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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当代·长篇小说选刊》第4期刊发了王彬的长篇小说《花楸树下》。

小说讲述了1945 年长白山下一个叫临溪的小城，共产党、国民党、苏军、日本残寇在历史风云中展开的谍战、暴动与反暴动的传奇故事。

在这里，有残余日寇的暴动，“伪满”皇后的亡命奔逃、东北抗联302旅率部平暴、“胡子”觊觎珍宝，更有士绅、百姓、侨民等各色人等的乱世沉浮，小说的情节波澜壮阔，一波三折而扣人心弦，是一部经得起推敲、有历史温度与时代厚度的优秀作品。

王彬在其叙事学著作《从文本到叙事》中曾经揭示小说创作中“场的二度转换”理论，他认为小说中的“场”是小说的重要背景，场可以是社会的，也可是自然的，既可以是地域的而辽阔，也可以是单纯的物件诸如一株树木一枚绿芽一粒沙尘等等， 总之是与时间相对应的一种空间。这就如同一个盒子，小说中有了这个背景，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便有了具体的可以触摸的载体，故而场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当然，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经过从现实的场到文学的场的转变，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感可触的叙事空间。王彬的《花楸树下》对临溪市的书写，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实践。

临溪市作为中国、苏联和朝鲜的边境小城是这样的：

位于鸭绿江与浑江之间，东南是鸭绿江，西北是浑江，再后面是蜿蜒的长白山和青碧的森林，浑江距离市区颇远，但是在夜深人静时，依旧可以听到浩荡江涛，趁着月色隐隐地贴地而来。

临溪市区不大，有一条沿鸭绿江修建，南北走向的大道，称滨江大道，这是临溪的干道；后面还有四条与其平行的道路，分别叫滨江二道、三道、四道，这是临溪的次干道；在这些道路之间分布着六七条东西走向的街道；其余就是渔网一样的细碎小巷，所谓微形道路了。滨江大道、滨江二道等街道构成城市交通网络，万花楼、临丰楼等场所则承载了临溪市民的活动轨迹，这是作者笔下真实的“场”。

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指出“历史叙事本质是故事化的建构”，《花楸树下》对临溪的书写恰是如此。小说不仅直接铺陈临溪作为1945年东北边境小城的城市场景，而且精细刻画了婉容等人居住訾水外墅：

院子里花木扶疏，大门是西式门楼，门楼上方砌筑拱形女墙，女墙两侧竖有两根立柱，柱顶上蹲着两只水泥堆塑的狮子。正中也用水泥堆塑松枝与太阳，原来是有颜色的，青翠的松枝映衬通红的太阳，如今颜色早已剥落，露出水泥本身的浅灰质地。门额上镶嵌一块长方形砖匾，四边围着錾有牡丹叶子的花边，中间镌有双沟阴刻“訾水外墅”四字。院子里有一座浅白色的两层小洋楼，婉容与那嬷嬷住在二层东边，那嬷嬷住1号，婉容住2号，费锦住楼梯右侧的3号，警卫班住在底层，带领这个班的不是班长而是一个姓杨的排长，绰号叫杨打铁。

居住在这里，婉容总感觉恐惧与不安，感觉墙外有一双眼睛盯着她的房间。那嬷嬷听后，推开窗户向外面望，却一个人也没有见到，在接近窗户的地方竖着一根木头电线杆，悬挂一盏绿色的搪瓷灯罩，灯盏下面是一支白炽灯泡，散射出幽暗、同时也投出浓重阴影的黄光。灯罩附近钉着乳白色磁柱，拉出两根黑色电线，一根拉向胡同南边，一根拉向北侧。那嬷嬷看的时候，纤细的电线正微微颤动，弄得那嬷嬷有些眼晕， 再向窗下察看，拐弯处有个人影风似的一闪不见了。“这个人就是土匪马伯利”，在夜间袭击的时候被婉容的侍卫赶跑了。从此杨打铁带领士兵们放大了防范范围。这样，临溪的“场”不再是简单的空间形态，而与情节、人物相连，反映了战时的人心与权力博杀，从而完成了从“现实场”到“文学场”的艺术转换。

王彬在《从文本到叙事》中进一步提出了“场的余韵”概念，即：“叙事结束后，场的影响不会立刻消失，反而会随着时间延伸，形成余韵”。《花楸树下》的尾声通过黑皮箱子传说与花楸树意象，将临溪的场延伸至战后，从而完成历史记忆的传承。黑皮箱子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象征着伪满政权的残存幻想与对财富的虚妄渴望，其传说在战后成为临溪的集体记忆。

“临溪市樱桃巷拆迁，在北房东侧夹墙发现一只黑色皮箱，有人说这是婉容的箱子，打开却空荡荡；也有人说，北郊白桦林悬崖下，发现烂掉的箱子与骸骨，里面只有一张黑桃皇后扑克牌和几枚古钱一枚秦半两，三枚汉五铢，婉容占卜用的”。

作者通过“空箱子”和“烂掉的箱子”等细节，暗示历史传说的模糊性，黑皮箱子的传说让伪满覆灭这一抽象的历史事件，演化为临溪市代代相传的民间传说，从而完成了“场的余韵”。

花楸树作为东北树木的意象，则进一步强化了“余韵”的诗意与厚重。小说在结尾处写道：“那年秋天，树枝银白色的花楸树，落霞似的浆果又大又甜，而那年冬雪格外浩瀚，仿佛寒冷山林里的传说民谣，绵密而悠远”。花楸树作为临溪的“自然符号”，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战后的平静，其浆果之甜与冬雪的浩瀚，正是历史记忆与自然景观的融合，所谓以景喻情，从而让临溪的场不仅具有了深厚质感，而且焕发出独特的文学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