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现代化：近期少数民族乡村叙事的三个新维度
乡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乡土中国农耕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持续8年的脱贫攻坚解决了7000多万农民的贫困问题，打通了“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堵点，奠定了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的乡村全面现代化的基石。这一系列重塑乡土中国的重大国家战略中，少数民族乡村因特有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水平、文化传统，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正因如此，少数民族脱贫攻坚成为新时代乡村叙事的重要主题之一。范稳的《太阳转身》、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罗伟章的《凉山叙事》等小说，都聚焦这一堪称世界壮举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同样，这一主题也是少数民族作家关注的焦点，红日的《驻村笔记》、李传锋的《白虎寨》、王华的《大娄山》等，都曾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
然而，从长远看，脱贫攻坚仅仅是少数民族乡村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接力脱贫攻坚的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丝毫不逊于脱贫攻坚。所以，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的设计和实践，作为重要的文学资源，持续受到重视和开掘，这一点在近期的少数民族乡村题材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异常复杂艰难的少数民族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文学书写中，打破血缘、家族、宗法维系的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权力秩序，建构协商、对话、共治的现代乡村共同体治理结构；调适、破解乡土情结、民族习俗、传统文化、历史记忆与乡村空间现代化转型之间的龃龉与冲突；揭示乡村新生代对于爱情、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的认知范式的革命性转变，及其回归乡村的集体“逆行”选择之于乡村现代化的意义，是当前少数民族乡村叙事的三个新面向、新维度。这三个维度确认了少数民族乡村何以现代化的路向，并为时代储存了珍贵的民族志影像。
一、从对立到协商：乡村共同体现代转型的征候
中国农耕文明塑造了中国乡土社会独特的组织结构。在“皇权不下县”的国家治理模式和以土地为核心利益的封闭空间中，乡村治理主要通过村规民约和宗族伦理道德维系相对稳定的“传统乡村共同体”。社会分层与此纽结形成了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土地多寡、贫富差异、血缘远近、辈分高低的权力等级层序，在由高向低、由中心向边缘递减中形成的上层与底层的二元对立层级结构。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和冲突的根源。吊诡的是，乡村“差序格局”之所以具有超稳定性，是因为这一对立结构中的层级跃升和改变的可能，在层级认同的加持下，转化为对二元对立结构的维系。这种被鲁迅解析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分立与共谋的盘根错节的“差序格局”，也造就了中国百年乡土小说的母题。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中杨小四对“小腿疼”“吃不饱”的整治，柳青的《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对梁生宝的抵制，都反映了乡村权力与底层农民利益的对立。直到1980年代，这种对立仍是高晓声、贾平凹、张炜等乡土小说家的叙事主题之一，尽管他们的叙事主体已经开始积蓄抵抗中国乡土文化历史惯性，终结传统乡村权力等级对立的势能。
这一情形的转变，始于20世纪末的“新问题小说”或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通过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年前年后》可以看出，乡村治理权力在国家意识形态规约下，开始向底层农民倾斜。例如，在《分享艰难》中，镇党委书记孔太平用抓赌的罚款给底层教师发放拖欠工资，等等。但这种“分享艰难”的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社会分层理论看来，分层是社会正常现象，但各层级间的差异一旦超越阈值引发对立和冲突，就意味着层级内部结构出现了问题。对乡土中国而言，传统乡村共同体向现代乡村共同体的转型之所以艰难，是因为既要割断传统乡村共同体血缘、地缘、情感纽带的羁绊，打破政权与宗法权力相互嵌套的传统治理秩序，通过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法治建设，重构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对话、协调、共治的新型等级结构，又不能无视传统乡村共同体治理中血缘、地缘、情感纽带的韧性和合理性。这种艰难和复杂的转型，在壮族作家赵先平的《望福》、土家族作家陈刚的《桥坪的桥》、回族作家郭乔的《春回大地》、瑶族作家瑶鹰的《双福》、瑶族作家李长保的《让地》中，都有民族志式的深描。
《望福》中，镇纪委“老炮”与光棍儿黄东因“防返贫”建构的帮扶与被帮扶关系本应是协作关系，却形成了对抗性冲突。表面上，望福村的村民集体搬迁到了“道路硬化，绿化美化，环境已经和城里差不多”的“扶贫小区”，但集体搬迁后出现的户口、宅基地、土地、山林归属权等新问题，成为乡村权力与底层农民对立关系的新变量。例如，黄东是“输血”式扶贫模式形成的“等靠要”观念的标志性符号。他认为帮扶是“老炮”的义务，被帮扶是自己的权利。尽管他获得了所有的帮扶利益，既有“扶贫小区”分配的住房，又与父亲住在旧村旧房，但传统乡村权力等级二元对立的集体无意识，使他根本不相信“老炮”对搬迁后解决新问题的政策解读，所以一次次去上访。
代表村里最高权力符号的“老炮”与黄东不同，他不仅把帮扶黄东作为自己的责任，还试图构建权力职责、乡亲之情、法律权力之间的协作关系，编织“法理情”交织的权力符号网络，化解黄东的对立对抗情绪。所以，尽管黄东冻死帮扶的鸡苗让“老炮”怒火冲天，一次次上访让“老炮”无可奈何，但“老炮”深知黄东对立对抗的思想根源，是不相信“干部”（权力）能真正为他（底层）解决贫困、光棍儿问题。因此，找到让黄东彻底摆脱贫困的长久办法，是“老炮”最头疼的问题。黄东因无证伐树被抓为“老炮”提供了契机。一方面，“老炮”利用黄东法律意识的初步觉醒，让黄东认识到无证伐树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他又用无证伐树情节轻微在法律判定上的弹性空间，与派出所所长上演了一出“双簧”，给黄东戴上缓期执刑的“紧箍咒”。同时，他又找到导致黄东无证伐树的山林承包者刘老板，利用他寻求乡村权力保护山林的需求，让黄东合法承担了山林看护工作，拥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
有意味的是，在“法理情”的符号体系中，小说对情感符号功能进行了有意强调。“老炮”不厌其烦地帮助黄东，甚至冒雨送黄东急病发作的父亲去镇医院，而他却在返回的路上葬身于塌方的山体中。
在格尔茨看来，人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符号互动系统。如果说“老炮”的耐心帮扶是出于理（权力责任），那么，送黄东父亲去医院并付出生命代价，就是权力对情感符号功能的征用，其用意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互动，使之达成对话和协商。所以，正如小说呈现的那样，“老炮”以意外死亡换来了黄东对“老炮”是个“好人”的情感认同和道德评价。黄东的泪水和全体村民的情感和灵魂受到的震撼，作为不同等级权力关系互动的正反馈符号，标志着传统乡村权力二元对立结构的瓦解，以及协商、对话、共治的新型乡村共同体治理体系的建立。这样，“老炮”的死就具有牺牲献祭的符号意义，一方面指涉传统乡村共同体情感功能在现代乡村治理“法理情”符号网络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不同层级关系的良性互动，是传统乡村共同体向现代乡村共同体艰难转型所必须重视的有效途径。
所以，《望福》的深层隐喻在于：现代乡村共同体协商、对话、共治的权力等级结构，以及“法理情”互动符号体系的重新编织，既需要打破血缘地缘的情感联结以实现现代性转型，又必须借助传统情感和伦理资源完成治理过渡；既要消解“支配—服从”的二元对立等级结构，又不得不暂时利用权力势差，保持法律弹性以容纳文化惯性，在制度转型、关系重构与文化根性的张力间，实现中国乡村传统治理模式和秩序逻辑的现代化重构。
与《望福》中的望福村一样，《春回大地》中“一笔写不出两个‘哈’来”“谁和谁都是亲戚”的以宗族血缘和共同文化认同建构的哈家村，也是集体搬迁的新乡村。人与人、家庭与家族、家族与宗族的关系盘根错节却又无比清晰。在这一点上，哈家村比福望村更能体现血缘、地缘、情感融汇的传统乡村共同体特征。
村支书哈明礼既要面对比“老炮”更为艰难的“无地可种、无工可打、无业可成”的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困境，又要面对宗族血亲关系的文化空间张力的挑战。所以，哈明礼就不能像“老炮”那样将“情”置于“法理情”网络的突出位置，而必须用“法”与“理”为公权力护法，突破家族、宗族的血缘、情感、伦理交织的韧性网络，维护和主张乡村公平正义，缩小贫富等级差距，重构协商、对话、共治的现代乡村共同体。
小说以哈学义、哈自立、哈自强、哈国花、哈建平五个“哈”家“老大难低保户”争取一个“低保”名额的冲突拉开序幕。哈自强、哈自立是兄弟关系，也是哈明礼的表兄弟，哈建平是哈明礼出了“五服”的兄弟。而哈国花“家里的”找扶贫干部求情，表达了对血缘关系影响低保名额分配的担忧。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编织的权力符号体系呈现出历史惯性的巨大推力，但这也刚好给了哈明礼机会。他果断地把“低保”名额给了哈建平，理由是哈建平一家情况最严重：“那个家，人没一个是健康的，屋里的家什也都是缺胳膊少腿的。要不是政府给盖了三间房，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1）在现代乡村共同体中，平衡血缘共同体内部不同等级之间利益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公权力。只有公开、公正、公平，才有可能打破传统乡村血缘共同体建构起来的利益分配规则。正因为哈明礼打破血缘共同体的“六亲不认”，才将底层农民的观念摆脱血亲血缘关系的纠缠，确证乡村权力对公平正义的维护。哈自强主动退出竞争，既是一种印证，也从另一个侧面提示，当下的农民既不是阿Q，也不是陈奂生；当代乡村既不是未庄，也不是三里湾，甚至也不同于洼狸镇。当代乡村共同体的底层，蕴含着更多可以激活的思想资源。
当然，仅靠公权力高高在上地“主持公道”远远不够。现代乡村共同体必须在传统血缘、地缘、情感共同体的基础上，以共同富裕的明确目标和具体实践，重新发掘乡村资源，缩小贫富和权力等级间的差距，以共同利益为核心重建乡村共同体新型等级结构。所以，哈明礼在解决贫困户实际问题的同时，把疗救《望福》中与黄东同样的“除了吃国家的救济，我还有什么想法”的“等靠要”的新“农民性”的途径，聚焦在“造血”机器的建造上。哈明礼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在村里建起纸制品加工厂。尽管其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再加工形式，暴露了当前乡村产业单一化、低效益等问题，但建造“造血”机器的方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望福》《春回大地》所针对的是底层农民与乡村权力的等级对立，而现代乡村共同体转型中，乡村权力体系内部传统权力观念的寄生性存在和权力话语的有效运行，对协商、对话、共治的新型权力等级关系建构的巨大阻力和消解力，是少数民族乡土叙事关注的另一焦点。
例如，《桥坪的桥》中老村支书李章树“很少串门”“坐在办公室研究政策”的背后，是对如何通过争取李家在村委会中的权力席位，牢固掌控乡村权力话语的殚精竭虑。为此，李章树一方面把驻村干部付洪当作“送钱的摇钱树”利用，延伸自己的权力获得更多资源，用扶贫的显性成果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叮嘱下属管住“爱嚼舌根”的嘴，将付洪隔离在自己编织的宗族化的乡村权力网络之外。传统乡村共同体宗族权力的体系性移植和寄生，对现代乡村共同体建设的消解力，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现代乡村共同体对话、协商、共治关系建构的关键，是现代乡村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生态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观念意识的重构。其中，政治共同体以公开、公正、公平强化公权力对每个人平等权益的保障，这是乡村现代化要破解的难题，也是底层农民的共同诉求；经济共同体是用共同富裕和缩小贫富差距，重组乡村资源，确保每个村民的经济利益；生态共同体是对传统地缘共同体的升级，乡村空间的公共性、共享性平均了每一个人的责任；命运共同体则是情感共同体的升级，情感成为基石而不仅是纽带和手段。
从这一维度观之，少数民族乡村叙事对现代乡村共同体对话、协商、共治新型权力等级关系建构的聚焦，在空间广度上，呈现了现代乡村共同体转型途径的多样性和可行性，其思想深度在于呈现了现代乡村共同体转型的复杂性和需要突破的新阻力。
二、“坚守”的复杂性与现代化路向的唯一性
乡土情结体现了农民对土地、家族和文化传统的深厚情感。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认为，乡土情结不仅是情感纽带，更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的体现。当前少数民族乡村叙事中，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对故土的依恋，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对生命铸就的红色文化有无法磨灭的记忆。乡村集体搬迁后面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困惑及身份认同的焦虑、建构，比威廉斯看到的还要复杂，这从另一个维度呈现了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艰难。
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少数民族村庄集体搬迁数量众多，随之而来的问题，除了《望福》中提到的户口、宅基地、土地、山林所有权等现实困扰，还有生存空间迁移导致的生活习惯改变、身份认同困惑等集体性焦虑，以及重建家园意识、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因此，《望福》中黄东的老父亲坚决不搬去“扶贫小区”。《春回大地》中的扶贫干部丁裕民的主要工作根本不是扶贫，而是说服那些不愿意搬迁的乡亲，早日搬出“犄角旮旯的穷山沟沟”。让他不解的是，为何“居住在大山深处、世世代代靠天吃饭的穷乡镇”的“老家伙”死活都不愿意搬迁到川区，“感觉离开了大山就跟断了命根一样”。其实，他们不只是对故土的情感依恋，还有对新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适应，在生活和心理两个层面调适城镇文化与乡土文化的冲突，以及面临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工可打的新现实问题造成的身份认同的困惑、焦虑。对广大农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调适和认同重建的过程。就像向本贵在《盛世家园》所呈现的那样，伍祖煌在儿子的劝说下终于搬到镇里的小区。无事可干的身体寂寞与故土难忘的内心情感交织在一起，困顿于其中的他直到在小区找到种菜和堤坝修葺的营生，才慢慢重建了新的家园意识和身份认同，融入了现代化生活空间。
事实上，许多少数民族乡村都是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大多数印在了如今这些少数民族贫困乡村的土地上。对这些地理空间中的乡村而言，集体搬迁是实现乡村现代化的唯一选择。因此，集体搬迁后的故土难离就具有了复杂内涵。
李传锋的《山巅之村》中坐落于湘西山巅之上的香獐隘就是这样一个村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香獐隘，是古代茶道必经之隘口，也是当年红军三次反围剿时湘鄂西苏区的天然屏障，红军医院就建在这里。大自然造就的险关让这里注定偏远封闭，贫困落后，而历史积淀的辉煌红色文化记忆，又让香獐隘人的情感世界充满荣耀和富足。二者的张力和冲突在香獐隘集体搬迁中充分释放。
灯笼爷是香獐隘最后的守村人，也是历史记忆、故土之情和红色历史的传承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他知道政府为什么让易地搬迁，但他就是不搬。灯笼爷并不排斥现代化，他对香獐隘新村城镇化和物质生活赞叹不已：“这电灯是个好东西，这商店是个好东西，这汽车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很多。”可他想的却是这些“要是能搬到香獐隘去多好哇”。然而，“我覃章理生是香獐隘的人，死是香獐隘的鬼”的信条，除了故土难离之外，还有“我走了，他们怎么办”的无法颠覆的情感和历史逻辑。那么，他们是谁？
直到后来，我才弄明白“他们”是指谁。香獐隘是他和老伴儿的家，是他儿子出生的地方，是孙女长大的地方。再说远点，这里设立过红军医院，这里埋有红军烈士，埋有采药人，埋有死去的冬梅，还有土地、庄稼、房子、崖蜜、老黄狗、芍药花。烈士鲜血的腥味久久不肯散去，爱情的温馨无法忘记，为了摆脱贫困，乡亲们一代一代向贫困发起过无数次冲锋，他也是一个时期的领头人，劳作的嘶吼至今还在山间回响，总之，这一切如血肉一样难以剥离。（2）
复数的“他们”本来是主体与对象的区分符号，但灯笼爷的主体意识已经与对象化的客体环境、历史化的事件融为一体。正如小说中“我”的顿悟：灯笼爷的问题不单是物质问题，更多的是精神问题。老人的一生已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已同那些牺牲在这里的红军战士与埋葬在这里的亲人们融为一体，香獐隘不仅是他生存的物质空间，也是他的精神家园，在他人生最后的旅途，将他与香獐隘强行剥离未必是最佳的选择。
灯笼爷对土地、对亲人、对红色历史的感情是真实而可贵的。在情感价值取向上，他站在了当下价值观的制高点，而年龄也转换为他坚守的权利，但他的选择朝向却是霍金所说的指向过去的心理时间，而不是历史成长的现代性方向。进一步说，当对原有空间的坚守成为香獐隘现代化的阻力，坚守的正当性和其中的全部意义将被现代性消解。
因此，灯笼爷的坚守展现了复杂的乡土/历史情感结构的“合理的不合理”——它既是对乡土的深情、红色记忆的忠诚，也是对现代化历史趋势的抵抗。小说的深刻性恰恰在此：当反现代性的力量以情感的正当、历史的正义面孔出现，乡村的现代化将异常艰难。所以，小说通过灯笼爷最终死在香獐隘这一情节，预告了这种乡土/历史情感结构的坍塌。
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少数民族乡村叙事揭示的另一个复杂的现实性问题，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守，以及未来如何坚守。
瑶族作家冯昱的《报年》中，75岁的邓付银认为邓贵仔“丢瑶人的脸”，是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毛虫”，更不知瑶族人认为所有动物都能听懂人的话，才将“杀猪”称为“弄毛虫”。邓付银不明白瑶族人世世代代相传的禁忌怎么能说忘就忘：“年年都要做的事，怎么说不做就不做了呢？”他给在城里工作的儿子打电话，希望儿子回来和他一起“弄毛虫”，却被儿子拒绝。无奈之下，留守在村里的5位老人决定一起完成祖辈传下来的“弄毛虫”的报年仪式。然而，5位老人因为身体原因并没有实现他们的愿望。作为“地方性知识”，“杀毛虫”习俗是瑶族世代相传的报年仪式。仪式是民俗文化意义载体，也是民俗意义符号，5位老人对传统仪式的坚守，无疑是对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文化传承人身份的双重坚守。这种民俗仪式的价值和情感象限，与《山巅之村》中灯笼爷异曲同工。灯笼爷将香獐隘视为“活着的烈士纪念碑”，他将每日擦拭纪念碑的行为视为一种神圣仪式，其功能是维系和传承集体记忆。
总之，上述小说中，无论是集体搬迁后新的社会问题导致的集体焦虑，还是如灯笼爷般复杂的坚守，抑或对民族传统习俗传承的维系，其内涵都超越了传统乡土情结，指向乡村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复杂，并涉及对当下中国农民情感精神的再认识，涉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甄别，涉及历史文化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传承与保护等诸多问题。
可喜的是，《山巅之村》中香獐隘村民在整体易地搬迁后，反过来对香獐隘自然资源、历史遗产、红色文化进行了整合和开发；《报年》中的报年“弄毛虫”仪式，被一个外地年轻人通过直播在短视频平台展示，实现了传统文化符号传承的再语境化。这就启示我们，乡村现代化必然会经历阵痛，甚至付出代价；不是所有的坚守都具有现代性，不是所有的传统习俗或文化事项都可以在“非遗”的框架内进行价值主张。只有当有价值的坚守与乡村现代化设计的现代性产生同频共振，才会使乡村现代化成为物质与精神共生的真正的现代化。
三、回归与留下：乡村新生代价值观念的重新定义
中国的城乡差异使城市成为文明、财富、幸福的象征。乡村青年对城市的奔赴，也成为百年中国乡土叙事的主题。但这种情形在当下少数民族乡村叙事中却发生了质变。无论是走出乡村的大学生，还是留在乡村的青年人，他们的城乡观念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不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唯一坐标，家乡的贫穷落后也不再是他们逃离的原因。相反，他们开始正视家乡的贫困，开始探寻家乡贫困的原因，并从资源的角度对家乡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文化习俗进行综合评估与价值发现，进而在乡村空间中重新定义爱情和个体价值，在个体价值与家乡富裕的交汇点上寻求人生价值，这是乡村新生代的特质。这种乡村新生代价值认知范式的革命性转变，与城市生存环境、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以及共同富裕所表征的乡村现代化的时代语境有直接关系，从而呈现出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另一维度，这一新变化在侗族作家石庆慧的《等待山花烂漫》、满族作家王野的《满乡花信风》、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提亲》、壮族作家梁志玲的《翅影无痕》等作品中都有体现。
《等待山花烂漫》中的清莲是从湘西侗寨云岭村走出的第一个女大学生。她以为家乡“像电视报道的新农村一样正在迈向欣欣向荣的大道”，没想到毕业前回家过年时，却惊讶地发现，“村庄还是老样子”，乡亲们“习惯了贫穷，习惯了苦难”。虽然“物质生活相比以前好了一些”，可是，“村庄空了，只剩老人和小孩”。家乡的现实“触到了隐藏在肌理深处感知疼痛的神经”，她决定毕业后回乡改变这种现状，但又陷入不知道做什么才能改变家乡贫困的焦虑中。
与清莲青梅竹马的恋人杨山虽然对家乡贫穷现状有同样的感受，但他没有清莲的焦虑，而是发现了家乡的美好前景：“我们的家乡现在看上去还是很贫穷、很落后也很闭塞，可你放眼我们的山坡，哪一片不是青郁郁的树林？……要不了多久，这座小小的山城就会腾飞起来，而旅游、木材、房地产将会成为最热门的产业，就看谁是那个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3）这种发现与他土木工程专业的知识背景有关，也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语境的影响有关。所以，他把自己的人生规划与乡村发展前景高度统一起来，甚至，他对建设家乡的坚定超越了对爱情的坚定，他对清莲明确表示：“不管你回来不回来，我都想过回到我们这座小县城来，甚至回到我们这个小村庄来。”他要“在山顶上、百花深处修建一处美丽的侗族楼阁群”（4）。杨山的表述颇有意味，其一，爱情阻挡不了他回乡的选择，这与当年高加林的选择相同却方向相反；其二，杨山的规划实则是对城乡差异新变化的利用——当城市陷入消费主义与效率崇拜的困境时，乡村恰恰能以其自然生态和时间节奏，为疏解城市焦虑提供疗养空间；其三，他的规划本质上是通过文化符号的再生产，激活家乡的自然和历史资源，完成从传统村落到新城乡共同体的跃迁，进而在改变家乡贫困面貌中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高度统一并且最大化。正如杨山所说：“我想的是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如何以个人的发展带动乡村的发展。”（5）
杨山的决定与中国乡村现代化转型期对人才的需求高度吻合。正如清莲哥哥所说：“以后我们村的发展，就靠你们这些大学生来带动了。”（6）这句话值得人们深思。纵观中国近现代文明进程，虽然贫困乡村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但鲜有对家乡的直接反哺。因此，杨山和清莲的选择就具有反传统的现代性意义。于是，当清莲坐在返校的车上时，“那个关于家乡建设的朦胧的梦一点点清晰起来，像一枚阳光，越过杨山，越过儿女私情”（7），她似乎看到破败的花桥变成了古色古香而又宏伟的风雨桥，似乎看到起凤山上冒出了高高的古楼塔顶，似乎看到起伏的群山间百花盛开、游人如织，似乎看到一排排整齐的吊脚楼，似乎听到踩歌堂里飞跃的歌声和清脆的银铃声……
进一步说，清莲和杨山坚定的选择，与高加林、孙少安及那些仍在奔赴城市的农民工呈现了“逆行”姿态，这种代际差异的文学叙事，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乡土小说作为中国农民心灵史的认知价值。
有意味的是，《满乡花信风》仿佛就是《等待山花烂漫》的姊妹篇，清莲和杨山的规划在《满乡花信风》中佟晓格们的手中变成了现实。
《满乡花信风》中的渝阳湾是西辽河支流大凌河北岸的满族古老村落。佟晓格是村里走出去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环境艺术设计方面的专业知识让她对渝阳湾的历史演变、满族民居、传统习俗、古老渡口等文化遗产有着特别的亲近和深刻的解读。当乡情、个体价值、社会价值、专业知识、城市竞争、乡村发展潜力与国家相关政策交汇时，她清楚地意识到家乡才是她实现个人理想和人生价值的广阔空间。所以，在毕业实习时，她毅然返乡，带着情同手足的“发小”索晚济、专科毕业回乡搞大棚蔬菜的蔡小兰，开启了她们美丽乡村建设的理想之门。
在佟晓格和索晚济看来，把全村家家户户的墙刷白，不是美丽乡村；盖一个现代三层小楼，或者把自家小院修缮复原，也不是美丽乡村。对历史悠久的渝阳湾而言，必须从整体规划入手，将历史传统、民俗文化、建筑遗迹等文化遗产进行全要素整合，把家家户户都纳入规划中，才能在共同富裕中让家乡变成美丽乡村。当《渝阳湾传统满族古村落生态宜居、观光农业、民俗旅游、度假康养规划设计方案》呈现在乡亲们面前，当村里每一户、每一个人都能在“凌河古渡历史文化广场”“乡愁记忆满族风情博物馆”“花信风满族民间工艺展示传习基地”“八碗席礼仪城”“转起来古戏台”“此情可待音乐吧”“纳兰书院”“满族风情街”等规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看到美好前景时，我们看到了乡村新生代的知识生产力和现代乡村共同体理念巨大的凝聚力。
而在此之前，佟晓格的恋人唐酉准备留在大学任教，在准备好结婚的新房里，佟晓格毅然返乡的决定让唐酉颇为震惊。佟晓格和《等待山花烂漫》中的清莲、杨山一样，在爱情与人生价值选择面前，表现出同样的新生代特质。生长在江南水乡的唐酉，之所以做出与佟晓格一起回到渝阳湾的选择，并非因为爱情，而是他在佟晓格的规划中看到更加广阔的人生前景。他优化了佟晓格的规划方案，还带来了投资商和资金，成为渝阳湾满族传统古村落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
在这些小说中，有接受高等教育后返乡的佟晓格、清莲、杨山、蔡小兰，有来乡的大学生村干部刘小娟和唐酉，还有留乡的索晚济和经历了奔赴城市失败后回归家乡的张祖武。乡村新生代们对价值观、爱情观的重新定义和选择，让我们看到了乡土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型。
因此，对这一乡村新生代群体，仅仅认为他们“具备现代独立意识、主体意识的成熟个体，能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和管理乡村生活，承担起乡村振兴的历史重任”（8）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融合，将乡土情结转化为改变家乡贫困落后面貌的具体实践，才是新生代最突出的特征。乡村现代化缺少的正是这种共同奔赴的现代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小说中，新生代们并非高歌猛进，一路坦途。《满乡花信风》中蔡小兰、佟晓格参加村干部竞选时，村民对其“黄嘴丫儿还没褪干净呢”“阴盛阳衰”的议论，折射出对年龄和性别歧视；蔡小兰结婚提出不要彩礼时遭到的强烈反对，折射出传统习俗对现代观念的抵抗。《光阴门》中父亲对润声唱歌的反对与抵触，折射出旧式农民保守和愚昧的存在。这些都多层次揭示了乡土中国固有的文化根性对乡村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从更深层次透视，当城市青年在“996”体制下面临主体性消解时，乡村新生代们正通过乡村新创业史将马斯洛需求层次进行倒置——他们首先追求自我实现（修建风雨桥、渝阳湾规划改造、种植业产业化、发展文旅产业），继而通过共同富裕获得安全需求（经济收入）与归属需求（社区认同）。这种选择同时也颠覆了传统城乡叙事中“物质先行”的逻辑，证明精神富足可以成为物质财富创造的先导力量。
而且，上述小说中新生代对“价值”“成功”“爱情”的全方位重新定义的范式革命，无疑推动了城乡关系的重组。当唐酉携带资本入乡时，传统“城—乡”的等级关系被解构为平等互惠的伙伴关系。这种转变打破了农民工进城导致的“农村空心化”困境，通过人才回乡、资本下沉、技术渗透等要素双向流动，构建起城乡融合的“双螺旋结构”。如果将农民工吸引回乡村，那么，这或许是乡村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至少，新生代们的实践正在建构着中国乡村新的文明形态：当杨山、清莲将吊脚楼转化为文化地标，当张祖武建构了药材种植全产业链，当佟晓格、蔡小兰的文旅产业在地化与品牌产品云端化，他们实质上创造了第三种现代性——既非城市中心主义的机械复制，也非乡土怀旧式的农业文明或民俗博物馆化，而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发掘和对历史文化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在城乡差异中培育另一种城乡共需，又兼具市场逻辑与伦理关怀的新范式。这种探索如果成功应对同质化、可持续性的挑战，将为打开何以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大门，提供破解密钥。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发现，爱情的取舍不再是《人生》式的阶层跨越的条件，而是价值共同体的情感纽带——他们的爱情和婚约建立在“把家乡建设成水乡姑苏”和“风雨桥文化地标”的共同愿景上，个体情感、人生价值与现代乡村共同体，通过价值重新定义后的空间生产达成终极握手。
如此说来，当前少数民族乡土小说的三个维度，在中国乡村现代化的层面上，就具有了多重值得思考的价值。
注释：
（1）郭乔：《春回大地》，《民族文学》2021年第9期。
（2）李传锋：《山巅之村》，《民族文学》2023年第9期。
（3）（4）（5）（6）（7）石庆慧：《等待山花烂漫》，《民族文学》2020年第3期。
（8）周新民、方越：《关仁山小说中农村“新人”形象流变论》,《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