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 者：蔡老师好！祝贺您的《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您怎么看待这份荣誉？

蔡崇达：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和寓言是文学的最高形式之一，都必须有能力举重若轻——这两者都得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抵达最本质的命题。儿童文学要使用的，是儿童都能读得懂的语言，却要触及生而为人，以及人与世界展开关系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根源性命题；寓言则必须通过社会大众都听得懂的语言，触及最普遍的时代及社会命题。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最高标准，能获得文学最高形式之一的最高标准的认可，于我而言，是巨大且重要的鼓励，会帮我确信、笃定自己在写作中追求的一些方法和意义。

记 者：书的前言中写到，您五六岁时就想写下与动物朋友的告别，“用文字搭建一个窝”来留住它们。这个念头直到今天才得以实现，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在此时完成这份童年的约定？

蔡崇达：正如前面所说，我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必须用最浅的语言抵达最深的命题，这种能承载重的轻，对我来说，是个需要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事实上，我恰恰是在写过非虚构作品、散文、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尝试用合适的文体去抵达人心后，我才敢确认，或许自己可以尝试儿童文学写作了。在我看来，人类之所以找到、发现、发明各种文体，是因为人内心不同层面的命题，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去抵达。

写作《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的直接促因是我女儿。我女儿小学三年级时，和许多孩子一样，内心生发出诸多新鲜的情感和情绪，开始对阅读感兴趣。她找出我此前的作品阅读起来，最终苦恼地对我抱怨：爸爸，你能写本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看的书吗？我才发现，进入她阅读书单的，大量是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好的儿童文学，必然要写出所在民族文化的底层逻辑和根本模型。从她当时阅读的比例上来看，我们关于自身文化的呈现是比较不够的。同时，或许是受时代迅速发展、知识急剧迭代的焦虑的影响，连儿童读本也有大量知识性教育的内容，而对生命教育本身则强调得不够，而这在我看来，是文学必须去参与的工作。事实上，在这个知识极速迭代的时刻，我反而更有生命教育的迫切感——知识迭代下的“知识填鸭”，性价比极低，反而加剧了对人心的挑战。如果我们认为未来知识迭代的加速会成为常态，就更应该有迫切的意识，要陪同孩子建立起和这种巨大的内心冲击相处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因此，结合我女儿成长的需要，我觉得很有必要写作一本能提炼出我们所在文化的精神模型、能陪伴参与生命教育的作品。特别是我在闽南长大，闽南因为历史原因，沉淀了层层叠叠不同时期的中原文化，这些文化提醒我们，可以和这世界交朋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人合一”。能把世界介绍给孩子们当朋友，在我看来，是我们的儿童文学应该不断去努力推进的事情，也是我作为写作者必须努力去尝试的事情。

记 者：作品中的动物各有性格，小白的忠诚、阿花的“侠气”、黑咪的懂事、佐罗的执着、米点的认家，大黄的超强记忆力……和这些朋友相处，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希望小读者们能从它们身上学到什么？

蔡崇达：这本书表面上看，是一本回忆成长历程中出现的各种小动物的故事，但实际上，是试图把“全世界”努力介绍给所有人的故事。这“全世界”，有天空、大地、云朵和风，有动物和植物等各种生灵，找到它们的生命力与人性的连接点，便是促使人认识世界、连接世界的过程。所以，我自然要调动我全部的记忆和感受，找到我的生命与诸多生灵情感相连的接口。这些接口在人的感受这一端，经由人命名，便是人格化的性格，比如义气、忠诚、侠气等。或许可以说，其实是人连接了生灵，在自己的内心投射出生灵，生灵也因此得以映照人心。

同时，这本书要介绍的朋友不光是生灵们，还有人在舒展开自己、舒展开与这世间的关系时会碰到的各种情绪和困惑，包括生老病死，包括人的诸多“无法”和“不能”。这些“朋友”藏在人间，自然也可以借助书中所描绘的一个个生灵与人的故事去显现。因此，这些人与动物的故事，也是各种生命不同面貌的故事。

故事能够带给正处在不同生命阶段的人以新的感受、思考、理解和体认。当读者们通过阅读这本书，获得与其他生灵相连接的经验，或许就会记得自己的生命与世界也有着可以相互陪伴、相互构成的关系。在故事中遇到那些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生而为人的各种生命状态，并且看到和它们交朋友的方式，或许我们也会因此多一些和自己、和世界相处的可能性。

记 者：阿太是贯穿全书的关键人物，用自己的独特方式，消解了大家关于分别的悲伤。这个角色有原型吗？她对您的人生产生了何种影响？

蔡崇达：阅读过我作品的人，应该都很熟悉“阿太”了，她出现在我的许多故事里。事实上，出版社的编辑和我说，通过各种反馈来看，我的读者大部分是“阿太粉”。

在我的生命中，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阿太，和故事里写的一样，她活到99岁，是我外婆的母亲。在真实的生活中，我确实是由阿太陪伴成长的，在我搭建自己内心的秩序、建立和世界的相处模式的过程中，阿太一直陪着我。或者说，阿太身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成为我精神体系搭建的基石。

在我看来，这不是偶然的，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常常更容易从爷爷奶奶及以上的长辈那里获得更明确和强烈的情感陪同。因为父母在孩子成长时，还处在社会分工的压力中，更容易着急培养孩子参与世界、适配世界的能力，而长辈们大部分已经脱离社会分工，在生命的后期，更在乎回到人本身的感受和体验。老人们以自己的“皮囊”为载体，从这世间装载了满满当当的故事和感受，他们的生命经验，本身便是可以滋养后代生长的精神沃土。在我的理解中，阿太代表的，便是这片土地所积攒的一代代人留存的生命和精神秩序。她调动了整片土地的精神和魂魄抚养我。

记 者：《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以童年视角叙事，语言充满童真，但字里行间又隐藏着成人世界的沉重。您有担心过，这种对生活苦难或者不幸的书写，会影响孩子们对作品的接受吗？

蔡崇达：对我来说，写这本书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以童书的姿态正面介入“成人世界的沉重”，或者说，介入人走向成人、走向世界必然要迎面撞上的诸多“沉重”。

儿童到少年、少年到青年，人的一生都会随着生命的舒展和命运的展开，在不同阶段遇见生命的不同面貌。我们总要遇到生老病死这样无法拒绝、无法躲避、无法不与之相处的“无法”和“无能”，会不断发现自己内心持续生长着的、相互冲突又浑然一体的情感和欲望。我们后来总站在成人的视角，觉得儿童到少年时期接触某些人世间的沉重“太早”，但事实上，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儿童到少年时期恰恰正是身体和内心长出新鲜又芜杂的情感的爆炸时刻。我们觉得“早”，其实可能是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无法与那些命题很好地相处，但可以再自我追问一下，如何与这些命题相处，我们真的可以在此后的某个人生阶段，找到笃定不变的、到此为止的答案吗？应该不是的。我们需要培养与这些“无法”和“不能”相处的能力，因此我觉得，或许应该在这些东西刚刚出现时，就开始去学习方法，去寻找方式，去建造秩序。

事实上，关于我们与自我、与世界最核心的关系，在我们最稚嫩的儿童时期便已向我们提问了。如果没有在人生最开始的时候就与之建立一个好的相处模式，那么，因为无法与之相处而导致的困难和窘迫，从儿童时期便会开始啃咬我们的内心。正因为在最稚嫩的儿童时期，便要迎接最本质的世界的追问，所以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经常会是全年龄段读者都喜欢阅读的作品——因为那些最开始呈现的命题，也是会贯穿我们一生的命题。

所以我觉得，写作儿童文学，有时候非常需要勇气。你必须采用人在稚嫩时期的情感和理解路径，去直面最本质也最沉重的命题。也正因此，《我人生最开始的好朋友》开头第一个词语便是“离世”，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沉重，最大的“无法”和“不能”。

记 者：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您和女儿共同创作的，在您看来，今天的小读者需要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作家应当如何更好走进孩子的内心？

蔡崇达：一百多年前，文字还是极少数人能拥有的技能，精神世界的娱乐和建设，还是极少数人能享有的奢侈品。在当下，信息革命也已经多年了，各种信息传播和内容表达工具爆炸性发展，孩子们不仅要面对内心强烈的情感和欲望，要面对生命历程展开过程中会迎面撞上的各种命题，还要面对社会生活中如海啸般袭来的海量信息和内容。

一方面看，今天的孩子比任何时期都不缺精神产品，另一方面，今天的孩子接受到的各种精神冲击，也比任何时期的孩子更大、更汹涌、更剧烈。因此，在我看来，生命教育成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被注重和完善的教育，精神秩序的搭建也成了孩子最重要的课程和能力。儿童文学作家本就应该站在孩子内心的第一线，或者说，在我理解中，也只有和孩子们一起，站到他们内心的第一线，以文字确切地感知并陪伴孩子，才称得上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