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再论问题和材料
我在《当代文学：问题和史料》（1）一文中，将二者关系的重心放在问题上，提出“没有问题，就没有材料”的观点，认为采用“缝隙”“重现”“想象力”等方法，是深入研究问题的有效路径。一般来说，这种看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问题既然是研究者历史语境、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的综合呈现，没有问题，研究者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不过，问题尽管是搜集材料的必经之路，但问题无法知道，更无权决定所有材料都会臣服自己的意志。材料所具有的任意性、越轨性和非理性，经常会打乱二者的既有关系，令其被重审、重构。正因为材料的多变性，迫使问题始终处在被挪移的适应性调整过程中——也由此保有了用之不竭的思想生命力。所以，没有任何研究者可以确保自己的问题固定不变。
史学理论家对此曾有多方面的阐释和讨论，其中还存在分野。偏重问题的研究者认为，历史之所以被理解，重在历史知识创造的“条件”，反而不是考据的历史事实。要想有个“答案”，那他“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2）。推理分析被认为是“历史方法论”的主要内容，离开它人们不可能在文献核查中获得真正的知识。在他们看来，推理分析就是问题（3）。尽管史料有多样性，还有“让材料说话”这类说法，但历史研究启动前就预设了方向，研究自思考开始时发生。这样，问题“就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筛检史料”，因探险者会在出发前确定好路线，虽然不一定遵照原路线图，然而没有路线图，探险者可能永远都在漫无目的地游荡（4）。还有更带企图性的见解：要解释事件，就要归结于“一个从理性角度能被理解的程序”，否则对某个群体的动机行为，便没有“解释”“依据”和“意义”（5）。偏重材料的研究者却不以为然，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且“证据一失，则史料即随而湮沉”（6）。史学对象是史料，不是伦理，不是神学，而且不是社会学，它的工作就是“整理史料”。因此，“史学便是史料学”（7）。“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所以方法本身，不等于历史（8）。尽管西方人偏于问题方法，东方人偏于史料分野，但也有学人批评史料派“史料高于历史”的谬论，说这只会导致“用史料代替历史，用整理史料来代替历史客观规律的研究”（9）。
诚然，在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中，尤其是在问题和材料的关系上，情况远比想象得复杂。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如果没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和范围，材料实际上没有存在的价值。以一篇研究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而被批评的文章为例。“批评”这件事，本就携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而“萧也牧作品”就是范围。关系另一方是一些文艺界的名人，假如没有他们的组织领导，这件事恐怕难以发生。鉴于这些因素，研究者自然会想到寻找事件发生的动机和背景材料，从而顺藤摸瓜找到了另一些人事矛盾、文艺界整风运动、苏联日丹诺夫影响等周边材料。所以，基于这种问题和材料相互交错、激活的纠缠关系，史学理论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在《史学原论》中才会说：历史研究就是使“那些过去”“灵魂现形”的工作（10）。不过，什么是追踪材料所依靠的问题，什么是有问题的材料，它们的边界并不是清晰和一成不变的，这需要研究者警觉、细密的辨识力，更重要的是持笔的轻重和谨慎的分寸感。然而在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中，材料并不总是被动的、从属的，材料也会僭越问题，或比问题体积更大、质量更重，在个别条件下，它还会打乱问题的设计，造成其原先目标的异变、逆转和走形，其大致包含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材料积压过多会胀破原先的问题结构。我想不少人有过这类经验，写文章前先拉一个大纲，随着搜集材料的增多、新材料的发现，通过对材料的消化、剪裁或扩容，又意识到原先那个大纲需要调整。结果是一篇体量较小的文章，有向较大文章扩张的可能。本是单一线索的篇章结构，却提出综合性的要求。举个例子，近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晋察冀作家。晋察冀这个历史地理范围的划分、确认，是在1937—1945年间形成的。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全国各地的文艺人汇聚于此，用太行山高耸的山脉、沟壑纵横的战地作为掩护，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理想主义文学、文化活动。客观上说，当代文学创始期，有近一半的文学版图是由晋察冀作家绘制的。不理解它的发生、发展和后来遭受的挫折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或离开这一维度，研究工作都难以有效开展。据初步统计，较有名的晋察冀作家至少有三四十人，甚至比这个数目更多。当代文学还没有对这一领域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和研究。在八九十年代，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个是“单一作家”研究，比如赵树理、孙犁研究等。当时这种研究也形成了一阵热潮，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因局限于单一作家，较大的问题和背景就很难拉扯开来。另一个是《晋察冀文艺》的出刊。1985年，在河北创刊的《晋察冀文艺》坚持了不太长时间，后来也销声匿迹了。因是地方杂志，给人的印象是“地方文学”研究，受此条件束缚，未能将影响扩散开来。现在想想，这是一件令人甚觉可惜的事情。近年来，随着《秦兆阳在1956》、《孙犁传》（修订版）、《萧也牧年谱简编（节选：1918—1952）》等一批成果的问世，“单一作家”“地方文学”的研究格局被打破，研究对象与特殊经历的单纯联系被颠覆，出现了对晋察冀作家与当代文学纵横向的考察。人们看到了这些作家身上的文学性、文人气质与后者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又导致当代文学进一步转向。于是，在从小问题向大问题的深化过程中，材料无疑起了先导作用，由于材料对问题的不满，而拥有了更具认识性的历史性视野。
其次，材料可以改变过去的问题和结论。前提是研究者不只采用一方面的材料，也吸收了另一方面的材料，材料之间出现了某些交汇点。正是这个交汇点建立起参照系，形成了参照性分析。据说这些因素的产生得益于“史料多样性”，“历史证据几乎具有无限的多样性”（11）。由于做具体研究较少，我以前对当代作家手稿修改有一个错误判断，认为五六十年代手稿修改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八九十年代手稿修改则跟商业因素有关。这个判断就大的文学史分期来说，不是没有道理，然而面对具体作家作品时，此判断就显得过于笼统、宽泛，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比如，五六十年代作家手稿修改不一定都跟社会有关。王蒙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青春万岁》的几次修改，与编辑萧也牧、萧殷提出的意见有直接关系。在90年代，贾平凹《废都》、莫言《丰乳肥臀》版本的断档，则与触犯了社会边界有一定关系。如果要研究这两部小说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人出版社的“再版本”，就得从这个线索下手。《一个人的战争》的修改，表面上看是由于商业因素（如“文学酷评”的出现），但仔细研究，也存在社会因素，如对国家出版政策的越界等。在八九十年代，文学界的社会因素不像五六十年代那么突出，它被转化为某种潜社会因素——批评不会威胁作家作品生存，顶多是行政性处罚。所以“设想每个历史问题都有一类特别的、专供该研究使用的资料”（12）是一个错觉。材料多样性固然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前提是要积极地消化、吸收和归纳，它是一个再组织、再使用的过程。
再次，怎么看待前后期材料相互矛盾的问题。比之于现代文学所相信、所归纳的自身完整性、系统性，当代文学则认为自己的道路是曲折、反复和前后不一致的，如果以1979年为界，它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前后期。有一篇文章涉及应如何看待一个新时期作家在50年代几篇逸文的问题，这份新材料对“新时期作家”这个流行性结论提出了质疑性意见。另一篇研究萧也牧的文章也提出，80年代的某些历史“受害者”，在五六十年代也曾给另一些人的生活造成很大困扰。这些例证让人注意到，前后期自相矛盾的材料有可能为文学史“重写”准备了条件和可能。一般来说，这一现象比较多地发生在作家和批评家身上，但如果扩大材料搜集范围，在有较大影响的文学群体里做全面和比较性的考察，那么隐藏于前后期材料中的复杂问题，对认识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来说就更加重要了。比如，领导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是同一拨人的问题；在新时期出版的文集、选集中，有意不选或删去五六十年代文章的问题；声称无一遗漏的全集，又以另外的形式封存关键材料的问题，等等。对这些现象，仅用类似从僵化到解放，或用当事人与研究者的不对等关系的逻辑来解释，是说不通的。对当事人在认识和处理自己过去行为的无意识行为，需要赋予其研究意义上的历史意识。当然，对大量堆砌且难辨真伪的历史材料，需要进行研究性的整理工作，这一工作不单纯是文献整理，也意味着积极的分析。在相互矛盾的问题视域里重建共识性，这种共识性又必须以人性为基础。历史从来都是人与历史关系的总和，而对人性的同情和理解，则是重建工作的必由之路。
从以上情况看，材料和问题关系的再次倒置，不单纯是技术的原因，还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现状有关。最近几十年，当代文学史研究走过了两个阶段：一个是80年代初“拨乱反正”时期，研究界纠正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正确认识和评价当代文学的是非功过成为一种共识；另一个是90年代末至今的文学史建设时期，随着几部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学史教材的出版，史学观念融入这一领域，更新了人们的认识结构和知识结构。但相较于文学史教材的兴盛，材料建设仍显得薄弱。近些年，这一阻碍当代文学史研究发展的短板正被逐步克服。一个积极的迹象是，文学史研究正在向“实”和“细”的方面发展，具体、实证且言之有据的研究在这一领域越来越多。
即便如此，仍有一些领域没被充分认识或进一步拓展。比如，当代文学“发生”问题的研究。目前人们的关注点较多停留在“制度史”层面，寄希望于文代会报告、权威文艺思想、文学组织和期刊研究。这类工作无疑是有价值的，但如果只是把新研究转换成对它的机械性的强调、重复和堆砌，也会束缚住研究者的学术翅膀，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拓展。还有一个误解是，将制度史、发生史及前人对它们的知识性构造，理解成一个整体性的东西，或者理解成一种对抗性的力量。通过阅读材料可以看到，当代文学的初期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即使在60年代的调整期，即使对调整再次摧毁，也没有真正筑牢当代文学的整体性。这就是说，当代文学的发生虽然被看作规律性，但它内部的差异性、多样性，或对这一规律的悄悄转换，依然是可能发生的。否则对60年代中期后整体性声势的进一步强化，对破坏整体性因素的充分警惕、打压和摧毁，就不会再一次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材料的复杂程度，可能要超过现有的当代文学问题。材料和问题不单单是一种对立性的关系，在某些条件下，在某些情况之中，它们还可以相互激活。就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看，关于它的材料的搜集、辑佚、勘误、辨别、积累和储备，至少在现阶段，还不是一项急不可待的任务。当代文学的文献学工作，还需要在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里酝酿和准备。当然，也不能认为材料的价值可以在脱离问题的前提条件下获得。重视问题，或相对偏重问题，是由当代文学的独特性所决定的。我在《要整理地方材料，更要深入研究》的发言中曾提到，整理材料具有文献学价值，但它又不都属于文献学。比如，对50年代初《河北文艺》《湖北文艺》进行整理时，能够从文献材料里感受到问题，如果没有这些问题，这些文献材料与现代文学材料、古代文学材料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区别。再比如，我整理过下放劳动的材料，从材料中看到了这样的历史画面：某年冬天，在京广铁路线上，运载下放人员和行李的火车抵达河南驻马店车站，“车站黑暗阴冷，所里几位壮劳力在昏暗灯光下，七手八脚往下卸东西，再装上卡车”，不少孩子老人，都在准备换乘的卡车的篷布里看着，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读这些文字，我的心情无法平静，我知道自己无法完成这一超然的文献整理工作。不光是我，还有不少人对这些历史问题仍无法释怀（13）。可以说，这不是普通的文献材料，而是某一个没有被发现，因此也未能进行研究的重要问题。具体可感的文献材料往往具有直观性，但是这种直观性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有一些材料，尤其是那些可能已被湮没的材料，也许还包含着很大、很重要的问题。
一定意义上，材料的发现有赖于《史学原论》所说的建构性的史学研究。在该书两位作者的心目中，有价值的材料不是凭空出现在研究者案头的，它需要经过“事实的分类”“建设性推理”“通式建构”等步骤：“材料是所有科学的实践动因”，然而“历史比任何其他科学都要更受细节的拖累”，不过“历史，若希望把其自身建设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加工好作为原材料的事实。它必须借助于定性的和定量的描述性公式，以某种便于操作的形式凝练事实”（14）。他们还进一步提醒：要便于操作，公式必须简短；要给出关于事实的准确观念，公式也必须精确。这是因为“在关于人类事物的知识中，唯有特征性细节能使我们理解一件事实是如何与别的事实不同的，并且认识到在该事实中什么才是其所特有的，因此精确性只能通过对那些特征性细节的关注而被获得”（15）。显而易见，两位学者把我们对材料的理解提升到一个既感性又抽象，同时更具创新性的认识性境界。
由此可知，以上晋察冀作家研究经过“事实的分类”“建设性推理”，最后做的是接近于“通式建构”的理解性分析。大量晋察冀文艺的原始材料，可以促使人们产生分类的想法和开展进一步“建设性推理”的要求。但仅有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够，在搜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它们的“特征性的细节”——需要借助公式、精确性（问题）加以凝练，最终凝练为事实。在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中，类似这样的个例应该不在少数。
注释：
（1）（13）程光炜：《当代文学：问题和史料》，《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2期。
（2）〔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译序第23页、第389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10）（14）（15）〔法〕朗格诺瓦、〔法〕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第32、21、158、159页，余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
（4）（11）（12）〔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二版），第74、75、75页，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英〕以赛亚·柏林：《卡尔·马克思》，第54页，李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翦伯赞：《史料与史学》，第8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9）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第28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