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书：说吧，记忆
五年前，我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世上的花儿她都不爱，似乎只爱棉花这一种……当时，我只想写一篇散文，就写一写妻子“种棉花”的事。写了一个开头，难以为继，一直存放在电脑文档里。并非笔力不济，也并非没有生活积累。只是觉得，写个人家的私事，等于暴露了隐私，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好像无所谓了吗？可能因为年纪大了，也就没有那么多顾虑。我还会想起一本书的书名：《说吧，记忆》。那是纳博科夫的一本传记。一个成诗的书名，一个被无数人引用过的句子，我也要引用一次。在那本书中，纳博科夫以其优美、细腻，且富有诗意的文笔，回忆了他在1917年革命前，于俄罗斯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流亡欧洲的经历，以及对家族、文学、蝴蝶（那是他所热爱的领域）等等的追忆。如果效仿，我的卑微而平凡的家族，好像平原上的作物和植物，岁岁荣枯，无法形成宏大或独特的叙事，甚而无法溯源；说出我对文学浅薄的认知，又会贻笑大方；说一说“蝴蝶”，倒可以用“棉花”来代替。出于写创作谈的需要，我还要大声念出来：“说吧，记忆！”带着点怂恿的口气，带着点惆怅，又有些不以为然。
2014年，一晃，这都十多年了，我发现妻子开始在老宅院里种棉花。
说起我们的老宅院，面积不足400平米。除去宅基、棚屋、过道，场院就显得更小了。我们村很多户人家，起初开办工厂时，大多为“作坊经济”模式。就是在前后院，搭建厂房，安置机器。等后来，有了工业区，厂子搬出去，腾退出来的地面，大多成了水泥地。能用来施种的范围，也就可想而知了，只有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可怜的菜畦。
做姑娘时，她积累了一些种田经验。莳弄那几个菜畦，显得游刃有余。像什么修畦、撒种、育秧；栽黄瓜、豆角、茄子、辣椒；给这些果蔬类植物搭架、掐顶、去蔓，做得样样不错。我就不会这些。除了种水稻，我只有过一段管理水田的经验，旱田里的作物，大多不会侍奉。假如我们要依赖“种地”活着，大概率，我会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跟在她身后，生计都要由她来安排。
当我发现她在老宅院里种棉花时，并不清楚她的心思。
那片小小的棉花地，更像一座被她精心莳弄的花园。开着乳白、浅黄、粉红、深紫色的花朵。她没有管理棉花的经验，打杈、去蔓、疏棉铃这些工序，大概都是跟邻家嫂子们学的。那年，我忽视了棉花的生长，忽视了棉花采收后、纤维状的朵瓣被收集起来，码放在住处的一个角落。上面盖着一个旧床单，束之高阁，与其他粮食种类有着明显的区别对待。到了第二年春天，她又在原有基础上，开始种棉花。并且发挥“开荒造田”的精神，推着独轮车，从外面运来新鲜的土质，在水泥地上，培出高高的地垄。甚而将院子的边边角角，也种上了单株的棉花。这就有些奇怪了。当时，我以所谓的文学视角，脑子里便冒出来这样两句：世上的花儿她全都不爱，唯独只爱棉花这一种。
对于花儿的喜爱，大概源于女人们的天性。后来我在无数个春天，在住处附近的公园、绿地上，看到过陌生的女人，与花儿邂逅时的场景。她们的脸上，刹那间流露出一种无以言状的表情，让人觉得很有神圣感——好像乍然的惊喜；又好像从她们内心，自然流淌出的一种类似蜜糖般的东西。那种眷念与痴迷，仿佛与神祇相遇；或是低到尘埃里的人，与他们的爱人、儿女，多年未见，意外重逢。那一刻，平庸的日子仿佛也出现了奇迹……我们家也曾养过花。栽在花盆里，种在台阶下。像什么吊兰、夜来香；蜀葵、木槿。只是养着养着，疏于管理，花儿就很难养得茂盛。我还会觉得，她并非是一个特别“爱花”的女人，似乎更钟情于莳弄瓜果蔬菜。耐心而平和的态度，完全出于对家人生活的考虑。也可以这样说：世上的花儿她并非不爱，只是多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考虑，而少了些闲情逸致。
我问她种棉花的原因，她对我说了说自己的想法。
那近乎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孩子们都在慢慢长大，她对土地又有一种危机感，所以要早做准备。等她的女儿、外甥、儿子结婚时，要准备好充足的棉花。
这就不得不提到平原上的一个习俗：每当家里有儿女准备结婚时，那些做母亲的，总要张罗着做四床“喜被”，俗称“四铺四盖”（我在小说里，已有过详细描述）。做喜被时，要请人来家里帮工。被请到的女人，不仅心灵手巧，还要儿女双全。在我们村，她就无数次接受过这样的邀请。她，或她们，这些逐年老去的女人们，我觉得她们都是有福的人……而沿袭至今的婚俗礼仪，随着时代变迁，很多程序都被简化了。“喜被”可以请人来做，至于棉花，好像也没有自己生产的必要。现在人们的观念，无非是：能花钱办到的事，尽量不去麻烦别人。
我对她“种棉花”的行为提出过质疑，她却我行我素，依然用行动践行着自己的计划。
后来我才明白，她显得那么执拗，非要自己种棉花，自己施种、除草、间苗、打杈、疏棉铃；经过一个季节的等待，在盛大秋天到来之际，亲手将棉花一朵一朵采摘下来，还要经过精心挑选……她所做的这些，并非顽固，而是一种心意的表达。作为一个母亲，她想借用“种棉花”这样一种形式，给孩子们一个美好的期许，那更像是她对他们最好的保佑。
我帮不到她什么。那个时候，我已有了专事写作的打算。并非想赢得一个“作家”的名声，而是无奈之下，想通过写作，赚稿费，养家糊口，或许还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不然的话，总不能成个游手好闲的人吧。但一个大男人，整天待在家里，似乎再也没有能力经营生意，若写不出什么名堂的话，也是件很糟糕的事，甚而比“把厂子赔荒了”还要糟糕。但她从没抱怨过什么，对未来，也没有太多惶恐。就像她嫁过来，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一种安然的心态。又好像她“种棉花”，对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会抱有美好的期许——又那么坚定，只是尽心尽力去做。在沉默、隐忍的付出中，等待命运最好的安排。
我跟她学过怎么“拾掇”棉花。弯腰站在地垄中，觉得棉稞那么矮小。不知是因为人变得高大了，还是经过无数次培育，无数次改良，如今的棉花品种，全都成了“抗风”类的矮稞作物。我还会想起小时候，母亲在村外的棉田里劳作，中午也不回家。我去找她，走进闷热的棉花地，好像误入茂密的丛林。高大的棉稞，几乎没过我的头顶……这特殊而平凡的植物，即便在用围墙圈起来的宅院里生长，也无法经受夜里骤起的风雨。由于地垄培得过高，那些挂满棉桃的植株，一个个头重脚轻，东倒西歪。我帮她用竹竿围起护栏，再用五颜六色的布条，将棉稞和支撑的木棍紧紧系在一起。
大概攒了两三年吧，这才攒够了计划中的棉花数量。她这才不再种棉花。
我开车，棉花装在后备箱和后排坐上，装得满满当当。大概跑了两三趟，去三十里外一个名为“陆营”的地方去弹棉花。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麦收刚过。一场暴雨使得路旁的沟渠，低洼的田畴里都积满了雨水。有些来不及收割的麦子，就那样在水里泡着。
2016年，我们搬到县城居住。那些弹好的、用硕大塑料袋装着的“棉花瓜子”，也跟着我们一起搬家，放进负一层的地下室。那年夏天，我在地下室写作。周围是这些棉花，还有随搬家带过来的书、杂志、影碟和光盘。这些旧书和影碟，其实也没多大用途，只是不舍得扔掉，好像一个念想似的。码放在由木匠打造的一排简易书架上，好长时间也没去翻弄过了。满满一架子书，除了名著、单行本，更多的是旧杂志。我记得有《活着》《百年孤独》《包法利夫人》；有《收获》《花城》《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满满一架子光盘和影碟，我记得有《甘泉玛侬》《御法度》《疤面煞星》《樱桃的滋味》……马基德·马基迪的电影是套装的，岩井俊二的电影也是套装。只是“影碟机”这种东西，如今在市面上很难见到了。看来，那些深夜看电影的经历，也就只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记忆，嵌在生活的褶皱里，和那些棉花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