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批评
关于文学批评，不同的文学史观所持的态度不同。有观点认为，文学最该注重的就是“文学性”，所以文学批评所形成的“批评的历史”，才是文学史选择最可靠的依据。也有观点认为，文学批评完成了审美判断的任务后，便可以在文学史写作中体面地离场了，文学历史化的对象另有其它。那么，文学批评是否参与文学史、以何种形式参与文学史，这个涉及到文学史写作、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关系的问题，便随着僵持的论争，将焦点集中在如何正确认识文学批评上。对此，提出以“文学史的视野”来考察文学批评，是希望借着不同的文学史观，考察文学批评的运动轨迹，理解当代文学批评的一般规律，并大致辨认出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轮廓关系。
不同的文学史观决定了不同的文学史编撰原则，对于文学批评的态度自然也是不同的。尤其当代文学的“在场性”使其有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学发展时期，也使当代文学史的构成与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历史中的位置，成为延宕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写作依然要重点讨论的话题。在已有的相关讨论中，对文学批评的态度比较鲜明的，一类是承认文学批评的价值，但主张其价值有限，只适合在文学现场中对新人新作进行判断与辨认，不宜将批评的结论混入文学史的内容，防止文学史出现过于主观的评价，或只符合审美标准的作家作品。显然，这与西方的文学史研究逻辑出现了顺序上的耦合，都存在一条从马克思主义式的外部研究到新批评所引导的文学文本研究，又再到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带来的文学外部研究的变化。而这种研究的转型，发现了文学文本中的政治学或历史学意义的同时，也借此瓦解了作家作品的荣耀与不朽。相比之下，另一类则肯定了文学批评的价值，认为文学批评以其独特的美学敏感与文学趣味，为时代筛选出了最优秀的作家作品，发现其进入文学史的路径，也因此成为文学史可靠的依据。这是当代文学批评界终于告别了庸俗社会学批评后，重新以文学品质为标准，对文学独有的语言、节奏、句法和辞章等，进行独属于文学的批评时刻。
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对文学批评的信任程度。这也是为什么要从文学史的视野进行讨论的原因。公认的说法是，批评的对象首先是作家作品，对作家的文学思想和艺术主张，作品的语言、叙事等美学特色，都应该有全面细致的发现和准确深入的判断，这是对文学现场中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进行甄别的基础。如果能够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搭建出来的文学史坐标系中，找到该作家作品的大致位置，就更难得了，因为这相当于为该作找到了文学史的坐标。当然，真正的文学批评并不止步于评论，还要求结合作家作品相关的生平经历与所处的时代文化情境，由“知人论世”的权威范式引导，真正获得对于作家和作品的全面把握。典型的批评实践很多，比如季红真在1980年代文学现场中，对当时的新锐作家莫言的判断，便是凭借文学性的敏感，反驳了当时文学界对莫言一面倒的批评声音，以《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等系列文章，肯定了莫言在语言、修辞和文体方面的创造力，将莫言拉回文学的讨论范畴内。而作为批评家的季红真，她既以评论见长，也能知人论世，她的萧红研究便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批评。她在熟读萧红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萧红传》的撰写，全面掌握了作家萧红的生平和创作脉络，为她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提供了材料基础。她盖棺定论式的系列批评文章如《溃败：现代性劫掠中的历史图景——论萧红叙事的基本视角》《哀祭：悲苦灵魂的庄严凭吊——论萧红文学的基本文体》《象征：宇宙自然生命系统的互喻——论萧红文学基本的修辞手法》等，以其高难度的文学阐释而不是社会史、抗战史或性别主义等非文学的批评，发现并定义了萧红的文学思想及其作品的艺术特色，完成了关于萧红的文学史评价。
显然，出色的批评考验批评家的能力，而杰出的批评家又是稀缺的。当代文学批评因为从业者众多，无法避免的遗憾之一，便是优秀的文学批评门槛太高，而实际的文学批评行业门槛又太低，导致大量的文学批评，要么没有做到准确的甄别作品，要么受历史记忆影响，尚未改掉越过作品进行人身攻击的积习，要么矫枉过正，导致溢美之词的泛滥……这样的批评实践自然无法承担其该有的文学（史）功能，也降低了文学批评的被信任度，甚至将批评拖入了伦理思考的尴尬境地，从学术声誉上影响了自身的意义与价值。这不是国内批评界独有的问题，西方文学研究界以后结构主义取代新批评，也怀有打破文学内部研究的目的，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所揭示出的文学文本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确实从话语逻辑的层面提醒了批评者关于（话语）霸权的存在。外部研究以其新的、广阔的社会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等多重视角，增加了文学研究的社会纵深度，也推动了实证主义的相关研究范式。只是随着从业者的增加，实证主义研究也出现了与文学批评同样的困境，即由批评者的能力所导致的实用主义的历史化问题，“部分批评家为追求批评的科学性与实证性，不仅以史料崇拜遮蔽作品这一批评对象，而且还以朴学情结驱逐个人情感，由是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主观阐释的随意性，但文本缺位与情感退场，却让文学批评陷入了伪历史主义批评的泥淖。”①对于实用主义研究趋势的担忧，将目光集中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因为摆脱审美阐释的焦虑而出现的，近似于西方学术界反对新批评范式时期的矫枉过正现象；比如由于缺乏择选标准，而陷入卷帙浩繁的无关材料之中；又比如过于依赖材料而失去了对文学品质的判断能力；以及将文学文本作为参考文献，送入社会学或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之中，等等。
当然，梳理文学批评和实证主义研究并非意味着我们要做个犹豫不决的“骑墙派”，借用学者张清华的说法，外部研究的转向为原有的内部研究基础提供了有益的补充，“从一般的批评思维——只表达主体的趣味、看法、态度、判断——转换为更具有历史意识与纵深感的，还有实证主义和‘知识考古学’意味的研究思维。”这个过程提供了新的视野、方法和研究框架，对当代文学研究极为重要，因此，“即使有些问题，比如带来了泥沙俱下、不计价值的实用主义的学术泡沫，也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②也就是说，内部或外部、文学批评或实证研究，不该是摆在文学史面前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应该是互相助益、彼此增量的研究组合拳，使“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新局面，有了更广阔的理论维度、国际视野，与国际同行、海外汉学界、华文文学界也有了更多交集与对话。”而这样的“研究路径和资本”，也为“重新寻找一种抵达‘文学性观照’的途径提供了信心。”③而张清华的这个观点之所以获得了文学批评界的认同，除了可作为参考的批评实践，更重要的，是这种着眼于文学史视野，将文学的问题归于文学的批评观念，更符合文学的学科属性。
文学批评及其所引发的实证主义研究等等，将问题指向了文学史的发生。从文学批评的运动轨迹，或者文学理解的一般程序看，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的文学四要素中，任何一段关系都要通过文学批评展开。对此，张江的文学阐释学从语言本体的逻辑出发，为我们提供了可倚重的理论依据，他的《阐诠辩》和《解释辩》分别确立了以文本为核心的文学批评阐释，以及围绕“理解的现象学”所打开的文学阐释活动分析。根据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经验，注重“分”和“析”为主的阐释，是庖丁解牛式的批评，通过对语法、句读、辞章的分析，从局部进入整体，实现对文本的初步把握。这也是无数文学现场中承担筛选、甄别功能的文学批评的使命。而被选中的作家作品，在确定其符合基本的美学标准后，随之被开启了经典化的通道。这边开始了文学批评的下个阶段，即“阐诠衍”中的第二阶段，也是实证主义研究推崇的“诠证”工作，即从现场中被甄别出来的作家作品中物色对象，对其进行相关的辑佚、考据和辨析等工作。诠证的特点是综合，通过搜集和整理文学周边的具体材料，比如生平、经历、创作史、交游等等，完善对作家的理解，并参与到作家作品的深层次分析中。这是实证主义研究的部分，也是文学已经进入经典化的标志，但凡能够进入诠证（实证研究）通道的作家作品，就意味着文学批评对其“史学的和美学的”判断已经实现了，因为所有进入实证研究视野的对象，都是实证研究者根据文学批评者的判断获得的。也就是说，当有人为某个作家搜集资料、撰写年谱的时刻，就是这个作家进入经典化通道的时刻。而开始了经典化的作家作品，无疑也拉开了文学史的序章，而进入经典化通道之后文学批评，即使是最糟糕的文学批评实践，也会参与到经典的建构历史之中。按照孔帕尼翁对于经典化五要素的概括，任何后来者的讨论，都会被文学批评纳入自己的功能性轨道，增加作品在流水时序中的话题度，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为经典性的效果历史增值，即佛克马所说的，“阐释是经典形成过程中整合性的一部分。文本能否被保存下来取决于一个不变的文本和不断变化着的评论之间的结合。”④而整个过程，既由文学批评开始、也由文学批评推动。在文学史的结构中，文学批评布满了动态的轨迹。
或许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无论怎样的文学史观作用下的文学史，都无法忽略文学批评的作用。这里涉及到的两个问题分别是：其一，存在不同的文学史观；其二，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学批评是贯穿始终的。当代的文学史观大致呈现出两种类型，一种是注重文学品质的作家作品史，重点在于确定文学性的标准，并据此精挑细选出历史上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优秀作品，将文学史写成一系列“天才和杰作的游行表演”。另一种则是在作家作品之外，力图穷尽文学周边所有材料的文学史观，以至于搜集了过去所有和文学相关的内容，被称为“古董收集式”的文学史。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史观中，文学批评的重要性自然不同，只是如上文所述，无论重要与否，文学批评都是文学史写作无法回避的第一道工序。因为不管怎样压缩文学审美的“主观性”判断，都无法改变文学史要围绕文学相关的作家作品展开的实际。这也意味着，任何一个版本的文学史写作，都要先经过文学批评的甄选和反复验证。只有文学批评开始了审美判断，后续的各种文学史范式研究才能据此展开。
注释：
①叶立文：《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
②张清华：《为什么要提及新世纪文学的历史化——几个关键词的说明》，《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
③张清华：《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
④[荷兰]D·佛克马、E·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第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