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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思孝:写作处境
来源:《小说评论》 | 魏思孝  2025年11月07日09:32

大概是2006年,我正在服役的朋友刘欣托战友帮我组装了一台电脑,抵了他借我的一千元。正好暑假,战友坐着出租车来到村里,从后车座搬下台式机。在出村时,出租车把路口的水泥盖板压断了,旁边的村民拦住车,让司机赔钱。我对这天印象深刻,或许和这个小插曲有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终于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台电脑。古旧且笨重的白色台式机,外加一个主机,每次搬动要横着主机,把显示屏放在上面,也不能联网。但我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把小说写在纸上,跑去网吧打字了。我在电脑上打字,存到优盘里,带去网吧,也把想看的文章和小说复制粘贴下来,带回来,传到电脑里,坐在那里看。这个电脑我一直用到2009年秋天去青岛之前。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2007年毕业后的10月到2008年的初春,我在淄博市区的一家小公司上班,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晚上下班后没什么事,我会和同事老张在附近的步行街吃东西,结伴去打台球,之后,他回宿舍,我走进网吧,买一瓶可乐,抽烟,听音乐,写点东西。那时候我已经有放弃发表的念头,但不写点什么又觉得这日子过得没滋没味,工作毫无意义,人生也几无盼头。此后的两年,我辞职,瞎混,村里住一阵,又和朋友在城区租住。不管去哪里,我都带着这台破旧的电脑,间或在上面写点小说。2009年的秋天,借钱度日维持不下去,朋友们也分道扬镳,人生到了要搏一下的时刻。我花了一百元,租了一个客厅的隔断,卷着被褥和台式电脑搬进去,每周坐公交车回村拿点钱,没日没夜,耗时一个月写完了长篇《不明物》。到了深秋,温度降到零下,我打包行李回村。此后,台式机就留在家里,再没用过,后来卖电脑时,我倒是把主板拆了下来。

2010年的春天,我有了台惠普的笔记本电脑。我当时在青岛租住的房子还是没有网络,白天,女友去上班,我告诉她想看的电影,她在公司下载好,晚上带回来。吃完饭,我们并排躺在床上看。我们住的是阁楼,除了进门后的过道能直起腰走路,其余的地方都需要弯腰。我们吃完饭就只能躺在床上。白天,我自己在家,坐在床上写小说,身边有了几本书,也不再像往常是盗版的。到这一年10月时,我按照每天一千多字的频率,写完长篇《我们为什么无聊》。一个细节记得很深,我买了一本雷蒙德·卡佛的小说集,里面有篇《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我很喜欢它叙述的方式,想学着在笔记本上写一篇类似的,苦熬好几天,只写了一些零碎的片段,没有写完。到了夏天,屋子炎热,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小台扇。临到中午,我出门去附近的高架桥下面打两三元的散装啤酒回来喝,喝到半晕睡个午觉。秋天,我们搬到女友公司对面的小区,和她的朋友合住。电脑联网,有了暖气。平时女友中午带吃的回来。居住环境改善,我的写作倒是有些停滞了。我们在这里住了半年。2011年5月,女友辞职,跟着我回到淄博。2011年的下半年,我们在城区租了个门头,经营一家小店,店铺的二楼是个阁楼,我平时待在上面写小说。直到2013年夏天,店铺转让。两年左右,除去中间上了两个月的班,其余时间我就在这个阁楼上对着电脑写出最初的那一批有关小镇青年的小说。现在闭上眼,还能想到当时的环境,屁股下面是一张可以折叠的沙发床,从附近的家具城买的,不到两百元。到了晚上,沙发床铺开,就是睡觉的地方。屋顶中间是一盏瓦数不大的灯泡,透光的地方是西边墙上的一个通风口,坏了,齿轮不动,下午时能照进来一些阳光。这种昏暗的环境,倒是符合我整个人蛰伏的状态。期间,我的笔记本电脑坏了,手头拮据,远方的一个网友寄来一台不用的笔记本。2012年的10月,青岛经营青年旅社的朋友搞了驻店写作计划,我去了两个星期,写了不到三万字,没拿出示人。

2013年秋到2016年的冬天。老婆待产,我们回到农村,吃穿用度上能节省一些。从女儿出生到上幼儿园,我们一直住在村里。我在客厅的西北角写作,书桌是我结婚时去周村家具城买的餐桌,外加四把白色椅子。我们还是习惯坐在马扎上,围着茶几吃饭,当时我的父亲已经去世,想象中的四个人围坐在餐桌旁吃饭的场景也就没出现过。书桌上面铺着毯子,紧挨书桌南面的墙边有一组架子,原是店铺淘汰下来放置杂货的,如今当了书架。没多久,书桌上就被时而寄来的各地期刊占据。那几年,我面对着墙壁,戴着耳机写东西,身后是妻儿和母亲。她们或看电视,或哄孩子,多少有点嘈杂。要说这是否影响我的创作,对比我一年也就一两万的稿费收入,也不算吧。白天,不时有邻居来串门,自己端坐在那里写东西多少有些不太像话。深夜是我写作的时间,一家老小都入睡,我也可以在屋里放肆抽烟,不用跑到天井。我处于养家的焦虑和写作的痛苦中,抓着自己的头发,对自己的前景不敢乐观。夏天,我光着膀子,习惯中午趴在客厅的沙发上睡午觉。那几年,我在农村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不像过去在外面,吃饭没准点,饭也不合胃口。如今每顿也有肉,我恢复了过去喝汤喝粥的习惯,体重增加,逐渐有了中年人的状态。2016年8月,小说集《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终于出版。离上次出书,又过去了六年。回头看在村里的这些年,我对写作的印象倒是不太多,记忆更深的是隔三岔五骑着电动三轮车去镇上的邮局问有没有汇款单。十次中八次没有,我往回走,路过两边卖牛肉的摊位,望着悬挂着的鲜红的肉,反观自己活得有些失败。写作和养家糊口之间的拉扯,周围的人不理解,我对自己的写作也不满意。总之,前后夹击。我已经厌倦了那些重复性的写作,冥思苦想写一篇能顺利在刊物发表换取稿酬的文章就成了我的首要任务。落笔至此,不自觉就有点偏移这篇文章的初衷,有点卖惨的嫌疑了。可见,我的怨念也有点深。我多少也有些后怕,万一没写出个样子来,就把整个家庭拖入了泥沼中。不过,好运也时常出现,出其不意的收入更多。

2016年冬天,我们在淄博市区南边的老城区租了个房子,先是在一楼,过了冬,房东变卦,我们又搬到隔壁单元的四楼。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2020年8月,女儿幼儿园毕业。最初的四年,老婆上班,我接送女儿上学。出了小区门,就是植物园,四季各有特点,女儿放学后,我俩先去植物园走一圈。我厨艺不好,炒菜不行,就会煎鸡蛋和下清水面条。绝大多数的晚上,我们等孩子妈下班回来做饭。我写作的地点在客厅,面墙的书桌,背后是女儿的各类玩具,她时而让我陪她玩,写作频繁被打断。电脑留存的照片里,一般是我坐在电脑前,女儿换上公主裙对着镜子跳舞。期间,朋友给的二手电脑坏了,又从网上买了台二手的惠普笔记本电脑。在这个房间里,我写了《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众》。有天晚上,我送女儿去上舞蹈课,在车里等待的间隙,写完《余事勿取》里卫学金结尾的段落。为了养家糊口,我也接点剧本的散活。几年不运动,身体多少添了些毛病。晚上,我开始去植物园跑步,五公里左右。不管怎样,我多少有了些职业作家的感觉。2018年的冬天,我接了一个写网剧剧本的工作,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心思都放在上面。我坐在马扎上,对着铺展在床上的稿子,时而拿着记号笔在展板上涂涂画画。2019年,除了写完网剧剧本的初稿,没动笔写小说。2020年1月到4月,老婆孩子在城里,我回村和母亲住在一起。哪里也去不了。白天我和发小在家里打牌,偶尔去村西边的火车道上走来走去,晚上,我躺在床上写《王能好》,一般写到深夜两三点入睡。第二天睡到自然醒。母亲在村里找了点活,清理杂草。中午她回来做饭,下午再出去,天不黑就回来。村里隔几天来送一次菜。我站在屋顶,看到志愿者们喷洒消毒水,一阵浓雾。后来我也回城给妻女送点吃的用的,但不进门,在门口站一会就走。

2020年8月到2022年4月,为了女儿上学方便,我们一家三口搬到城市西北边的房东社区。小区西门和女儿的学校一条马路之隔,正对着学校的操场。学校开运动会,女儿就在围墙的那边坐着观看,我给她送过一次零食。学校的正门在东边,要绕过半个校园,步行十分钟左右。房东社区是回迁房,住的基本上是当地的村民,因为是小产权,也有不少的租客。楼里基本也是村民,互相认识,平时在楼下总有聚集着闲聊的妇女。我们租的房子在一楼,三室两厅,面积不小。三室,主卧和我的书房兼卧室是朝阳的。另一间卧室算是储物间和女儿玩闹的地方。我写作多年,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书房。搬进来时,房子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家电。我写作的桌子是朋友不用的,一张木板,上面放笔记本电脑还有打印机。打开窗户是阳台,能看到的景色,就是跟对面楼层中间的空地、绿化带、停车位。不过偶尔,也只能看到晾晒的衣物。我的书房五六平方米,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搬进来时,我已经基本上写完《王能好》,年底12月前没写别的东西。对比之前,这里的居住环境有一个巨大的提升。白天有阳光时,我半躺在客厅窗户边的沙发上,盖着毛毯看书,一般没几页就昏昏欲睡。《红楼梦》前八十回就这么看完的。也是在这半年,《余事勿取》和《都是人民群众》相继出版,我偶尔出去参加一点文学活动。12月,我写了《王能好》结局的部分,大约一万字。临近春节,我开始写《沈颖与陈子凯》。这部写起来比较费劲,从2021年1月到9月,都耗费在这八万多字上面。起初,我还计划每天写完规定的字数后记录下这一天遇到的问题和困境——所谓的写作心得,坚持了没几天就放弃了。写到深夜一两点,我就拉上窗帘,躺回床上。有时,夜里写完东西,睡不着,就出门在小区的健身器材那边走一走,站在上面晃荡一下。小区里还亮着灯的窗户屈指可数,熬夜的人少。

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是2019年买的,2022年春天搬进来,住到如今,也有近三年的光景了。目前为止,在这里,我写了《土广寸木》《叙旧》《好汉们》,一个长篇,两个小说集,加起来大概四十五万字。这里说的主要是小说,其余的没算在内。房子在十楼,我的书房兼作卧室,书桌靠窗,面向南,前面没有遮挡,不远处是小区的幼儿园,每到下午四点放学时能听到传来的音乐。两侧是几栋高三十三层的房子,望出去,就如同被细条夹住,不算妨碍视线。上午十点到下午两三点,阳光能照进来,随季节变化有些差别,夏天阳光只能晒到书桌,到了冬天,太阳往里晒,能到半张床,午睡时暖洋洋的。我的桌面上,除了一台用了六七年的小米笔记本,旁边就是烟灰缸,但我一般在晚上十点以后(以家人入睡后为准)才敢在书房里抽烟。一个茶杯,一个保温杯,不时倒上一杯茶水。凌乱放置着几本书,正在看的,就以看到的那一页反扣着,等着再看几眼。右手边习惯性放着几沓草纸和笔记本,偶尔在上面写点草稿——拿不准怎么写时,罗列大纲和想法。稿纸反面也偶尔计算下最近一阵子的收入,毕竟像我这种没什么稳定工作的人,需要不时以后续的收入来让自己心里获得片刻的安静,不要太急躁了。这个习惯,似乎从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时养成,十余年来一向如此。这样似乎显得我的写作附加了一些责任感,当然这并不是我的本意。右手边靠墙的位置,是一排到屋顶的书架,上面摆满了书,是我平时需要看的,其余的不太常看的在客厅的书架上。随着时间推移,有些书塞到了每一格上方的空隙处。打印机放在书架的下面,连接线恰好够插在电脑上。写完一篇小说,我把稿子打印出来修改,第三稿时再打印出来,做最后的修订。这么一说,在我写中短篇的时候,用打印机的频率会高一点。写长篇的时候,就用得少了。我喜欢听打印机工作的声音,缓缓吐出厚厚的一沓纸,抚摸着,还有温度,似乎这些文字是新生产出来的。不免会想,如果脑袋能直接连接打印机,用意念就把文字成形,少去了那堪称苦熬的写作,该有多好呢。下面是我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回答的写作作息:我一般睡到自然醒,九点多或十点起床,取决于前一天晚上几点睡。起床后差不多就要吃午饭了,吃完饭,没一会又犯困,小睡片刻,醒得早就下楼去跳绳半小时。洗漱完,去接孩子放学。回来后该吃晚饭了,吃完后又犯困,就再睡一会,晚上九点左右醒来,泡杯茶,坐在电脑前开始酝酿,一个小时左右,快到十一点了,再不写点什么,这一天就要过去了,便开始打字,写一会,停一下,这么写到深夜两点左右,就完成了这一天的份额。循环往复,直到手头这篇小说写完,再写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