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白琳的小说理性中透着感性，感性中不乏性感。起初基于自己的经历，很快转移到某个对象，当她留学归来时，她讲的就不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所有人的故事。她讲故事的对象从自己走向群像，故事的范围越来越广，而所承载的情感却越发相通，《弃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写人与人相通为底色的故事。

弃子，顾名思义，被抛弃的人。主人公“我”是被抱来的孩子，父亲骤然离世、母亲弃他而去后，只能在记忆的碎片里摸索着拼凑过往；妻子在第一段婚姻被剥夺亲子权后，用冷漠筑起情感堤坝，抵开了所有情感可能；搭车的女孩早早没了母亲，父亲的偏爱始终落不到自己身上，在独自生长的过程中尝试逐渐接受自己。这三个原生家庭都是被命运“退货”的生命，一如那些在生活褶皱里喘息的边缘者，那些在创伤中生长出韧性的“弃子”，用各自的方式编织着安全感的防护网。

小说第一视角“我”一出场，就通过一长段叙述展示了创伤记忆的代际传递。父亲的人生始终在“成为医生”与“被驱逐”中摇摆。县城诊所的那段时光，是他短暂挣脱原生环境的飞升期。作者用“明媚”二字形容这段岁月时，暗含着对底层命运的精准洞察：当一个贫困山村的青年突然触摸到知识与尊严的边界，那种狂喜足以让他相信自己能改写命运。他对护士“倾囊相授”的热忱，本质上是在通过“复制自我”来确认存在价值，那些被传授的医学知识与“除此之外的许多许多”，实则是他试图构建的精神谱系。

这场自我救赎最终在护士与内科大夫的纠葛中崩塌。白琳刻意淡化了父亲在这场风波中的具体角色，只留下“逃离还是被驱逐”的模糊性。这种叙事留白恰恰揭示了创伤的核心特征——受害者往往在事件中丧失主体性，沦为他人故事里的模糊注脚。父亲回到山村后开设的诊所被打上引号，这个细节极具象征意义：当体制与身份的双重认证被剥夺，他的生存合法性便成了需要质疑的存在。那些被干部劝退、被部门关停的情节，也是父亲作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被驱逐被抛弃的隐喻。

父亲与女病人的混乱关系，在心理学层面构成了典型的创伤补偿机制。“医生这个头衔所赋予的权威力量，一种春药”，白琳用近乎残酷的直白，撕开了底层男性对尊严的畸形渴求。社会主流始终对父亲关闭大门，他只能在权力关系倒置的场域里寻找慰藉。那些在昏暗诊所里发生的隐秘交易，实则是被侮辱者的反向侮辱——他试图通过掌控他人身体来填补自我认同的黑洞，却在每次欲望宣泄后陷入更深的虚无。

“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被定义的。在反复叙述的自我中，完成被抛弃者的身份拼图。白琳将这个真相放在奶奶去世后揭晓，构成了双重剥夺：“我”不仅失去了最后的庇护者，更失去了作为某人之子的身份。这种存在性危机在“我”成年后转化为倾诉癖：“一年以来讲了许多遍，每一遍其实都不太一样”，这并不是记忆的偏差，而是创伤后的自我修复机制——“我”靠不断复述记忆确认自身存在。

婚姻成为“我”寻找安全感的试验场。妻子的冷淡与“我”的倾诉形成奇妙的张力，那些在昏暗公寓里反复被打断的讲述，本质上是两个残缺灵魂的碰撞。妻子的创伤以另一种沉默的方式存在。

她十九岁生下孩子却被剥夺抚养权，这段经历像被掐断的血管，在她体内形成隐秘的血栓。同学聚会时，她对旁人亲密的回避，对“展示”婚姻的执念，本质上是阿德勒所说的“自卑感与心理补偿”，用看似完整的关系掩盖内心的废墟。她拒绝“我”讲述过去，不是冷漠，而是恐惧：那些未愈合的伤口，最怕被他人的故事触碰。她用舞蹈班的光鲜、得体的衣着构建着在人际关系中的防护层，而遇到当大学同窗在师范大学、文旅局占据体面位置时，县城舞蹈班的招牌突然显得单薄，又再次带来了社会身份焦虑——我们永远在他人的目光中校准自我价值，被抛弃的创伤者尤其如此。

妻子的过往与“我”形成镜像结构。她十九岁时在医院被遗弃的经历，与“我”被抱养的命运构成跨时空的呼应。白琳让这两个同样带着创伤印记的人走进婚姻，却拒绝赋予他们救赎的可能。当妻子在暴雨中突然同意让陌生女孩开车时，这个看似突兀的决定却暗示了，被抛弃者对同类有着本能的识别力，她们能在对方的眼神里读到自己的影子。

故事的转折始于逃离中的破局。搭车女孩的出现像一道强光，照亮了“我”与妻子封闭的暗夜。这个背着巨型背包的女孩，身上带着与“我”和妻子这两个迷惘的“弃子”完全不同的生命质感。她的生命轨迹是一场持续的尝试。从马坊镇到澳洲农场，从货车驾驶室到咖啡馆，她用地理上的位移对抗家庭带来的窒息感。她背包里装着的不仅是行李，也是自己筑造起的自由者的家，更是对父亲偏爱他人的反叛。父亲给其他女人的女儿十万元出国费，却拒绝资助亲生女儿学外语。白琳没有对此进行道德评判，只是让女孩用“嘿嘿一笑”带过十年的委屈，这种轻描淡写的背后是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人性的自私。

无论是主人公“我”的养母，妻子的前夫一家，还是搭车女孩的父亲，都是通过损害家庭关系中的弱者，换取自我利益最大化和欲望的释放。而搭车女孩却表现出与“我”和妻子不同的生命走向——被伤害者未必会成为完美的受害者，被抛弃塑造出了另一种坚韧，尽管这种坚韧中掺杂着对现实的妥协与和解。

当她说出“我爸给了人家十万……我还是靠自己吧”时，语气里的轻松掩盖着深刻的伤痛，她用合理化的叙事防御被抛弃的痛苦。白琳让她在暴雨中展现出惊人的驾驶技艺，与其说是在写一个独立女性，不如说是在探索创伤的另一种可能——那些同样被原生家庭伤害的人，如何通过主动破界实现自我接纳与和解来获得救赎。

暴雨中的车程成为三个灵魂的临时庇护所。女孩握着方向盘的手，妻子在后座闭目养神的呼吸，“我”在副驾上关于车祸的阴暗想象，构成了一幅奇特的共生图景。“我”在颠簸中不断预设车祸场景，实则是在展现被抛弃者的生存本能——我们永远在潜意识里演练最坏的结局，仿佛做好准备就能抵御命运的突袭。而女孩在生死瞬间的冷静操控，恰是对这种生存哲学的颠覆：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靠防御，而是在主动迎击风险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

三个人物寻找安全感的方式，本质上是在拼凑各自的生命拼图：“我”试图通过婚姻填补被抛弃的空洞，却在妻子的冷漠中发现亲密关系不能修复原生家庭的创伤，只能提供重新学习爱的机会；妻子用冷漠、封闭来掩饰伤口从而伪装一个体面的社会身份，却在听到女孩故事时，第一次流露出柔情——那些被压抑的母性与被剥夺的爱，在某个瞬间找到了出口；女孩靠自己的力量走遍世界，却在回到家乡的小巷时，把保温杯抱在怀里——坚硬的外壳下，依然藏着对温暖的渴望。

结尾没有奇迹发生。“我”依然不知道父亲死亡的真相，妻子的过去仍是未解的谜，女孩回到镇上后可能还要面对父亲的冷漠。但那场暴雨中的同行，已经在他们心里种下了某种东西。诊所的意象贯穿始终，从伴随“我”成长的重要环境到结尾处只是搭车女孩回家路上的一个名词，从心理层面钉死的创伤性标志，转变为离家不过五分钟路程的普通地标，这种从“重要”到“不重要”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当诊所不再是命运的核心，意味着“我”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原生家庭的阴影，尽管伤痛仍在，但已能以更平静的心态看待过往，预示着从“创伤”到“治愈”的轨迹。

“我”、妻子、女孩，这三个在原生家庭中被命运遗弃的灵魂，他们的故事之所以动人，正因为他们没有停留在受害者的角色里。他们笨拙地、反复地、带着伤痕地寻找安全感的过程，恰是人性最坚韧的证明。

白琳在《弃子》中展现的，是创伤如何像基因一样在血脉中传递，又如何在某些时刻被人性的微光打破。那些被命运抛掷的灵魂，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不会被推开的怀抱、一点不会消失的烛火、一扇永远为自己敞开的家门。白琳用她一贯细腻的笔触，让我们看见这些人性的裂缝，更看见裂缝中生长的绿芽——让这些孤独的灵魂在文字里相遇，在彼此的故事中确认：我们都曾被世界暂时遗弃，但从未停止过对温暖的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