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言：赛博格身体

作为空间政治的载体

在算法与信息技术深度介入人类日常的当下，身体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生物性存在，而是日益成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符号化与政治化的界面。凯瑟琳·海勒斯在其后人类理论中提出，赛博格（Cyborg）是“物质-信息的异质集合持续重构自身边界”的存在，这一界定不仅打破了传统身心二元的哲学框架，更指认出技术、资本与权力如何通过对身体的再配置，参与现实的空间政治与主体建构。当代中国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与技术化双重转型之中。从基因编辑呈现对生物身体的干预，到算法系统对劳动身体的路径优化，再到空间折叠对阶层身体的固化，王晋康小说《类人》中出现无指纹的“类人”工人，美团骑手的GPS轨迹呈现的没有人性温度的轨迹，郝景芳小说《北京折叠》中试图处理的时间配额制……这些繁复现象共同勾勒出一幅“后人类城市”的图景。“对身体的形变、身体的增强、身体的物化以及身体的超限等身体技术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主流文学写作忽视了”，①我们愈发注意到身体不再仅是权力的承受者，更是权力关系的物质化隐喻，是空间结构中微小而关键的作战单元。

倘若我们以“赛博格身体”为核心概念，透过汉语诗歌、科幻小说、都市文学、类型电影等多重文本类型，探讨在算法主导的时代中，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被技术嵌套、被叙事拆解、被空间规训，同时又如何在这种嵌套与拆解中寻找抵抗与重写的可能。“赛博格这一新的主体并非人与技术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变化”②，我们关注的是那些隐没于代码与混凝土之间的“隐微书写”，它们并非宏大叙事或思想长城，而是藏于日常经验褶皱处的微小实践，是赛博格身体在技术殖民与主体觉醒之间的持续摇摆。当前的汉语诗歌面临文学性与技术性的内在隔膜，部分研究着意于分析算法如何通过“数据抒情”实现对边缘群体经验的征用与审美化剥削，不少文学现象惹人眼球，诸如抖音AI生成的“城中村挽歌”、美团骑手轨迹写就的“算法诗歌”，或许在这一文化现象背后掩藏的是一种新型的“殖民机制”，它们将身体经验转化为可计算、可消费的数据流，从而完成对记忆与情感的技术收割。

当有效的抒情成为一种奢侈，科幻小说所提供的偌大想象空间让我们惊叹不已。《北京折叠》中的时间政治、《类人》中的基因阶级、《荒潮》中的义体反抗，无一不是对现实空间秩序的寓言式再现。这些科幻作品通过虚构的技术设定，暴露出现实中技术理性对生命伦理的越界，以及空间资源分配背后的生物学与算法逻辑。城市是否让我们的明天更美好呢？科幻与想象之外，都市文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切近现实的观察视角。双雪涛、徐则臣等作家笔下的城中村、废墟、流动人口，构成福柯所说的异托邦，那些在主流城市空间之外，同时却又真实存在的异质之地。身处于这些空间中，身体以义肢、租屋、Wi-Fi信号为媒介，与城市进行着持续的谈判与抵抗，城市中的人们又该何去何从。此外，类型电影中尤其是赛博朋克题材的影视作品以视觉语言强化了赛博格身体与城市空间的镜像关系，这一现象已经引起诸多学者关注。例如电影《银翼杀手2049》中的记忆植入、《攻壳机动队》中的义体漫游，类似研讨方向不仅构成对人类本质的哲学追问，同时揭示了技术如何通过身体写入意识形态，又如何被身体进行一种反向的解构。

当代社会文本的信息量异常庞杂，而贯穿所有这些文学文化文本的是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在算法重组一切的时代，身体是否还能保持其物质性与主体性？当ChatGPT、DeepSeek写诗、美团生成路径、基因编辑决定命运，我们是否正在步入一个所有经验皆可被抽取、所有身体皆可被优化的“后人类困境”？而文学与艺术，是否还能为这些被技术嵌套的身体提供一条重返“真实”的路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不仅要在理论层面回应海勒斯、哈拉维、福柯等人的思想资源，更要在文本细读中捕捉那些未被完全规训的“例外时刻”。那些在算法中蒸发又凝结的汗水、在代码中发芽的钢筋、在像素中摇晃的铁皮屋顶——它们或许正是赛博格身体在技术殖民中悄悄书写的抵抗诗学。我们期待通过“文本嵌套”这一方法论视角，揭示出算法时代主体分裂的深层结构，并探寻赛博格身体在其中所能开展的隐微书写可能。

一、汉语诗歌：

算法凝视下的身体褶皱

在算法时代，汉语诗歌的创作与阐释场域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转移。传统的抒情主体中那个完整、自省、富于浪漫或忧患意识的“我”，正在技术的介入下发生剧烈的分裂与重构，这种主体分裂危机远非停留在社会认同方面，更深刻地表现为一种身体层面的“二元崩溃”。③算法并非仅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它更是一种强大的构序性力量，其“凝视”穿透物质空间并且直接作用于人的身体与经验，将其捕获、量化、重组，并最终生产出一种新型的“算法文本”。在此算法凝视之下，我们的身体如何被折叠、征用和显影，从而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褶皱”状态，因为这既是技术权力施加压迫的痕迹，同时也是主体性在缝隙中寻求表达的褶皱。此种主体分裂不再仅是现代性焦虑的精神症候，更是被技术基础设施直接编码的物质性现实。

抖音平台通过AI算法生成的“城中村挽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剖析数据殖民的绝佳案例。这些所谓“诗歌”的数据基底，源于对农民工日记、外卖员轨迹、城市迁徙地图等边缘群体生存经验的广泛征用。算法在此扮演了一个冷酷的采集者与优雅的加工者的双重角色：它一方面冷峻地抽取着生命的原始数据（轨迹、时间、地点），另一方面又借用诗歌这一最富人类情感的文学形式对其进行包装，生成一种可供消费的“数据乡愁”。诸如“锈蚀的钢筋在代码中发芽/工牌编号是最后的身份证”等诗句，暴露了算法运作的核心悖论与暴力。诗句在审美上具有某种后工业时代的“异化美”，但我们究其本质可能会发现，这是一种审美化剥削。“钢筋”在“代码”中“发芽”，意象的并置巧妙地隐喻了物质现实被数字逻辑收编、异化的过程。冰冷的“代码”吞噬了坚硬的“钢筋”，并将其转化为自身逻辑内可生长的、驯服的元素。而“工牌编号是最后的身份证”一句，则更为直白地揭示了在平台资本秩序中，个体身份被彻底数据化、工具化的残酷现实。人的唯一性标识不再是法律或伦理意义上的身份，而是其在算法管理系统中的一串编号。阿甘本谈到那些被剥夺了政治与社会内涵的人，仅存生物性与数据性躯壳的存在，继而成为“赤裸生命”。

这一过程的本质，是资本通过算法对边缘群体身体经验进行的“收割”。劳动者的汗水、疲惫、乡愁、对城市的复杂情感，这些本属于生命主体的“液态记忆”，被算法凝固、萃取之后又重铸为标准化、可流通、可消费的文化商品。其生成机制是一种典型的“抒情暴力”：它以温柔诗意的形式，掩盖了其内部蕴含的权力剥夺与殖民逻辑。“文化身体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而是一个社会、文化和认知网络不断融合的过程”，④用户在这些诗篇中消费的并非真实可触摸的苦难或疼痛，而是经过算法美化的、去痛感的“苦难美学”，这实则完成了对苦难经验的二次剥削，彻底消解了其可能蕴含的社会批判能量。抒情主体在此过程中是分裂的，因为其真实的、肉身的内在经验被抽离，成为一个被观看、被消费的“他者”；而那个在诗中佯装哀婉抒情的“我”，则是一个由数据拼凑、算法仿真的虚假主体，难以藉由语言和情感回应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对话吁求。真正的抒情主体并非人类，而是资本操控下的算法本身。

相较于抖音AI广泛的“数据乡愁”生产，美团以其配送算法生成的诗歌，则更为精准地揭示了平台资本主义对劳动身体的时空规训。这些诗歌的文本直接源于骑手在城市中的运动轨迹、送餐时间、等待时长等数据，是算法将身体运动转化为“最优路径”这一数学解的副产物与文本化显影。“红绿灯是算法的标点/汗水在GPS网格蒸发”，此类诗句绝非无意的文学巧合，而是算法规训逻辑的赤裸告白。“红绿灯”本是城市交通的公共调节器，但在诗句中，它被收编为“算法的标点”，“它将人类的各种日常语言、经验、先验知识、常识、前见、成规，以及语言使用和意义识别方式都灌注给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因此，大语言模型所有次向量中的标记其实都包含了人类的经验”。⑤这意味着，城市的物理基础设施及其时间节奏，已完全被整合进算法的语法体系，成为其书写、断句、转换、控制劳动过程的工具。骑手的身体必须在由算法标点化的时空中穿梭、停顿、加速。而“汗水在GPS网格蒸发”则是一幅极为深刻的身体政治图谱。“汗水”是身体劳动最直接的生理产物，象征着肉身的付出与消耗；而“GPS网格”则是数字监控与管理的抽象坐标系。汗水的“蒸发”，在此具有双重意味：既是物理上的消失，亦是在数据网格中的“无效化”——它作为劳动的身体性证据被系统性地忽略和抹除，唯有最终送达的“数据点”才有价值。

这与米歇尔·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形成了深度的当代对话，因为福柯笔下的规训强调通过封闭空间、时间表、层级监视等手段来塑造驯顺的身体。而在算法时代，这种规训技术实现了终极的进化与内化。算法不再依赖于固定的物理空间（如工厂、监狱），而是通过GPS、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设想构建了一个流动的、无处不在的数字圆形监狱。规训权力直接“写入身体运动的微观政治”，骑手的每一次转向、加速、等待，都实时处于算法的凝视与评估之下。其身体被重构为一个“算法身体”，一个为数据生成、路径优化而存在的生物—数字混合体。我们能够意识到，主体的分裂在此呈现为一种“执行者”与“被编程者”的二元对立。骑手的意识主体或许想着送达、赚取报酬、注意安全，但其身体运动却无时无刻不在执行着另一个由算法设定的、追求极致效率的“数字意志”，两者的错位与张力实际构成了算法时代劳动主体最深刻的异化与分裂。这些算法诗歌正是这种分裂状态的无意识坦白，是规训权力在文本层留下的特殊症候，它正在以其冰冷的诗意为我们显影了一幅被技术权力深度铭刻的当代身体图景。

在算法凝视的笼罩下，汉语诗歌的传统领域正被一种新型的“文本嵌套”所占据。抖音与美团的案例表明，算法并非中立，它深深地嵌入资本与权力的逻辑，主动参与了对身体经验的殖民、对劳动时间的规训，并生产出一种导致主体分裂的“抒情暴力”。这些算法生成的诗歌，既是权力运作的产物，也是其运作机制的显影剂。然而，揭示这种分裂与殖民，并非意味着宣判主体的彻底死亡。恰恰相反，认识到这种“褶皱”的存在，是寻求抵抗的第一步。当算法试图将一切经验平滑地吸纳进其数据流时，那些无法被完全量化、无法被彻底抹除的肉身感受，诸如汗水的不适、疲惫的沉重、未被编号的情感等，或许正构成了褶皱之下的藏身之处与反击起点。真正的诗歌不再是算法生成的、可供消费的怀旧意象，而是重新锚定于物质性身体经验、对算法逻辑保持警惕与批判的书写实践。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在算法时代如何以一种新的诗学形式，去书写那些被折叠的真实，去缝合那被分裂的主体，从而在技术的包围中真正获得人之为人的、具身的经验与尊严。

二、科幻小说：

基因编辑与空间阶层的身体编码

科幻小说以其独有的寓言性与前瞻性，为理解算法时代的技术政治提供了深刻的叙事实验室。相较于汉语诗歌对现实经验的直接征用与显影，科幻文本通过构建看似遥远的未来世界，将技术对身体的编码、对空间的规划以及由此引发的阶层固化与主体分裂问题，推向一种极致的戏剧化呈现。在此类叙事中的身体不再是自然的造物，而是成为权力技术直接书写的表面，是空间阶层秩序得以铭刻和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围绕郝景芳、王晋康、陈楸帆的作品，我们或可分析科幻想象如何揭示基因编辑、义体化技术如何参与构建一种新型的“生物政治”，进一步探讨身体如何成为分裂、矛盾与潜在抵抗的焦点。

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构建的并非一个线性发展的未来城市，而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依循阶层进行物理隔离与时间分配的空间结构。这座城市的三重空间折叠，是其社会结构的终极物质化隐喻。第一、二、三空间不仅意味着地理上的区隔，更意味着时间这一生命最基本维度的不平等分配。精英享有24小时完整的时间循环，而底层垃圾处理者则被压缩至仅8小时的生存权。这种“时间配额”制是一种极为精妙且残酷的身体政治技术，因此小说《北京折叠》谈及的阶层空间化与时间配额中的身体政治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或许能够为我们打开观看方式，因为空间并非中性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生产着社会关系。《北京折叠》中的空间直接生产并固化着阶层的差异，而这一切最终都作用于身体。老刀等第三空间居民的身体，被严格地规训以适应其被分配的时间节奏和空间范围。他们的身体感受、生物钟、社会交往乃至生命期望，都被这套空间-时间装置所预先设定。身体成为了“空间权力结构的微型展演场”，其每一个动作都在无声地展演着自身的阶层归属。这种分裂是彻底的：第一空间的身体是自主的、充盈的、享有完整时间性的；而第三空间的身体则是他者的、匮乏的、时间被剥夺的。主体性由此被空间与时间撕裂，底层居民无法形成一个连贯、统一的自我意识，因为他们最基本的生命体验——时间感——悄然之间已被外部权力所切割和分配。

另一部作品，王晋康的《类人》则将审视的焦点从宏观的空间架构转向微观的生命分子层面。小说中设想的深圳基因编辑产业园，通过DNA技术大批量制造无指纹、可识别的“类人”劳动力，将科幻中经典的身份命题与当代生物资本主义议题紧密结合，基因编辑、生物种姓与后人类城市的生物政治均纳入讨论范围。“无指纹”这一设定是一个精妙的符号。指纹是个人独一无二的身份标志，是自然身体差异性的证明。抹去指纹，也就意味着从生物根基上抹除了其个体的独特性与法律身份的可追溯性，将其彻底“物化”为纯粹的功能性劳动力。这构建了一种基于生物技术的、“科学且合理”的生物种姓制度。在此，基因编辑技术不再是中性的科学工具，而是成为了空间资源分配与社会管理的生物学解决方案。它通过改写身体本身的生物属性，来确保一个稳定、高效且等级森严的城市空间秩序。优等人（自然人类）占据城市的中心与资源，而“类人”则被编码为只能服务于特定空间与功能的生物体，电影《异类觉醒》《分歧者》均有类似的观念表达，这深刻地暴露了技术理性对生命伦理的僭越。这里的身体分裂体现在“人”与“非人”的界限被技术强行划定。自然人类的主体性是完整的，被法律和伦理体系所承认；而“类人”的身体虽具有人类形态，甚至情感，但其生物本质已被改造，其主体性被系统性地否认和压抑。他们是一种“赤裸生命”，被纳入政治秩序的目的只是为了被剥削和管控。这种基于基因的身体编码，是福柯所述“生物权力”的终极发展形式，权力直接渗透至生命的最基本单元，通过对生命的规划和管理来实施统治。

同样是讨论赛博格身体，陈楸帆的小说《荒潮》呈现了另一幅更为复杂、也更具矛盾性的技术身体图景。故事中的硅屿是一个被电子垃圾污染和赛博格技术渗透的飞地，岛民们为了生存普遍接受义体化改造，女主角小米更是通过神经植入体与全球信息网络相连。这里的身体是典型的赛博格——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机械义体能成为身体的延伸，肉体变成具有可替代性的零件，这将会建构出另一身份场域，或将吞噬人对人体本身的归属感”。⑥小说《荒潮》特别注意到赛博格身体的悖论与空间抵抗的某种潜能，因为这种赛博格身体已然呈现出深刻的悖论性分裂。一方面，它是技术殖民与经济剥削的产物。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将电子垃圾倾倒于硅屿，而岛民又不得不依靠改造这些垃圾带来的技术（义体）来求存。他们的身体被技术侵入、改造，甚至“电子脑浆储存着阶级与社会关系”，意味着社会的不公与阶层烙印已通过技术被直接写入神经回路。身体在此成为被殖民的领土。然而另一方面，正如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所指出，赛博格身体因其模糊了自然/人工、人类/动物、有机体/机器的边界，也蕴含着颠覆既定权力结构的巨大潜能。小米的神经植入体在使她被剥削的同时，同时也赋予她超越本地空间禁锢的能力，接入更广阔的信息流并获得反抗的知识与力量。小米的身体既是牢笼，同时也是武器。这种身体与城市空间的动态博弈，提供了一种从内部解构的抵抗路径。抵抗不再需要外部的、纯粹的革命主体，而是发生在被技术渗透的身体内部，利用技术本身提供的可能性来突破技术本身的控制。这种分裂的主体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潜在的反抗者，由此更加构成赛博格政治学的核心。它反复告诫我们，在技术殖民最深重的地方也可能滋长出最意想不到的抵抗形式。

当代中国科幻小说通过其丰富的想象，将算法时代隐含的技术逻辑，例如空间隔离、生物编码、义体融合等等悉数推至前台，使其以极端化的方式变得清晰可见。这些典型文本共同揭示了一个核心议题，那就是技术远非中立的工具，它总是与特定的权力结构和资本逻辑共谋，通过对身体的重新编码来规划和固化社会空间与阶层秩序。《北京折叠》中的时间政治、《类人》中的生物种姓、《荒潮》中的赛博格悖论，无不深刻地展现了技术如何导致身体与主体的剧烈分裂。然而科幻的价值不仅在于预警，更在于其提供的思考韧性，“科幻叙事是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想象后人类的重要方法”⑦。它迫使我们去追问：当我们的世界日益朝向这些科幻图景靠拢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荒潮》尤其启示我们，身体的分裂固然是痛苦和异化的根源，但其中也可能蕴含着未被权力完全收编的、进行反抗的缝隙与工具。重返哈拉维的洞见，赛博格身份虽是“重构现实的政治神话”，但这个神话不属于掌控技术的精英，而是属于所有在技术夹缝中生存、并试图利用技术重新书写自身命运的“边缘者”。这或许正是科幻小说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身体裂隙”与“社会不安”所提供的最珍贵的思考路径，我们得以在承认分裂与困境的前提下，于技术的内部寻找重构主体性、实践抵抗的微观政治可能。

三、都市文学：

后人类空间的流动叙事

在当代都市文学的叙事版图中，城市不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日益演变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技术-生命复合体，深刻参与了主体的塑造与分裂。与此前我们讨论的诗歌的即时性征用和科幻的预见性寓言不同，都市文学以一种更具黏着感的现实主义笔触，生动描摹了技术逻辑如何细腻地编织进日常生活的肌理，塑造出一种后人类空间的流动叙事。科幻赛博格城市概念“指向3个层面的内涵。首先，它指向的是人类肉身与虚拟技术和物理城市交互发展产生的智慧城市形态；其次，它指的是城市生态建设；最后，它指的是人类肉身与城市整合产生的新有机体所引发的认识论突变”。⑧双雪涛、徐则臣等作家笔下的都市文本，以及快手、抖音等平台衍生的“数字民谣”，探讨在城中村、租房轨迹、交通工具等液态空间中，身体如何通过与技术环境的持续互动，既要承受着巨大的疏离与分裂，又持续进行着微小的实践与抵抗，并在一种永恒的流动中寄托着对“远方的远”的想象性抵达。

在福柯的理论中，“异托邦”是指那些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偏离了正常秩序的矛盾空间，它们既是对主流空间的反射、否定与补偿，同时也是所有其他空间得以被感知的镜像。当代都市文学中的“城中村”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异托邦，一个别有悲剧性魅力的符号。“城中村”是城市化狂飙突进的遗留物，同时也是底层生存智慧的聚集地；既是破败的“城市废墟”，同时又是充满生机的“飞地”。在双雪涛的《飞行家》等东北叙事中，下岗工人及其机械义肢构成了一幅后人类身体的震撼图景。义肢作为工业时代的遗产与身体损伤的弥补，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肉体与机器的媒介。它并非完美的替代，而是一种笨拙的、充满痛感的缝合，象征着被时代列车抛下的身体与急速更新的城市之间的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种残缺的、病态的身体，在废墟中坚持着一种日常的生存诗学。徐则臣小说《耶路撒冷》中北漂青年的频繁迁徙与租房轨迹，绘制出一幅动态的身体地图。他们的身体无法锚定于固定的空间，只能随着租金、工作与机遇的流动而不断移动，成为“无根之体”而备受漂泊。

这些叙事共同呈现了一种迷宫叙事，身体不再是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占据固定位置的实体，而是在与城市空间的复杂纠缠中，不断改变自身形态与关系的拓扑结构。它们与“城市废墟”形成了一种痛苦的共生关系。这些“液态身体”以其流动性和适应性，悄然抵抗着资本与权力试图通过固态建筑实现的规训，有如高档住宅和商业中心的出现。他们的抵抗并非宏大的革命，而是藏匿于日常的、微观的实践之中，在逼仄的出租屋里维系尊严，在机械义肢的辅助下重拾手艺，在不断的搬迁中守护微弱但执着的梦想。这种生存本身就是对单一、固化城市空间逻辑的一种沉默而坚韧的叛离，一种直面矛盾的勇敢姿态。都市文学的流动叙事在当代已不局限于传统纸质文本，更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上以“数字民谣”的形式蓬勃生长。用户如@打工诗人小强，以其原创诗句配以城中村的现实影像，实现了对空间记忆的动态保存与再生产。诸如“铁皮屋顶在像素中摇晃/Wi-Fi信号是新的城中村边界”的诗句，极具穿透力地揭示了后人类空间的本质变化。在部分表达中，“铁皮屋顶在像素中摇晃”，“像素”已然是数字构成的基本单元，它取代了传统的砖石水泥，成为感知和构建现实的新材料。物理空间的摇摇欲坠与数字成像的不稳定感在此叠加，创造出一个既真实又虚拟的感知场域。

“Wi-Fi信号是新的城中村边界”，可以看作是一个革命性的断言，因为传统的空间边界是物理的、可见的（围墙、栅栏、河流等），而如今的环境所展现的，不可见的电磁波信号成为了划分接入与断联、可见与不可见、融入与排斥的新边界。连接Wi-Fi意味着联结外部世界、信息资源乃至虚拟社群，而无信号区域则可能沦为数字时代的孤岛。显然这种叙事已经是一种彻底的“空间液态化”过程，它通过赛博格式的视角即人的感知与表达已与手机镜头、网络平台、算法推送深度融合，进而实现了对物理空间的数字重构。创作者的身体（手持手机拍摄）、创作者的视觉（镜头取舍）、创作者的诗性语言（字幕），与数字技术合为一体，共同生产着一个关于城中村的、流动的、可传播的赛博格空间。这已远超简单的记录，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存实践和空间争夺，是用数字技术为被主流叙事遮蔽的空间赋形，为其赋予可见性与可阐释性，从而在文化的意义上，抵抗着物理空间面临拆除消亡的终极命运，城中村问题的复杂性显然多元而杂糅的。

机场、高铁站、地铁等现代交通工具及其枢纽，是当代都市液态空间中最为典型的“非地点”，人类学家马克·奥吉用以指代那些缺乏历史、身份与关系，只强调匿名性、过渡性和功能性的现代空间。在这些空间中，个体被简化为乘客、旅客、消费者等标准化身份，身体被高速、高效地转运，人与城的关系呈现出极致的疏离与短暂。正因如此，这些“非地点”也成为了当代都市人感受主体分裂最敏锐、也最富于诗学潜能的场所。身体的物理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而精神却可能陷入某种更深的停滞与迷茫；空间上的高度连接性，反而衬托出情感上的无依与漂泊。这种“转运现实”催生了一种新的都市诗意或错愕感，一部分诗人与作家开始掘进于此，在候机厅的嘈杂、高铁的疾驰、地铁的拥挤中，捕捉那些瞬间的、碎片化的感受与思考，瞬时和闪现似乎重新定义我们的当下生活。身处都市，这是一种在流动中试图锚定自身、在疏离中寻求连接的微弱努力。正如波德莱尔笔下的“闲逛者”在19世纪巴黎的拱廊街中现代性体验，当代的“旅客诗人”则在全球化的交通网络中书写着后人类的体验。他们的书写，是对高速流转的“非地点”的一种人文主义的再占有，试图在这些旨在消除差异的功能性空间中，重新注入个人的、情感的、诗意的痕迹，短暂地将“非地点”转化为一个具有存在主义意义的“地点”。这是身体在叛离固态归属后，对“远方”的一种深刻渴望与想象性抵达，即便那个“远方”可能永无止境。

都市文学的后人类叙事冰冷地揭示了现代性承诺的破产，城市并非许诺中的家园，而是制造疏离、区隔与身体叛离的巨大机器。从城中村的异托邦挣扎，到短视频的数字边界重构，再到交通工具中的“非地点”徘徊，身体始终处于一种永恒的流动与分裂状态。然而文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从不止步于揭示困境。在这些后人类叙事中，我们同样看到主体性的韧性正体现在这种流动本身。那种对“远方的远”的期待并非简单的逃离主义，而是一种在承认现实困境后，依然试图在动态中重构意义、在碎片中寻找连贯、在技术的包裹中捍卫人之情感的微弱而坚定的努力。这些流动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液态的抵抗，并且告诫我们：或许真正的救赎不在一个固化的、抵达的终点，而就在这永不停止的寻觅过程之中，在每一个微小主体于液态现代性中努力划出的、属于自己的那道细微而清晰的水痕之中。

四、类型电影：

赛博朋克美学的空间颠覆

赛博朋克类型电影以其强烈的视觉美学与哲学思辨，成为探讨后人类时代技术、身体与空间关系的前沿场域。在这一视觉化的叙事实验中，身体彻底告别了自然主义的幻象，演变为一种高度媒介化的技术界面，其物质性与符号性紧密交织，成为权力、资本与意识形态角逐的核心战场，“一旦机器拥有了自主意识，就会生成主体性诉求，从而要求拥有属于自我的权利”。⑨无论是《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K所承载的虚拟记忆植入，还是《攻壳机动队》中草薙素子全身义体化的“无器官身体”，都深刻揭示了赛博格主体如何在被技术深度殖民的同时，亦利用其媒介化的身体去颠覆、改写乃至重构既有的空间秩序与权力逻辑。此类电影通过极具压迫感的未来都市景观——如洛杉矶的立体迷雾与东京新港区的数字深渊——具象化了算法时代的空间政治，其中身体既是规训的首要对象，亦成为反抗的可能切口，其存在本身即构成一种关于空间颠覆的诗学实践。

《银翼杀手2049》中的K，其存在状态凸显了“虚拟型赛博格”主体的根本困境：他的身体虽具有超乎常人的机能，但其主体性的核心——记忆——却是被外部权力精心植入的虚假构造。这些记忆并非源于真实的生命经验，而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被制造出来，用以确保复制人群体在情感与认同上的驯服，从而维持整个社会空间的稳定秩序。K与那座庞大、分层、弥漫着末世感的洛杉矶城市形成了一种深刻的镜像关系：城市是外部可见的、物化的权力结构，而他的身体则是该结构内化的、微观的治理单元。他的追寻之旅，实则是对自身被规定的空间位置与身份的一次次叛离，每一次对记忆真实性的质疑，都是对宏观空间秩序的一次微观解构。这与《北京折叠》中老刀穿越物理空间的行动形成有力的跨媒介互文，两者共同证明，在极度固化的阶层空间中，身体的移动本身即是一种政治性的实践，被规训的身体同样可以成为刺穿权力幕布的利器。而K最终在雪地废墟中的顿悟，则标志着其主体性的觉醒：他虽未改变整个世界的空间结构，却通过接受自身记忆的虚假性，在符号层面实现了对权力叙事的拒绝，从而在意义的废墟上赢得了某种悲怆的自由。

与之相对，《攻壳机动队》则呈现了“义体型赛博格”主体的另一种典型存在模式。草薙素子少校的全身义体化，彻底瓦解了笛卡尔以降的身心二元论框架。她的“身体”是一个可被无限改装、接入网络、并脱离生物限制的机械复合体，而她的“心灵”或“ghost”则成为穿梭于各种硬件载体间的流动性能动者。这种存在方式生动实践了吉尔·德勒兹所提出的“无器官身体”哲学——一个摆脱了固定组织与功能束缚的、充满流动性与生成潜能的欲望本体。素子的身体完美地融入了东京湾那座混杂了亚洲传统符号与巨型数字广告牌的赛博都市，她既能以强化的物理身体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间搏斗，亦能让意识直接潜入浩瀚的赛博空间，在数据的海洋中漫游。这种“义体化漫游”成为后人类城市生存的普遍隐喻：主体与城市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居住或被规训，而是成为一种持续的、双向的渗透与重构。城市空间被身体所经验的同时，也被身体的技术接口所解码和改写。她的凝视因义眼的增强而穿透表象，她的行动因义体的强化而突破物理法则，其身体强大的媒介属性使其得以挑战并超越现实空间的重重禁锢。

无论是虚拟型还是义体型赛博格，其身体本质上都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技术媒介”。它不再仅仅是灵魂的居所或欲望的载体，而更是一个符号交换的节点、意义生成的界面以及权力流通的通道。在象征符号的持续作用下——无论是K那被植入的童年记忆，还是素子所见的叠加了数据层的城市景观——身体持续地生成着精神意义，并以此对抗着技术理性试图将其物化、工具化的暴力。《黑客帝国》中尼奥的身体在矩阵中被编码，却又因认知革命而成为系统内的异常变量；《她》中的西奥多通过与操作系统萨曼莎的虚拟情感联结，实践了一种去肉身化的亲密关系，这再度挑战了基于身体实体的身份认同与空间归属的传统观念。这些电影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议题：在赛博朋克的语境下，空间颠覆并非总是表现为宏大的革命叙事，它更频繁地发生于主体与其媒介化身体的持续对话之中，发生于对记忆真实性的质疑、对感知框架的逾越、对身份界限的重构等微观实践之中。身体既是权力空间化的终极产品，也是其内部最不稳定的因素；它承受着技术殖民的全部重量，却也孕育着用以反抗殖民的武器。赛博朋克美学因而绝非简单的末世奇观展示，它更是一种深刻的空间政治批判，提醒我们审视自身在技术包裹下的生存状态：我们的身体正如何被媒介所延伸、被数据所定义、被空间所规训，而我们，又能否如素子般在漫游中保持追问，或如K般在废墟上确认自身的存在。

当我们在城市化的玻璃幕墙间，依然能听见机械义肢与地面的碰撞声，依然能在算法生成的诗歌里，辨认出农民工日记里的泥土气息，那些赛博格身体的物质痕迹，便成为撕裂技术殖民的微光。文章以“赛博格身体”为问题核心，考察算法时代中文本实践、技术政治与主体形态的深刻互动，“赛博格产生于信息网络和权力知识的封闭系统中，它在批判这种知识体系的同时也依赖于它，并维持和推动其发展”。⑩通过考察算法时代的多重文本实践，我们试图揭示技术殖民如何通过数据收割、基因编码与义体改造深刻重构人类身体，导致主体性的多重分裂。然而，正是在被算法、资本与权力不断规训与嵌套的身体中，我们发现了抵抗的潜在路径：那些无法被完全抽象化、数据化的物质性痕迹，比如农民工日记中的错别字、骑手晒黑的脖颈、义体关节的摩擦声等，悉数构成了技术系统无法消化的真实硬核或情感质料。由此它们能够揭示出，守护身体的物质性并非怀旧，而是一种深刻的诗学与政治实践，是缝合分裂主体、重构存在意义的基点。唯有在技术包裹中坚持具身性、有限性与物质经验，才能在算法的褶皱之中书写出属于人的尊严与自由。真正的后人类生存，终需扎根于物质世界的纷杂与真实之中，“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注释：

①任一江：《从“我思”到“铊思”——论中国当代新科幻小说“赛博格”书写的危机意识》，《太原学院学报》2025年第4期，第71页。

②徐辰烨，彭兰：《混合感官：赛博格的“感官之变”及其影响》，《中国编辑》2025年第5期，第93页。

③祖昊：《半人半机器的“幻肢”悖论：兼论身体传播学的未来发展》，《现代传播》2025年第4期，第10页。

④胡泳，刘纯懿：《具身元宇宙：新媒介技术与多元身体观》，《现代出版》2022年第2期，第35页。

⑤曾军：《算法阐释：人工智能时代的文论问题》，《文化艺术研究》2024年第2期，第2页。

⑥闫蔚雯：《作为“幽灵”的面向：赛博朋克小说的科技忧患与身体抵抗》，《许昌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第48页。

⑦王坤宇、张桂丹：《科幻叙事与后人类他者形象》，《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141页。

⑧⑩江玉琴：《科幻赛博格城市的概念内涵、空间创新与文化机理》，《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122页，第120页。

⑨袁海燕：《“自我”的忧虑：科幻电影中赛博格的主体性诉求》，《当代电影》2017年第11期，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