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面目各异的叙述者
即便是一个无所用心的人，也或多或少能隐约感觉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系列变化：全球交往与贸易的弥散化、科技的日常性普及、弹性工作与碎片化的生活方式，它们造成的后果之一，无疑是使得持久的社会关系、稳固的自我意识以及连续性的历史意识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对于叙事而言，用桑内特的话来说：“这个世界并没有给故事叙述提供空间，无论经济上或社会上都是如此。”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时代的叙述者尤其是小说写作者会面临一种令人苦恼的尴尬局面，因为并没有某种形成完全共识的文化规范，任何一个叙述者囿于自身的见识与阅历也都很难建构出持续性与总体性的叙事——他们不得不立足于自身，从而成为一个个面目各异的叙述者。
张彤《折叠篾刀》是一部充满雄心，在中篇的篇幅中体现出长篇气象的作品。它通过大学老师吴玉琳的视角讲述一对年届中年、各自奔驰在自己生活轨道中的姐妹回乡办理父亲丧事过程中，重新认识自我、父母以及世界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有技巧和耐心的叙述者，也符合作品中人物的身份。但是，吴玉琳更多充当了一个旁观者、共情者与思考者的角色，情节的推动者是姐姐吴玉珊。在这对姐妹因为共同亲人离去而重新开始紧密起来的联系中，关于父母一代的人生史渐次浮现出来，并且解释了缘何两人至今在情感生涯中一直颠踣不定的缘由——吴玉珊这个离婚多年、独立抚养大儿子的职业女性，在五十多岁的时候忽然陷入姐弟虐恋的困局中；吴玉琳一直单身，同自己的导师也发生过关系，但一直没有真正遇到爱情。究其原因，来自成长生涯中原生家庭留下的创伤记忆。
原生家庭的创伤书写并不新鲜，甚至在某些叙事中成了一种机械降神式的陈词滥调。不过《折叠篾刀》倒并没有沦为一种虚头巴脑的精神分析学的低劣图解，而是让不同代际错综复杂的家庭、婚姻、爱情的生命历程彼此之间相互映照，最终让人物尽量谋求同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理解与原宥。上世纪60年代初，吴氏姐妹的父母吴笠生、林美兰本是运河边渡口驿小镇上前途无量的大学生，却因为恋爱意外怀孕而被迫退学回乡，吴笠生由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成了小镇篾匠，聪慧多艺的林美兰则成为民办教师。这种落差让他们的命运陡转，吴笠生成为一个苛刻而家暴的男人，也让姐妹俩在后来学习生活中勤奋刻苦，一心想逃离家庭。这些回忆的前情，部分解释了姐妹二人现在处境的由来，却又并没有简单地进行归因。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并非全然被动的客体，天赋与性格同样也会参与到人生选择之中，而两个人最后回到故乡进行疗愈的时刻，也显示出个体本身的成长，这是叙述的复杂与小说的丰富之处。
相比中年叙事的沉静，李浩然的《雄性动物》则是一个充满动感的青春叙事。同样涉及代际冲突的主题，这个小说的叙述者则要简单许多。这倒不是说故事本身简单，而是叙述者对于复杂故事大刀阔斧的处理。叛逆离家出走两年的沈特帅回到狮城参加武术比赛，避开了父母，在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哥处暂住。表哥就是那个叙述者“我”，整个关于他们童年时期一起学武的经历，沈特帅与父亲的冲突都是通过“我”讲述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出现了一处叙事视角的断裂，就是沈特帅从“我”的宿舍溜出去，跑到自己家门口坐了一会儿，抽了支烟。那段情节其实并不在“我”的知晓范围内，叙述者采用的第三人称描述当然可以解释为知根知底的“我”的猜想，但也正是这个叙事的缝隙让人看到个体叙述者的限度，不仅对事件，同时也是对深层情感。
这个小说可以说是将“青春文学”包裹在徐皓峰式的武馆故事当中，从而对前者进行了升级。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生气勃勃，尽管看上去似乎行为乖张，却都不让人讨厌，反而洋溢出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沈特帅在同陌生人和师父的沟通中，了解到“铁狮拳”的历史，那是一个“子传父”的故事，进而也为后面同自己父母间的和解奠定了情感基础。叙述者将人物的深层情感通过行动表现出来，避免了惯常的感伤与心理活动，从而让小说整体呈现出温暖的格调。
崔凤敏《凤凰木》的叙述者“她”是一个在婚姻生活中饱受磨难的女人，家务、生产与养育的日常琐事被视作理所当然，她为此甚至失去了独立的自我，全然成为家庭的附庸，而得到的只是来自丈夫的漠视和婆婆的刻薄。最终她忍无可忍，愤而出走，又在对孩子的情感羁绊中举步维艰，如同大雨泥泞中的踽踽。这是一篇关于女性意识觉醒的小说，但是叙述者“她”被痛苦困扰已久，因而无法站在一个公正的叙述立场。小说中的丈夫与婆婆几乎是性格单一的刻板形象，毫无任何正面的因素。这实际上遮蔽了家庭与亲密关系更为复杂纠结的维度，也忽略了社会结构层面的压迫，仿佛“她”所遭遇的一切苦难都来自无情而寡义的个人，而摆脱这一切也只能靠个人，其结果也如同小说所显示的充满困顿。
念扎边桑的《关于海的回忆录》是一个诗性的、理念性的叙述者“我”——“我”携带着来自藏北高原的文艺气质——小说中将其解释为受到写诗的哥哥的影响。“我”偶然认识了一个来自海边的女孩，两个人因为关于湖与海的差异结识又分离，构成了一种关于地域文化与认知差异的隐喻：“她对我说，住在海边的人认为，探索海的对岸以及海本身是一件重要而又自然的事情，人们在海上航行，垂钓，冲浪，海不是一个悬置在人们生活之外的存在。而对我来说，牧人越过雪山，踏过草地，但唯独未曾穿过湖面，也未曾试探湖面以下的世界，湖对于我来说是值得敬畏的，是一直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的。”
“我”在假期踏上寻访大海和女孩的旅途，并且终于在海边再次相逢，两个人在假面舞会的文艺氛围中将湖与海联结在一起。只是“开学不久我们再一次分手了，但这次再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或许这次是因为我知道了这是时常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年轻时的夏天。”所有这一切都是时过境迁后的回忆，回忆总是带有反刍和反思的意味，从而让这个浪漫气质的叙述者得以展开他对于文化、命运和人生的悠游与徜徉。这个叙述者与其说是展开对过往生活片段不乏柔情的回眸，毋宁说是在抽象与写意的叙事中与内心的理念展开对话与确认。
这四篇小说是当下小说现场的个案，它们表现出的迥异面孔，凸显出我们时代文学的共性问题，类似于赵毅衡所说的“苦恼的叙述者”的问题。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与文化急剧变革与转型的时代，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对于叙述者而言，既有的形式有很大部分可能趋于失效了，叙述者必须建构出属于自己的“有意味的形式”。他（她）或者企慕并仿效史诗时代的总体性，尽力去创造出一个繁复而完整的世界；或者化繁为简，以强悍的生命力去整合驳杂而喧嚣的事物；或者承认个体的有限，进而将某种情境推向极端，创造出片面的洞察；或者回到内心，以明确的观念对抗含混芜杂的信息，营造出一种换喻和情绪……这些路径并无是非对错，也难说高低上下，都会有自己的认同者与受众，也唯有如此的多样性探索，才能维系文学创造的活力与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