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舫，《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博士，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大春秋》《回家——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纪实》《不安的缪斯》《在响雷中炸响》《纸上乾坤》等。

导  读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作家李舫以细腻笔触讲述了聂耳从一个热爱音乐的青年成长为革命音乐家的历程，同时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前前后后。这不仅是一部关于音乐与历史的作品，更是一曲对民族精神的深情赞歌。

国 之 歌

李    舫

80年前，中国人民历经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90年前，《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像冲锋的号角，激励着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共御外敌。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还是在风雨如晦的艰难时日，这首激昂的旋律，始终是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旗帜。

从田汉在狱中写下歌词，到聂耳饱含激情地谱曲，它诞生于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期间。在战火纷飞、局势动荡的年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以笔为刀剑、以歌为号角，用艺术的力量唤起民众觉醒。聂耳在创作过程中，将底层劳动人民的呐喊、抗争融入音符，使《义勇军进行曲》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成为全民族抗战精神的集中体现。

站在当下，回溯往昔，国歌饱含的民族精神从未过时。它时刻提醒着我们，和平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

在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新中国成立76周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的今天，重温国歌背后的故事，更深刻理解民族精神内涵，传承先辈们的爱国情怀与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继续奏响属于我们的奋进之歌。

你用歌声唤醒了一个民族起来抗争。

——艾青

引子

1935年7月26日，农历六月二十六。

这一天，中华民国《云南日报》刊印得比平日里晚了许多。翻开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一条消息格外刺目——《歌曲制作家聂耳在日溺毙，沪聂友将予追悼》。消息这样写道：

《大路》等影片歌曲制作者聂耳赴日游历，本月十七日在神奈川路洛阳练习游泳溺毙，沪友闻讯，同声痛悼，拟下月开追悼会， 并奏其生前所作各曲，以表哀思。

报道不起眼，可是，却如巨石落海，在中华大地掀起轩然大波。

在西南边陲云南，这条消息更是如同一枚炸弹。聂耳的三哥聂叙伦此时正在昆明，他见到报纸，恍若晴天霹雳，压根儿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聂叙伦放下手中的活计，径直狂奔至邮局，给聂耳上海的朋友们发电报核实：

报载聂耳在日溺毙，是聂耳否？祈速电复！

两天后，上海的回电来了——

是聂耳，已火葬。

一

1932年11月6 日，一声汽笛长鸣，火车冒着黑烟，“哐当哐当”从北平出发了。

3年前，17岁的聂耳从上海赴北平（今北京）求学未果，结束了在北平3个月的生活，准备再次返回他熟悉的上海。窗外，是秋天的田野，纵横曲折的河流穿越田野，阳光澄澈，鸟儿飞翔。这是多么可爱的家国、多么美好的山河啊！怎么能容得日寇肆虐？聂耳的眉头渐渐皱起。

聂耳抵达上海的第一件事便是迅速找到田汉，将北平左翼剧联负责人带给田汉的书面工作汇报与信件转交给田汉。这天，他在日记里隐晦地写道：下着雨，借雨衣，坐顺便车到老大处，找到由北平介绍所要找的人，做了所要做的事。很满意。日记中的“老大”，指的就是田汉。

聂耳结识田汉，是在 1932年4月22日，那时，他还是明月歌团的“聂紫艺”。这一年，田汉34岁，聂耳20岁。虽然聂耳与田汉相差14岁，但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们都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对贫苦大众有着十分的同情，两个人彼此话语投机，相谈甚欢。聂耳为田汉那慷慨磊落的气概所吸引，田汉则看到了聂耳身上朴素真挚的气质、追求卓越的情怀。这种朴素真挚的气质打动着田汉，这种热烈真切的意愿更感染着田汉。

田汉在后来回忆道：“他想找中国共产党，想学习更多的革命理论，他热爱音乐，他想知道通过音乐能为革命事业做些什么。”聂耳与田汉的相遇，并通过田汉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这些决定了他终将成长为革命音乐家的命运。

这段时间，聂耳上足了发条，马不停蹄地运转：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及其影评小组组织的各种活动，以黑天使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下流》《和〈人道〉导演者的对话》《十九路军一兵士》等文章。这些文章，集纳了他对于中国前途命运的忧虑，对中国文艺的深切思考。

大革命失败后， 1929 年下半年， 中共中央在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由潘汉年负责。在临时中央存在期间，设有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阳翰笙任书记，委员有杜国庠、田汉、周扬、夏衍。1933年3月，为了扩大革命文艺的传播与影响，占领观众最多的电影阵地，拍摄进步影片，“党的电影小组”正式成立。在中央文委的直属领导下，党的电影小组一共拍摄了74部左翼电影，对推动中国电影的进步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与党组织的培养，聂耳的阶级觉悟与政治水平不断提高。聂耳也是在此期间，逐步参与到进步电影的摄制工作中。1933 年12 月26日，由金焰等人介绍，聂耳到联华影业公司一厂工作，参与电影制作和电影配乐，年底担任影片《除夕》的场记。这一时期，聂耳与夏衍、田汉等中共党员及任光、安娥等左翼音乐家积极联络，研究讨论发展大众化音乐和成立音乐研究会的事。

在相同的道路上，面向相同的未来，他们的关系愈加密切，聂耳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热情。

二

1933 年元旦刚过，山海关的枪炮声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

1月1日深夜，日军突然侵犯山海关，随后10万日寇进攻热河。 山海关将士弹尽粮绝之时，蒋介石却在南方“剿共”前线，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日本一意孤行，直接宣布以长城为“国境”，热河当属“满洲国”。1933 年1月3日，日本攻陷山海关。2月21日，日军进犯热河。3月1日，承德陷落，中国军队分退多伦及长城各口，日军又跟踪追击，并进犯滦东。中国在喜峰口等处，亦曾予敌以重创，然而因两军军备之悬殊，至5月间遂将长城各口放弃，东路亦仅守滦西。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停止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军的自动抵抗， 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大片地区，并将这一地区划为“非武装区”。

热河陷落，东北抗日义勇军更陷于势孤援绝的境地。尽管如此，矢志抵抗日寇者不绝如缕，聂耳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向前。

1933 年，聂耳开启了疯狂而丰沛的创作。《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和《卖报歌》，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3部音乐作品。

与此同时，聂耳为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的《码头工人歌》和《前进歌》，为孙瑜导演的《大路》谱写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桃李劫》中传唱至今的《毕业歌》，《新女性》中6首新女性组歌，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都是这一年完成的。这一年，可谓聂耳创作的井喷之年，短短一年内他创作了 19 首歌曲，其中《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码头工人歌》和《毕业歌》更是流传至今。

白色恐怖愈加严峻，聂耳的信念愈加坚定。

聂耳更加勤奋地创造着革命时代的革命音乐，创作真正反映劳苦大众呼声的艺术作品。从1933年到1935年，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就创作了三十几首歌曲。1934年，他的音乐更加具有战斗性，他全部作品的十之八九就是在这一年完成的。他自己作曲自己主演的独幕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也在这一年上演了，获得了广泛好评，对聂耳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他并不以此自满，而是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决心在音乐上深造，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中国人民的音乐事业。

此时，一个重要时刻终于到来，聂耳实现了神圣的夙愿！

其实，早在北平期间，聂耳已经向党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支部通过考察他在左翼文艺工作中的积极表现，讨论过了他的入党问题，认为他经受住了多种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符合党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和条件，准备吸收他成为党组织里新的一员。可是，那时候，北平正处于抗日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加上聂耳很快就返回上海，党组织没来得及为聂耳办理入党手续。

聂耳并不知道，他返回上海亲手送达党组织的这些文件里，就有一份北平剧联对他在北平期间的进步表现所做的详细介绍。这份介绍的结尾真诚地写道：

建议上海剧联尽快吸纳聂耳入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聂耳梦寐以求的事情。早在聂耳就读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他就经同学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组织的领导下，他参加过很多革命活动，曾秘密印发传单，到街头宣传演出、聚众游行，还到国民党监狱去探望地下党身份的老师。聂耳从中学时候起就一直按照革命者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刻鞭策自己积极进取，不断地用行动向党组织靠拢。

1933 年 1 月初，就在反动派文化围剿最严重的时刻，在革命斗争最尖锐的关头，上海中国左翼剧联负责人和党团书记赵铭彝找到聂耳，开门见山地问：“党组织考虑接收你为中共党员，你是否有意愿加入？”

聂耳听罢，恨不得跳起来：“加入共产党，我愿意！”

赵铭彝担心隔墙有耳，赶紧按住聂耳，不让他说下去。

聂耳早就准备好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没想到心愿实现得这样快。 第一时间交上简历后，他迫切期待在党旗前庄严宣誓的那一刻早日到来。他每天都在暗暗祈祷：

请让这神圣的时刻，随明天新生的太阳，一起到来吧！

终于，聂耳迎来他生命中盼望已久的重要时刻：1月底的一天， 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第一制片厂摄影棚中一个隐秘的角落里，田汉、 赵铭彝和夏衍出现在聂耳面前。

这3个来自中共党组织的重要人物的出现，让聂耳激动得想要放声歌唱。然而，迫于情势，聂耳期待已久的入党仪式只能因陋就简，秘密进行。不能开灯，因为怕引起别人的注意；没有党旗，因为携带不进来；不能大声言语，因为隔墙就可能藏着反动政府的“耳朵”。当然， 再多的困难也阻碍不了聂耳迫切的心情。

门窗紧闭的阴暗角落，自有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去照亮；缺少党旗， 可以现场动手绘制；不能高声语，那就让唇齿间压低的声音，化作心中雷鸣般激荡的音响。

一切就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在摄影棚那个最昏暗的角落里，在监誓人夏衍的见证下，聂耳举起临时匆忙手绘的党旗，压低声音，跟着介绍人田汉和赵铭彝，一字 一句，对着党徽庄严宣誓。

宣誓完毕，聂耳同其他3个人压低嗓音，唱起《国际歌》：

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

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

4位同志将手紧紧握在一起。“同志！”聂耳听到这两个字，泪水夺眶而出。他的双手因为激动而滚烫、发抖，这是志同道合的深情，是心心相印的友谊。

至此，聂耳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三

1933 年 6 月的一个黄昏，一个卖报的“小毛头”饿得头晕眼花， 被挤挤搡搡的人群裹挟着，一头栽倒在地上，摔得头破血流。

一位青年赶紧挤过去，把她扶起来，还买下了她手里所有被弄脏的报纸。

这个青年就是聂耳。

自那以后，在霞飞路（如今的淮海中路）的人潮里，聂耳总与“小毛头”小小的身影不期而遇。彼时的霞飞路，车马辚辚，行人熙攘，喧嚣裹着市井的烟火气漫过街道。而小姑娘就混在这热闹里，怀里抱着叠得整齐的报纸，一面脚步轻快地穿梭，一面清亮地喊着报名——那一声声吆喝，被她念得婉转又顺口，像含着露珠的童谣，在嘈杂里生出别样的悦耳。在聂耳听来，这哪里是寻常的叫卖，分明是一首带着生活温度的动人曲调，轻轻叩着他的心弦，让街头的寻常时光，也浸满了诗意的回响。

聂耳很喜欢这个卖报的小姑娘，同她攀谈起来，小姑娘出身于上海日资纱厂工人家庭，因家境贫困从来没有名字。聂耳创作了《卖报歌》以后，为她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杨碧君”。

后来，聂耳才慢慢知晓“小毛头”身上所压着的困顿：家境早已被贫寒压得喘不过气，父亲的病逝又抽走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只剩母亲在家中日复一日地操劳，全家的生计，竟都系在她怀里那叠薄薄的报纸上。

可这街头的生计哪有容易二字？她小小的身影混在一群男报童里，叫卖声再清亮，也难敌旁人的争抢，常常只能攥着没卖完的报纸，在人潮里孤零零站着。聂耳看在眼里，便常常停下脚步，陪着她一同向过往路人吆喝——他的声音混着小姑娘的脆响，在霞飞路的烟火气里，汇聚成温暖的曲调。那时的聂耳，自己的收入也不过是勉强糊口的微薄之资，可这份同是底层人的共情与心疼，让他总忍不住伸出手，想为这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多撑一点点光亮。

有一天，聂耳见到“小毛头”，就对她说：“干脆我帮你写一首卖报歌吧。这样别人叫着卖，你可以唱着卖， 一定会比别人卖得更多的。”

那时节，聂耳心中正燃着一簇火苗——他要为街头奔波的报童写一支歌，这念头像春日里的新芽，在他的心底疯长。聂耳于是寻到安娥，将这滚烫的想法细细道来。安娥懂他这份心意，不多时便将歌词写就，纸页上的文字，恰似报童穿梭街巷的身影，鲜活又带着倔强。聂耳接过歌词的那一刻，旋律仿佛早已在他胸中盘桓许久，指尖一碰琴键，那些跳跃的音符便顺着心意流淌而出，没费多少功夫，《卖报歌》的曲调便落了纸，成了往后岁月里，能跟着报童脚步一同回荡的温暖回响。

聂耳揣着刚谱好的曲谱，邀了友人周佰勋一同寻到“小毛头——那个在街头巷尾抱着报纸奔跑的小小身影，原是这曲歌谣最该遇见的人。两人站立在小姑娘面前，轻轻唱起这支为她而作的歌。歌声未落，小姑娘眼里泛起泪光，她忍不住拍手雀跃，脆生生说道：“聂先生，要是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唱进去，我就能挑着报担边走边唱啦！”

聂耳当即点头应下。回去后，他立刻找安娥细说这桩趣事，两人一同斟酌，将那句词改成了“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这带着市井烟火气的字句，恰似把小姑娘的日常装进了旋律里，让这支歌从此有了街头巷尾的鲜活温度。

从此，在上海滩，“小毛头”唱起了《卖报歌》：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 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大风大雨里满街跑，走不好，滑一跤，满身的泥水惹人笑，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耐饥耐寒地满街跑，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

“小毛头”就唱着这首《卖报歌》去卖报，果然，卖出去的报纸 比以前多得多。这唱尽了报童心酸的歌曲朗朗上口、动人心弦，不久便在上海开始传唱，很快风靡起来，传遍大街小巷，传遍大江南北。

后来，聂耳又把“小毛头”介绍到华联影业公司当了演员。从此，“小毛头”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聂耳关心关注的，还有很多同“小毛头”一样穷苦无助的人们。

1933 年的上海，黄浦江的潮水拍打着码头，发出低沉的呜咽声。 江边的渔村里，破旧的木板房在风中摇摇欲坠，屋顶上的茅草被风吹得七零八落。

渔民徐福蹲在自家门前，手里捏着一根粗糙的麻绳，正在修补一张破旧的渔网。他的妻子坐在一旁，怀里抱着刚出生的一对龙凤胎， 脸上挂着疲惫却温柔的笑容。

“小猫、小猴，你们看，这是你们的爹。”她轻声哄着怀里的孩子， 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

徐福抬起头，看着妻子怀中的两个孩子，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他伸手摸了摸儿子小猴的脸，又轻轻捏了捏女儿小猫的小手，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意：“孩子们，爹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然而，好日子似乎遥不可及。渔霸何仁斋的催租声像一把利剑， 悬在徐福的头顶。为了还债，他不得不冒着暴风雨出海捕鱼。那是一 个漆黑的夜晚，狂风卷着巨浪，像一头猛兽般吞噬着海面上的一切。 徐福的小船在风浪中颠簸，最终被无情的大海吞没。

徐福的妻子听到噩耗，瘫坐在地上，泪水无声地滑落。她抱着两个孩子，喃喃自语：“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为了活下去，她不得不撇下小猫和小猴，到何仁斋家做奶妈抵债。 两个孩子被留在破旧的渔屋里，由年迈的祖母照顾。小猴在一场大病后变得痴傻，小猫则像一只野猫般机灵泼辣，带着弟弟在渔村里艰难求生。

10年后，小猫和小猴长大了。他们和何家的少爷何子英成了朋友。子英聪慧善良，常常教小猫读书写字，而小猫则用清脆的嗓音为他唱起渔村的童谣。3个孩子在渔村的沙滩上奔跑嬉戏，笑声回荡在海风中。

然而，命运并未眷顾这个破碎的家庭。祖母去世了，小猫和小猴失去了最后的依靠。何仁斋的渔业公司垄断了渔场，渔民们再也不能出海打鱼。小猫和小猴走投无路，带着失明的母亲流浪到上海，投奔靠卖艺为生的舅舅。在上海的街头，小猫和小猴用沙哑的嗓音唱起了《渔光曲》。歌声哀婉凄恻，像一缕轻烟飘荡在繁华的都市上空。路人驻足聆听，却无人伸出援手。直到有一天，留学归来的何子英出现在他们面前。

“小猫、小猴，是你们吗？”子英的声音里带着惊讶和心疼。

小猫抬起头，眼中闪过一丝希望：“子英少爷，是你！”

子英从口袋里掏出100块钱，塞到小猫手里：“这些钱你们先拿着，我会想办法帮你们的。”

然而，这100块钱却给小猫和小猴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他们被诬陷偷窃，最终被捕入狱。母亲在家中听到消息，惊慌失措中碰倒了油灯，引发了一场大火，火焰吞噬了她和舅舅的生命。

与此同时，何家也陷入了绝境。何仁斋的情人与奸夫勾结，搞垮了渔业公司。何仁斋在破产的打击下选择自杀，子英改良渔业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故事的结尾，小猫、小猴和子英一起出海捕鱼。病弱的小猴在一次意外中摔伤，伤势日渐加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躺在小猫怀里，听着姐姐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渔光曲》，痴痴傻傻地笑着，最终闭上了眼睛。

1934年6月14日，电影《渔光曲》在上海首映。影片中，聂耳扮演的渔民在风暴中挣扎求生的场景让观众潸然泪下。任光为电影创作的同名主题曲《渔光曲》哀婉动人，像一缕轻烟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也萦绕在聂耳的心头。

“聂先生，您的音乐太感人了。”王人美在首映式后对聂耳说道，“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在诉说渔民的苦难。”

聂耳微微一笑，目光投向远方：“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它是生活的回声，是人民的呐喊。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能让更多人看到底 层百姓的苦难。”

《渔光曲》上映后，连续 83 天场场爆满，成为当时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1935年，影片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电影。

然而，聂耳并未停下脚步。他知道，渔民的苦难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呐喊等待被听见。他要用音乐，去唤醒更多的人，去迎接那个属于中国人民的黎明。

四

同声若鼓瑟，合韵如鸣琴。

只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所思所言才能不谋而合，田汉与聂耳，恰是如此。

加入中国共产党，对聂耳一生道路的选择、音乐的锻造、思想的升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时的中国风雨如晦。田汉和聂耳都在思考：究竟如何才能筑起中华民族最坚不可摧的长城?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何处?

田汉在这时写下了一篇文章《站在日出前的中国》，表达坚定的民族信念：

近代一切文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天天立体化，近代战争也由平面的战争进为立体的战争。万里长城诚如萧伯纳翁在张学良将军的私人飞机上所见，只不过是一版“矮墙”而已。在敌人的近代武器下，这一版“矮墙”的运命是决定了的。但最后的胜利是不决定在敌人的武器，而决定在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的意志。但凡他们不肯做奴隶，他们是必能把帝国主义强盗踢出去的，不管它的飞机大炮是多么厉害。因此，只有组织了民众自己的力量，才是真正能防卫中华民族自己的家的万里长城！谁不许民众自己起来，谁就是“自坏长城”以迎敌。

田汉的激情深深感染着聂耳。除了忘我地进行音乐创作，聂耳更加积极地参与革命活动。

1933年，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指导帮助下，上海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先后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等组织，聂耳都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此外，聂耳还经常通过具有工会性质的联华影业公司同人会，带领同事与资方势力进行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其反动的制片方针。

聂耳频频参加进步活动，成了联华影业资方的眼中钉。

1934年1月，联华影业终于找借口将他解雇。

然而，聂耳没有畏惧，就在这个月，在距离春节仅有短短6天的那个夜晚。聂耳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

    一九三四年是我的音乐年。

这句话，是新的一年里，聂耳同音乐相约的誓言。

此时的聂耳刚遭联华影业公司的恶意解雇，正经历人生中的第三次失业，生活极为困顿，身体健康情况不佳。然而，他现在有着更宏大的理想。并未因为短期的困难而影响心情，他忙于练琴、读书、创作、演戏，并对新一年的音乐之途满怀希望。

田汉这个时候以更加积极的热情投身中国进步文艺的创作中。1934年年初，他创作了表现义勇军不屈精神的抗战话剧《水银灯下》。在这部剧作的结尾，田汉借着剧中义勇军士兵之口喊出中华儿女激情澎湃的心声：

不！中国并没有完！

义勇军战士在剧中高喊：“弟兄们，中国并没有完，只要我们大家一条心，中国是不会完的。只要大家不肯做亡国奴，中国不会亡的。听，敌人的枪越响越近了，我们不要等着他们来，我们要冲上前去。”

1934年春天，好消息来了，沉淀了两个月的聂耳在好朋友任光、安娥的帮助下，得到一个入职著名的上海东方百代公司的机会。

上海东方百代公司，坐落在徐家汇的一片绿阴深处，这是一座三层法式小洋楼，红瓦坡顶，红砖墙面，煞是好看。

百代唱片公司是最早在中国建厂灌片的跨国唱片公司。19世纪90年代末，一位名叫乐滨生（E.Labansat）的法国人在上海摆摊播放唱片起家，几年后创立了PATHE公司，也就是百代公司。1908年，法国商人在上海开设东方百代公司，经营唱片销售业务。1917年，东方百代公司开始在徐家汇一带购买土地，陆续建房，建起中国第一家唱片制造厂，正式生产红色片芯的唱片，唱片商标是一只报晓的雄鸡。1930年，英国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接手法商东方百代公司，定名为“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开始大量灌录都市流行歌曲唱片，迅速成长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唱片企业，引领着中国流行歌坛的潮流。

1934年春天，安娥和任光将聂耳带到他们工作的上海百代公司， 向见钱眼开的英国老板大力举荐聂耳，这位目前上海不可多得的音乐英才，一定会为百代公司赚个盆满钵满。英国老板很高兴，答应给正处于第三次失业期的聂耳一个机会。聂耳有备而来，他挑选了自己比较得意的两个作品，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配乐演唱，灌注唱片。

不久，百代唱片公司正式录用聂耳。公司立马安排他进音乐部， 让他帮助任光做录音工作，此外还要教歌、抄谱和作曲。很快，“拼命三郎”聂耳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被提升为音乐部副主任。

事实上，聂耳进入百代唱片公司是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安排的。 百代唱片公司属于外商企业，尽管当时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已是硝烟弥漫，百代唱片公司却很少受到当局的出版审查，公司只管盈利。 另外，百代唱片公司的设备和录音技术是当时中国比较先进的，唱片发行的数量非常庞大。这有利于上海左翼剧联灌制、销售更多的进步音乐唱片，从而扩大左翼文艺的社会影响，来抗击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

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后，聂耳和任光、安娥一起坚持拍摄进步电影，坚持演出进步戏剧，并借电影音乐或流行歌曲之名，出版了一大批进步歌曲唱片。

1934年，田汉的剧作《扬子江暴风雨》公演，聂耳为剧中的主题歌配了曲。在这部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新歌剧中，聂耳显出作为歌剧演员的才能。

5月，聂耳在“百代”牵头成立了一个民乐团，取名为“森森国乐队”。乐团成员只有5人，但每位成员都会好几种乐器。乐团成立的初衷是为歌唱者在灌唱片时做伴奏，而实际上却是聂耳在对民乐伴奏和合奏等形式进行改革性试验和探究。森森国乐队编创并公开演奏了许多民族器乐曲，让传统民乐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其间，聂耳为森森国乐队创作和改编了4首民乐合奏曲，分别是《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昭君和番》。《金蛇狂舞》热情洋溢、节奏激昂，如金蛇舞动般充满活力；《翠湖春晓》抒情明朗，以优美旋律展现遥远故乡的美好风光与向往之情；《山国情侣》富有民族特色，融合民间音乐元素，传递出别样风情；《昭君和番》则在旋律中蕴含着历史故事的韵味与情感。

6月，聂耳为田汉编写的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谱写了4首插曲，分别是《码头工人歌》和《苦力歌》（后改名为《前造歌》）、蒲风作词的《打砖歌》和《打桩歌》。这4首歌，均以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为蓝本，旋律中饱含着他们在沉重劳作时的苦难、对剥削压迫的愤懑以及不甘屈服的抗争精神，生动展现出聂耳以音乐为武器反映社会现实、唤起民众觉醒的创作意图。这4首歌中，最出色的、影响也最大的，是《码头工人歌》。

7月，聂耳为电通影片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配乐作曲。

8—9月，聂耳在联华影片公司第二制片厂拍摄的影片《大路》中 担任全部配乐工作。

10月，聂耳为艺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影片《飞花村》的主题歌《飞花歌》、插曲《牧羊女》作曲配乐。

聂耳还与陈伯吹共同创作儿童歌曲《小野猫》，与柳倩合作完成《雪花飞》等。这一年，聂耳在音乐创作上收获丰厚，在评论上也不放松，他以化名撰写了《一年来的中国音乐》（1935年1月6日刊于《申报》）和《看俄国歌剧杂谈》两篇评论。《一年来的中国音乐》是聂耳关于音乐评论的一篇重要作品，文章从多个方面综合性地评论和总结了这一年的中国音乐，文中渗透着聂耳对新兴音乐的新见解。

在1934这一年里，聂耳创作了 9 首电影歌曲，4 首民族乐曲，2首儿童歌曲，2篇音乐评论。

没错，1934年就是聂耳的“音乐年”。

五

1934 年秋，在《桃李劫》热映之际，田汉着手为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

这部作品讲述了抗战时期，只顾享乐的诗人辛白华最终因为挚友梁质夫的牺牲而投入抗战的故事，显然田汉志不在儿女情长，而是中华民族抗战。《义勇军进行曲》是电影的主题歌，是剧中男主角、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

田汉完成剧本创作不久，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很多年后，夏衍回忆说：“记得1935年，田汉同志被捕，留在我手边的是一个电通公司决定了要拍的、写在几页十行纸上的《风云儿女》的影片梗概。”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很重视这个剧本，请夏衍撰写电影台本，请聂耳为主题歌作曲。于是，夏衍将这个影片梗概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

被捕入狱的田汉并未放弃手中的事业，他在狱中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原是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夏衍和电影编导孙师毅从衬纸上一字一字地抄下来。

1934年的上海，秋意渐浓，黄浦江畔的风裹挟着潮湿的气息，吹拂着这座不夜城。夏衍站在电通影片公司的窗前，望着远处朦胧的江景，心中却无法平静。

夏衍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那张纸，仿佛能感受到田汉在狱中奋笔疾书时的热血与激情。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首歌词，更是一把火，一把可以点燃千万人心灵的火。他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书桌，开始仔细研读每一个字、每一句话。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夏衍低声念着，声音虽轻，却仿佛带着千钧之力。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画面：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工人罢工，农民拿起锄头，士兵挺起胸膛……这些画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抗日图景。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敲门声。夏衍打开门，只见聂耳站在门口。

聂耳见到夏衍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夏衍将剧本交给聂耳，聂耳迫不及待地翻到最后，打开歌词页，轻声念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的声音渐渐高昂，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这词写得太好了！它表达了我心中的情感。”

聂耳又将歌词念了两遍，毫不犹豫地对夏衍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夏衍开口，聂耳已经伸出手来同夏衍握手了。“放心吧！交给我！”他迅速地重复了一遍，又说，“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夏衍同意了，聂耳又跑去找到导演许幸之，主动请缨：“把作曲任务交给我吧！我保证好好完成！”两个青年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共同的理想却让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许幸之不仅把作曲任务交给了聂耳，他还敏锐地发现聂耳具有表演才能，与剧本中的男二号梁质夫的形象和气质都有共同之处。于是，许幸之直截了当地问道：“除了作曲之外，还有一个任务要配给你，你干不干?”聂耳回答得也很干脆：“什么任务？你说吧！”许幸之简单给聂耳讲了《风云儿女》的剧本故事，重要配角梁质夫是一个富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许幸之说：“我一眼看中了你，无论是从气质、性格还是体态外形上，这个角色由你来扮演最为理想。怎么样？”“行！”聂耳本来就热爱表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惜，聂耳后来因为被迫紧急出国，最后未能出演梁质夫，这一角色最终由顾梦鹤扮演。

聂耳逝世后，夏衍回忆当年的场景，无比感伤地说：“聂耳这位同志，永远不知疲倦。不论什么工作，都‘抢’着去做。”

聂耳还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聂耳发了疯，不敢让他继续住在家里。向聂耳下逐客令。聂耳只好再三向她表示对不起，证明自己很正常。好说歹说，房东老太太才相信了聂耳，终于她息了怒。

许幸之听了试唱后和聂耳交换了意见：“整个曲子谱得很好，激昂、轻快，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起句显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还不够坚强有力。是否应当减少一些装饰音，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煞尾？”

聂耳经过一番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铅笔，修改起来。修改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合唱。起句比原先激昂得多了。聂耳潜心构思，不断吟诵《义勇军进行曲》简短铿锵的歌词，感到末尾原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一句不是很顺，便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末尾，顺应旋律在“前进，前进，前进”之后加上“进！”从而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由于增加了叠句，最后三个“前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把那坚决、勇敢、跨着轻快的步伐挺身前进的情绪，表现得更加明快、强烈。

这时传来消息，因为聂耳的进步思想和革命行动，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中共党组织为保护这位年轻有为的革命文艺战士，特安排聂耳先到日本，然后再去西欧、苏联学习。

这大约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了。

六

1935年4月15日，聂耳踏上了开往日本的轮渡。

从决定离开上海，到真正离开上海，留给聂耳的时间所剩无多。从1932年11月8日抵达上海，转眼间两年零5个月过去了。这近900天时间，是聂耳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刻。

出行前的紧张日子里，聂耳还带着《义勇军进行曲》曲谱，边唱边打拍子，征求了音乐界同仁、青年学生、工人等很多人的意见。

尽管在日本的日子异常忙碌，聂耳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信念，还有自己的任务。革命的星火与精神的炬火，原是聂耳音乐创作的魂魄所系。当时代的疾风骤雨漫过山河，聂耳在混沌中迅速辨明前行的方向，从此将个人的生命，与家国的沉浮、民族的危亡紧紧缠绕，此后再也不曾分开——他笔尖流淌的每一个音符，便都成了与家国命运同频的心跳。

聂耳还记得上一次见到田汉时，田汉对他的嘱托，他仿佛听到田汉对他说：“这是我为你的旋律写的词，你看看是否合适。”他仿佛看到田汉微笑着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创作。你的旋律给了我的词生命，而我的词也让你的旋律有了灵魂。”

与祖国远隔重洋，他却始终不能忘记故乡的一切。

聂耳深吸一口气，重新坐到钢琴前。他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旋律与歌词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仿佛看到田汉站在一旁，轻声哼唱着，仿佛已经看到了无数人在战火中高唱这首歌，奋勇向前。

然而，命运却并未给予他们太多的时间。

聂耳抵达日本，安顿好自己，第一时间便投入《义勇军进行曲》曲子的创作和修改。可是，这些在他的日记里没有一个字的记载。

触动聂耳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的，其实是一段悲愤的往昔。

1933年初，榆关失守，热河失守。2月18日至2月28日，当热河的风还裹挟着战火的余温，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王化一、杜重远和辽吉黑民众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等人，便已带着沉甸甸的担当，踏过硝烟弥漫的土地。他们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一道，率领百余人的队伍，肩头扛着械弹，带着服装与慰问品，一步步走向抗战前线——那片如今被称作建平县朱碌科镇、敖汉旗四家子镇的土地，曾见证他们站在队伍前列，用目光检阅将士们的坚毅，用掌心传递后方民众的期盼，让每一份慰问都化作抵御外侮的力量，融进山河不屈的脉动。

在这里，聂耳亲眼目睹了东北义勇军将士前赴后继、浴血杀敌的场景，被其精神所感动、激励和鼓舞。当时将士们进行操练，义勇军军歌、誓词中的“血肉筑成长城”等口号被填入古曲《满江红》，成为后来的《义勇军誓词歌》。

可是，聂耳对自己的作品还不满意。从上海启程远赴日本，聂耳将《义勇军进行曲》未完成的曲谱带在身边，在初稿基础上反复琢磨修改，最终完成曲谱定稿，并将凝结着心血的定稿寄回上海电通影片公司，让这段跨越山海的旋律，成为中华民族觉醒的号角。

《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国际歌》在曲调上有类似之处，聂耳坦言：歌曲的创作“是受了它们一些影响的，不过（它）比《国际歌》更明快，比《马赛曲》更激昂。”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也只写了三个字——“进行曲”。影片的投资人、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东北义勇军总司令的朱庆澜，在“进行曲”三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三个字，这部作品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5月9日，由袁牧之、顾梦鹤领衔的电通公司歌唱队在位于上海徐家汇附近的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里录制了《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5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谱在《中华日报》上发表。5月16日，《电通画报》创刊号刊出《义勇军进行曲》歌谱。之后，贺绿汀邀请当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当时的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唱出了中华民族心底“最后的吼声”的《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全国，唱响大江南北，激励四万万同胞奋勇抗战。

七

随着《风云儿女》的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唱遍了全国，鼓舞在抗战炮火中的中国人民“前进！前进！前进！进！”

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中，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爱国人士和支持中国的国际友好人士在集会上和游行队伍中都要齐唱《义勇军进行曲》。

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每天定期播放《义勇军进行曲》。国民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张学良于西北练兵时，特别强调了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大意义。

1935年7月，《义勇军进行曲》传到东北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全军学唱，并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军歌。

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对日作战。

10月4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与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第二军第二团政治委员曹亚范等率部在濛江县那尔轰附近老龙岗召开会师庆祝大会。杨靖宇为了振奋军威，经中共南满特委、军党委讨论决定：将关里传过来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军歌。杨靖宇非常喜欢这支歌，特意命令第一军政治部将歌曲翻印，发给各团政治部组织教唱。部队在整编过程中，军部警卫团组建了一个号兵班，宋铁岩将政治部宣传队收留的一部分辽宁民众自卫军军乐队的遣散人员集中起来，组建了一支小军乐队，并由号兵班配合，练习演奏代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当杨靖宇听到《义勇军进行曲》那令人振奋的旋律时激情难抑，特从密营小屋赶到山坡，观赏配器不全的小军乐队。他鼓励说：“别看没有像样的铜管乐器，小号就不错嘛，也能鼓劲儿啊！下次和第二军会师时，一定让你们上场演奏，让世人都知道：我们抗联也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抗联有了军乐，军乐也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1936年12月，抗日将领王德泰、曹国安先后壮烈牺牲，杨靖宇亲自为两位抗日英烈主持追悼会。为重振军威，在追悼会上，他指挥将士们唱起了激越奋进的代军歌——《义勇军进行曲》，并号召全军：“一个英烈倒下去，千百个英雄站立起来，丹心不灭，红旗不倒！为着民族抗敌御侮的共同事业，我们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奋战不息！”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八百壮士”孤军营内鼓舞士气的战歌之一。同年7月31日，因主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救国会七君子获释时，和数百名前来迎接的群众一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官兵在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副武官卡尔逊的带领下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是聂耳年轻而短暂一生中最后的作品，也是他不朽人生的绝响。这首歌一诞生就成为中华民族战斗的号角，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八

在日本的日子里，海，成为聂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日记里，聂耳还记录了差点就与悲剧擦肩而过的意外：“本预定明天动身的，为了李様要等大坪自东京的来信，只得多延一天，后天清早出发，游热海、箱根，夜车到京都。也许横田姐妹也会同游热海。”如果他按原计划7月16日去了箱根，也许这场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聂耳生命的最后两天，在日记里对自己的“三月计划”完成情况进行总结。

聂耳在日记里记录了最后的日子，可他并不知道，他将远离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世界。

他在7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

下雨。在家睡觉，看书，收拾好行李，决定明日出发。

每每翻看聂耳这天的日记，我都不免会产生这样的设想：假如聂耳7月16日离开藤泽去了南朝鲜，那么，聂耳的人生将会怎样？聂耳在接下来的日记中写道：“横田姐回来，她已请了两天假陪我们玩，在先我不大明了这种情形，还是坚持明天走。后来一想，在人情上实在有些过不去，于是决定多延一天。”

就是多延的这一天，把聂耳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藤泽鹄沼海滩。

7月17日，当他们再次去鹄沼海滨游泳时，悲剧发生了，藤泽鹄沼海滨竟成了聂耳的“终焉之地”。

这天早饭后，聂耳又同剧团一些人去海滨。海岸宽阔，有的人只在浅水处玩，有的人游到深水处。到了午后，“新协剧团”的人陆陆续续回到住处。可是，大家一直不见聂耳回来。他们派人去找，都没有找到聂耳。

7月17日这天与聂耳一起下海游泳的友人，只有李相南、房东的姐姐滨田秀子及其9岁的儿子松崎厚，一共3个人。可是，他们都不知道聂耳的下落。

18日早上，聂耳的遗体在海边被发现。

电报转到保田海岸，大家都很悲痛，推举张天虚和郑子平两人立即赶到鹄沼料理后事。他们到鹄沼后，把聂耳的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把骨灰收在一个瓷罐里送到东京寺庙寄放。

阳光如常，热烈地照耀着鹄沼海滩，然而，斯人已远。

哀恸的气氛开始在鹄沼海滨蔓延，并扩散到整个藤泽，悲伤就像漫堤的河水，缓缓地将一切淹没，又将一切掩盖。在张天虚等朋友的操持下，日本警方火化了聂耳的遗体，骨灰暂存在横滨。

聂耳遇难的消息迅速传到了中国。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

1935年7月26日，《云南日报》以《歌曲制作家聂耳在日溺毙，沪聂友将予追悼》为题报道：“大路等影片歌曲制作者聂平赴日游历，本月十七日在神奈川路洛阳练习游泳溺毙，沪友闻讯，同声痛悼，拟下月开追悼会，并奏其生前所作各曲，以表哀思。”

九

1936年8月，聂耳的三哥聂叙伦专程去上海迎回了聂耳的骨灰和遗物。1937年10月1日，聂耳的英魂安葬在昆明西山。他的亲人和朋友用法国诗人可拉托的诗句为他送行：“我的耳朵宛如贝壳，思念着大海的涛声。”

“聂耳，你走得太早……”田汉伫立聂耳的墓前，心中涌起无尽的悲愤，无尽的感慨。阳光透过树梢，洒在青石墓碑上，映出聂耳那年轻而又充满才华的面容。他的音乐，曾经在中华民族最动荡的年代激荡着无数人的心灵，如同一缕清风，吹拂过每一个渴望自由的灵魂。

“我的朋友！你离开了我，但你的旋律依然在我的耳边回响。”田汉轻声自言自语，眼中闪烁着泪光。他回忆起与聂耳携手创作的日日夜夜，那些激情四溢的时刻，如今却成了永恒的追忆。聂耳的音乐不仅仅是音符的组合，更是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每一首曲子都蕴含着他对祖国的深情，对人民的关怀。

然而，命运却如此无情。年轻的聂耳在最美的年华陨落，带走了无数的梦想和希望。田汉的心中充满了惋惜，为什么如此有才华的人，竟然要在洪流中被浪涛卷走？他想起那些为自由而战的日子，聂耳的旋律如同号角，激励着人们奋勇向前，追求光明的未来。

“我会把你的音乐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听到你的声音。”田汉知道，聂耳的精神将永远与他同在，激励着他继续为理想而奋斗。田汉轻轻抚摸着墓碑，感受到一股温暖的力量。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聂耳的灵魂在耳边低语，鼓励着他继续前行。

在这片宁静的墓地，田汉默默祈愿，希望聂耳的音乐能够跨越时空，永远流传下去，成为后人心灵深处的共鸣。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聂耳的旋律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追求自由与梦想。

是的，聂耳的音乐却并未随着他的离去而消失。《义勇军进行曲》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战歌。每当田汉听到这首歌，他都会想起那个在钢琴前奋笔疾书的年轻人，想起他们共同的梦想与信念。

“一个人的死常常容易考验他生前给人印象的深刻程度。”田汉在文章中写道：

但凡你忠心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是那样忘不了你，始终记忆犹新地纪念你，尽管你的寿命并不怎么长。

多年后，当《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田汉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听着那熟悉的旋律，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聂耳的音乐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而他们的梦想，也在这一刻得到了永恒的延续。

“聂耳，你听到了吗？”田汉轻声说道，眼中满是欣慰与自豪。

1935年，随着《风云儿女》在各个影院的播映，《义勇军进行曲》立即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流行极广的抗战歌曲。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传唱中，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刘良模先生起到了关键作用。“1936年6月7日他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指挥近千名民众歌咏会会员和数千名听众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把到场弹压的警察都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成为当时报纸上纷纷报道并载入了史册的一件盛事。”

1940年，刘良模到美国留学，在当地组织华侨青年合唱团大力推广中国抗战歌曲。刘良模结识了黑人著名歌手保罗·罗伯逊，并用中英文教他唱《义勇军进行曲》。据刘良模先生介绍：“从那以后，罗伯逊就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他到美国各地举行的音乐会上经常唱的节目之一。美国人民也十分喜爱这支歌，他们把这支歌叫作《起来》。后来，我们华侨青年合唱团同保罗·罗伯逊一起录制了一套中国抗战歌曲和中国民歌的唱片，唱片总名称就叫《起来》。出售这套唱片所得的钱，就作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之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义勇军进行曲》在东南亚地区广为传唱。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及南洋各国的广播电台也经常播放该曲。苏联、法国、捷克等国家，还将《义勇军进行曲》灌录成唱片并翻译成不同语言，很多国家将歌名翻译为《起来》（Chee Lai）。

1944年，马来西亚的一支由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改为“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将其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

同年，美国好莱坞米高梅公司拍摄了一部《龙种》，《义勇军进行曲》英文版被选为电影插曲。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该曲作为代表中国的歌曲演奏。

1944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美国广播电台编选了“盟国胜利凯旋之歌”,《义勇军进行曲》入选。英国、法国、苏联、印度等世界反战同盟国广播电台多次播放《义勇军进行曲》，让这雄壮的歌声以钢铁似的坚强、钻石般的透亮享誉全球，成了一首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战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同盟国集会时，《义勇军进行曲》被选为代表中国的歌曲。美国将该曲与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法国的《马赛曲》等歌曲定为同盟国胜利之日的音乐节目广播歌曲。

1954年2月，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为聂耳墓地撰写了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十

1948年12月31日，新华社刊播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月1日，天刚蒙蒙亮，充满油墨芳香的《人民日报》出现在人们眼前。

刚刚过完 55 岁生日的毛泽东在西柏坡写下气势磅礴的新年献词 《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的第一句就是：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 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面对蒋介石的“莫名同情”，毛泽东义正词严地予以驳斥：“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后来描述说：毛泽东的宣言中充满讥讽刻薄之词，有浓烈的火药味。

毛泽东在这篇新年献词里充满信心地宣布：迎面而来的1949年，将是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人民的解放战争将在这一年获得最后胜利，并且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文章的结尾，他坚定地写道：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毫无疑问，这篇意味深长的新年献词，预示着中国道路之方向。果然，如毛泽东所言，元月还没有结束，故都北平就变换了旗帜。国民政府华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率几十万部队宣布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改编。这位“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抗日名将，以义举一举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6月，北平的夏天来得比往年更早一些。中南海的湖水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勤政殿的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仿佛在迎接一个崭新的时代。殿内，134名来自23个党派团体的代表齐聚一堂，气氛庄重而热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这里召开，新中国的蓝图即将在这座古老的殿堂中徐徐展开。

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没有条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事实上，此次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名额，起草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组织条例，制定评选国名、国旗和国歌方案等等。总之，是要把所有开国的一些大政方针草案准备好，拿到正式会议上去通过。为了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那次政协会议，当时的人们通常把1949年6月到9月的这次会议叫作新政协，后来叫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共设六个小组分别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和沈雁冰任副组长的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国徽、国旗和国歌方案，并为此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除了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当时文学、科学、美术和戏剧界的大师外，还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和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

国歌的评选却一度陷入了僵局。

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国歌征集启事。来稿非常踊跃，到截止日期的8月20日，共收到应征稿632件。尽管有632首应征稿，但没有一首能让人满意。大家一致认为，这些歌曲都不够理想。

新政协筹备会负责评选国歌的小组一直没有征集到理想的方案。他们已经打算放到以后再说，但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没有国歌毕竟是一件难堪的事情。

有人提出异议：“《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否还适合现在的国情？”

徐悲鸿坚定地摇头：“正是这句歌词，提醒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的苦难。革命尚未彻底成功，我们仍需努力。”

教育家马叙伦坚决支持徐悲鸿的提议：“歌词不能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为新中国付出的努力，以及为新中国付出努力的牺牲者！”

9月25日晚，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格外明亮。毛泽东、周恩来与一众代表围坐在一起，讨论国旗、国歌、纪年、国都等重大议题。参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庾、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

徐悲鸿再次提出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建议。

人们的意见仍不统一，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

周恩来环视众人，缓缓说道：“这首歌曲激励了我们无数革命志士，它的旋律和歌词都充满了力量。如果修改歌词，反而会削弱它的感染力。”

毛泽东点了点头，目光坚定：“歌词不改，就用它作为代国歌。”

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站起身，带领众人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座谈会在这首激荡人心的歌曲中结束了，可是，激昂的旋律在丰泽园中回荡，仿佛预示着新中国的曙光即将照亮这片古老的土地。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毛泽东站在主席台上，声音洪亮而有力：“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宋庆龄随后发言，她的声音温柔却充满力量：“今天是一个历史的跃进，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有了最可靠的保证。”

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的议案。《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代国歌，五星红旗成为新中国的象征。一个新的国家，从此在世界舞台上昂首挺立。

夜幕降临，中南海的湖水在月光下泛着银色的光芒。勤政殿的灯火依旧明亮，仿佛在为这个崭新的时代守夜。司徒美堂站在湖边，望着远处的灯火，喃喃自语：

“一个新的中国，终于诞生了！”

他的声音随风飘散，融入了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

十一

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前夕，为纪念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抛洒热血、勇敢牺牲的烈士，一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中国北京的中心——天安门广场拔地而起。

就在新中国开国大典这个前夜，毛泽东主席以一个诗人的气魄、一个革命者的悲壮，为纪念碑起草了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至中华民族五千年漫长岁月，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抛洒热血、勇敢牺牲的精神，血脉相连，赓续不绝——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动升旗电钮，五星红旗冉冉上升。

伴随着五星红旗，《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听到这激昂的旋律，天安门广场一片沸腾，整 个北平城一片沸腾，新中国一片沸腾！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这部作品由晋察冀军乐队演奏，为了让整个庆典都充满这首歌曲的激昂旋律，乐队总共演奏了十余次。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国歌的《新华社答读者问》，原文如下：

《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1982年，《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便迅速成为中华民族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号角。时隔十四年，《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这首歌铿锵有力的节奏、明亮雄伟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时时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9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外来的侵略，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走进新时代。

斯人远矣，歌声犹在。

聂耳，用他的音乐完成了生命的凯旋。

参考书目：

1.《毛泽东年谱》（1－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

2.《聂耳全集（增订版）》，聂耳，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2月。

3.《中国近代史》，蒋廷黻，中华书局，2021年8月。

4.《少年时代的聂耳》，聂叙伦，1981年12月由新蕾出版社出版。

5.《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5月。

6.《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飞生，《浙江潮》第 1 期。

7.《缅怀聂耳》，邓象涟（未查到当时发表文章的报刊）。

8.《忆聂耳在昆明、玉溪》，李树德。

9.《忆聂耳》，田汉（该文最早发表于1935年聂耳逝世后，但具体刊物没有明确记录。推测可能发表在左翼文艺刊物如《电通》《联华画报》，或者报纸副刊如《申报》《大公报》。后来这篇文章被多次收录在聂耳的纪念文集和传记中）。

10.《聂耳》，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出版集团，2016年。

11.《聂耳为国而歌》，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美术出版社，2021年5月。

12.中国音乐欣赏丛书《聂耳音乐作品》，汪毓和编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2月。

13.《永生的海燕》，夏衍，1955年7月18日《人民日报》。

14.《忆聂耳》，许幸之，1982年2月15日《人民日报》。

15.《讲述中国历史》，（美）魏斐德，岳麓书社，2022 年 5 月。

16.《聂耳图传》，时遂营编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

17.《聂耳图传》，青山编著，长城出版社，2012年。

18.《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昆明市文史研究馆，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