是一个认知，真正的理解，需要行动。而理解不仅仅是名词，更应该是动词。
当我们选择生活，生活却让我们愧疚
薛舒
《广场KTV》是我最近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母亲突发脑卒中瘫痪，三年来，父亲承担起了照顾母亲的责任。有一天，父亲早上出门买菜后再没回家，他失联了，作为女儿的主人公开启了寻找父亲的旅程。
这部小说的灵感起源，来自我的家庭。2012年，我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直到2020年离世，其间的整整八年，我们全家经历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说“战斗”并不为过，尤其是我的母亲，她从起初的拒绝接受，不愿意放弃退休后返聘的工作，不愿意留在家里照顾她日渐遗忘一切的丈夫，到勉强接受，直到后来，把照顾丈夫作为她全新的工作。她承受了我父亲患病之后八年的照护工作，尤其在病初三年间，那时候，我父亲的失忆和失智正急剧发展。
那是阿尔茨海默病病人家庭最为黑暗的阶段，病者自是痛苦，而家人，需要陪伴与照顾病人，特别是失智、失能，甚至卧病在床的病人，其艰难程度，并非亲历者也许无法体会。当病人失去智能，他失去的是健康，以及自由，而照顾病人的家人，同时也失去了自由，并且，很有可能，他们会渐渐失去健康。
父亲患病的前三年，我的母亲几乎没有自由自在地逛过一次街，没有旅游过一次。父亲住进老年病房之后的五年内，我的母亲每天都要去医院，倘若哪天有事去不成，她会为此自责与愧疚。在我父亲生病的八年中，尽管我也竭尽全力地分担了许多照顾父亲的责任，但我依然时刻处于愧疚中，因为工作而无法全身心投入照顾父亲而愧疚，因为让年纪也已七十多岁的母亲承担过多而愧疚。愧疚的同时，也因为付出太多时间与精力来应对父亲的疾病，安抚母亲的情绪与精神，而严重影响创作，于是又感觉愧对自己的工作。
2020年初春，父亲去世了，艰难与痛苦的时光戛然而止，我们似乎很难接受那个被我们照顾了八年的人突然离开了我们，在伤心欲绝的同时，我和我的母亲蓦然发现，似乎，我们自由了。但是，恐惧也随之而生，我的母亲，我，以及我们每个人，都将遭遇人之将老时所要面临的一切，那时候，我们该怎样活得不那么痛苦？抑或，不必因为自己的衰老与疾病而绑架那个我们最爱的人，于是一边需要他（她）陪伴在身边，一边又对他（她）愧疚不已？
我把父亲患病八年的经历写成了长篇非虚构“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和《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书出版后，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关注，也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在我父亲被确诊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起初，我的母亲作为一名退休人员，正被一家饭店返聘为财务工作人员。她喜欢她的工作，不仅在于能赚一份小小的薪水，更因为在工作中，她有获得感和成就感。但是父亲生病了，需要有人看护他、照顾他。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在子女都要上班的情况下，已经退休的母亲是最适合的人选，她只需放弃返聘的工作，就可以回家照顾相伴了50年的伴侣。但是，母亲似乎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那段日子，我感觉到了严重的身心疲惫。一方面，父亲正在飞速地失忆和失智，需要有人看护，但是请来的保姆都被他赶走或吓跑，他唯独不排斥他的妻子。另一方面，母亲又一时不能接受家庭角色和责任的全方位调整，于是整日处于抑郁的情绪中。而我，几乎每天都奔波在自己家与父母家之间，有时候半夜三更飞车赶往父母的住处，最后，干脆住在了父母家……当然，母亲还是辞掉了工作，成了父亲的全职“保姆”，直到三年后，父亲被送进医院的老年病房。
我把那段最黑暗的日子如实地记录在了《当父亲把我忘记》这本书中。在书中，我写下了那段时间的矛盾与崩溃，对母亲的抱怨，对自己的责问，写下了“荒废”生命的无助感，以及对母亲全身心付出的无尽感激。然而，一些读者却对我提出了质疑，同时为我的母亲感到痛心，他们认为在父亲患病的过程中，我让母亲辞去工作，是对她最大的不尊重，我让母亲承担了体力与精神的双重压力，我的母亲因此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而不该被患病的丈夫捆绑住自己……这些批评的声音让我一度疑惑，是否，我是一个接受了太多规训的传统女性？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应该对我的母亲感到抱歉，我可能需要为自己感到羞愧。然而，我又想象，当我老了、病了，当我需要我的爱人陪伴在身边照顾我的时候，我有没有勇气对他说：你有权利选择你的生活，我不想成为你的羁绊，你不用每天陪在我身边，你去旅行吧，你去跳广场舞吧，你去过你的自由生活吧……
倘若我那同样已入老境的爱人内心确有这样的需求，他的确不想被生病抑或垂老的妻子绑架，那么，他能坦然说出他的想法甚至抽身而出吗？或者，当他的妻子卧病在床，他还能理所当然地去享受自己的生活吗？
“广场KTV”是我在一个内地县城见到的场景，早晨的广场上，老年人聚集在移动“KTV”前，一辆三蹦子，一张投影幕布，一群老年人，花两三元钱，唱一首20世纪的老歌。他们的脚边放着菜篮子，或者环保袋，里面是蔬菜、鱼肉。他们多半不会夫妻双双出现在广场上，他们逃离家庭，享受着早晨这一时段有限的自由。那种时候，我会想，有没有可能，他们的家里，躺着一个卧病的丈夫或妻子？
用《广场KTV》这个小说中女主人公的丈夫庄勇的话说：难道因为妻子瘫痪了，丈夫就没有娱乐的权利了？
是啊！我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但我们一边想要抓住这种权利，一边却要承受着也许永远无法逃避的愧疚，以及痛苦。我们要怎么办，才能过得心安理得？
小说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我个人比较喜欢编辑安静老师的推荐语，她是这么写的：如果说父亲的出走是一场近乎悲壮的温柔反抗，那么女儿的寻找就是一次踏过岁月积尘的跋涉，而母亲的瘫痪之躯则成了他们父女无法言说的痛楚。薛舒不动声色地书写了家庭内部的各种碰撞和摩擦，也写出了那种愈演愈烈却又无可奈何的状态，在生活的真相面前，唯有沉默和祝福。出走之事，一浪逐一浪，事过不问因由。唯愿踏过千重浪的他们能其乐融融地吃上西瓜，能让生活中曾经的暗影变成滋润生命的柔和之光。
小说中，父亲突如其来的失踪仿佛是现实中出现的一个意外，然而，我只是想在一次“离家出走”事件中寻求某个答案，当一个家庭在面临变故时，要如何做到自我修复，而不是走向分崩离析？没有一个家庭从未经历过曲折和困扰，是什么样的理由，能让我们在未必懂得与理解时，依然选择和解与祝福？是苟且？是无力？还是爱？我并不确知，却依然抱以希望。
也许，在父亲生病长达八年的过程中，我感受过太多的愧疚，以及痛苦，我便不太愿意让小说传递过多的负能量，我让出走的父亲很快回归了。但我相信，那颗出走的心，还在人的胸腔里跳动着。
父亲形象的象征与升华
陈集益
我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是浙中山区的一个补鞋匠，从成功学考量，他没有挣下巨额财富，升官加爵的事更没他的份，但是从人生的宽度、厚度和深度来看，他是一个伟岸的男人，顶天立地的汉子，是我的人生榜样。我的父亲这辈子经历的苦难（家族里发生过一起悲剧，这里省略不谈）是很多人几辈子、几十辈子也不可能经历的，他与苦难斗争的勇气、坚韧，值得我永远铭记。尽管如此，父亲在我的成长记忆里，并非顶天立地的伟岸样貌，而是一个经常生病的孱弱男人。父亲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和哮喘病，事实上他选择做补鞋匠，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有一门手艺，收入总比在生产队挣工分强，体力活也可以少干一些。
父亲是远近闻名的能工巧匠，除了补鞋手艺有口皆碑，他还自学过木匠、篾匠，补鞋手艺也是自学的。他后来又学会了焊锡、补锅、修锁、修煤气灯、修雨伞、修行李包等等。他出门时挑的担子，一头是补鞋的，一头是修其他物件的，看起来五花八门，老乡们都笑话他，说他出门“跟唐僧取经似的”。父亲性格外向、乐观，身处苦难中也爱跟人交朋友，在谋生路上他爱讲开心的事给别人听，同时也道听途说了很多民间故事、奇闻异事、神话传说。他走村串巷，一去就是大半年。小时候，我总是掐指计算着他的归期，爱听他讲述在外的见闻，不少见闻后来成了我创作小说的素材。但是到了冬天，父亲便会整日咳嗽，再也挑不动担子外出了。他躺着，却从没见他叹过气，艰苦的生活没有让他消沉，相反，在贫病交加的岁月里，他也有苦中作乐的生存智慧。记得有一次，父亲躺在床上捉到了一只跳蚤，他兴高采烈地叫起来，要我把它关在一个玻璃瓶子里，他想要知道跳蚤到底能饿上多少天——我的记忆是饿了半个月也没有死。还有一次，是夏天，童心未泯的父亲捉了“菜花蛇”放养在家里，目的是要让它们无偿地为我们家捕鼠。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可敬和可爱，在他饱经沧桑的脸上，往往洋溢着孩子一般纯真的笑。
但是，在我早期的创作中，没有按照真实的情况写父亲，因为那时我迷恋先锋文学、现代派之类的，没有想过要写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即便小说里涉及父亲也不是真的父亲。父亲形象在早期小说中不是实指，往往是一个象征物，这就好比张楚在歌曲《姐姐》中提到的“爹”并非真实人物。他在采访中解释，该歌曲通过艺术加工将家庭关系艺术化、符号化，借“爹”这一形象隐喻传统观念对年轻人的束缚。我的创作也是如此，我对父亲的形象进行了艺术化的重构，被赋予更深刻的象征意义。我比较擅长将“父亲”漫画式夸张，甚至有一段时间，我笔下的“父亲”带一点儿神经质，疯疯癫癫的。比如《洪水、跳蚤》里的“父亲”在被洪水卷走后一生潦倒，为抗议妻子改嫁，最后死于绝食，绝食的方式竟然是与跳蚤比赛谁更能挨饿——与跳蚤比赛“绝食”这个细节来源于生活，但是用在这篇小说里是一种隐喻性的描述，是为了写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生存。《哭泣事件》里的“父亲”因丧失给老将军打麻糍的表现资格而上访，像一头撞了南墙也不会回头的倔驴。《城门洞开》里的“父亲”毕其一生都想进城吃“商品粮”，并将三个儿子取名为进城、建城、保城，却在大儿子要和城里姑娘结婚之际，因婚礼当天未接到儿子的确认电话而精神崩溃。这一崩溃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时代变革下农民进城梦的虚妄与代价。《守墓人》中，一个家族自愿守护古老墓园四百年，到了“父亲”这一代，却发现自以为守护的戚继光之子戚印之墓，结果很可能是吴三桂之墓。这些小说中的“父亲”，是现实问题的文学投射，我借由“父亲”写下了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观察与感受。我以荒诞与隐喻的方式，将近乎残酷的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试图写出一个时代的侧影。
不得不说，“父亲”在我的小说中一直是个标志性的存在。早期的小说中，我将现实父亲的形象文学化，伴随着夸张的艺术变形，该时期的“父亲”较多地被塑造成一个窝囊或者固执乃至癫狂的形象。不过后来，我不得不放弃了这类写法，从而回归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自然地，父亲的形象也跟着发生了一次蜕变。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先锋文学的创作手法在我写作之初就已经过时了，文学界不再欢迎这个风格的作品，我再努力也没有多少读者了，甚至发表都困难。二是随着写作经验的积累，我有意放弃了小说形式上的花哨，进而转向最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如此一来，现实中的父亲与小说中的父亲终于重合了。
这个改变的具体实施，从《金塘河》开始。我最初的想法是有一天将小时候的生活记忆写成系列散文，但是总感觉以散文的体裁来写不够自由，分量也轻。于是我采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写法，写了“金塘河”系列。《金塘河》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农民们心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喜悦心情，积极脱贫致富的故事。我塑造了一个不服输的、一心想带领全家人过上美好生活的父亲形象。他在金塘河边围栏建坝、抗洪抢险，又在高山上开荒垦地、挑水抗旱，最后与偷吃庄稼的野兽斗智斗勇，基本取材于童年记忆。在《砍树》中，我根据真实的砍树、背树、卖树的经历，塑造了一个被疾病拖累、内心敏感，但坚韧、隐忍，对家庭责任感强，敢于与疾病、自然环境、社会压迫（禁伐令、村干部腐败）做斗争的父亲形象。小说中的“父亲”背树时咳血仍咬牙坚持，用拐杵支撑百斤树干，挪也要挪下山，最终在绝境中迸发出惊人的生命力。这个系列以外，我也不再将父亲形象漫画化、象征化。小说《照亮》中，至少存在三个正能量“父亲”。即患者“我”的父亲，为救治“我”失明的眼睛，十年间奔走医院、监狱、刑场寻找角膜，甚至想自捐角膜。角膜捐赠者的养父，重信守诺，为救养子举债，后以理发代偿，“画正字记账”的细节彰显传统乡土社会的契约精神。而叙述者“我”，眼疾手术成功且长大成人后，将受赠角膜的恩情转化为生命教育，“我”为报恩鞠躬尽瘁，并教导儿子“受人之恩当回报社会”。小说中的三位“父亲”均通过自我牺牲，传递正向的价值观。
总之，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塑造过众多的父亲形象，其形象逐渐发生着蜕变。不变的是，我想通过一个个鲜活而独特的父亲形象，写出时代的镜像与缩影——因为父亲往往是一个家庭中的顶梁柱，是该家庭中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他是一个家庭与社会的纽带。让我们珍惜与父亲相处的每一刻钟吧，感恩他们为我们付出的一切。
理解是动词，我们往往当成了名词
哲贵
一
先从小说的写作经过讲起吧。小说第一稿写于2019年，原本计划写三个小长篇，合成长篇三部曲。第一部写的是《父亲》，约10万字。父亲是模具工人，具备产业工人所有特点。他热爱当一个工人，可是时代和家庭（更具体说是母亲）逼迫他当上工厂老板。第二部是《伯父》，约16万字。伯父在工厂的销售科工作，身份是供销员。他虽然比父亲年长，却比父亲提前进入市场经济。他成了信河街供销大王，成立了自己的工厂和公司。伯父是经济动物，是个商业成功人士，功成名就，万众瞩目，却在中年遇到了爱情，同时，也遇到了真正的考验。第三部是《小叔》，计划20万字。小叔是为市场经济而生的，也是三兄弟中唯一上过大学的。他有知识，有理想，更有野心，开疆拓土，所向披靡。他成了一个王，同时，他也要为这个王付出应付的代价。
《伯父》写完后，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疫情发生了，二是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三部曲”只写了两部。《小叔》蠢蠢欲动，却又按兵不动。写作有时就是这样，有偶然性，有不确定性。有时候，一耽搁，就停下了，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继续。前面两部写完后，搁在电脑文档里，再也没有打开。我希望能将《小叔》写出来。
时间到了2022年7月，我父亲突然离世。父亲是一个沉默的人，离去的方式也是。我有很多话想对他说，我想，他应该也是。但是，我们都没有做到。可能，作为父亲，他还没有完全掌握和儿子对话的本领，或者，他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作为儿子，我是失职的，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也应该做得更好，但我没有。所以，父亲去世后，我很想用我的方式，跟父亲进行一场对话。不行，我做不到。几次坐在电脑前，脑子里思绪翻滚，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根本不知道如何开头。到了2024年元旦那天，我坐在电脑前，建立了一个新文档，名为《微不足道的一切》，将《父亲》这篇小说进行重写。所谓重写，第一是将原来的第一人称变为第三人称；第二是我将想对父亲说的话，融化进小说中；第三是我除了是写作者的身份，同时也以一个父亲的身份来看待父亲和他所处的世界。写得很快，四万来字的中篇，前后只用了27天。小说完成后，交给《收获》杂志，很快在2024年第3期刊发。2025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二
我日常的写稿速度是每天800字左右，周末加个班，但不会超过1500字。写作《微不足道的一切》那段时间，每天的进度差不多是1500字，这个速度，对我来讲，是个奇迹。如果寻找原因的话，我想，除了原来有小长篇《父亲》作为基础，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有很多话想对父亲说，而这些话又没有办法说出口，只能通过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我迫不及待。我觉得，这部小说，很像我写给父亲的一封长信。
当然只是一个比喻，小说是小说，信是信，不能混为一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部小说里，我有太多的话要说。
这正是我担心的。小说是感情的产物，没有感情，就没有小说。但是，小说不需要作者跳出来大声说话。一个负责任的写作者，是将感情投射到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让他们拥有各自的感情，发出各自的声音，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命运和性格说出该说的话。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能说。我知道这个道理，也一直遵循这个道理。然而，我也清楚地知道，写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
有话要说。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冲动，也是起源。我唯一的能力就是写作，也只有写作才能建立我和他之间的对话。这是我唯一的途径。不管采用什么体裁，不管形式如何变化，内在的核心是倾诉。
我必须承认，这部小说写得战战兢兢，写得瞻前顾后。我必须克制住自己说话的欲望。太难了。那些话在我脑子里翻滚，汹涌澎湃，随时想从我身体里喷薄而出。我知道，只要稍一疏忽，那些话就会找到突破口，就像大坝决堤，一泻千里，将小说的结构击溃，将小说里的人物冲散。我不能让这种灾难发生。我必须照顾好小说里的每一个人，我要将自己的理解转化成他们的理解，要将我的话转化成他们的话。我一边在克制自己，一边却在怂恿小说里的人物，让他们将我想讲的话讲出来。他们代表我，代表我的理解，更代表我的声音。同时，我又要确保他们的独立性，他们各自运行，在运行中发生关系，在关系中推进故事和人物往深处发展，抵达我朦胧中想去的地方。
我要感谢自己，更要感谢小说中的人物，他们陪我完成了一趟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旅程，翻越了一座几乎不可能翻越的高山。在完成一封长信的同时，也完成了一部我想写和应该写的小说。
三
小说里写到很多疾病，都是老年病。我看过一组数字，1999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大约1.3亿。到了2024年，老龄人口已经达到3.1亿。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在接下来的20年里，老龄人口还会急剧增多，有可能达到甚至超过4亿。
这是什么概念？差不多三到四个人中就有一个老龄人口。
我不喜欢“老龄人口”这个概念，没有温度，冷冰冰，像个数字。其实，这些老龄人跟我们关系密切，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我们的师友，是我们的亲戚，甚至就是我们自己。三到四个人中，至少会有一个是我们的家庭成员，而且，我们也会逐渐或已经成为其中一员。更重要的是，伴随而来的老年疾病，会一点一点吞噬老年人的身体和精神，同时，被吞噬的还有整个家庭。没有人能够避免，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
这大概是我写《微不足道的一切》的另一个原因。父亲去世是我写这部小说的个人原因，老年社会和老年疾病的普及是我写这部小说的社会原因。个人原因是写作的直接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写作冲动。而社会原因则是隐藏在冲动背后的思考，或者，矫情一点，叫忧虑。
我的思考和忧虑很渺小，是从个人出发的，是由父亲去世引发的。同时，也是我即将面临的问题。一个人，在这个尘世生活了50年，经历了得与失，经历了欢笑和哭泣，也经历了健康与病痛。对人与事，有了切肤的认知。我想起《金刚经》里有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我以前的理解是：放下，不执着于某一事一物，才能回归本真。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特别是经历了身体的病痛和至亲的离去，对这句话有了新的理解，放下的不仅仅是执着，而是曾经经历的任何事物。但是，放下不是放弃，而是更宽广地理解和爱这个世界。
四
人类虽然是群居动物，人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物种。理解不是与生俱来的，理解是人有了一定经历之后，慢慢生长出来的技能。
理解是日常，我们往往忽视了这种日常。
我举一个例子，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理解父亲的。18岁之前，我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晚年也有十多年跟我住在一起。我也一直以为父亲是理解我的，因为我是他的儿子。我们之间无需交流，更无需争论，只要对面而坐，便可以心领神会。其实不然，父子之间，有些话可以不必说出口，有些动作可以不必做出来，因为身体里流着同一种血脉。但是，当他离去之际，我才猛然发现，这些年，我根本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包括他对我生活和工作的看法，包括他自己。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得比较好了，因为我试图去理解父亲，然而，并没有。现在我才明白，理解不只是一个态度，更不只是一个认知，真正的理解，需要行动，要在日常之中体现出来，要说出来，更要做出来。我没做好。我想到的只是起点，没想到的是，起点便成了终点。
我试图理解父亲，跟我的儿子有关。那年，我儿子在医院出生后，我在医院的走廊上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只有一句话：爸，小孩生了，是个男孩。父亲在电话那头哦了一声，我们便将电话默默挂了。也就在挂断电话的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我也是一个父亲了，从这一刻开始，我的身份发生改变了，至少在父亲这个身份上，我和父亲平起平坐了。也就是从那刻开始，我试着以一个父亲的身份、同时也是一个儿子的身份理解父亲。这是我理解父亲的开始，也几乎是终点。这么多年，我没有说过一句对他的爱。我说不出口，也从来没有拥抱过他。父亲也是，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爱，但他从来没有在语言上表达过。我知道，在这方面，我和他都没有学会，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我们没有补上那一课。
我想，不只是我和父亲缺失对理解的表达，这可能是绝大多数父亲和儿子的遗憾。我写《微不足道的一切》，不是想弥补这种遗憾，而是想将这种遗憾呈现出来，讲给父亲听，也讲给大家听。
我们正在面对老年人，我们也正在成为老年人。我们理解的不仅仅是他们，也是理解我们自己。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爱他们的同时，也是在爱我们自己。
我不否认，《微不足道的一切》是写给我的父亲的，同时，也是写给我自己。如果放大一点，《微不足道的一切》也是写给所有老年人，写给未来的我们和比我们年轻的人。
我们不缺理解，缺的是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