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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伯尔

海因里希·伯尔1917年出生于德国科隆，1985年在科隆附近一小镇辞世，今年是他逝世40周年。上大学时伯尔主修日耳曼语言文学，二战期间被征召入伍，个人经历上烙下过德国历史印痕，个人伤口里也滴流过德国民族受伤的血。战后走文学之路，伯尔取得斐然成就，1971年当选国际笔会主席，次年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备受世人瞩目。

笔者最初接触伯尔，便是通过他的中篇小说《流浪者，你若到斯巴……》，这部被公认为20世纪德国文学经典的作品，也曾收录进我国中学语文教材，仅从其标题构思而言，便足以令人击节叹赏。标题一方面呼应了德国学生耳熟能详的一段古希腊历史铭文：“流浪人，你若到斯巴，请告诉世人，看见了我们长眠于此，如同职责所要求。”这段文字源自公元前480年温泉关战役中斯巴达三百勇士死守隘口壮烈殉国的历史典故。另一方面，标题有意采用了不完整的句式，暗喻本应延续的学业因战争戛然而止。这种匠心独运的“残缺”，既是对法西斯政权滥用历史符号、扭曲青年思想的尖锐批判，也深刻揭示了年轻生命被推向战场、沦为军国主义牺牲品的悲剧命运。

《流浪人，你若到斯巴……》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初。此时的伯尔，已凭借一系列反战作品在文坛崭露头角，以“只要战争造成的伤口还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流血，战争就远没有结束”这样朴素而坚定的语言，有力地回应了战后德国文坛一度出现的营造田园诗意而回避现实的倾向——这种倾向曾遭到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野蛮”的批判。

伯尔坦言自己平复不了“今天挂着‘最高限速60公里’标记的那棵树，就是我兄弟的殉难处”的内心伤痛，发表《以‘废墟文学’为己任》一文，明确宣示要将“废墟文学”作为自己的创作使命。此宣言实际也为伯尔在此后的联邦德国文学中的发展确立了鲜明的基调。“废墟”的概念在伯尔这里，既指城市与村庄遭受战争破坏的满目疮痍，也指战后时代、社会以及人的精神世界出现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伯尔的《一声不吭》将目光投向战后西德普通家庭的生存困境，描绘他们在生活的艰难与危机面前只能“一声不吭”地隐忍的窘境，故事背景就是战争创伤尚未愈合的西德社会。《无主之家》则通过两位在战争中失去养家丈夫的妇女的故事，揭开“经济奇迹”光环下德国人的精神迷失与心灵荒芜。《九点半的台球戏》里，伯尔更进一步，批判西德社会自上而下有意“摧毁回忆”（阿多诺语）的集体病症。这部小说在叙事上巧妙处理故事时间与文本时间的关系，运用“家庭深入法”打捞被压抑的历史记忆，揭示那些看似已成为了以往的“过去”，实则仍在暗中纠缠现实，死而不僵。

进入20世纪60年代，伯尔在他的《小丑之见》中选取了一个具有独立思想与行为逻辑的“局外人”之视角，审视那些被社会习以为常却实则充满问题的现象，将冷漠、虚伪、金钱崇拜、消费主义泛滥以及人际关系扭曲、繁荣背后的精神危机等社会病症呈现在读者眼前。60年代中后期，随着西德社会“政治化”浪潮风起云涌，伯尔成了公众人物。他的文章、演讲愈发具有批判锋芒与社会立场的硬度，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他的文学作品，更直接地塑造了他在战后德国公共领域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伯尔的部分言论甚至演变为媒体事件，将他卷入舆论旋涡。面对媒体的围攻，伯尔以中篇小说《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作了回应。篇中叙事揭露了庸俗报刊为追求轰动效应而不惜捕风捉影、歪曲事实、践踏人格尊严的无良行径，同时也批判了社会大众出于窥私心理而对媒体“软暴力”视而不见的麻木态度。这一主题在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来到20世纪70年代，伯尔的《女士及众生相》以深切的同情描绘了德国女性在近代历史中承受的磨难，细腻勾画女主人公善良的心灵和情感状态，践行了伯尔自己倡导的“人道美学”。小说采用多元视角与文体实验，在叙事中融入了对德国国民性与集体心理的深刻反思。《保护网下》则聚焦于被警察严密安保措施笼罩下的个人生活，揭示个体在公共监控中逐渐丧失私密性与自主性的困境。小说通过上百个人物的感知结构，精准捕捉了当时西德社会普遍存在的恐怖主义恐慌，并延伸触及环境污染、能源危机、青年亚文化等70年代的多重社会问题。

“谁有眼睛，看得见东西，就请看一看吧”——伯尔毫不掩饰他的文学直面现实的当下性。在20世纪80年代，伯尔生前发表最后的长篇《流水景色前的女人们》，以大量独白与对话构建叙事。女主人公们通过自白与交谈，表达她们的感伤、失望、忧虑乃至仇恨。她们身边那些颇有身份的男性，往往在战争或战后时期有过不光彩行径，因而容易受到胁迫。小说虽属虚构，但其对现实政治的影射不言自明。难怪西德一位前总统曾评价伯尔是个“既令人反感，又令人尊敬的作家”。对世界而言，正是有了“既令人反感，又令人尊敬”这样的创作，伯尔在德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才更显突出。

当然，伯尔笔下也不乏温情之作。例如短篇小说《在桥边》，语言看似轻快俏皮，叙述仿佛漫不经心，实则外谐内庄，含蓄批判了现代管理理念中将人异化为冰冷“数字”的倾向。这篇作品也曾入选我国中学语文教材。再如《优哉游哉》一篇，通过一位渔民与一位游客的闲谈，表面轻松随便，实则暗含深意。伯尔以曲笔勾勒出对物质化时代流行生活方式的理性反思，体现出一种不随波逐流的生活哲学。该篇原名直译为“降低工作热忱”，表明在消费主义时代中，伯尔倡导要做一名“逆子”。

伯尔之所以选择“逆”流而行，坚持以“废墟文学”守护精神的独立与从容，源于他对西德社会政治发展的深切失望。这种失望的背后，是两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始终牵引着他的思想与情感：其一，他认为1945年纳粹德国的崩溃并未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契机，德国社会未能实现他所期待的根本性转变；其二，他深感西德并未真正严肃地面对和清理历史，这种对过去的回避与遗忘，令曾亲历纳粹苦难的伯尔始终难以释怀。伯尔故而秉持“不顺从主义”立场审视社会政治现实，利用作家的身份，“公开说出别人出于政治原因无法言说之语”。知道个人力量有限，伯尔仍然拥抱理想主义信念，希望写作能够唤醒社会的觉悟。他说：“一个作家只能够间接地影响政治，但是他应该相信他的间接作用……他越是认为自己有社会责任，就越加应该去寻找表达的方法。”

在寻找表达方法的道路上，伯尔始终采用多元的方式发声。不仅是文学创作，文章、演讲、讲座、评论乃至日记，皆成为他传达思想、介入现实的载体。

《良知当复活》一文中，伯尔就质问人们是否意识到纳粹思想的残余仍潜藏于日常观念之中。散文集《爱尔兰日记》以细腻笔触描绘异国风情与凯尔特文化，又始终隐含着对德国人历史反思责任的提醒。《致一青年天主教徒的信》则以反讽的口吻探讨何为真正的“道德危险”，暗指教会在纳粹时期的不光彩行为——例如二战期间公开为纳粹德国祈祷，并批评战后教会语言丧失“当前性”，即对民众的生存苦难表现出冷漠与疏离。《在这个国家里》一文，看似不过是前往火车站途中的一段出租车上闲谈，实则鞭辟入里，言辞犀利。在文中，当客人问道：“这里还有纳粹吗？”得到的回答是：“当然有啰，你能指望仅仅是有了1945年5月8日（纳粹投降日）这一天，就能把人改变的吗！”

《在这个国家里》发表于1960年，伯尔深知自己的立场并不受某些势力待见，却依然坚持知识分子责任，以激浊扬清的勇气直面现实，言语间透出不容回避的锐气：“我既非先哲，也非预言家，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分子，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偏见。但谁要是声称，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阳光，那就是欺骗。”

反对欺骗，坚持“废墟文学”初心，伯尔将目光聚焦于德国的历史与社会，褒扬其所当褒，抨击其所当抨，批判之剑始终不曾入鞘，引发诸多争议，也为他赢得了“德国良知”的赞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伯尔便已成为二战后最为畅销的德国作家。1970年代中期，一家西德杂志将伯尔评选为当时西德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进入本世纪，2003年德国某电视台评选的“德意志十大俊杰”中，伯尔赫然在列，排名还居于马丁·路德、歌德等历史巨人之前。几年前适逢伯尔诞辰一百周年，德国学界与媒体推出众多文章与专著，再次将对他的关注推向灼热的高潮。

伯尔成为德国社会集体记忆中的重要精神符号，不仅源于其文学作品持久的阅读魅力与重读价值，也来自他那些文章、演讲所蕴含的思想冲击力——它们至今仍在叩击人心，引发深思。

在《我是一个德国人》中，伯尔坦言：“我爱德国，尽管我厌恶它的一些现象和德国人的某些市侩行为，但我真的是爱这个国家。”正是出于这种深沉而真挚的爱，伯尔曾犀利批评战后德国的政治现实。可笑的是，伯尔当年批判的那种现象，在今日世界仍有发生。一些借助话语权与传播平台发声的人——尤其是个别在公共场合、媒体镜头与麦克风前刻意表演、以言辞操弄议题的人，往往肆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或恶意抹黑，或歪曲事实，或散播谣言，或污名化攻击。冷眼观之，不禁感到伯尔的一段犀利讽刺，仿佛正是为这类人量身定制。在《监狱与博物馆之间》一文中，伯尔说，若要对这类人及其行径作出稍显“婉转”的评价，唯一可供选择、能将话说得稍微好听些的词语便是：“愚蠢，诸神对此也没辙。”伯尔此言并非意在逗人发笑，而是在严肃揭示出这类人的本质——他们将良知出卖于利益，正如他在另一著名演讲《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中所指出的：这些人为了那“权势者作为报酬”所支付的“可怜巴巴的硬币”，甘愿放弃语言的真诚与自由。

《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是伯尔获一重要文学奖时的致谢辞。致谢辞中，伯尔提醒所有的使用语言者，必须要清醒认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脆弱而危险的边界，必须要坚守精神的自主性，以良知驾驭语言，必须时刻铭记自己作为人类社会一员的责任，拒绝沦为利益驱使的工具。因为在无良的教条主义者、煽动者与投机者手中，语言可能成为“导致数以百万计生命死亡”的诱因，因为“语言能够预备战争，能够引发战争”，而德国人“就在自己身上有过这方面经历”。

《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末。放眼彼时现实，种种隐忧依然存在。深怀危机意识的伯尔在致谢辞中发出警示：语言被无良知滥用的危险，在今天、明天乃至未来仍将持续存在。时隔多年，重读伯尔《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这篇演讲，笔者不禁想到：当年希特勒之流倚靠谎言与欺骗构筑的所谓“千年帝国”，最终不过化作飞烟一缕、尘土一撮。然而伯尔对语言使用者发出的良知拷问，至今仍具有击中现实的痛感，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回避的课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德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