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桂松：笔墨中的人间情味——新见茅盾致阿英信和沈家旧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茅盾在一九四九年致阿英的几封信，内容有托请阿英先生关心其在天津的凯叔家人工作等内容。读过以后，发现黄山书社版的《茅盾全集》没有收入，都属于佚信。这些新见的茅盾致阿英的佚信，也让我联想起四十年前与在天津的茅盾堂弟通信的一些往事。
阿英（1900—1977）是安徽芜湖人，原名钱德富，又名钱杏邨，阿英是笔名。他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剧作家、批评家、翻译家。二十多岁时与蒋光慈、孟超等组织“太阳社”等文学社团，从事左翼文艺活动。一九四九年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下文简称“文代会”）结束以后，阿英返回天津就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军管会撤销后，阿英担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后又担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剧协主席等职务。一九五四年阿英调全国文联担任副秘书长。
阿英先生与茅盾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有文字交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筹备第一届文代会的过程中，他们就一起共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全国文联成为同事，茅盾是全国文联副主席，阿英是全国文联副秘书长。
“凯叔”家人与阿英的两封通信
“凯叔”沈永钰是茅盾四叔祖的儿子。茅盾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讲到曾祖父沈焕在武汉、广西梧州等地打拼一生的大致行踪，说曾祖父在梧州税关监督上任不久，“就派人到乌镇接曾祖母及女儿、幼子到梧州。他需要曾祖母和女儿不但管衙门里的内部事务，也要她们应酬同僚们女眷的来往；至于幼子，一向干练，而且写得一手好笔札，比书办们拟的信稿更合曾祖父的心意”（《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3页）。曾祖父的幼子，就是茅盾的四叔祖沈恩增。曾祖父沈焕一八九七年告老还乡回到乌镇，大概在一九〇〇年在乌镇去世。当时茅盾四岁，没有什么印象。
曾祖父沈焕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茅盾祖父沈恩培是长子，二儿子沈恩埈，长子和次子都是秀才出身，但是都无意于举业。第三位是女儿，沈恩敏，后来嫁给卢鉴泉的父亲卢蓉裳。第四个儿子沈恩增，字吉甫，茅盾听说“曾祖父告老回乡时，是他（沈恩增）和三小姐侍奉父母从遥远的梧州到香港转上海，然后回到乌镇的。那时他不过二十三岁。他向来以办事干练为曾祖父喜爱，又一手好笔札，字也隽秀，比两个哥哥都强”（同上，第16页）。
其实，沈吉甫去广西梧州时已结婚生子，儿子沈永钰，字薰南，大概小名“凯崧”，生于一八九五年，比茅盾大一岁。按辈分，沈永钰是茅盾的堂叔父，所以茅盾小时候叫他“凯叔”。茅盾回忆录里提到，一九一一年他从湖州转学嘉兴府中学堂，就是受在嘉兴府中学堂读书的凯叔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茅盾和沈永钰一起被嘉兴府中学堂除名，之后茅盾去杭州的安定中学读书，沈永钰则去了茅盾就读过的湖州中学读书。一九一三年茅盾考取北京大学预科，大概在一九一四年，沈永钰中学毕业，在卢鉴泉的推荐下，到北京中国银行当练习生。茅盾在回忆录中说：“在我读完预科第二年的时候，凯叔也到北京来了。他是卢表叔保荐在中国银行当练习生。他有一次到译学馆宿舍来看我，说起他自己的事，一天写几张传票，每月也拿十六元。”（同上，第110—111页）因为两个年轻人都在北京的缘故，沈永钰还和茅盾一起游览颐和园。
一九一六年，茅盾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沈永钰在练习生结束以后，被中国银行派到江西南昌中国银行担任科长。后来，沈永钰在开封中国银行、郑州中国银行、天津中国银行担任主任等高管职务。而且沈永钰潜心研究金融与民众生活的关系，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四年在《东方月刊》发表《储蓄歌》和《家庭与储蓄》两篇文章，倡导民众勤俭节约。沈永钰在天津中国银行任职后，就把家安在天津，住在天津中国银行宿舍——贵州路津中里。一九三一年，沈永钰接受《新光月刊》访问，介绍自己收藏地名邮票的心得体会。一九三三年宋哲元率二十九路军在喜峰口大败日军，天津各界捐款慰劳，沈永钰也慷慨捐款。一九三九年沈永钰调至重庆中国银行，后调任由天津中国银行在西安组建西安中国银行（内部称为“雍行”），担任襄理。
沈永钰一直在银行界工作，颇有声望。抗战胜利以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在西安中国银行的沈永钰和其他几位同事奉命去天津，准备恢复天津中国银行业务，途中乘坐的飞机在陕西省柞水县境内失事，沈永钰以身殉职，年仅五十岁。
1933年前后的沈永钰
沈永钰遇难时，茅盾家里也刚刚经历一场痛彻心扉的变故——茅盾二十四岁的女儿沈霞当年八月二十日突然在延安去世，茅盾的心情恶劣到了崩溃的边缘。几个月以后，茅盾夫妇又毅然决然送儿子沈霜去了前线。
一九四九年茅盾从香港回到北平以后，开始了夜以继日的新中国筹备工作，他先是筹备召开第一次文代会，同时参与国旗、国歌、国徽的征集审查工作。茅盾去天津出差，在紧张的公务活动空隙，和夫人孔德沚一起，专门到天津中国银行宿舍——贵州路津中里——看望沈永钰的遗孀钱玲珠和子女。按辈分，茅盾夫妇叫钱玲珠女士为“四婶”。据沈永钰的儿子沈德溥先生回忆：“一九四九年刚解放不久，德鸿大哥（茅盾）与大嫂（孔德沚）专程来天津看望我母亲（德鸿大哥的四婶）。当他看到我的弟弟、妹妹都在家里闲着的时候，觉得十分可惜，他说：‘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即将成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要开始，你们年青人应该多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他的一席话，对我们的教育意义很深，至今回忆起来仍觉非常亲切。我的弟弟、妹妹和爱人，经德鸿大哥介绍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沈德溥、吴志复《缅怀我们的大哥沈雁冰》，《天津日报》1981年4月12日）
茅盾逝世以后，我曾经向茅盾堂弟沈德溥、吴志复夫妇请教他们与茅盾的关系。他们先后给我写过二十多封信，其中第一封信中就专门介绍了沈永钰与茅盾的关系，他们说：“先父与德鸿哥虽属（堂）叔侄，但他们年岁（相仿），上学时间同在一个学校，在抗战时期又在重庆一起多年，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胜似亲叔侄。德鸿哥少年时期由于家中房屋狭窄，在我们家中居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我们从先母口中了解一些情况，也就是我在《缅怀我们的大哥沈雁冰》一文中所提的一些。”（沈德溥、吴志复1981年5月17日致笔者信）
沈德溥、吴志复1982年致笔者信
在和沈德溥、吴志复夫妇交往中，他们谦虚平和的态度，常常让我如沐春风，他们发现一点史料，就及时寄给我，让我参考研究。从沈德溥夫妇来信中，我也知道了沈德溥先生不仅是茅盾的堂弟，也是茅盾回忆录中“凯叔”的长子。
沈德溥回忆茅盾夫妇一九四九年到天津专门看望他们，但没有说到具体时间。那么茅盾具体是什么时候去天津的？阿英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三日日记中记有：“茅盾兄昨自平来，亦寓此，晚间始见到。”（《阿英日记》，王海波编，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5页）为什么阿英到晚上才见到茅盾夫妇？估计茅盾夫妇此行除了工作之外，另外的目的之一就是看望四婶钱玲珠一家。在八月十四日下午，茅盾见到阿英先生，便把四婶家的困难告诉阿英，请阿英在天津就近帮助解决沈永钰子女的工作问题。
八月十四日下午四时茅盾夫妇就返回了北平。阿英先生在日记中说：“午后二时回，茅盾先生托解决诸问题。四时，彼夫妇返平。以九谷壶杯及沈阳所买印泥盒赠之。”（同上）
回到北平不久，茅盾给阿英先生写了一封信，询问阿英为四婶家子女找工作事有没有消息，信如下：
阿英兄：
别来又一周矣，想必甚忙，平羽兄嘱写之纪念册，已写好交给一氓兄了，写得很坏，见笑。前承兄慨允为舍堂弟妹及弟媳找工作，不知结果如何……在此仍是开会忙，乏善足陈，匆此并颂。
日祈
弟雁冰 上 八月二十二日
茅盾这封信（篇幅所限，引用原信有删节，下同）是茅盾在北京饭店216号房间写的，阿英当时住在天津镇南西道175号市政府招待所第10号房间。当时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各方面都还在紧张热烈筹备中间，参与筹备人员生活上都是居无定所，工作又是异常忙碌，所以茅盾能够在百忙之中关心堂弟媳和堂妹的工作，体现了茅盾浓浓的人间情味。
茅盾的信刚刚发出，就收到阿英的十八日来信，阿英把自己在天津落实茅盾堂妹和堂弟媳的工作问题，向茅盾报告。所以茅盾在二十三日又给阿英写信：
阿英兄：
今日寄出一信，旋即接奉十八日来函，欣悉一是，沈德淑及吴志复事，蒙兄及黄部长设法，感谢，谢谢。
……
今天文联常委开会，亦就天津应成立文联事有所讨论，大家同意天津应当有文联，就地领导。现在兄已筹划就绪，闻之不胜快慰。文联内部组织，现亦尚在筹划中，匆复，并颂，
俪福
弟雁冰上 八月二十三日
孔德沚嘱笔问候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沈德溥、吴志复老师通信联系多年，他们也给过我不少信，却因为当年我没有见到茅盾给阿英先生的这些信，请教起来常常不得要领，只是一些日常的问候，只知道吴志复后来是从事会计财务工作，沈德溥先生是从事经济工作。现在看到了茅盾致阿英先生的信，而沈德溥、吴志复这两位茅盾的堂弟、堂弟媳已经离开我们多年，再也无法了解当年更多的细节了。不过，仅仅从这茅盾的两封信，也可以看到其可贵的人格魅力。他不忘为国家银行事业献身的凯叔，为其后人的就业操心，这看似是私事，其实是让因公牺牲的银行家凯叔在天之灵得到安慰的公事。
一个题外话，在我与茅盾家族后人的通信联系中，不少人都提到他们在特殊时期，子女下放或者安排工作时，给茅盾写信，请他出面给当地政府打个招呼，茅盾没有答应过任何一家亲戚的要求，认为年轻人应该自己努力、奋斗。
除了上面这两封信，还有新见《茅盾全集》没有收入的茅盾致阿英先生的一封半佚信。所谓“半”是指其中一封残缺的信，见于钱荣毅先生编的《阿英友朋书信集》，这半封信的内容如下：
阿英兄：
（前五行文字手迹缺失）
《人民文学》定下下月初办副刊，论文尚缺，除艾思奇、周扬两兄各写一文外，兄前允之撰写关于工人文艺一文，何时能拨冗执笔，并盼于下月十号左右赐下，否则第一期的论文阵容就显得太单薄了。匆复并颂
健康
弟 雁冰上
八月三十日
从阿英日记和茅盾这半封信的内容看，这封信应该是一九四九年所写。阿英在日记里记载，八月二十七日给茅盾写过信，八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也记载收到茅盾的信。所以茅盾在三十日的信中有“匆复”字，说明是茅盾收到阿英二十七日信的回复；而阿英在八月三十一日收到茅盾的信，应该就是茅盾在八月三十日写的这封信。还有，当时茅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开始似乎是亲力亲为的，所以茅盾亲自向阿英约稿，名正言顺。阿英收到茅盾八月三十日的信以后，九月三日又收到《人民文学》的催稿信，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收到《人民文学》催稿信。”（阿英日记》，第333页）所以，综合多方面考虑，这半封信的写作时间，正如钱荣毅先生考证的，应该为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新见的茅盾致阿英的另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阿英同志：
蒙惠赠尊编《中法战争文学集》，谢谢。您这工作，嘉惠后学匪浅，甚为钦佩。尊恙近来如何？至念。近来我在半休状态中，大概是神经衰弱，附奉新版旧作一册，聊报厚贶，兼亦请指正也。
匆此顺颂
健康
沈雁冰 四月三日
这封信连同茅盾的赠书，一并送交全国文联阿英同志收。据钱荣毅先生考证，此信当写于一九五八年，其中阿英先生的《中法战争文学集》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不久由阿英赠送给茅盾，在时间上十分契合。
以上茅盾致阿英先生的三封半信，都是《茅盾全集》没有收入的佚信，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茅盾与阿英先生的交往和友谊，也可了解茅盾家族一鳞半爪的史料。
本文写作得到钱荣毅先生和芜湖图书馆贾慧老师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