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从“新东北作家群”到“新南方写作”，小说中的地方性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诚然，“文学中的地方性”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论题，但当我们再一次把地方性提上讨论的桌面时，更多的问题与思考也随之而来：在信息传播交流迅速的当下，地方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文学作品又该如何提取和表现地方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周宏翔用《当燃》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部小说的语言是其美学风格的直接体现，汪曾祺就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当燃》中，周宏翔有意使用重庆方言，这使其成功构建了独特的叙事节奏。在小说开头的牌桌上，因一张牌而拉扯出的一系列对话，紧密相连而毫无缝隙。一位嬢嬢的发言可以一口气长达百余字之多，颇给人以“劈头盖脸”之感。这样的选择有效增大了小说的语言密度，使话语具有充沛的信息量，同时读来具有急促感，颇似重庆火锅的丰富与热辣。在人物的日常对话中，重庆方言词汇常有出现，对话的句式也被充分口语化处理，几乎是对日常生活对话的复现。这样的对话处理在极大程度上增添了小说的生活气息，使人物变得具体可感，消除文字与言语之间的隔阂，使读者在阅读中获得近于听觉的体验，仿佛置身于重庆市井之间。

除小说的人物对话语言外，叙述语言同样重要。从周宏翔的自述中不难看出，他在语言的选取方面十分谨慎。虽然有意识地运用方言这一有力的支撑，但他并未滥用重庆方言，而是力求达到“用方言而非写方言”的效果。与紧密急促的对话言语相比，《当燃》的叙述语言可谓平稳舒缓。区别于口语化的对话，小说的叙述语言更近于书面语，仅时而掺杂几句俚语。对话与叙述语言采用两种不同的节奏，前者紧凑急促，感性而饱含情绪，富有张力；后者则相对平缓，长短错落，简洁利落。两种节奏一快一慢，互相映衬，呈现出张弛有度的效果。

除了语言方面的自觉，周宏翔在故事与人物命运的安排上时刻表达着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如果说作为故事主人公的三位女性身上有最为突出的共同点，那么就是对重庆这座城市的热爱。小说的名字便来源于三人共同创办的本地品牌“当燃鸡”，这道富有重庆特色的菜式寄托着三人对人生的希望，更寄托着对重庆的文化与未来的希望。“当燃鸡”正是一次向外突破的象征，其“燃”起来的口号不仅是创业三姐妹对自己的激励，更是作者对家乡未来的期待。

与此同时，在对未来的期盼中，作者依然保留着一丝隐秘的乡愁。如程斐然与张琛的对话就涉及重庆老建筑改建的问题。当张琛感慨“老重庆不吸引人啊”时，程斐然回答道：“不是老重庆不吸引人，是现在的重庆总想用新东西吸引外地年轻人，但其实这些外地人来了就愿意探索老重庆。”这也是作者对文化的理解与态度。从对重庆本地文化的自信中，我们看到周宏翔对故乡发展前景的希冀，同时看到其对处在高速发展变化中的故乡的怀念与留恋。

无论在文学还是影视作品中，家庭都是绕不开的主题，似乎一切问题的根源最终都指向原生家庭关系或矛盾，而不可否认的是，家庭关系是最为错综复杂、难以从外部介入和表现的关系之一。从这一角度来说，周宏翔在小说中做的正是这种努力，通过描绘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生活图景，表现不同家庭状况中人物的生活状态。

在小说中，三位女性主角与父母的关系表现得最为突出。以程斐然为例，父母早年离婚，跟随母亲生活的程斐然与母亲矛盾不断，难有和平相处的时刻。无论是小说开头买香水骗母亲的戏剧性情节，还是诸如卖房子等事件引发的争吵对抗，都使得母女之间的关系像一场漫长的战争，充满了使人不安的火药味。然而周宏翔的笔触并未停留于此，他没有简单地将母女双方置于敌对位置，在二者之间竖起言语的高墙，而是给予其一个交流的缺口。小说中，程斐然与母亲隔空对话，楼上楼下通过电话吐露自己内心积攒已久的秘密，在近乎告解的自白后，母女获得了对彼此的谅解。

通过书写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周宏翔试图揭示这样一种真相，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而难以被概括的，纵使亦敌亦友，也绝不意味着这段关系的脆弱或疏淡。

在《当燃》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通过书写这些女性的不同境遇与精神世界，周宏翔试图将目光投向不被注意的“她们”，进而表现女性的生存环境与空间。在刘女士的自述中，自己因生下女儿而遭受婆婆的白眼与冷遇；钟盼扬辞职时颇为硬气地讲出“我做的时候，基本不走那条路，该有的业绩一样不会差”，其背后却隐藏着多少“女人做销售，容易吃亏”的生存经验。通过书写不同的女性命运，周宏翔试图告诉读者，当下不仅有充满力量与希望的、“自燃而燃”的新时代女性，在鲜有人关注的角落，还有时常被忽略的另一种境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