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民族文学》适时推出“文学中的西藏”专号，既有对经典之作的回望，也有对新作的发掘。其中，青年军旅作家次仁伦珠创作的小说《鹰王》令人耳目一新。

这篇作品采用了一个典型的“闯入者”的叙事视角。小说中的“我”作为将门子弟，之所以从内地来到父亲曾经工作过的雪域高原，并不是出于军人的奉献情怀，而是为了寻找故事，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作者用浓墨重彩的笔触书写“我”与班长次仁顿珠之间的相处。面对次仁顿珠，“我”一直没有特别的好感，或认为其言行举止谄媚，或认为其好说大话。但对“我”来说，在神仙湾哨所，“你别无选择”，只能日复一日“忍受”与次仁顿珠的相处。也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我”通过次仁顿珠了解到了“鹰王”的故事，也由此引出了小说里最重要的一个动物隐喻。

“鹰王”的故事首先关涉到一个父子关系的隐喻。在《鹰王》里，一共出现了两组父子关系，分别是“我”与“我”的将军父亲、次仁顿珠和他的牧人父亲。老鹰为了让幼鹰学会飞翔，会在其仍在“婴儿学步”的时候便抓着它们向高处飞，然后松开爪子。对于幼鹰来说，要么在那一刻“长大成人”、学会飞翔，要么就只能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不管是“我”还是次仁顿珠，在成长的一些关键节点上，父亲都如同老鹰一样，并没有因为父子关系而对子女“手下留情”。只不过，次仁顿珠接受了这样的“残酷父爱”，而“我”还在一种懵懂无知之中对之感到不理解，甚至是排斥。

次仁顿珠向“我”讲述了父亲当年教他成为真男人的故事。在次仁顿珠14岁那年，他的父亲教他去训鹰。在他的想象里，训鹰是要和鹰拳脚搏斗，这也是大部分读者的想象，可是，次仁顿珠的父亲教给他的，竟然是“熬鹰”——人与鹰互相折磨，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熬鹰”的故事如同一个预告，也如同一个寓言。在小说的后半段，当敌人和危险出现的时候，亦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枪林弹雨，而是“熬”。这种“熬”考验的不仅是肉体，更是精神。作者通过对“熬”的细节的准确描写，让我们感悟到次仁顿珠和“我”的不易，更让我们想象到无数边防军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面临的危险挑战。

宣传报道中常会将高原战士比喻为“雪域雄鹰”。透过《鹰王》，我们或许还可以将这些战士们称为“熬鹰”——如果我们暂且将“熬鹰”作为一个名词。对于那些驻守雪域高原的官兵们来说，他们不仅远离城市的繁华喧嚣，还要忍受极端天气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他们肩上的责任以更多的重量。但是，千千万万驻守雪域高原的官兵没有轻言放弃、心生懈怠，而是带着高度的使命感直面眼前的一切，哪怕是随时为之付出生命。正因为经过这种“熬”，那些好男儿才由此淬炼成为当之无愧的雄鹰。小说中的“我”正是在守护着这片雪域高原的时光里，实现了属于自己的一场“长大成人”，由此懂得了身上这身军装的重量，懂得了作为军人的坚守。

在这个过程里，次仁顿珠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仍记得在第一次下山的时候，“我”出于试探，问次仁顿珠是喊他“班长”还是“哥”。次仁顿珠让“我”喊他“哥”，这声“哥”虽然没有让“我”完全信服，但至少感觉他应该不是那种古板的人。彼时的“我”大概没有想到，这位让“我”喊哥的藏族班长，会成为“我”的重要引路人。次仁顿珠用他的言行举止践行着他说过的那些“大话”，一步步击溃了“我”的不相信、不理解、不信服。当次仁顿珠在关键时刻用他的生命托举了“我”的生命、用他的牺牲保全了“我”的安全，“我”也就永远地成为了次仁顿珠，永远地与这片曾带给“我”高原反应、带给“我”雪盲、带给“我”痛苦的雪域高原产生了联结。当“我”的将军父亲终于给予“我”认可，在“我”的病床前说要带“我”离开的时候，我选择了留下。

当然，“我”能够从当初那个想要离开、甚至为了离开而装病的新兵，成长为此时的“雄鹰”，不仅仅是由于班长的牺牲触动了“我”，也在于“我”用“我”的坚守、“我”的“熬”，证明了“我”的成长。

读罢《鹰王》，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次仁伦珠在小说里描写的那些只属于雪域高原的风景和风俗，想象着边防军人是如何面对生活的枯燥乏味与暗流涌动的危机。这种“浮现”之所以成为一种可能，正在于次仁伦珠以他自身作为一名驻守雪域高原的藏族军人的亲身经历作为基础，真实且丰富的生活经验让他对于这些细节的描写手到擒来。那些对于他来说作为“日常”的事物，即使是单纯地被白描出来，对于我们这些没有类似体验的读者来说，就已然是一种“奇观”，一种令我们为之感动的崇高书写。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