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如何贴地飞行——论周于旸的小说创作
小说是想象力的艺术，写作者从生活的困惑出发，凭借想象力的翅膀凌空蹈虚——这种超拔构成了创作的不竭源泉。有作家曾区分了文学想象的两种表现方式：一种如《变形记》《百年孤独》，让想象直接飞升为作品本体；另一种如《卡门》《阿Q正传》，让想象深扎进现实的肌理。周于旸的小说显然属于前者。他的故事从现实升腾而起，试图走到生活的前面追求“不按常理出牌”的惊喜，那些超现实的元素彼此交织，构成了对读者期待视野与阅读情感的突袭。那些执拗于物理定律的灵魂，那些自愿退化为兽的人们，那些迷恋于天空不肯落地的少年，构成了其小说中奇幻而又不失真实的奇特景观。凡此种种，都来自写作者在想象与现实之间所实现的张力，宛如磁悬浮列车的贴地飞行——在努力挣脱重力束缚的悬浮中，始终保持着与大地的微妙触碰。这种贴地飞行的想象力构成了周于旸创作中最重要的个人特质：在挣脱现实引力、凌空翱翔的渴望中，始终锚定人性深处与生活脉搏的沉重砝码。
《马孔多在下雨》《招摇过海》两部小说集相隔不到两年，题材并无太大变化，但在语言质地与问题开掘上呈现出清晰的飞跃。《招摇过海》延续了周于旸一贯关注的“逃离”主题，主人公曾传裕偏执，不信邪、不服输，他“心里有股劲”，哪怕当渔民，“也想干点别人干不了的事”，即便曾经短暂屈服于命运，却始终无法遏制生命旁逸斜出的冲动。这是典型的“周于旸式”的主人公，他们是《马孔多在下雨》中将“毁掉人生”作为存在主义反抗的马凳，是《云顶司机》中在百米塔吊上获得“令人健康的孤独”的吴伟廉，也是《鹦鹉螺纹》里数十年如一日、以肉身造就永动机的王悲喜……这些偏执的退化主义者、高空栖居者、永动机制造者，是被生活齿轮所擦伤却又拒绝沉默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因现实而逃离，但逃离的方式无一不是千奇百怪的超现实想象。
《招摇过海》的曾传裕将这一系列人物形象推到了一个高点，而这恰恰得益于小说在叙事和语言上惊人的成熟度。一方面，无论是有关“岛屿”的伏笔和首尾呼应，还是“我”这个旁观者外甥的人物设置，整个小说好似一个几经打磨的工艺品，呈现出一种千锤百炼后的准确与从容，其圆熟的叙事技巧好似一位金牌向导，引领读者沿着精心设计的路线，最终抵达写作者的匠心。另一方面，周于旸极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在这篇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小说频频写海却每每不同，将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反抗命运的渔民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些“逃离”的故事还在以各种方式变形和延展。有一类作品属于“老题新解”，比如《退化论》讲述了一个人放弃做人、自愿退化为动物的故事，这样的主题自然可以追溯到《变形记》，但周于旸的演绎却有独树一帜的气象。小说将主人公的退化场景设定在了动物园，当一个厌倦了人间生活的男人选择到动物园自我退化，并自觉将整个过程通过动物园所特有的观看功能来呈现时，小说便被赋予了层层叠叠的人与兽、“看”与“被看”结构：人如何从扮演动物衍变为成为动物？动物如何看待这个不速之客？作为游客的人又如何看待这个“类人”的动物或是“类动物”的人？这个中年男人最初渴望在动物园里找到逃离庸常生活的出口，然而随着日复一日的退化与错综复杂的凝视，他最终蜕变成了一个清醒的反凝视者。由此，小说引发读者展开对终极问题的思考：人究竟是在进化还是退化？周于旸精心设计了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意味的故事，而不只是简单地拼贴当下生活的元素，从而使其在熟悉的主题上生长出了新的意味。
还有一类作品普遍融入了作者所痴迷的物理元素。在这些故事中，物之理与人之心相互纠葛，时间与空间彼此围困，它们从现实的土壤中生长而来，又以荒诞的形式回应、拷问这种现实。《命里有时》以“表停即人死”的情节设定来实现“机芯拟人心”的嵌套结构，随之引出背后的代际鸿沟与情感错位。《曲中人》将物理学家与小说家身份交叠，探讨“记忆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命题。《穿过一片玉米地》开篇以1961年刻于白桦树的普希金诗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营造出叙事圈套，但故事却沿着反方向徐徐展开——那个春雨之夜成了主人公永恒的时空奇点。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的小说是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总和，周于旸借由物理或科幻的元素实现了对个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风格化表达，现实与幻想难解难分，可解释的与不可捉摸的缠斗不休，最终构成了小说层峦叠嶂、暗藏机锋的鲜明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类作品在周于旸的创作序列中并不典型，技法也远不如“逃离”故事般圆熟，甚至还留有几分“练手”的痕迹，却能给人以“突袭”般的惊喜。《月亮照常升起》带有强烈的青春气息，那些滑梯连接的时空隧道、粒子与波的隐喻，都是少年心事的超现实显影。这个故事几经折叠变形，脱胎换骨为《雪泥鸿爪》，以“隐身术”的方式重新讲述时间与青春、死亡与爱欲的故事。小说看似在练习视点切换，实则在反复探讨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中的“在”与“不在”。那些有关时间的呓语伴随着少年的悔恨，迸发出巨大的冲击力。比如写困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少女：
“当我叹息的时候，我又开始怀疑，那一声小小的哀愁，到底是留在了时间的一秒格子里，还是落到了物理空间中，泛起一尺即逝的波纹。我就这样等待了许多年，像树一样坚韧，结出绝望的果实，一度无法确定自己的岁数。我的年轮藏在我自己的身体里，但我并不能把它数清楚。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盼望一个人归来，并不像告别那样简单。”
由此，通过窥探时间的秘密，周于旸写出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
青年写作者往往面临经验贫瘠与想象过剩的矛盾——他们的生命经验尚且有限，而想象力正是生机勃发。如何既不陷入现实主义的尘埃，也不沉迷于幻想主义的云端，这是初学者们的一大难题。在这一点上，周于旸早早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在贴地飞行的想象中锚定了个人风格。他让外星飞船坠落在玉米地，用铁轨枕木铺就时光逆行的隧道，他的想象力奋力挣脱现实地表，却又始终用人性的重力维系着与大地的牵连，那一点微妙的距离既是挣脱，也是依存。也许，最磅礴的想象，其根须恰恰深植于人性与现实的土壤，最自由的表达，其轨迹终需在经验的坐标中得以固定。周于旸的“贴地飞行”，是以奇诡的想象为翅膀，来丈量人心之深与存在之重，这种以超现实的方式所达成的现实穿透力在未来还能如何被演绎出新，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