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奕俊：文学“出圈”与改革开放时代的读者问题
观照现今被广泛热议的文学“出圈”，一方面，显然不应将之视作孤立的现象级事件，而另一方面，各怀心思的观察者又试图借由文学出圈昭示曾经的“文学神话”，以及“文学神话”延伸出的一条布满幻象的文学延长线。我在先前所写的一篇文章里论及，文学“出圈”这个看似指涉当下与未来的命题的提出，首先要达成的却应是对具有臆想性质的文学史局部的反思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遗账”的“清账”。[1]比如，1980年代在现今的语境渲染下已然被塑造为文学的“黄金时代”，同时1980年代文学一再被强调的“轰动效应”，也是诸多“文学出圈论”者旨在对标的预期目标。但他们有意或无意忽视的是，1980年代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难以复制的非常态化阶段。而由之更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是：1980年代，就读者层面而论是否为真正意义上文学“出圈”的时代？1990年代以来所谓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与同期的读者转向之间又是怎样的逻辑关系？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乃至重塑了改革开放时代的“读者”概念？
一、被剪辑的“读者”与暧昧不清的“轰动效应”
论及文学“出圈”，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向度即读者的参与问题。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当代文学进入“结束或开始”[2]的“新时期”，而“读者”也随之需要被重新审视与定位。就读者对象的形式呈现而言，其依旧主要接续了延安文艺时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显豁的途径方式，多以报刊所设的“读者来信”“读者来信选登”“来信摘登”“读者意见”“读者中来”等栏目板块进行读者“声音”的建构。除此之外，改革开放以来启动的各类文学奖项活动评选，也格外在意读者的“存在感”。比如梳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的新闻报道，就能注意到相关报道会策略性地强调读者邮寄“评选意见表”的数量之众与范围之广。从1978年（截至该年2月20日）的“收到读者来信一万零七百五十一件，‘评选意见表’二万零八百三十八份, 推荐短篇小说一千二百八十五篇”[3]，至一年后的1979年（截至该年2月20日）“一百天内共收到‘选票’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五张,比上次增长十二倍；以上推荐小说两千篇,比上次多七百余篇。‘选票’附有来信或文章的也比上次大幅度增加”[4]，的确直观地显现出普通读者群体在文学活动中的参与热情。当下相关言说者对于1980年代的文学想象与设定，很大程度上也基于类似数据统计的呈现与比照。
不过如仍以1978年以来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为考察案例，参与人数众多的“读者”究竟在这之中怎样发挥“来自人民群众的评定和判断”[5]，是值得剖析的。因为相关有意彰显“评选意见表”惊人票数的新闻报道，对于来自读者的“评选意见表”又是如何具体影响到活动的评选流程及最终结果却语焉不详。颇具意味的是，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的报道，就提及这一届评委会在评审时谈道：“‘选票’的多少应是评选的重要依据，但也要看到影响‘选票’多少的某些因素，如各种文艺报刊发行数量的悬殊，对作品的宣传评介也有充分与否的差别等等，因此在评选中既要充分重视‘选票’的数量，又要全面考察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多方比较，慎重选拔，力求把真正被广大群众喜爱的优秀作品评选出来。他们认为，评选不仅是进行表扬，还要有所倡导，应当全面地体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体现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体现发现和推举人才的精神，对于新人写的优秀新作应当特别加以注意。”[6]因此，源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与“体现”，依旧是文学奖项评选活动的要旨所在。至于数量上颇感夸张的读者“选票”，并不一定能完全铆合文学奖项活动评委会所规范的“倡导”与“体现”，甚至在之后的几届评选活动中出现为“扩大大牌杂志和文学组织的权力”，而“部分地牺牲这个奖项最初设计的‘群众性’、‘民主性’”的现象[7]——换言之，读者“选票”对于整个评选活动的实际作用其实较为有限。
重提1980年代的读者问题，不可否认，由于长期封闭的文化环境与匮乏的休闲娱乐选项，文学无疑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参与度较踊跃的领域。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制度、文学潮流，也对读者的审美接受与参与积极性有着明确的诉求。应看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流变脉络中，“读者”“人民”“群众”在很长时期内是一组相互游移（甚至存在矛盾性）的概念。张均指出，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读者’终于彻底在理论上与‘人民’‘群众’同质同构。至此，读者作为文本阅读者（观赏者），在革命动员需求下，由左翼文人、革命政治家累积阐述，逐渐实现了与‘群众’、‘人民’的概念整合，上升为普遍价值拥有者，具备跻身重要评论力量的可能”[8]。“读者”“人民”“群众”的“同质同构”，也跟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所确立的“新的人民的文艺”[9]的方向宗旨有着密切关联。而“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基本准则、评价机制等方面内容，也在改革开放初期得到接续与展开。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在祝词中表明：“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10]1980年2月，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承接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祝词中涉及“人民”与“文艺”之间关联的论述，指出“我们的言论应由谁来评论呢？要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评论，由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干部来评论”[11]。如此，也就能够解释1980年代前后国内各类文学奖项、文学活动，为何会异常强调叠合“群众”“人民”等因式项的“读者”的位置、意义，因为这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在历史逻辑层面的应有之义。
但自觉参与到各类文学评奖、文学活动的读者，他们的“声音”又时常因特殊缘由而被剪辑、改写。对于当时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而言，他们在公共空间反馈自己阅读体验、文学观念的途径，主要限于文学报刊专门设置的“读者来信”“读者意见”“读者邮箱”等固定栏目，而文学报刊负责人、编辑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对读者的反馈意见进行剪辑、修改，甚至是亲自下场以化名形式“创造读者”，并非罕见现象。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建设的某种要素构成，狭窄且受到制约的互动渠道，使得被公众接触的“读者”往往只是“冰山”深处面目暧昧的“一角”。至少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代文学史诸类著述对于1980年代相关文学事件、文学活动、文学思潮、作家作品所受读者热捧与追逐的描写，是需要进行纵深向检视的。特别是联系现今不少“出圈爱好者”将文学“出圈”的期待目标对标1980年代所谓文学“黄金时代”的读者热度，他们在追求1980年代看似关乎读者的“轰动效应”时，却未曾深究读者广泛参与度背后的真实影响效力。
除此之外，由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在“雅”与“俗”之间明晰的价值取舍，部分追踪者反而刻意遮蔽了1980年代更具读者参与评价热情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类型文学，《故事会》《知音》《山海经》《今古传奇》以及其他现已成为“文学史失踪者”的“地摊文学”——也许这才是1980年代中国文学更具真实“轰动效应”的热点。其时，有观察者结合“本市书刊市场的供求情况”，进而担忧“地摊文学”将“构成一股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冲击力”。[12]与其相对，这一阶段由于国家出版政策从计划转向市场，“大部分省级的文学期刊从1983年出版模式调整开始发行量就急剧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84年12月2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对期刊出版发行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的规定后，多数的期刊失去了经费的保障，难以为继”[13]。由之需要注意的是，究竟是哪些“读者”促成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轰动效应”，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轰动效应”又着重映照于哪些层面，恰恰是学界、批评界重探1980年代文学现场时屡屡模糊失焦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正是后来者有意为之的模糊与失焦，使得1980年代中国文学所谓的“轰动效应”具备“结构设计”层面的话语正当性与逻辑合理性。而改革开放初期的读者及其接受反馈，实际上仍未逸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被赋予的身份想象与角色规范，这也如王本朝所言：“虽然在理论上，文学的读者——人民群众被置于一个有决定权的位置上，但在文学的实际接受过程中，它却处于被给予和被利用的状态，成为一种想象性的文学力量。”[14]而经由当下语境出发的文学“出圈”议题去观照1980年代的读者现象，也应注意到其更如同是一类被编辑、组织、重塑的“文学神话”。因此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消费社会的勃兴与国民日常休闲娱乐方式趋于多元化，1980年代在相关方面主导下形成的计划经济式的“文学神话”，也就必然要面临碎裂的结局。
二、一个怎样的时代“结束了”？
1993年冯骥才面对商品经济浪潮、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影响下国内文学界呈现的趋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一个时代结束了。”冯骥才所下判断中指涉的“时代”主要是“曾经惊涛骇浪”的“新时期文学”阶段。而在分析为何属于“新时期文学”的时代已然挥手作别，冯骥才的观点是：“一年来，市场经济劲猛冲击中国社会。社会问题性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等等变化剧烈，改变着读者，也改变着文学。”[15]而在同一年，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等人拉开“人文精神大讨论”序幕的讨论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则指出其时国内普遍存在着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16]假如再结合王蒙（阳雨）于1988年1月30日《文艺报》上抛出的“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一说，冯骥才所断言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也就宛若是文学在1990年代步入穷途末路的悼词。
饶有意味的是，在文学被指认为“结束了”的时代里，从宏观视角切入，“经过了八十年代的存量卸载，九十年代我们与世界文学基本上完成接驳”[17]。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内读者自身产生了显而易见的转向与新变。首先应指出，1980年代多数读者相较同期写作者而言，很明显处于知识结构不完整、文学观念陈旧、信息接收滞后的状态。因此，即便如1980年代部分“先锋小说”写作者所操持的是粗糙、浅薄、带有浓重模仿痕迹的技法实践，但由于长期以来现实社会的封闭状态，导致多数尚且是世界文学“小白”的读者在面对陌生、异质的“先锋小说”时往往会目瞪口呆。1980年代的“文学神话”与“轰动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根植于写作者与读者的不对等位置，或者说，1980年代显赫一时的作家作品，实际上是得利于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时差”所形成的“福利”。如作为1980年代“先锋文学”风尚的“迟到的读者”，李浩就曾坦言：“许多显赫的先锋文学文本我是在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经典之后读到的，很遗憾，它们吃亏太大，我读着没有感觉，因为它本有的‘新质’我在别的文本中早已读到过。”[18]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学在1990年代倘若真如相关悲观论者所哀叹，是“失去轰动效应”与“结束了”，那么，一方面，商品经济浪潮、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实则只占据其中部分因由，鲜有研究者留意或是细致阐发1990年代文学的“衰败”，另一方面，也是源自作者与读者的位置在1990年代经调整后逐渐回归平衡。这也是为何笔者反复强调，文学的“黄金时代”反而可能是文学基于特殊历史社会状况所出现的吊诡阶段。而一旦明暗未定的文学环境与世界文学形成充分接触，尤其是读者群体全面更新了教育背景、知识结构、阅读经验、价值立场之后，在进一步对接世界文学的基础上，接受了更多域外作家作品及理论技法的译介与传播，1990年代文学的“失去轰动效应”与“结束了”，也就成了历史逻辑层面的必然结果。
而在1990年代的读者对象形成观念视野、知识结构、审美判断等维度的“全面升级”的同时，骄傲的写作者却依旧沉湎于1980年代所赋予他们的光环滤镜，他们试图借失意者的悼词再次召唤那个带给写作者无限荣光的时代，却不曾认识到，“旷野上的废墟”的“前夜”并非如冯骥才所言是“这一年来”的特定现象，而是早就根植于1980年代的“文学神话”。1990年代写作者的分野也与之相关：一类写作者延续1980年代为自己暴得大名的创作模式路径，但因1990年代的读者群体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使得写作者在1980年代尚可视为新路、异路的“一招鲜”，已然无法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另一类写作者则从1980年代文学形式层面的勘探，转至对涌动的日常现实的聚焦，进而重新审视与实践“无边的现实主义”。这也就局部揭示了莫言、余华、苏童等小说家在1990年代何以要从“先锋文学”的受益者自觉转变为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探索者。1990年代读者群体与时代社会语境的更迭，倒逼着有志向的写作者必须自我调整文学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事实上，1989年余华在致程永新的信中就表达了某种清醒的认识：“我担心刚刚出现的先锋小说（你是先锋小说的主要制造者）会在一批庸俗的批评家和一些不成熟的先锋作家努力下走向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新生代作家们似乎在语言上越来越关心，但更多的却是沉浸在把汉语推向极致以后去获取某种快感。我不反对这样。但语言是面对世界存在的。现在有些作品的语言似乎缺乏可信的真实。语言的不真实导致先锋小说的鱼目混珠。”[19]很多年后，余华在接受访问时揭示了1990年代写作《活着》所带来的意义。这种意义也是其对于致程永新信中观点的呼应：“《活着》给我带来的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它使我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家：当我面对一个让我激动的题材时，我不会用我过去的形式去表达它，而是努力去寻找一个新的、最适合表达这种题材的表达方式。”[20]
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读者而言，其一，愈发多元的大众文化生活，令文学不再是民众屈指可数的审美选择与娱乐方式；其二，1990年代后期经由传播媒介变革与网络文化的渐兴，读者抵达文学现场与进行文学反馈的机制、渠道更为开放与多样化。且相比1980年代读者的“声音”由于特定的“倡导”与“体现”而被“编辑”“改写”，互动性较强的媒介平台可以更全面、真实地反映读者群体的所思所感。而当读者的理念论见得以较为充分呈现时，1980年代以来如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评委会试图实现的读者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频共振”局面反而会被打破。比如在豆瓣、B站、小红书、微博、知乎，以及其他各类读书类微信公众号等青年读者聚集的网络社区，读者提供的反馈信息与评分意见，却可能是对相关组织机构、作家作品裹挟着规训意味的话语形态的背反。而网络媒介平台的公开、便捷、即时、匿名等显性特征，也促成更广泛、更具有异质性的读者的互动参与。这从侧面也意味着一个作家、作品、读者全然服膺于同个具有统摄性主题的时代“结束了”，以及更强调文学构成多样性的时代的开启。
在网络时代，如同吴俊教授分析的，“在新媒体语境中已经没有了一般意义上的‘受众’概念，所谓‘受众/用户创造内容’成为新媒体语境的一大特征”，因为新媒体语境与技术“全面破除了传统媒体语境的这种生产机制规限，使得文学形态在其形成过程中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条件，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动态、变形（相对稳定）的特征”。[21]读者的身份作用不再局限于特定作家作品、文学意旨的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也可能在相应条件的催化下转变为文学的创作者，并且借助网络平台的优势机制完成文学作品的自助出版。但相当数量的写作者没有真切注意到读者的转向与角色重构，而是仍将那些在知识结构、视野经验、审美能力等方面已然超越自己的读者，视为“五四”或改革开放时代初期的乖顺的被启蒙对象，但写作者匮乏的文学表达力与创造力又无法对读者的阅读体验构成挑战（甚至他们很轻易地就被高阶读者所碾压）。写作者在文学理念与实践层面的严重落差，以及他们与读者位置关系的倒置，使得他们愈发重视文学的“圈层”建构与彰显。因为在文学的“黄金时代”被判定为“结束了”之后，文学“圈层”内部的机构、制度、活动、奖项、榜单，反而可保证诸多不思进取的文学从业者得以无所顾忌地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而一旦文学界真正实现如当下提及的文学“出圈”，写作者在无处不在且更加高明的读者面前往往显得“弱小卑微”。这也是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国内文学的某种困窘态势：一部分文学从业者意在重返曾经引发“轰动效应”的“黄金时代”，不过倘若他们当中的多数人真的形成自我期许的“破圈”“出圈”，他们面对更新换代的“读者”，并不能产生智识或是思想上的优越感，反而如同博物馆里门可罗雀的陈旧展览专区。
两相对照，转型期的读者群体却开始在真正意义上践履其角色功能。读者们不再过分依赖于文学报刊“施舍”的有限且更多停留于形式化的反馈途径，而网络媒介平台的各类以用户为中心的读者“声音”建构，恰恰可能是直击作家作品问题核心的重要的批评样式。由此而论，读者从1949年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的想象性群体，逐渐转变成文学现实发展进程间的不容忽视的推动者。且结合豆瓣读书、B站、小红书、知乎、微博、贴吧等媒介平台的评论区、讨论组或阅读小组对于那些被文学研究者、批评者冷眼相对的作家作品的钩沉，可以看到文学并不像相关论者所言的那样无人问津，相反，文学的多元面目与复杂构造，正是借由网络媒介平台的突出的“读者”特征得到还原与正视。更关键的是，文学的“黄金时代”被宣告“结束了”，本应倒逼文学从业者、期刊组织在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前景以及读者整体水准升级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自我变革，但由于二十世纪相应历史时期，比如“五四”阶段、比如1980年代堆积的文学史“遗账”，以及文学从业者没有厘清相应“遗账”的症结，使得众多文学从业者时常深陷于虚无缥缈的文学怀旧情绪，且会比照某种形迹可疑的“文学神话”臆想遥不可及的文学未来。而现今更多作为“社交货币”的文学“出圈”一说，也就沦为毫无底气可言的自我慰藉。
三、读者转向与新时代的“人民的文艺”
文学“出圈”，看似作为一种文学前景的“解法”，实则并不能真正破开作者与读者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这之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各类文学“出圈”事件的参与者、响应者，其所要指向的读者范畴并不明晰。2024年1月23日，作家梁晓声、蔡崇达与《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一起做客“与辉同行”抖音直播间，与俞敏洪、董宇辉围绕“我的文学之路”展开对话。尽管这场直播抛出的主题就是“文学寻亲”，且因在直播四小时内就完成了《人民文学》2024年全年订阅量8.26万套，99.2万册，成交金额1785万，销售码洋1983万的实绩，而成为2024开年文学“出圈”的典型案例。不过细究这场确实触发“轰动效应”的文学直播，“读者”在这其间往往被直接等同于观看人数与销售量。相似情况还包括2024年2月28日，作家余华、苏童，《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与董宇辉的夜间直播。纵然这场直播活动创下了观看人数、杂志销量的“新纪录”，但该网络直播一系列的后续结果，实则仍没有清晰地回答“文学寻亲”到底“寻”的是什么“亲”。
如果将2024年《人民文学》《收获》等老牌文学期刊与人气直播平台的合作指认为是文学“出圈”的范例，一方面应承认，这种因势而生的传播销售方式，有效拓宽了文学刊物的关注度与销售量，但另一个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文学刊物与网络直播平台的联手，主要是基于文学刊物的生存瓶颈从而催生的新型的传播销售的途径，而非文学本身理应视作出路的现实去处。倘若文学从业者以理所当然的态度将直播活动的观看人数、销售总额直接等同于“读者”，这也就会使美其名曰的文学“出圈”，最终仅是某种形式包装下的“文学搭台，经济唱戏”。此外，纵然晚近如《朗读者》《文学的故乡》《文学的日常》《我在岛屿读书》《但是还有书籍》《文学馆之夜》等文学主题的综艺栏目取得了不俗反响，但这并不意味文学真正出了圈。说到底，这些节目起到的更多是文化普及与潜在资本转换的功能作用，至于观看群体当中有多少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对象，又有多少关注者不过是将这些节目视作无差别的“电子榨菜”看待，是有必要斟酌的问题内核。
而谈到1990年代以来读者的构成与转向，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的内在分歧同样是不得不考量的议题。1990年代初，“学院派”概念在国内知识界得到普遍接受与倡导，“学院派”批评家也开始成为批评界的活跃群体。“学院派”批评家因其教育背景、知识结构、专业素养等方面的优势也被视作“专业读者”。但结合现实可以看到，理应对普通读者的智识、观念等产生引导性的专业读者，却在当下首先生发出与普通读者越来越突出的分歧与矛盾，而普通读者对于专业读者逐渐沦为“文学捧哏”也滋生了明显的不信任态度。而联系到晚近相关文学事件所引发的专业读者屡遭普通读者质疑、否定，甚或是调侃的情况，特别是当“学院派”批评家逐渐成为“圈层文化”的可疑的鼓吹者与造势者，而非“学院派”这个概念在被提出之初所期许的——“受过严格系统的学院式训练的新一代批评家，思维敏捷，富有才华，他们能够灵活运用一门或数门外语，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广博的多学科专业知识；他们既了解传统，但又不拘泥传统的陈规陋习；他们研究西方，但又不盲目崇拜、照搬套用；他们锐意创新，少保守思想，并且有着较好的文学表达能力；他们努力奋斗，预示着一个生机勃勃、开一代新风的批评群体正在崛起”[22]，那学院派批评家，或曰专业读者，就只能扮演自以为是而又令人生厌的形象角色了。而不在少数的文学批评家基于习惯性的高傲姿态与认知偏见，对普通读者及其阅读趣味视若无睹，这也导致普通读者在各类媒介平台的“声音”即使颇为热闹，也没有真正进入多数文学研究者、批评者的观察视野。以“豆瓣读书”2024年12月发布的“豆瓣2024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榜单为例，这份向豆瓣用户告知“基于2024年你和万千豆瓣用户的读书标记数据，依据评分、人数和时间综合考虑”所形成的榜单[23]，就显然与同期前后由相关组织机构、报刊媒体、高校专家等组织、评选的高度同质化的小说榜单有着“肉眼可见”的泾渭之别。而这份榜单的制作与传播，其实映照了一类基数庞大却屡遭漠视与贬抑的“读者”群体是怎样建构“另一个维度的文学史和文学现场”[24]的。而对于诸多以身处“文学现场”自居的批评家们而言，“豆瓣2024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榜单上的相关作家作品，可能全然不在他们的阅读范畴内。某种程度上这也意味着“读者”概念在整个文学场域是局部缺席的。甚至于，现今诸多文学研究者与批评者对文学的言说，是基于自我臆想与“发明”的读者展开的，而“学院派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之间形成的表面的自洽关系，构建了另一种文学事实，屏蔽甚至涂改了不能被这种自洽关系所接纳、所消化的文学事实”[25]。
当写作者与文学批评者忽视了更多数的现实读者，文学也就只能是圈子内部闭环操作、近亲繁殖的存在物，所谓“专业读者”也就成了文学圈内数量极其有限且审美判断时常自我矛盾的读者来源。而文学“出圈”一类提法暴露出的本质问题在于，现在被认为是“圈外”的世界，本应是文学所要延伸与接纳的范畴对象，但由于众多文学从业者仅仅将文学的“出圈”“破圈”，等同于“注意力经济”或资本变现，而没有表明文学“出圈”以后究竟需要寻求的是怎样的读者，或者说，相关“出圈”获益者在得到“出圈”带来的直观效益后，依旧没有正视这个时代的读者构成与转型问题，那么文学“出圈”、文学“破圈”等说辞，反而道出了文学的“圈内中人”对于读者及读者范畴的充满局限且存在错位的认知理解。至少到现在为止，我们无法获悉文学“出圈”到底带来了哪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革新或是读者层面的变化。因此，就如同何平教授讲到的，文学“出圈”“不仅仅是审美下沉，取悦大众，削高就低”[26]，而更应体现“不同世界之间的观察、理解、对话和学习，是从你看到我，进而做更好的我，而不是征服和收编”[27]。但就当下的文学实情而言，单向度的“征服”“收编”显然多于“观察”“理解”“对话”“学习”。假如承认文学有“圈内”与“圈外”之分，那么现在所述的文学“破圈”，并没有形成“圈内”与“圈外”的真正贯通，只不过是相关文学从业者基于“文学神话”的召唤心理与虚荣心作祟，而试图在制造“读者”、制造一厢情愿的“轰动效应”。事实上，文学的持续发展很明显并不能单纯依靠人气直播平台的加持、仰仗作家作品在网络互动媒介中的“段子化”“娱乐化”。而暧昧不清的读者想象，也让“圈内”的文学从业者与“圈外”形形色色的读者始终处于游离状态。尤其是当“圈外”读者又具备足够的文学洞见、审美能力与发声平台，他们完全可以在自己另行设置的圈子里自给自足。
倘若我们要对新时代的“人民的文艺”进行设想与前瞻，就必须深入梳理读者驳杂的类型构成与多元的审美接受。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读者”“人民”“群众”形成理论层面的“同质同构”，由此确立了“人民的文艺”的聚焦对象，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在读者层面遭遇的一个亟待回应的问题，即在媒介技术变革的时代社会与读者转向下，何谓“人民的文艺”，以及“人民的文艺”何为。在这一过程中，假如“读者”仅仅被设定为是“学院派”批评家或各类直播大数据覆盖的庞杂难辨的观看人数、购买人数，也就偏离了新时代所要标示的“人民的文艺”的内涵与边界。
因此相较于焦虑当下的文学到底应不应该“出圈”，我们更要追问的是现如今众说纷纭的文学圈究竟是个怎样的“圈子”。最近各类文学“出圈”事件似乎反而意在突显，更为多数的读者对象是被让渡于文学圈层外的异质部分，这本身就背离了文学活动当中读者的主体作用。且如果文学从业者无法说明他们要争取的是“哪些读者”“怎样的读者”，也就难以解释这个时代的文学究竟如何呼应“人民的文艺”，又如何在更高层次上彰显“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的辩证统一。[28]假如在文学“出圈”、文学“破圈”等天花乱坠的说辞下，实则是文学圈层的排外与自我收缩，那么文学“出圈”抑或其他更具蛊惑力的词语，并不能消弭文学的本质问题。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已然被过于神化的文学阶段，比如“五四”时期，比如1980年代，反而演绎为当下文学流变态势的潜在的观念障碍。写作者、研究者往往会更在意附着于“轰动效应”现象的某种外在形式并试图形成机械性仿袭，而没有根据1990年代以来文学现实的变化、读者群体的转向，包括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关系的调整，从而回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圈”到底应该“圈”住什么，包括如何建构文学圈层、如何完善文学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如何产生立足于广泛读者对象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我们的确需要文学传播层面的行动力，但除此之外，我们更应强调的是文学与文学从业者切实的行动力。唯有如此，文学才能拥有真正广阔的可能性。
注释
[1] 顾奕俊：《文学出圈：“理想底空名词”与二十世纪文学“遗账”》，《上海文学》2024年第4期。
[2] 孟繁华、程光炜、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3] 本刊记者：《报春花开时节——记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79年第4期。
[4][6] 《人民文学》记者：《欣欣向荣又一春——记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人民文学》1980年第4期。
[5] 冯牧：《文学创作上的丰硕成果——从群众评选活动谈短篇小说的新成就》，《文艺报》1979年第4期。
[7] 刘巍：《“读者来信”与新时期文学秩序——“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读者来信”之辩难》，《文艺争鸣》2015年第3期。
[8] 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
[9]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人民文学》1949年创刊号。
[10]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11] 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八〇年二月十二、十三日）》，《文艺报》1981年第1期。
[12] 畅游：《关于“地摊文学”的断想》，《当代文坛》1985年第1期。
[13] 胡友峰、郑晓锋：《论中国当代文学出版观念的变迁》，《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4] 王本朝：《人民需要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读者的想象》，《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5] 冯骥才：《一个时代结束了》，《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3期。
[16] 参见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
[17] 何平：《引言：所谓先锋，或将是旧的弃物》，《花城》2022年第2期。
[18] 木叶：《先锋之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页。
[19] 程永新编著：《一个人的文学史 上》，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46页。
[20] 王侃、余华：《我想写出一个国家的疼痛》，《东吴学术》2010年创刊号。
[21] 吴俊：《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兼谈文学批评的现实困难》，《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22] 王宁：《论学院派批评》，《上海文学》1990年第12期。
[23] “豆瓣2024年度中国文学（小说类）”上榜作品按排名顺序如下：1.马伯庸《食南之徒》2.蔡崇达《草民》3.龚万莹《岛屿的厝》4.尹学芸《生死结》5.林戈声《纷纷水火》6.杨云苏《团圆记》7.押沙龙《鹿隐之野》8.朱岳《想象海》9.万玛才旦《松木的清香》10.金特《冷水坑》。参见“豆瓣读书”，https://book.douban.com/annual/2024/?fullscreen=1&&dt_from=book_navigation。
[24] 刘诗宇：《互联网中的当代文学史“隐文”——从豆瓣读书评分说起》，《长江文艺》2020年第23期。
[25] 王侃：《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论的史料内隙——从两件往事说起》，《文艺争鸣》2018年第7期。
[26] 何平：《必须保卫文学圈子》，《小说评论》2024年第2期。
[27] 何平：《引言：有时写作者出的圈可能只是文学的“朋友圈”》，《花城》2021年第2期。
[28] 罗岗：《“人民文艺”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境遇》，《文学评论》201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