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各种各样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国内外学界出现了明显的“物转向”。“物性叙事”是这一过程在叙事学领域的新开拓，物对叙事世界意义的生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物转向”的背景下，物叙事批评应运而生，这是近20年来由中西方学者共同推动并逐步体系化的一个批评视角。民族文学创作中多会展现独特的物元素，“物”作为方法，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一条特别的路径。

物叙事批评视角承认“文学是人学”，同时也认为“文学是物学”。将“物性叙事”理论引入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适配性和阐释潜力。民族文学中丰富的物质文化、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深厚的仪式传统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物态变迁，都为“物性叙事”分析提供了膏腴之地。

民族作家受到民间文化滋养，并有着丰富的民族地区生活经验，他们对世间万事万物都葆有一份独特的观察视角，笔下翻涌着的是磅礴而富有灵性的自然。高山、圣湖、神兽、草木等自然风物在写作者笔下绝非静态的布景，而是浸透着神性、充盈着活力，是深度参与并形塑民族命运的叙事主体。

《云中记》是阿来继《尘埃落定》、《机村史诗》（六部曲）、《大地的阶梯》、“山珍三部曲”等之后的又一力作。从文学史的创伤书写传统来看，《云中记》首先是一部关于自然灾难的书写，而阿巴回云中村的举动与其凭吊之旅是一种带有“信仰与奉献色彩的仪式性行为”。这一自然灾难的受难者不仅是人类，以云中村为代表的大地自然也是受难者之一。回到4年前离开的云中村，阿巴首先见到的是“残墙连着残墙。石墙，土墙，参差错落，连接成片”。阿来极尽笔墨描写云中村废墟的物质细节——倾斜的房梁、塌陷的地基、裂缝纵横的墙壁、散落的家具、凝固的灶灰。这些描写不仅营造出真实感，更给予阿巴视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上的冲击，使云中村的震后废墟成为可感可触的“创伤实体”——其物质存在本身就是对灾难的无声控诉。值得注意的是，云中村的废墟并非静态场景。它似有一股召唤之力，时时“挽回”着阿巴，成为他执意返乡的内在驱动力。它“拒绝”了被遗忘，也“抵抗”着被简单处理、消失在世间。废墟以其顽固的物质性，迫使阿巴和读者直面死亡与消逝，推动“招魂”仪式的展开。在此，废墟已不再是无所为的自然之物，人类也不再是存在的主宰。废墟和人类都是诸种存在之一，相互影响并与其他存在发生关联。阿来笔下震后岷江峡谷的神山废墟与顽强菌圈，尼玛潘多勾勒的凛冽高原风貌，以及冯良描绘的凉山险峻沟壑，这些“非人类行动者”以其不容置疑的物质在场与精神统摄力，驱动情节、承载集体记忆，并构建起人与自然共生或对抗的原始伦理叙事。这些“非人类主体”的叙事力量无不昭示着：民族的精神根系深扎于其独特的自然母体，其生存逻辑、身份认同乃至命运轨迹，都在与山川万物的持续对话中生成。

从宏阔的自然场域转向精微的器物世界，民族文化以物的形式更深邃地栖身于日常的器具、身体的装饰与仪式的圣物之中。这些物件超越了实用功能，成为流动的身份符号，有着充当沟通人神的媒介以及技艺与记忆的物质化身的作用。我们可以借助物性叙事理论，将这类物视为一种文化符号，揭示物指向的社会文化内涵和主客体关系。《云中记》中的铜铃等法器在震后的物质性损耗，不仅暗示阿巴祭师身份的边缘化（当然他这一身份在地震前已式微，甚至被称为半路出家的祭师），更象征着传统信仰体系在灾难与现代性双重冲击下的脆弱生存境况与势必衰弱的结果。器物不再“完美”，其沟通人神的能力被质疑。读者不禁会联想到海德格尔讨论过的“坏掉的铁锤”，海德格尔的讨论让我们关注到作为工具的铁锤背后那“深不可测的实在”（哈曼语）。然而，阿巴并未给我们提供进一步感受“实在”之物的机会，坏掉的法器本应提供一种诱惑结构，指示着我们永远无法获知物的“实在特征”（而文学艺术的核心就在于借此诱惑我们妄图瞥见物的真相——虽然真相永远隐退），阿巴却将法器修补，“当他打定主意要回云中村来，首先琢磨的就是如何修复那两只铜铃”。修补后的法器重新成为阿巴的行动驱动者与身份证明。他执着地穿上法衣，摇响铃、击打鼓，通过身体与物的互动，试图重新激活法器的应有功能。法器的物质存在（即使破损）是阿巴进行“非理性”返乡和仪式的物性支撑，推动着“招魂”这一核心情节。

透过对器物世界的细察，可以确证物质在民族文化记忆传承中的核心载体功能与能动叙事角色。重返云中村的阿巴带着修补过的残缺法器，在废墟中招魂祭山，法器成为招魂仪式的重要物质力量，也是创伤记忆的物化象征。而在土家族作家李传锋笔下，武陵深处白虎寨的活丧仪式，反映了土家人豁达的生死观，有别于传统的向生而死。这里传达的是一种“向死而生”的生死观，死亡并非终结，而是生命形式的一种自然转换。这些器物绝非被动的符号，而是通过身体实践（穿戴、制作、使用、供奉）和感官接触（触感、光泽、气味、声响）深度介入叙事，使抽象的文化基因、集体记忆、社会结构获得可触可感的物质实体。

静谧的柏树林传来推土机的轰鸣（《河上柏影》），柏树们不知道它们将有的命运；“美丽的生命”滑向“三十元人民币”，感恩与虔诚终会让步于虫草背后的金钱（《三只虫草》）。可以想见，一种异质的物质性粗暴地闯入了民族叙事。冯良的《西南边》同样深刻展现了现代性“异物”对凉山彝区传统物质秩序与文化结构的剧烈冲击与解构。手表、闹钟、货币等，甚至是曲尼阿果养蜂的行径，以其异质的物质性，成为推动社会变革、重塑个体命运的直接动力。

现代化“异物”的入侵是当代民族文学无法回避的核心冲突。当我们找寻各种携带强大异化力量的“闯入物”，分析它们如何以其冰冷、便捷或充满诱惑的物质特性，搅动原有的生活秩序、伦理关系与价值观念时，会发现这些物质不仅是情节冲突的导火索（如发展与保护、传统与市场的对立），更建构起传统与现代并置的空间，成为民族群体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文化震荡、进行艰难调适乃至重塑认同的最直观的叙事表征。

物转向的核心暗合了中国某些物论传统，目前中国学界对物叙事的研究刚刚起步，尚未成形，不少相关问题如物的本体性、物与人的关系、物与行为的关系、分析物意义表达的途径等，皆有较大探讨空间。

物质在当代民族文学叙事场域中的重要性清晰可辨，本文只是一种尝试性试验。“物性叙事”绝非理论炫技，而是厘清民族深层经验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在相当多的民族文学作品中，物明显以其坚韧的存在、复杂的能动性和深刻的文化负载，构筑了理解民族生存智慧、精神信仰、历史记忆、现代化阵痛及认同重构的物质性根基。发现各民族内部独有的物，可以看见我们多民族的物质文化之多样性，因此，物性叙事理论的成功应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解读文本的范式，揭示民族文学独特的美学贡献，更在方法论上启示我们：在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中，民族文化传统的守护、转型与新生，必然且首先体现于日常物质实践的延续、调适与创造之中。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