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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诗”，我们仿佛耳熟能详；但是其中蕴含的鲜为人知的“秘密”，却较少引起关注。赵柏田的《唐诗传》以此作为对象和焦点，梳理“唐诗人”的人生经历和命运遭遇，辨析“唐诗歌”的发生轨迹和思想观念，为我们提供了“唐诗”背后的历史沧桑、伦理困境与人性内涵。传统意义上对散文的“非韵非骈”的认识，在现代理解中，形式上更为自由，是富有探索精神的文体。所谓记人的、写景的、状物的、抒情的、叙事的等类型的因素和特征，都可以融入某种“大散文”的写作。《唐诗传》不仅显示出这样的“聚合性”，而且同步具有“诗化小说”和“非虚构”的创作意味。作者将“自我”代入“唐诗”中，以感同身受的真性情和对话意识的多元化作为基本的立传精神，也就更加强化了“唐诗人”命运的呈现。

《唐诗传》不仅通过诗人的生活去还原时代的氛围，更重要的是通过时代的变迁来表现诗人的命运。我们从文学史上知悉的“初唐四杰”，在当时的权威裴行俭看来，并非所谓的“神童”，而是“华而不实”。以其之见，“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也就是需要先具备器量和见识，然后再专攻诗词文采，而王勃等人终究会被“浮躁浅露”性格所害。不能不说裴行俭的见解的确深刻，但是否与“四杰”相契合，则另当别论。尽管四人也得到些许肯定，但最终未获大用，均是悲剧性的结局。作者试图挖掘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因为当下的语境和表现仍然屡见不鲜。“他们的血液里就一直是矛盾和不安的，摇摆在儒家与释道、神仙与孔丘的两端。”所谓达则兼济天下和穷则独善其身，其实还是追求于“达”，真正“穷”的时候，也仍然难以独善其身。在人生的某些节点，做到“穷”比实现“达”要难得多。为了激流勇进，王勃不断地以自己的才华“上表献颂”迎合朝廷；同时也败在自己的才华显露的文字中。有时候，“急流勇退”比“激流勇进”要难得多，更加难能可贵。因为一篇“檄文”而被认定挑拨亲王关系，被逐出长安而去往蜀地，得以与卢照邻共游唱和。作者试图设置比较的眼光来看待笔下的人物，否则就看不清楚各自的特质及其相通的属性。卢照邻经历世态炎凉，所以说“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而王勃仍然不失仕进之意，所以说“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卢氏所悲的是“才难”“穷通”“昔游”“今日”“人生”，而王氏所悲的主要是“别离”，因为他还要返回长安寻找机会。然而命运多舛，再次陷入“重罪”，多亏朝廷大赦而保全性命。在看望受到牵连的父亲后，返回途中落水而亡。如作者所言，“他的一生，正如一只惊鸿飞过绚烂的晚霞，凄美而壮阔，也正如一株水仙，眩目地开放后，瞬即开败。”绚烂而短暂还是平凡而长远，仿佛也是上天的拣选。作为“惊鸿记”王勃的同龄人，杨炯也在为命运薄待自己而伤悲。现实与梦想的反差，让自己感觉怀才不遇。或许同病相怜，在为《王勃集》所作的序中，从对亡友的追忆和怀念转变成了悲情和祭文，甚至是抨击时文的文论。杨炯认为，一个人的才华比起仕途上的成功更重要，功绩也会存世更久。当他谈论王勃之时，实际上也是映照自己。“一部聊斋垂千古，万千进士化尘埃”，这是对于后来者的启示，对于当时者而言则正好相反。设身处地本就难以实现，感同身受需要命运的牵连。作者与笔下的人物对话，笔下的人物之间相互对话，形成不同层面的“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在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是时代负人还是人负时代？

《唐诗传》“传”中有“记”，为每一位诗人都进行了“记”的定位，贯穿的仍然是命运的起伏。骆宾王年事已高却要出征西域，“白头”形象格外醒目。作者善于运用内外的反差而表现人物的波折。“夕次”“晚度”“落日”，勾勒出军塞路线，记录下所见所思。参与平定叛乱，非但未获升迁，反而被打发去了四川，成为政治上的“弃子”。后续生路又反复无常，其文采与思想连被讨伐对象都深受触动，但生命却“不知所之”。看起来应该有始有终，其实生命去处的不确定属于常态。陈子昂自比“兰若”，希冀官场，未能如愿而隐居以韬光养晦。“把能进能退、能仕能隐的鬼谷子作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当施展才华的时候，可以无所不能，当收敛起锋芒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他的存在。”进退自如谈何容易，儒释道精神的平衡也并非静态，作者抓住了人物的隐秘心理加以深化。短暂的军旅生涯，让陈子昂看到边卒的苦难、将帅的无能、累累的白骨，更看到先前未曾留意的黑暗。本想建功立业，结果不被重用，既而选择“认命”。他意识到，命就是气运，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时代，都逃不过这种气运的支配。以前他所以为的“幸运儿”，如今也不过是个“幻觉”。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反思自己的不自量力，总是直白地向当局陈述自己的观点，哪知道事与愿违，现在悔悟当初的不自知。他似乎明白了，道之将行是命，道之将废也是命；他忽然意识到，一切都是对自己手中这支笔的不切实际的期待造成的，所以要弃而不用，选择逃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间无穷无尽，空间无边无际，一个人出现在时空中的某一个点，前面和后面都是无限，只有自我的渺小与脆弱。这是在天地尽头写下的诗篇，充满无言的悲剧感。人在天地人神的四维结构中，没有了神性的对应和参照，人性的基础就会发生动摇。作为“侍臣”的宋之问，同样凭借“一支笔”而曾经风生水起。随着神龙革命，他被驱逐出京。此后惨淡行程的每个节点，都留下了他的诗句，称得上一部忧心忡忡的诗体笔记。待到被重新召回宫中，旋即陷入贵族诗歌的最后繁华，并且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新皇即位，清算旧账，再度遭到流放。流放途中的写作，由于巨大的心理落差，反而显示出崭新的诗歌气象，“宫廷诗大师到了山水间，也跳脱了格律的束缚。”他将绝望中觅得生机的希望寄托于佛法，并愿意接受慧能法师的指引。“物用益冲旷，心源日闲细。”对待百物器用，不妨冲淡旷达；心性的养成，皆由闲适细致。然而事与愿违，最后等来的却是新晋皇帝的赐死令。在皇权下的名利场中，莫不是树倒猢狲散，终究难以善终。作者的揭示一波三折，就像命运本身一样不可捉摸。即便有了民间的力量和神性的照耀，也改变不了人性的轨道。与宋之问同期的沈佺期，命运遭际同样如此，也是在流放境遇中发生诗风的改观，不再追求格律上的雅致和靡丽，而是流露出自由的生气和个性。他在流放中期待回归，在期待中日益绝望，结果也是逐步“认命”。“所以他安排余生，首先就是读周易、咏老庄，努力去认清命理的真面目，以更好地顺应它。但即便如此，当春风吹拂南陲大地，一年一度的上巳节到来，他还是渴望着从这一场祓除仪式中洗涤去自己的罪名。”等到赦令到来，再次回到洛阳，其诗风又重回宫廷诗的刻意，甚至没有基本的应有的过渡。作者客观地呈现这样的选择，隐含其中的反思意味不可谓不明显。显然，政治中人和非政治中人的诗歌立场的确不同，仿佛魔咒一样。但是，那种被命运牵着走的生命形态却自始至终没有改变。

《唐诗传》从诗人命运出发阐释诗歌的发生缘起和情感思绪，又从诗歌内涵出发去返观诗人的经历和体验，然后再度回归诗人的命运之中，形成某种内在的闭环。作为“盛世隐士”的孟浩然，他的诗作不多，却记下生活的日常。泛舟、垂钓、清谈、听琴、远足、夜宿、宴饮、看花、听雨……如同一部充满细节的“生活流”长篇小说，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在认真做诗。有时候，“浩然”之气反而恰恰隐藏于日常生活。而贺知章才高位显，却性情亢爽，离乡五十载，满满的宫廷诗。因年龄原因而退下来，矢志以长生为业，实为满朝文武之楷模。如此之人实为命运垂青，自然引发李白的羡慕和追随。自天宝元年待诏翰林，在外人看来，他陪驾温泉宫，侍宴花萼楼，占尽无限风光，实则处于流言泡沫和不怀好意的包围中，早就如坐针毡，萌生归意。《梦游天姥吟留别》不只是一首山水诗，更是“谪仙”李白的“不安之书”。不难想象，如果沉湎于宫廷，也就没有了“诗仙”的流传。到了“安史之乱”，也并非孤立事件，而同步改写了当世杰出诗人的命运走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曾经以为的圣明之主，已经无比遥远，才有了愤怒之诗作。“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正是一个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诗人最可贵的品质，也正因此而走在“诗史”的道路上。作者把诗歌和诗人及其传统连缀成一条线，让我们获得穿透性的体验。言为心声，此言不虚。每一代人的发声，都是为后代人的造福；每一代人的沉默，都是为后代人的积祸。除了个体自我，还有相互关系。“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元白交往三十年，全都围绕着诗歌转。“始以诗交，终以诗诀”，仿佛前世命中注定。白居易以一篇《元稹志》，称其一生功业，不只在文章刀笔，更在于国家事务，只可惜“心长而运短”。然而自己也已经走向老年，“君埋地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白头”，对于生命的慨叹，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遍表现。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人是生活在时间中的，而非生活在空间中的，诗人尤其如此。

《唐诗传》不仅为诗歌作传，更是为诗人作传，尤其为那些独特的诗人而立传。李绅没有留下自己的全集，“新楼记”以有限的线索寻绎并打捞被文学史忽略的杰出诗人。他惊异于看不见的命运之手的强大，也生怕眼前的功名富贵只是幻化，但真相又的确这样，终究深陷党争漩涡，并累及子孙后世。一个写下“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悲悯诗人，其名并未显赫。其实，或许还有无数的诗人被无穷地遮蔽，作者也只能有心无力了。而韩愈的一生，则犹如一条危机四伏的大河。大河创造自己的气象，在天为云，在地为水，大河上下，天与水，动物和草木，也都在教育他，洗练他，启发他。其创作同样如此，从发源时模仿汉魏诗歌的莽莽苍苍、流经中年时的险怪与高峻，终归于哲学家式的平静，中间时而交织着“天街小雨润如酥”式的温润和“大肉硬饼如刀截”式的机智与诙谐。这是一个倡古文，行古道，维系道统于不坠的“文化英雄”。从“小我”到“大我”，从独具特色到普遍价值，作者的提升尤为重要，否则也就难以解释文化的生生不息。在韩愈眼中，孟郊诗风怪异，语言硬涩，一招一式几乎看不出师承来历，却自有一种高古的气息。朱门之路，屡遭挫败；满面悲愁，内心凄凉。世道越是崩塌，他越加相信诗歌的力量，相信诗歌可以正人心、淳风俗。再加上丧子之痛，更让他走向“受难式”的写作。孟郊选择让人胆寒的自然现象入诗，顺势把读者带入冰天雪地中。他的身体越来越病态，他的诗骨却越来越筋道。对于李贺而言，二十岁的挫败并没有使其功名仕途心灰意冷。待到在长安谋得一个微小官位，却又时常返回家中，后即决定辞病东归。他的诗歌时常与神鬼相通，自我也成为天界和人间的通灵者。李贺的英年早逝，按照李商隐的说法，应该是被上天派来的使者召唤而去。诗人的语词，通常具有神性的启示；天才的诗人，往往留下永恒的命题。

被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的散文家王鼎钧曾言，感谢天地君亲师，感谢唐宋元明清，感谢金木水火土，“种种昨日，都成今我”。《唐诗传》对历史事件进行文学还原，发古今之幽思；对历史关系进行考证辨析，理内在之线索；对诗人命运进行文学梳理，怀悲悯之心底；对诗人诗歌进行文本细读，作诠释之判断。“唐诗人”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命运还在，他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作者与历史对话、与诗人对话、与诗歌对话，把我们生活中的“唐诗”具象化，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侧面得以具象化。其中反映的时代和人物虽然已经过去，但所蕴含的精神和思想却传承下来，并且不断地积淀而成为我们的文化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