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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何以成为可能——读《无边的城乡》
来源:钟山(微信公众号) | 艾雯  2025年10月30日09:46

翻开《钟山》,读起周荣池的长篇散文新作《无边的城乡》,首先吸引我的就是题目中的“无边”两个字。读完,我发现周荣池用这个看似简单不过的词语,精准地捕捉到了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本质特征,即边界的模糊、流动和不确定。

什么是“无边”?那就要明晰什么是“边”。在中国传统社会,城乡之间其实是有着清晰的边界的,城墙与护城河是物理的边界,户籍是制度的边界,口音是文化的边界,生活方式是日常的边界。农民说“进城”,城里人说“下乡”,这一“进”一“下”之间,边界分明。

作者观察到,这些边界都在消解。村庄里有了楼房,“房子的规模就好像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城市里有人在绿化带种菜,“人们见到楼宇间百无一用的花朵、树木特别是青草在珍贵的泥土上铺陈时,一种以珍惜土壤为理由的古怪心思产生了”。物理空间的区隔不再绝对,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在缩小。

“农民”和“市民”曾经是两个泾渭分明的身份类别,但现在他们都处在一种身份的“中间状态”——“进城者”。这个称谓本身就意味深长。“进城者”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而是一个动态的、过渡性的身份。作者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如岳母在异地城市的不适、父亲对楼房的隔膜、自己在阳台种菜的执念……表现出进城者普遍存在的精神留守现象。“他们在把楼房建得更坚固华丽后,不曾想到并没有居住得很久。”进了城,买了房,但心还在飘荡。他们的身体在城市,记忆在乡村,未来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落脚处。

“无边”的第二层含义是空间界限的消融。这种消融是双向的:一方面是乡村的城市化,另一方面是城市的乡村化。乡村的城市化显而易见。文中细致描述了南角墩的变化:从青砖瓦房到钢筋混凝土楼房,从“五架梁”到“八间楼上下”,从泥土路到水泥路。麦子“像雨点一样被砸进土地”,种地采用直播的粗放方式,无人机在田野上空作业。这种变化不只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人们不会在意这种变化是审美上的某种嬗变,就像他们身上的衣服,过去为人所不齿的大红大绿现在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存在。”更有意思的是城市的乡村化,城市里到处都是乡村的痕迹:老旧小区里的菜地,菜市场凌晨的鱼货交易,街头巷尾的地方小吃,保安亭里的方言。“许多的农村人守护着城市,制服只不过是他们的道具。”城市表面的现代性之下,流淌着乡土的血液。

“无边”还体现在时间观念的混乱上。农业社会有自己的时间节奏,春种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时间是具体的、与自然同步的。而城市的时间是抽象的、标准化的,朝九晚五,“996”。父亲“早上五点钟醒来就会立刻打电话”,因为在他的时间观里,天亮了就该起床干活。而作者必须遵守城市的作息时间,这种错位造成了日常生活中无数的摩擦和误解,其实也揭露了两种生活逻辑的对立。农村的时间是循环的,一年又一年,每年都在重复相似的农事。而城市的时间是线性的,强调进步、发展、效率。当进城者试图调和这两种时间观时,就陷入了一种“时间的精神分裂”。

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即以自己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一圈圈往外推,愈推愈远,愈推愈薄。这种关系结构在乡村社会表现得最为典型。但在城市,这种差序格局遭遇了挑战。文中写了一个大姨请托找工作的故事,在大姨看来,熟人办事是天经地义的,“一句话的事情”体现了人情的力量。但在城市的规则体系中,这被视为“走后门”。进城者因此陷入了双重的道德困境,遵循城市规则会被视为忘本,遵循乡村人情又违背了现代性的理性原则。进城者带来了乡村的习惯,却又必须努力学习城市的游戏规则,这让已经脱离了传统的农民阶层发现他们自己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对此,作者一针见血:“城市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村庄,它的扩张是以农民的进入作为补充的。”

表现得更为明显的是语言层面,语言是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在无边的城乡中,语言的使用变得异常复杂,进城者往往也处在一种夹缝中。在城市的公共场合,他们努力说普通话,试图掩盖自己的乡村身份,但“急躁起来流露出来的口音还是说明乡村在守候着繁华的城池”。回到家乡,他们的普通话又会被视为装腔作势。作者特别提到孩子"只说普通话"的现象。新一代既听不懂祖辈的方言,又说不地道的普通话,“孩子的身上被施以许多农村的办法,但也没有阻止她成为一个只说普通话的城里人”。新一代既不完全认同农村,也未必真正融入城市,他们在语言上成了真正的“无根”一代。

尽管边界在消解,但人们并没有停止寻找新的边界。在无边的状态中,人们通过各种方式重建边界和认同。比如,城市里的同乡会、老乡聚餐、地方风味餐馆,都是在陌生的城市中重建熟悉感的尝试。网络时代的微信群、朋友圈,也成为维系乡土联系的新方式。“不同籍贯的厨师让城市里分割出味道的诸侯国。”味觉成了最后的边界。

从历史的进程看,“无边”或许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都在消解传统的边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个过程在短短几十年内急速完成,造成了特别剧烈的震荡。周荣池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简单地批判或怀旧,而是如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他看到了“无边”带来的困惑和痛苦,也看到了其中蕴含的生机。无边的城乡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过渡状态。在这个状态中,旧的秩序在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这种悬置状态让人焦虑,但也充满可能。结尾,作者感慨:“城市其实也慢慢成为家乡”,这句话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在“无边”的流动中,人们可以建立新的认同和归属。这种新的认同不是基于地理的边界,而是基于共同的经历、记忆和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边”既是困境,也蕴含着新的可能。我们可以在流动中寻找稳定,在混杂中创造意义,在“无边”中重建“有界”,一种更加开放、包容、流动的新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