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2025年第7期开始，《北京文学》（精彩阅读）连续四期推出“00后”诗歌大展，这在纯文学刊物中并不多见。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各种说法都在召唤年轻人的出现，而在当下更趋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对于青年的创作也相应地有了更多要求与标准。《北京文学》集束性地推出100多位“00后”诗人，其重点是希望“呈现一些新的经验想象和诗学气质”，从大展诗人的作品来看，也部分地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在“知识分化”越发明显的当下，什么样的诗歌才能构成青年写作的标杆？他们能否在美学观念和诗学标准上达成一致性？对于这样一些问题，不仅诗歌研究者在关注，“00后”诗人们也在思考，甚至不乏深度的自我反思。

近两年，冬千、黑辞、安渡、李庚雨等“00后”诗人，都曾在访谈或文章中表达过对诗歌写作的看法。他们虽然年轻，但思考得很深入，且直接触及了诗歌写作的本质性问题，比如何为诗的现代性，比如诗的结构与诗意之纵深的关联、诗歌与古典传统以及现代性的关系、日常生活经验如何转化为诗。这些问题自新诗发生以来就一直在讨论，然而，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00后”诗人并非一个绝对的命名，我们仍然坚持使用“00后”，很大程度上在于这一代诗人的成长环境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认知也正被这个时代所重塑。他们的观看、倾听、体验和思考，甚至包括想象力，也都有了深刻的不同。这种超越甚至断裂是自然更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这一代人自我形塑的结果。“00后”诗人似乎越过了“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初期阶段，开始追求陌生化的诗意，并在逐渐的自我觉醒中进行“青年变法”。我在“00后”大展的作品中感受到了相对自由和松弛的状态，他们更强调叙事性，而非单纯的抒情；他们也更强调对话性，而不是对抗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作品里没有紧张感，其紧张感并不在显性层面表现出来，而是体现为更内敛、精致和高密度的个性化思辨修辞。

“00后”诗人在个体微观叙事中处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至于他们的写作是否具有介入性、及物性和公共性，我觉得这些对他们来说好像都不成为问题了。大面积的松弛感是“00后”诗人的气息，但也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在有些人看来，“00后”诗人的生活太单调，这导致他们的写作生活化不足，更多耽于想象而趋于同质化。在我们呼唤诗歌的异质性经验时，“00后”诗人也提供了他们基于当代性的想象与创造：在服从于山水辩证法的背后，张雨晨直接写出了《数字故乡》，这是之前没有过的体验，“从未想象过，能通过数字影像/还原逝去的长辈/假借着虚构的躯壳，叙旧和相拥”，新媒介影响了新生活，敏锐的诗人善于捕捉这样的经验，并将其还原为一种新的抒情伦理。在与古典传统的对接上，“00后”诗人有着自己的审美自觉，他们不再生硬地复制唯美的句子，而是尝试如何将其转化为生产性创造。“早樱嫁接一剪梅的相思，江城孟春的清风/吹落少男少女的小愁。”朴直在《东湖耀春》中以凝视的力量重构了春天的地域景观，并从“风景之发现”的视角重绘记忆的诗性光谱。而张雪萌在《想想吧，柏林的柔夜》中，以更多异域生活经验融合古今中外的诗人作品，直接形成了纸上互文的对话性，她在开阔的视野中将词语当作了一种现代性装置，让诗歌更富流动感。还有阿落的《李清照1937》写出了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经验，这种想象立足于历史和社会感知，幽默，率真，我们能从中看到当年莽汉诗人的影子。汪书唱有着临床医学的专业背景，她的诗不拘一格，打破了很多诗歌的既有法则，像《一个躁狂症患者在数数》《床头闲话》这样的诗，既有着游戏性和独白色彩，又不乏丰沛的想象力。而陈秋旋热衷于写自己旅行到过的每一座城市，在这种移动地理诗学中，她强化了都市生活的快感与反讽性，“维他命，辅酶，褪黑素/首尔快进的街头，胃荒芜得/要拔出一棵光合作用的树”（《树小姐的远航》）。在女性写作的延长线上，年轻诗人继续放飞想象，以词语的狂欢打开诗歌更幽深的空间。在各种混杂经验的交织中，年轻诗人们普遍运用书面语写作，而很少像第三代和中生代诗人那样写口语诗，这是否是长期学院教育和训练的结果？

大展中的“00后”诗人，大部分都是高校本科生或研究生，可划归到校园诗人的范畴。不管是在高中阶段习诗，还是大学期间开始写作，他们身上带着天然的诗学教养。因中学语文课堂的素质化探索，并辅以广博的课外阅读，有些人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诗的现代性美学熏陶。无论是从写作技艺，还是从阅读接受上，他们的起点都比较高，相比于很多前辈诗人，他们对于诗歌阅读与写作都有着更强的精神自觉。他们不再盲目地追随潮流，而是遵从内心的审美选择，在个性释放中转化自我经验，同时也在生命体验中进行创造力的自我更新。在大展所呈现的作品中，我看到年轻诗人们在写作中融合了流行音乐、嘻哈说唱、脱口秀表演、地方文化等各种资源，这让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价值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的冲击下，很多年轻诗人也意识到写诗必须要有持续的热情，而不是依靠瞬间的激情，因此，专注和耐心是不可或缺的品质。而对重复和平庸的抵抗，则是他们写作的内在动力，正是在这样的文学场域中，有些诗人会自觉地关注诗歌的探索性和未来性，他们有时也会去写“元诗”意义上的作品，在具体的诗学实践中理解写作与人生的关系。

在技术化的动力机制中，“00后”诗人的写作确实有着自己的趣味性和形式感，这一方面是代际差异所带来的优势，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去代际化的反抗。张瑞洪就曾在《代际交叠、弱冠优势与招安崇拜》一文中反思道：“我们总是谈代际、谈差异性，并试图从中寻找可继承与可突围之物的方式，其实最后的落脚点就是‘制造青年’。”代际是人为制造的年龄差异，而诗歌确实带有某种青春性，但它就必须是青年的事业吗？以诗歌为志业，也许根本就不是“00后”诗人的普遍想法，相反，诗歌只是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和精神生活。在突破了技术障碍后，“00后”诗人们开始转向写主体的诗，写行动的诗，写大爱的诗，写生命的诗……

在当下，“00后”诗人不是要去追求稳定的风格，去强化自己的成熟度，而是要保持“在路上”的行动力，去呈现活力感和创造性，去写值得冒险的诗。在此，我想起了法国作家齐奥朗《在绝望之巅》一书中的一段话：“那些在灵感的魔力下写作的人，对他们来说，思想是他们有机的神经倾向的表达，他们不关注整体的统一和体系。那种关注矛盾和浮于表面的悖论，表明个人生活的贫乏和平淡。只有巨大而危险的矛盾才意味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切实成就生命富足的内在流动。”生活的平淡是否意味着经验的贫乏？而“巨大而危险的矛盾”是否又对应着“生命富足的内在流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每一个主动或被动生活的人都可能会经历那些矛盾，从而去思考那些矛盾，一旦年轻诗人们的创造力被这些矛盾所激发，那些向内转的创造性诗意格局即可获得建构的契机。在通往精神成人的途中，艾略特所提到的历史意识会让“00后”诗人的写作接续上深厚多元的传统，这是他们重新发现启蒙之意义所在。“00后”诗人的写作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因此更具可塑性和未来潜力，只要他们敢于冒犯和挑战自我，一种新的代际诗群才有构成诗意共同体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