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仁前（1961— ），江苏兴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作为“里下河文学”的核心代表与推动者，他以四十余年的创作实践，构建了气象恢宏的“香河”文学世界。其创作涵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等多重文体，不仅完成了对里下河地域文化的全景式书写，更以深刻的现代性反思，成为中国当代地域文学书写的典型范式。

一、文学历程：从水乡走出的执著歌者

刘仁前的文学生涯始于1985年，那个文学依然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年代。他的创作起步于里下河乡村的生活经验，早期短篇小说《瓜棚小记》已在文坛初露锋芒。真正让他获得广泛关注的是1987年《故里人物三记》的发表与获奖。这部作品不仅让他走进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更让他收获了来自陈建功等文坛前辈的关键性肯定。陈建功在点评中敏锐地指出：学汪曾祺者众多，将“汪味”学得如此到位的还不多。这一评价既是对青年刘仁前的肯定，也为他日后构建“香河”文学地理指明了方向。

更令人深思的是，《故里人物三记》发表后产生的持久影响力。刘仁前曾深情回忆，一位连云港的作家在小说发表十多年后找到他，声称“你的《故里人物三记》我都能背。”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促使他深入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根植于故乡、拥有自身生命律动的文学世界。正是这种思考，让“香河”的构建从早期的自发书写，升华为一种高度的文学自觉。

2005年前后，刘仁前进入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在承担报社繁忙编务工作的同时，他仅用40天就完成了长篇小说《香河》的初稿。面对媒体采访时，他曾坦言，那时处于一种“井喷状态”：“进入创作之后，小说所再现的那种氛围，那些场景、人物，一进去，他们就都自由活动了……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动，前面一句还没有打好，后面的人物语言就已经出来了。”这种创作状态，源于数十年生活积累的情感决堤，也标志着他文学创作黄金期的到来。

二、“香河”宇宙的多元建构与深化拓展

刘仁前通过长篇小说、短篇系列、散文等多重文体，构建了互为补充、层层深入的“香河”世界。这一创作体系不仅体现在不同文体的尝试上，更展现了他对故乡书写的持续深化和多元探索。

长篇小说体系的《香河三部曲》（《香河》、《浮城》、《残月》）是其文学大厦的基石。这三部作品以70余万字的宏大篇幅，完整呈现了里下河地区从传统乡村到现代城镇的历史变迁。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作品并非简单的线性延续，而是从不同维度共同编织出一幅里下河社会的全景画卷。《香河》以文革时期为背景，却超越政治叙事，聚焦水乡民俗与人性本真；《浮城》将视角从乡村提升至县城，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基层政治生态；《残月》则直面市场经济大潮下物欲横流、精神失落的社会现实。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反映了作者对时代变迁的持续关注和思考的不断深化。

短篇小说创作是刘仁前文学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河纪事》以15个相互关联的短篇组成一部独特的“香河志”。这些作品在叙事上展现出新的突破，评论家晓华指出，该作品以“系列短篇”形式构建文化空间，从生产生活方式、小传统、方言三个维度绘制乡村记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香河纪事》中的作品大多以悲剧收场，体现了作者对乡村生活的深刻反思。他用了“痛彻心扉”一词来形容这种情感，足见其创作的深度和勇气。

中篇小说集《香河四重奏》 代表了刘仁前在叙事艺术上的新探索。这部包含《月城之恋》《谎媒》《冤家》《相逢何必再相识》四个中篇的作品集，被评论家杨学民认为在叙事结构上实现了重要突破：“中篇小说集《香河四重奏》运用的张力结构和轮回结构，也不只是刘仁前小说艺术形式的突破，它别有艺术功能和意味。”这四个中篇分别探讨了物欲、谎言、复仇和情爱破灭等现代性困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交响。

散文创作是刘仁前文学世界的另一重要维度。从早期的《楚水风物》到后来的《五湖八荡》《生命的年轮》，再到近年的《这一凿，生命如花》《隐逸在时间深处》，他的散文创作始终与小说保持着互文关系。《楚水风物》系统记录了63种里下河物产，引用古诗文与民俗知识，形成“文化志式写作”；《五湖八荡》延续对故乡自然与人文的凝视，在城市化背景下反思传统价值的流失；《这一凿，生命如花》聚焦非遗技艺，将手工时代的文化密码转化为文学表达；《隐逸在时间深处》则展现了对生命本质的更深层思考。这些散文作品共同构成了“香河”世界的文化底色和情感基础。

三、核心作品的深度阐释与艺术突破

《香河》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其开创作家个人文学地理的意义，更在于它对里下河文学的美学奠基。这部作品以其质朴的白描、抒情的笔调和浓郁的地域风情，被誉为“里下河版的《边城》”和“里下河风情全息图”。小说中大量运用的方言土语，不仅增强了地域特色，更体现了他的文学追求。他直言自己是一个有“私心”的作家，写《香河》就是为了让读者记住地球上有一个叫“香河”的村落。这种语言选择，是对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理念的继承，更是其文学世界真实性、独特性的根本保障。

《浮城》的叙事创新体现在它对基层政治生态的独特书写。刘仁前坚决反对将其简单归类为“官场小说”，他强调其核心是“乡村社会学与文化学”。这部作品通过主人公柳成荫（《香河》中的青涩少年）返乡任县委书记后的沉浮，深刻揭示了在宗族、人伦、故交等盘根错节的乡土关系网络中，一个“政治人”如何同时也是一个“情感人”与“伦理人”。学者汪政精准地指出，《浮城》“以个体书写的方式在为一个地方作传”。施耐庵文学奖评委会的颁奖辞更进一步肯定了其价值：“在后乡土社会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实证意义与方志价值的苏中平原水乡的典型风俗画。”

《残月》的批判意识标志着刘仁前创作的重要转型。作为三部曲的终章，这部作品将笔触伸向21世纪初的娱乐圈，通过柳氏家族第四代传人柳永的“残缺人生”，直面市场经济大潮下物欲横流、精神失落的社会现实。面对为何将故乡故事写得如此“灰暗”的疑问，刘仁前的回答展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感与深沉的爱：“这并不代表我不爱我的家乡，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用警醒和反思来表达对家乡最真诚的爱。”这种从“田园牧歌”到批判现实主义的审美流变，正是他追随时代、深化思考的必然结果。

《香河纪事》的人性探索代表着刘仁前创作的又一次深化。这部短篇小说集超越了早期风情描摹的层面，转而以冷峻而悲悯的笔触，直面人性的复杂性与黑暗面。书中通过“死亡叙事”等多种手法，深刻揭示了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人性中隐藏的欲望、贪婪与卑微的恶。然而，作者的目的并非简单的道德审判，而是试图“圆融悲情”，在理解与原宥中，达成对生命整体性的观照，展现出深邃的现代意识。

四、地域书写的美学创新和艺术特质

刘仁前的文学创作在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美学特质，这些特质使他超越了普通的地域作家，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学名家。

方言与诗性语言的融合是其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他大量运用苏北方言，却以散文式的抒情笔调消解了地域隔阂，形成“质朴而隽永”的语言风格。被著名学者丁帆先生称为用苏北方言进行长篇写作的第一人。

在《故里人物三记》中，冬季里，“祥大少”们穿着破棉袄在巷头上见面，彼此打招呼，“穿棉袄”不说“穿棉袄”，而是说“杠”。“喝酒”不说“喝酒”，而说“扳”。小说家庞余亮读后很是感触，且念念不忘。他说，一个“杠”字，一个“扳”字，神了。这种对方言的创造性运用，不仅增强了作品的乡土气息，更提升了他的文学语言的表现力。

人物塑造的伦理深度是另一个重要特色。从《香河三部曲》到《香河纪事》和《香河四重奏》，他塑造了五代“香河人”的清晰谱系。他笔下的角色没有“至善”也没有“至恶”，大多数是带点瑕疵与个性的小人物。无论是到处“播种”却亦有担当的村支书香元，还是玩世不恭却在社会变革中失落的“祥大少”，他都给予充分的理解与悲悯。这种人性化的处理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也体现了他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温情与诘问的平衡构成了他创作的独特张力。他的作品既延续了汪曾祺“人间送小温”的审美理想，又以悲悯视角审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如《浮城》中对官场生态的刻画，既不刻意渲染黑暗，亦不回避人性复杂，体现了“哀而不伤”的中和美学。这种平衡感使他的作品既保持了艺术的纯粹性，又不失现实的批判力量。

时空结构的创新在《香河四重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评论家杨学民指出：“中篇小说集《香河四重奏》运用的张力结构和轮回结构，也不只是刘仁前小说艺术形式的突破，它别有艺术功能和意味。”他认为，小说时间结构是一种意义生产结构，叙事时间是小说艺术节奏的筋骨，《香河四重奏》在探索叙事时间的艺术功能时，特别重视时间向度的交叉点或时间转折点，努力激发这种交叉点或时间转折点的艺术爆发力。这种对叙事艺术的持续探索，显示了刘仁前作为一个成熟作家对形式创新的自觉追求。

五、文学史意义与贡献

刘仁前的创作不仅是个人的文学成就，更是“里下河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的文学史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

主题嬗变的文学史价值值得深入探讨。从《香河》的乡土诗意，到《残月》的现代性批判，刘仁前完成了“从守望到反思”的转型。他的作品被范小青概括为“里下河地区的风俗史、城乡演变史与青年成长史”。这种主题的嬗变不仅反映了作家个人的思想发展，也折射出中国当代文学在面对社会变革时的整体走向。他的创作实践为地域文学如何超越地域局限、实现普遍性书写提供了成功范例。

对里下河文学的推动是刘仁前的另一重要贡献。作为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他通过主编《里下河文学作家丛书》、组织文学研讨等活动，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实质性贡献。汪政指出，其创作“改变了江苏的文学地理，丰富了江苏的文学生态”。这种对文学建设的自觉参与，显示了他作为文坛中坚力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语言与文化的双重自觉使他的创作具有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他大量运用里下河方言，但又不是简单的方言堆砌，而是通过文学化的提炼，使方言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他的散文集《这一凿，生命如花》聚焦非遗技艺，将手工时代的文化密码转化为文学表达，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重构，使他的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文学范畴，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著名学者丁帆誉其为“用长篇书写里下河历史变迁的第一人”，这一评价精准定位了其文学史地位。他继承了汪曾祺的抒情传统，但又以长篇小说的宏大叙事，突破了前辈多以中短篇格局书写乡土的范式，实现了对里下河文学内涵与边界的双重拓展。

结语：守望与重构的文学坐标

刘仁前用四十年的坚守，将一条无名的故乡小河，升华为一个意蕴丰富的文学符号。他的“香河”，是里下河的缩影，是乡土中国的镜像，也是观察社会转型的窗口。在乡土文明渐次破碎的时代，他既以深情的笔触重建故乡，又以痛切的爱揭示其伤痕，最终完成了从“风情画家”到“人性勘探者”的蜕变。

他的创作生涯证明，最深情的文学，源于最执着的守望；最有力的书写，在于最真诚的反思。他不仅是在为故乡立传，更是在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时代变迁，留下一份充满体温与洞见的文学证词。正如评论家晓华所言：“有了《香河三部曲》，有了《香河纪事》，刘仁前的空间叙事还会向哪里延伸？那只能由他乡愁的浓度决定了。”这位从水乡走出的作家，用四十年的坚守证明了一个真理：在地域书写的道路上，走得越深，才能看得越远；爱得越痛切，才能写得越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