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长篇小说《老实街》的问世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研究者以为，王方晨就此实现了由乡土题材向城市题材的转变。实际上，王方晨用他近年来的创作证明，在他的小说中，城市或乡村、历史或现实向来不是问题的重点。向人的精神世界开掘才是他创作的目的。王方晨乐于写人、善于写人，且越来越执着于探寻人的精神世界。对此，他毫不讳言：“我认为自己所关注的从来都不是那些表面的东西。看问题要看本质。写作的本质是什么？在我这里，应该是努力发现人类生存和这个世界的终极意义。”[1]2025年，其短篇新作《快雪时晴》[2]的发表，更加深了我们对他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的阅读和理解。

一、广场上的“孤独者”

人是文学的永恒命题。一百年前的文坛，文学研究会作家呼吁“为人生”的写作，一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作家拓展着这一话题的维度。时至今日，王方晨笔下的“孤独者”，为人的存在、人的解放——这个新文学自诞生起就关注的命题，交出了当代的答卷。

（一）“孤独”的呈现

稍加留心便可发现，王方晨热衷于在小说中营造文学地标——“塔镇”“老实街”“英雄山北广场”。近年来，他的故事仍然在这些熟悉的地带展开。《乡土传说》《新妇女生活》继续着“塔镇”故事，《快雪时晴》《“历史上那段时间”》《红杰老舅》则延续着“英雄山北广场”的传奇。

小说中，无论是“村”“镇”“街”“巷”，往往都具有一种“广场”的属性——这里是人群的聚集地，是故事开展的中心。“上至社会精英，下至贩夫走卒”汇集于此，“英雄山北广场”是“本城鲜活的肺腑”[3]。广场似乎永远有人，永远热闹，“这里有大块到奢侈的天空，明亮迷眩的阳光，条畅的风吹，应该还有热闹，而热闹里不光有欢乐，还有拍案惊奇。”[4] 人们在此享受喧嚣和藏身于众人之间的安全感。

喧嚣的广场之上，话题的中心往往是一些格格不入的“孤独者”。他们是广场上的“另类”，是人群中最“与众不同”的那个。小说中，王方晨不遗余力地刻画他们的特殊。《快雪时晴》中的老竹就是典型。他是历下区柔佛巷的“另类”，中学起，一手好字就将他和其他人区分开。他是街坊们眼中一个能靠写字过一辈子的人。人们期许他靠写字改变人生，可老竹一门心思地只写字。同样，《“历史上那段时间”》里的退休教授老齐也是一个“异类”。历史教授的身份让他与广场上的其他人拉开距离。老齐的“不一般”是广场上人们的共识，在他们眼里，老齐“哪是凡人？其乃半仙！”“往人群中一站，老齐就是英雄山北广场的定海神针。”以老刘为代表的众人由衷地认可老齐的“高人一等”。

广场有广场的热闹，村庄也有村庄的话题中心。王方晨笔下，村庄也有“老竹”式的人物。《乡土传说》中，反复出走又回到村庄的金冒庵“跟每个边子村民都不同”[5]，在吵闹的村庄，他有着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沉静气度”，“一切都预示着金冒庵的与众不同”。回村后，神秘的他当上了村庄里的义务护堤员，在空中筑起小木屋，“每个人都在想，那是他的世界，离我们何止两丈。我们似乎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在《新妇女生活》里，林檎的特殊是从名字开始的，她是村子里唯一有自己名字的女人，不是某某家的。“林檎的每回出门，都会惹人注目。”“这个几乎常年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人，向来是所有人默默关注的对象。”[6]她过着和村子里其他妇女完全不同的生活。丈夫死后，她坚持每天精细地梳头，准时出门去喝粥，“像她这样很少间断去喝粥的，为村中的唯一。”

他们的特殊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人的“造神”。无论是不上班、一心写字的老竹，还是退休教授老齐，在街坊口中，他们都是“神一般的存在”“神一般的人物”。热衷于造神的人们，终于把“老竹们”，和英雄山北广场的常客“老刘们”区别开来。广场的叙事里，只剩下作为集体的“我们”和作为个体的“他”。他们是热闹之外的存在，是广场上的“孤独者”。

（二）“孤独”的缘起

在王方晨早期创作中，表现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体验，人的迷失、困惑和异化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可在近些年的小说中，这些“孤独者”则大多是具有独立精神世界的个体。《乡土传说》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人结束漫长的漂泊，积累钱财，就是为了创建这样一块独属自己的领地。”高高建起的小木屋拉开了金冒庵和村庄其他人的物理距离，也为他筑起了一块精神领地。

这种孤独的状态，更多源自他们自足的精神世界。托克维尔有一种说法：“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运都和他无关。对于他来说，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构成了全人类。至于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这些人之间，但对他们视若无睹；他触碰这些人，但对他们毫无感觉；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为自己而存在。”[7]王方晨笔下的“孤独者”正是如此，他们置身广场，可他们的世界只有自己。正是因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有着清晰的边界，他们很难与其他人建立相互的联系。

《快雪时晴》中，老竹热爱书法，一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街坊们人人都觉得一手好字能帮助他过上好日子，眼见老竹的作品在拍卖会上价值不菲，街坊们都想“若他在纸上写下的那些字都还留着，按这价格去算，肯定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外人的世俗眼光永远无法理解老竹对艺术纯粹性的坚守。《“历史上那段时间”》里，老齐的身份也成为他与外界交往的屏障。对广场上的人来说，他是受人尊敬的“历史学专家”“高校博导”，可外人眼里的“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看来只是学界可有可无的人。他的过往无人过问，他的失落和孤独亦无人理解。尽管《新妇女生活》花了大量笔墨雕琢林檎的生活有多么精细，可读者一看便知，真正不同的，从来不是表面上的喝粥梳头，而是她与一众妇女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丈夫离世，这个农村孀妇悄无声息地、无人引导地“觉醒”了。儿子们商议轮流赡养母亲，林檎的态度是“定要自己过活”，这是村里向来不曾有过的想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一个个地成为加缪笔下的“异乡人”。他们的孤独状态是他人“造神”的结果，更是他们的精神追求与现实社会严重错位的结果。

（三）“孤独”作为无言的抗争

对小说主人公而言，与其说他们是被动的孤立状态，不如说他们主动选择了疏离人群。他们用沉默的方式抵抗着外界的同化。这些“孤独者”几乎都是少言寡语的，他们沉默但坚定，无言却执拗的。《乡土传说》里的金冒庵是安静而倔强的，像村民们热望了六十年的一零五国道，“这也是一条倔强之路，活像我们村的金冒庵。”《快雪时晴》里老竹的人生从不缺人指点，但他的抉择从未被影响。广场上日日都有人争论，但“老竹空书有趣，但有人想看，他未必想写，也不大跟人交流，属于最容易被无视的一类。”[8]老竹主动疏离里人群，也躲避开里世俗观念的影响。

焚字是老竹的抵抗，“空书”亦是老竹的抵抗。唯有这样，他倾心的艺术才不会被人用世俗的价值衡量。书法不必再出现于拍卖场，不必成为比较的工具。好友阮阿庆病重，老竹为他烧了仅存的一幅字。面对妻子的犹豫“化了就没了”，老竹却坚定称“有”。在他心里，字早已不存在于物质层面。他以毁灭物质的方式对抗着艺术的消亡，也让他的艺术得到了永恒。物质载体可毁，但艺术是不朽的，正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所承载的，艺术精神超越时空，成为永恒。他的人生境界也如他笔下的字一般“快雪时晴”。

于是，“老竹”们的孤独更是一种曲高和寡式的主动选择，他们执拗地守护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人们看来，心理自身又仿佛有一种内在的生活。人们认为这种生活是非常珍贵、非常精致的花朵，如果曝露给社会世界各种残酷的现实；它就会枯萎；只有被保护和隔离起来，它才会盛放。”[9]孤独之于他们，是一种无法走出又不愿走出的状态，某种程度上走出孤独的处境，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坚守。此前，有人把王方晨比作“孤狼”式的作家，如今看来，这位“孤狼”式的作家又塑造了一批“孤狼”式的人物。

二、精神图景的美学呈现

在艺术形式上，王方晨形容自己“是完全敞开式的”。的确，他的小说形式给人以鲜明的自由和开放感，他似乎无意营构一个个封闭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在他的笔下，结构、语言、时空都是无拘束的，这种“敞开”只服务于一个目的——呈现人的精神世界。

（一）叙事重心的转移

王方晨的小说故事性并不强，这是因为他的重心不是故事而是人物。他一直避免自己的小说读起来很像一个故事。“我真的认为，写好小说的前提，就是你在写作中一定要忘记你是在写一个故事。”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如此，作品读罢，留下的是一个个有性格的人物，是优雅从容的林檎、是念着“历史上那段时间”的老齐、是把字写满了空中的老竹，而不是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这一点也体现在人物命运的安排上，在王方晨笔下，即便这些主人公是众人眼中的“异类”，是最与众不同的存在，甚至是“神一般”的人物，属于他们的故事也不是一波三折的。人物的命运、选择，不是为了波折、精彩的故事服务，而是他们自身的性格、内心世界的自然结果。《快雪时晴》中，老竹的每一个选择都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他的故事、他的人生都由他的性格主导着前进。《历史上的那段时间》里，老齐没有如“老刘们”的期待般，找一个足以与他相配的高知、高干、退休女厅长、身价上亿的女富豪作为伴侣，而是与一个普通女子共享世俗的幸福。《乡土传说》里的金冒庵也没像村民们设想的那样，效法先辈，在边子村搞个书院。他们的行动只忠于自己的内心。

他小说的主题常常是不点透的，故事也多采取开放式的结局。或许，这源自他对现实的深刻认知，生活本就不是电影剧本，无疾而终才是常态。这么做的结果是，他的小说反倒有了更多的言外之意和可阐释性。《乡土传说》《快雪时晴》等故事的结局，就如他们生活中日常的一个瞬间，“老竹在空中写呀写。他能写到生命终了。”对读者而言，王方晨的故事，像在另一个空间凭空划开了一段裂口，通过这个裂口，读者得以窥见了他们的一段生活，这裂口从何处开始，从何处截断都是随机的。

这种对故事性的弱化，对精神世界的专注，也使他的故事常呈现出平静温和的质感。常常是故事读罢，小说的韵味才会随着人物缓缓透出。

（二）个体精神与时代的相互映照

过往的创作里，能明显看出王方晨对现实的兴趣，他致力于表现乡村的荒诞、呈现社会的某种“真实”。而近些年的几部小说，他没有耗费太多笔墨呈现外部的世界。而是选择在个体精神与时代的相互映照中，诉说着现代人的故事。这样一来，时代变革借由个体的精神得到了体现，个体的精神也在时代的变革中得到凸显。

一方面，写活了人也就写好了时代。小说里，王方晨对现实、社会的呈现没有太大的执念，而是执着于表现艺术的真实，当人物的精神世界立体稳固、人物的生命变得生动鲜活，由具体的人构成的乡镇、城市、社会、时代也便顺理成章地具有了艺术的真实。此前就有学者说过，“王方晨能抓住生活的质地，关键还在于能抓住人物的性格。”[10]人物的精神世界仿佛菱镜一般，折射着外在的世界。“不论书写乡村还是城市，王方晨努力的方向都是以文学的方式表现生存的时空，本质上都是表现人的生活。”[11]《新妇女生活》对时代变化的描写颇为有趣。林檎的觉醒似乎是突然的，仔细推敲则发现作者早埋下了伏笔，多处细节暗示丈夫生前林檎的不自由，丈夫的离世让她的转变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她的觉醒方式又是恰如其分的，在这样一个传统的村庄，林檎不是一个女斗士，她没有像知识青年一般激昂式的呐喊抗争，她从未想过要带领村庄的女性颠覆既有的秩序，她只是过好自己的日子，一遍又一遍告诉王鲁氏她的名字。女人们汇集在她的院子里，时代的变革在此悄然发生。

另一方面，时代的变迁又能反衬出人物精神世界的恒定性。《快雪时晴》里，短短几十年时间，街坊们对老竹的态度有了几次转变。年轻时在帆布厂，街坊们认为一手好字能帮他被厂长招婿。时代变了，“下海”才是风潮，街坊们觉得字不能再写了，“费纸墨费光阴，除了不大不小的名声，什么也换不来”。几十年过去了，老竹的字在拍卖会上卖出了高价，“连忙在家翻箱倒柜，期望侥幸搜得一幅老竹的笔墨”。在时代的洪流里，人们对书法艺术的态度一变再变，唯有老竹，安静地写他的字。这种对艺术的坚守在时代的洪流中显得尤为珍贵。

（三）古典雅致的美学风格

王方晨小说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古典雅致的风格，这一特点体现在语言、意象、节奏等诸多方面。这出于他个性深处天然地对汉语之美的追求和坚守，在近些年的小说里，古典雅致的美学风格也自然而然地参与着人物精神世界的搭建。

小说中，古典意象十分常见，这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映照出他们内在的沉静从容。他倾心于在现代小说里使用古典意象。《新妇女生活》中主人公“林檎”的名字出自《本草纲目》，她生活的小院成了农妇们的桃源。《乡土传说》中神秘的金帽庵返乡后，没能捡起老本行当木匠，而是成了村民眼中的“先生”，他“看花，看草，看白云、飞鸟。听风，听水。上身蓝褂，下身黑裤，跟长在身上一样合适。脚蹬黑布鞋，纤尘不染，因为脚下是沥青路。他走出家门，能让全村瞬间静息下来。”在这些意象的作用下，金冒庵只是在河堤行走，都让人们觉得“他会随时迎风飘起，就像他不是边子村的，他来自另一个隐秘的天地。”“我们隐隐感到，边子村将因他而改变。”《快雪时晴》里，人物的名字来自梅兰竹菊，老竹就生活在古典意象搭建起的空间，“吃泉，喝泉，写字用泉。”“从水边浓密的竹枝下走出来一只长腿白鹭。”一句话就宛如一幅生动的水墨画，这一切都暗示着他精神世界的纯净无瑕，也透露出他多年来坚守艺术的力量来源。

此外，舒缓雅致的讲述方式也参与着他们内心世界的构建。在这方面，小说从讲述上为他们建立起隔绝热闹广场的屏障。在一个急切浮躁的时代里，描写到主人公时永远是迟缓的、轻盈的，《“历史上的那段时间”》“老齐站在人群中。他浑身散发着拿铁咖啡的幽香，缓缓把目光转向英雄山顶的玉簪。暖风吹拂他的银发，头上好像有光。”他们的安静与喧嚣热闹的外在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老竹和琴师阮阿庆的交往，让小说的典雅发挥到了极致。相伴十五年的妻子离世，或许让老竹意识到世间没有什么可以永恒。爱人如此，笔下的字亦如此。他将字纸烧作灰烬，撅折毛笔，倒去剩墨，只留下一间空屋，一个对着空气写字的人。直到琴师阮阿庆的出现，老竹在外人眼中的奇怪动作，他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在写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琴师只一个“好”字，就让两人的故事如伯牙子期般开启。这种精神世界的共鸣，足以为他们抵御世俗的一切侵扰。相遇的这天，原本雨雾迷蒙、大雪将至，知音出现，“快雪时晴”，“大雪没下，苍穹透蓝，除了老阳，好像什么都被风吹跑了。”

三、温情立场与悲情底色

王方晨的创作是有锋芒和批判精神的，早些年有人用“冷眼下的繁华”形容他的都市小说。[12] 《玉米人生》里，他直白地揭露生活的残酷本质，《大马士革剃刀》中，以美德著称的“老实街”，也有“出笼”的恶念滋长。然而，近年来王方晨的作品里却表露出柔和的痕迹。过去的愤怒和锋芒在近几年的小说中悄然转化为了一种新的境界，温和敦厚。他自己用“老境”形容这一变化，“或许也是一种文学境界”。[13]

（一）悲悯的温情

小说中，被视为“异类”的孤独者几乎都迎来了难得的温情时刻。2021年的《麦河的恩典》主人公“她”是失去女儿和丈夫的老太太，一次偶然的机会，注意到了正在行窃的年轻人麦河，她忍不住阻拦麦河的行为，可彼时的她“已经风烛残年，人生再不需要额外的纠缠，孤独差不多就是命运最好的馈赠。”与麦河的交集甚至让“她隐隐感到了一种威胁。”同为孀妇，林檎的遭遇就大为不同。也许是作者不忍看林檎形单影只地度过余生，她日复一日的梳头喝粥，终于感染了村里的妇女，她那尚未被辨识出的觉醒，被视为“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吸引着其他人，此前冷清的院子如今有了妇女们的欢笑声，“像本来就为天下妇女所共有。”在她的带头下，妇女们开始享受生活，感慨“日子真真好了呀”。女人间滋长的生命力像院子里的植物一般绚烂夺目，“随着眉豆的生长，有着黑漆院门的农家小院，迎来了一个疯狂的绿色的夏天。每天的阳光，都好像前所未有的炫目。漫天飞舞着白花花的玉片。好像一夜之间，院墙上就爬满了眉豆秧。眼见得绿色的院墙像是获得了生命，时时蠕动着，不停地膨胀。都说怕不是眉豆秧下藏了条活青龙。”她们不知不觉地迎来了“新妇女生活”。

《快雪时晴》中的老竹是王方晨格外怜惜的人物，即便老竹从未被街坊们理解，却在人生的不同时期遇上难得的知音。对于老竹而言，他对写字的执着只需要一个人懂就够了。老竹的妻子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写你的字。”与菊在一起，他不需要获得外界的认可，“不需要参加书法展，就像因他有菊。”妻子逝世后，老竹无比孤独的日子里，遇到了另一个自己——阮阿庆。他曾是京剧院的首席琴师，拉琴于他正像写字对于老竹。“北广场上，老琴师灵心慧性，开口叫出了‘空书’。从第一天见到老竹，老琴师就自认为这位空书艺术家所写下的每个字，都是为自己而写。”两人之间没有太多言语，也无需太多言语，就足以在喧嚣的广场结为精神上的联盟。

（二）抹不去的悲情底色

即便小说用温情时刻抚慰着读者，读罢王方晨的小说，依然能感受到一种难以抹去的悲情。在温情的映照之下，悲情不仅未能被消解，反而显得更加深重。

小说的悲情并非来自人物的苦难遭遇，而是来自人本身的困境，人的困境是永恒的。可以说，小说里的人物并未经受多么重大的劫难，他们绝不算社会的底层，他们生活无忧，是退休干部、是小有名气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他们走不出自身的困境。历史教授老齐仿佛困在了他口中的“历史上那段时间”，表面上他喝咖啡、听音乐，可实际上，咖啡馆里一首凄婉哀伤的《托赛里小夜曲》贯穿着老齐的生活。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悲情来自于一种深刻的“无力感”，他们在日益变化的时代里成为“另类”，他们的不被理解几乎是宿命性的，而抵抗和坚守几乎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他们越是执着于自己的精神追求，在功利的现实社会越显得无力。有研究者精准地指出“他笔下的悲剧有时是一种无法解脱的悲剧，本原的悲剧，也是我们认为他的小说可被看作是哲学的原因。”

正如老实街被拆毁的命运、随老实街的拆毁而风流云散的孩子们一样，“老竹们”努力地在行将消逝的时代里想要抓住些什么，却注定两手空空。老竹意识到，所有的东西都会消逝，陪伴他的妻子、笔下的字，他最终选择了放弃纸笔，改写“空书”。小说的最后，阮阿庆的胡琴被人撅折了，在医院中，他们在“死了也是活着”的共识下，一个在空中写字，一个在空中拉琴，“他写天，写地。他拉二黄、西皮、反二黄、反西皮、南梆子。什么都拉。”这一刻，艺术在他们人生中永恒了。同样也是这一刻，小说的悲壮感达到了巅峰。

结语

文学研究者热衷于以“分期”“转型”的方式切入某个作家的创作史，致力于捕捉某种创作上的变化，寻找种种证据，以证明转型的存在。然而，与这种变化同样重要的，是作家的不变的坚守和文学立场。正如王方晨所说，有了这样的意识，无论是何种题材、何种表现方式，“那些具体的生活环境，乡村、城市，古代、现代，过去、将来，那些时间的、物质的空间”都已经不再重要，它们都只构成“小说的外壳”[14]，外壳之下，人类精神世界的勘探才是他唯一的目的。几年前的一场访谈中，王方晨说：“对生存的理解，是作家的利器”[15]，这是他对于作家这一身份所做的注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作家需要不断克服创作者的悖论：一方面，作为职业创作者，他必须从普通生活里挣脱出来，建立起自身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艺术风格。另一方面，他又需要无限度地触摸时代，深入普通人的心灵世界，去思考和感受，这个时代的人在想什么，他们追求什么，他们如何存在。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中，才能精准深刻地绘制出现代人的精神图景。王方晨近年来以《快雪时晴》为代表的短篇创作，因之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观念和审美的重要启示。

注释：

[1] 王方晨：《我看这世界，眼角总是含着一颗清冷的泪滴》，《朔方》2017年第12期。

[3] 王方晨：《“历史上那段时间”》，《长城》2024年第1期。

[4] 王方晨：《麦河的恩典》，《作品》2021年第4期。

[5] 王方晨：《乡土传说》，《天涯》2025年第5期。

[6] 王方晨：《新妇女生活》，《芙蓉》2024年第2期。

[7] 【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扉页。

[8] 王方晨：《快雪时晴》，《中国作家》2025年第6期，《小说选刊》《小说月报》2025年第7期、《新华文摘》2025年第18期选载。

[9] 【美】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继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4页。

[10] 陈晓明：《写出有质地的生活——王方晨<老实街>漫议》，《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11] 房伟、奚倩：《“文人抒情”小说：另一种当代中国都市书写——评王方晨的系列小说<老实街>》，《文艺争鸣》2018年第4期。

[12] 杨新刚：《冷眼下的繁华——王方晨都市小说主题浅探》，《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13] 王方晨：《我看这世界，眼角总是含着一颗清冷的泪滴》

[14] 王方晨：《我看这世界，眼角总是含着一颗清冷的泪滴》，《朔方》2017年第12期。

[15] 王方晨：《人心幽暗深不可测,但我将竭尽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