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诗意哲学：论何向阳的诗歌
摘 要
大爱与善意的品格，是当代著名女诗人何向阳四十多年来诗歌创作追求的主旨内蕴。在她的诗歌文本中，爱的理念是多向度的，比如恋人的纯洁情感，朋友间的真挚情谊，对平凡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审美认知。尤其是对身边的自然景物，她总是从爱的伦理出发，赋予自然物象生命的哲理内涵。就何向阳的诗歌而言，爱的表达具有哲学观、宇宙观的人生启示，其艺术形式则是一种心灵辩证法的审美表述。何向阳的诗歌创作始终保持一颗善良的品性，以审美的眼光发掘生活中的美和绝对的善，特别是对弱小者所倾注的大爱之心，更是彰显了她诗歌善意的美学价值。善表现在何向阳的作品里，既是人类社会基本的精神素质，也是崇高品德的完美体现。
关键词
何向阳；爱的主题意涵；心灵辩证法；善的审美认知
“爱”是当代著名女诗人何向阳四十多年来诗歌创作的主题意涵，她总是用“爱”去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她的诗歌里，有恋人之爱、朋友之情，有热爱自然景象的审美情怀，更有人性向善的崇高品质的大爱。爱在她诗歌中成为一种永恒的话题，不仅贯穿其四十多年的诗歌创作，而且带有哲学的思辨力量。千百年来，“爱”一直是古今中外的诗人们讨论的话题，因为“爱”是诗人对社会的理解，对人类向善的注释。何向阳诗歌中“爱”的主旨内涵是多面的、立体的、深刻的，是具有审美力度的“爱”的诗意哲学的思考。无论是尘世的两情相悦，还是对自然景观无限热爱的情感表述，都体现了诗人真爱的人生态度。特别是她的诗歌中对善的品性所倾注的充盈而饱满的情感，更是使她诗歌中的“爱”得到美的高度升华。总而言之，四十多年来，何向阳展现给读者的“爱”就在她诗歌的文本中，那是一种完整的、“爱”的多重变奏。
一
与“爱”相遇，并将这种相遇用人性的诗意记录下来，这是诗人的诗性使然，而爱与被爱则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何向阳说：“诗歌犹如我的编年，我是把诗作为日记写的。”这就是说明诗人每天都在用诗来记录生活，用诗的艺术形式与社会对话，而这些对话中就包含了人间之爱。恋人之爱是何向阳诗歌中频繁出现的一种情感，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厚，这种两性之爱由早期的隐秘、青涩走向稳重和成熟。但无论哪个年龄段创作的爱情诗，在字里行间里都始终蕴藏着一种细致而生动的情操。正如保加利亚心理学家基里尔·瓦西列夫在《爱的哲学》中所说：“精神组织细腻的人，在审美、精神和道德方面文化修养丰富的人，在产生爱情的感受时会有许多生动的、激动人心的联想。”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何向阳，她的美学理念及精神文化是异常丰富的，作为女性诗人的她，其精神组织又非常细腻，两者合二为一，彰显在她的爱情诗中，就是以鲜活生动、联想和想象的审美形式直面读者。
何向阳的第一部诗集名为《青衿》，第二部诗集《锦瑟》，第三部诗集《刹那》第四部诗集《如意》。从书名的蕴含分析，这样的命名，都与尘世之爱有着直接的审美联系。《青衿》所收的诗歌都是1980年代创作的，“青衿”当然来自《诗经·子衿》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这是一首描述少女思恋所爱之人的诗，诗人用来做诗集之名，当然会给读者带来一种期待的心理。事实上，诗集《青衿》中的确有许多以爱为主题的优秀爱情诗，而且是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神秘而青涩的“悠悠我思”的感受。《二月》这样写道：“我唱不出来/对着陌生的眼睛/二月/牵着我/像牵着一个/对春天的默许。”这是青年时代爱的梦想，似乎心中所想的恋人是另一个陌生人，但是，只要你“牵着我”，就是男女双方对爱的承诺。“牵着我”是一种爱的肢体语言，虽然不是声音的直接交流，却胜似言语的表白，是爱情通向成熟的第一步。诗集《青衿》中以肢体语言代替爱情言说的诗歌很多，如《今夜的月色》中爱人“闪躲转身”的无奈，《无题》描绘的是面对恋人久久“不敢回身”的表述，《预言》里内心爱着的人“对我注视”的沉默回应，都是以身体接触的方式表达婉转的爱意。正如维特根思坦所说：“思想在命题中得到了一种可由感官感知到的表达。”当爱情的“命题”需要含蓄而又真实的表达时，爱之触摸不需要多少时间，但需要感官的理性感知，因为恋爱双方的存在，都得力于肢体的语言表述。从人生哲学的意义上说，触摸对方的身体，就是触摸他（她）的内心，而远离对方的肢体就是情感上的一种远离。对爱情的向往首先是对美的愉悦体验，如同《薄雪花》中的表达：“薄雪花飘着/我想象你走在我右边/无言地/把天上那轮朦胧的月/指给我看。”诗歌中的恋人“你”并不在现场，是抒情主体“我”发自内心的美妙联想，而主体意象“朦胧的月”则是联结爱与被爱者的关键词。也许在某个“薄雪花飘”的夜晚，“我”所爱的人“走在我右边”，将不太清晰的薄纱似的月光“指给我看”，并向我表达含蓄的爱意。“朦胧”所象征的是一种不太清晰的审美意涵，因此，“薄雪花飘着”之夜的关于“朦胧的月”的情爱表白，也许是诗人心中一种稚爱的审美感性认知，而实际生活中或许并不存在。从初恋双方的心理分析，不是恋爱中的人创造了朦胧的美，而是朦胧的月光之美创造了互相爱着的他们。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说：“每一作品都虚拟地实现了‘真实世界’中未实现的一种可能。对真实世界而言，每一作品都是无法取代的、有益的补充。”《薄雪花》中所叙述的恋爱情结，是现实世界的想象性虚拟，虽然是诗性的联想，但对现实生活来说，却是有益的审美补充。《山楂树》里我送你的“一缕春风”，如同山楂的甜美一样动人心魄，是一种生命形式对另一种生命的展开，是来自骨子里爱的诗意诉求。何向阳早期诗歌中爱的语境的表达方式是两情相悦的真实记录，是一种基于情感的语言记忆，虽然是双方朦胧的青春交流，却具备真与美的精神品质。
爱情有时是男欢女爱的狂热，有时是淡淡的忧郁和记忆。特别是进入人生成熟年龄阶段的情感诉求，爱的情绪依然充沛，更具精神的高度和道德的力量。成人的恋爱，原欲的情感退到人生的后面，代之而起的是成熟和稳重的爱情力量，责任和义务则成为情感审美元素的重要体现。何向阳后期作品中的爱情是一种深刻的人性内在美的生动表述，其创作更具有文化审美的完满和丰富，诗歌中所表现的情感世界更复杂、更深厚、更具有人道的崇高品格，是献给读者关于爱的道德力量的热情颂歌。
诗意的生命创造了永恒的爱，诗人笔下的爱不是享乐的形态，而是审美经验的重要过程，以及人生意义的提升。在何向阳的笔下，爱是一种对生活的真实体验，是高尚情感的回归，更是人生哲学的思辨。如同《千年》中的描述：“你真的就是/他么/千年前的/那个人/那么 漂泊在/岁月之河的/是谁的心/流逝中/凝成了石头的/又是谁的期待的守候”。爱情诗中“千年”的内在意涵并非现实生活中的数字表述，而是暗喻恋人从相识、相爱到相守，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依然保持着深厚的感情，是一种长久相爱的美的象征。这首《千年》暗示真心相悦的爱情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那个漂泊在“岁月之河的”他，即便是等待凝成石头，依旧保持着长时间的期待与守候，这种默契就是经受沧海桑田之后的成熟之恋，无论人生历程遭遇到什么挫折，也不管人世间受过多少磨难，双方依旧相互吸引和依恋，始终保持彼此之间真诚的爱意，这是建立在信任、理解和互相支持的基础上的爱情，是一种纯洁、完美而意志坚定的千年之恋。又如《忠贞》所写：“他不知道这岩石已经等了/几千年/这岩石因为等他/才成为岩石”。情爱脱去了青年时代朦胧美的装饰，沉稳如千年岩石一样的“忠贞”。诗歌中岩石的意象既是人生沧桑的证据，更是坚贞情意的隐喻。《忠贞》所彰显的就是保持两情相悦的永久性，即便过了“几千年”，也是一种坚硬的快乐体验。苏珊·朗格认为：“诗歌有自己的目的，它要传达诗人所了解的某种事物，并且打算借用唯一能表现它的符号形式来传达。”一首成功的诗，肯定要传达诗人的审美目的，这个传达的过程就是借用符号来完成。《千年》中的“千年”《忠贞》里的“岩石”的符号内蕴，都是恋爱双方深厚感情的表述，其具象的外在意义已经被消解，代之而起的是诗意坚韧的哲学元素。符号作为爱情的代码，通过诗人的审美情感过滤，再由主体进入“他者”的心理尝试，实现共生共存的永远之恋。提升爱的人生哲学的诗性境界，建构“千年”之爱的内在情结，这是何向阳诗歌的美学系统，也是她四十多年来诗学的审美目的。如《心疼》中“在别人心里”的花朵，之所以凝成千年“疼痛”，就在于彼此的坚固守护，就像《离开》中的“白芦花”，虽然历经人世的伤痕，却依旧等待爱的回归，《歌者》中的“花瓣”“落雨”“旗子”的符号所指，是为了守候曾经的相识相爱之人，而《灵魂》里恋人站立的“山岗”，则是爱的永恒誓言的代称。爱的人生哲学，在何向阳的诗歌创作中自成一体，而且是一种自觉的审美构想，如同《爱语》所写：“这一个名字/清冷，炽热/而又/孤高/已镌刻在/一瓣樱花的/讯息里/好似我与你/不是不爱/不是不能/而是相比于/爱中之爱/我写给你的爱/还不够好。”在充满悖论的“不是不爱”的现实生活中，炽热而孤高的“爱中之爱”，何其珍贵而崇高。诗人在舒缓的节奏中表达了对真爱的向往，一种茫茫人世、挚爱如初的审美愉悦，在诗歌中得以完美地凸显。尽管如此，诗歌中的抒情主体还是在内心深处做出了坦诚的愧疚承诺，“我写给你的爱/还不够好”。何向阳在四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通过诗意的哲理总结出人生情爱的真谛，那就是真正的爱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因为双方的情感的真诚付出变得更加珍贵。乔治·桑塔耶纳认为：“快感与美感之间的区别有时被认为在于审美快感无关功利性自私心。”在何向阳诗歌的字典里，爱不仅是一种两情相悦的快感，更是毫无功利的人性美感的升华。爱不是私欲的展示，而是神驰身外的人间情怀，是具有哲学含义的长久而美好的情感体现。
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两性之爱就成为文人们千年不变的探讨话题。何向阳的诗歌，无论是早期稚气青涩的朦胧之美的恋歌，还是后期在爱的理念层面练达持重的纯粹追求，都具有道德的诗意旨归，更有着崇高的哲学意义的审美力度。
二
热爱大自然，在诗歌文本中与大地万物倾心交谈，敬畏原生态环境的自然生命，视大自然为人类诗意栖居的屏障，是何向阳诗歌审美意识的哲学表达。她在诗歌中以爱的情怀代替自然景物说话，呼吁人类要像爱自我生命一样热爱身边的一花一草、一棵树、一滴水，甚至日常生活中的阳光雨露。在诗人看来，只有保持一种敬重山川河流、草木森林、风雨雷鸣的原生态良心，纯洁的自然风景才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她总是从爱的视角审视人与外在物象的关系，认为人类只有热心于自然保护，与自然和谐相处，人性之爱的力量才会真正得到扩充。
何向阳的诗歌从审美的角度构建了人与自然物象的关系，从人生哲学的高度诠释了大自然作为人类生命生存的本源，外在的物象不仅应该受到保护，而且要从内心深处敬畏和热爱与人类朝夕相处的自然景物。在她四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描述自然的作品占有显要的地位，她不是从纯粹生物学的视角判别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而是从爱的伦理出发，赋予身边的自然景色生命的哲理内涵。《海上》时而卷起时而落下的“浪花”，既是自然规律的演变，更是“我”与海水相依相爱的人生证明，因为爱大海，“我”与大海已经融为一体，海水的潮涨潮落，如同自我人生的步履一样，都是一次审美主体的精神畅游。《致林海》中“林海”的澎湃呼吸，与我的呼吸汇总在一起，授予我铁骨铮铮的生命，带给我人生梦想的无限憧憬。《所爱》之所以深深地爱着窗外那片小小的银杏林，是因为这树林是我生命的倒影，记录了自我人生的成长轨迹。《长风》是一首描绘人的身体与自然景象相互接触后，情感就会产生强烈共鸣的上乘佳作，表达了人只要深深地爱自然的风，风就会带给人类美的愉悦心理。当“长风”经过雪山拥抱我时，虽然有一种寒冷的感觉，却具有一种浸透灵魂的美感，而穿越雷电的“长风”跃入本我的眼帘时，自我的心胸如同阔大的高原，就能够装下整个世界，那些风吹过的草木就演变成歌者的音符，与人类一起在山岗上跳动。这首长诗的创作旨意，就是展示作为自我的生命形式与外在景物的“长风”密切相关，“长风”是人类身体的另一种形式，只要人的面孔和身影接通长风，人类就能享受到洁净的空气，人类迈向文明社会的脚步就不会停滞。这首长诗最后写道：“长风 告诉我/它的跳动/今夜/是如何紧紧地/贴着我的/胸膛。”人只要与自然融入一体，纷纷扰扰的尘世心灵就会获得宁静。所以当“长风”紧紧地贴近我的胸膛，自我溶解到自然万象之中时，生命就有了诗意的归途。德国学者汉斯·萨克塞在《生态哲学》中说：“人们在同被驯服的自然的交往中得到了和平，享受到在庇护之下的安宁。”这就说明人类在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只要用心去爱大自然，真诚地与自然万物接触，就能够充分享受自然赐予人类的和平与安宁。《同路》里自我的肉身与“西风”“闪电”“水”“沙”等外在自然景象亲密触摸后，个人的灵魂获得了哲学意义上的生存价值。当比刀子还硬的西风长驱直入我的喉咙时，个体的生命似乎回到原初生命的开端，人生收获了巨大的快乐。而闪电穿过肉身时，灵魂与闪电融为一体，个体的内在意识“自由飞奔”，人的生命与自然景象实现了同构一体。水是万物生命之源，当我握住水时，无色无味的水在自我的身体内流动，水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别名”。关于人的生命与“沙”的关系，诗人是这样表露的：“我需攥住/攥住/沙/尽管它/盖天铺地/无畏驰骋/这一粒/昂首阔步/正值年华/或许正待与我/相认”。诗中的“沙”是一个审美的隐喻，无论它以“盖天铺地”的方式出现，还是“无畏驰骋”地在地面飞奔，抑或“昂首阔步”地在天地间前行，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沙”都将与我“正值年华”的人生“相认”。“沙”就是我，我就是“沙”的生命存在。《同路》描述了个体生命与自然现象互为感应的同构关系，作为象征物的“西风”“闪电”“水”“沙”，其所指内涵辽阔深邃，具有以物证己的哲学命题。由于我与“西风”“闪电”“水”“沙”相依相守，天地万象授予个体身心神秘而微妙的能量。在何向阳的诗歌里，自我与物象相遇后，自然景色已经超于了物质的元意义，个体的自我仿佛获得一次灵魂的返乡，完成了从肉体到精神的嬗变。
何向阳的诗歌从哲学的视角，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互为陌生的他者，而是和睦相处的邻居。在描绘自然物象时，她用诗歌阐述了人类是整个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人的生命之源，因此，人类要把自己的生存纳入自然的秩序之中，把自然景物视作等同的生命来敬重和爱戴，实现自我与万物相融的原生境界。这是内潜于她诗歌创作的美学意识，也是其生态精神的诗意追求。
大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故乡，也是美好理想寄存的地方。人类虽然处在后工业文明的发达时代，但对诗人而言，回归自然、回到梦想的原生家园，用身心与自然密切交流，让主体成为自然之子，是诗人文本中的审美精神向度。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女性诗人何向阳，她的诗歌作品所展示的是直接将自然物象钳入诗歌的审美结构，将自我情感寄托于原生景物，以此发现自然景色诗意栖居的美学意义。海德格尔提出了“自然培育诗人”的哲学蕴含，在他看来“自然在一切现实之物中在场”。也就是说，与人和平相处的天地山水等自然景物是自然生命“在场”的表现形式，而自然的灵性则培育了诗人的审美理想。从这个意义说，何向阳也是自然培育出来的诗人，在她的诗歌文本中，所有物质的自然景观都是涵养她诗性审美的精神家园，是自我心理维度情感的集中体现。在《我的苹果园，我的记忆》中，已经凋谢的浅红色的苹果花助我找到人生“旧日的回忆”，在春天的早晨和秋日的夜晚，我深深的呼吸里弥漫着苹果树的灵气。“我把歌声串起来系在你的枝头/我把清香裹起来深藏在我心底/我把笑声汇总在蔚蓝的天空/我把沉思凝聚在脚下的土地//呵，我的苹果园，我的记忆。”对于诗歌中的抒情主体而言，“苹果园”是一种“在场”的精神依恋，我与“苹果园”混沌一体，成为安顿肉身与心灵的处所。“我的歌声”与苹果一样系在果树的枝头，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而苹果园的芳香气息被藏在我的灵魂深处，互为贯通，滋养了我的性情，甚至我的笑声也只能在果园蔚蓝的天空绽放，我的沉思和苹果的树根一起凝聚于苹果园的泥土。描述人类邻居的自然景物，让身体与灵魂都回归自然，并在自然中重获新生，这是何向阳诗歌审美理念的重要目标，也是她艺术生命的另一个主体，她总是以纯粹的美妙的诗歌言说，唤醒人类热爱身边自然景色的自觉意识。《葡萄花》中自我与外在景物“葡萄花”互为生命的塑形，岁月在我的头顶撒满了一簇白色的葡萄花，我的手指长出葡萄的新芽，“葡萄花”养育了我的青春盎然的诗性，激活了个体的审美经验。《永生》里行云不去，“青山入梦”的审美言说，则表达了外在物象是人的生命之根的生存哲学。《风》中拾贝女子站成海边不息之风的叙述，《微尘》里在故乡烟火中挣扎的悲苦精神，《蓝色变奏（四）》“踏雪而歌”的人生况味，《暮色》听一树桃花盛开的生命叙事，都是人与生态景物多元共生的哲学思考。何向阳重视人与自然深度亲近的审美取向，并试图从中探索现代新写作的元生态方向，她描绘自然景色的作品具有一种清新别致的风格，而诗歌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则是人与自然和睦共生的宇宙观。
人类如何对待自然，怎样与大自然相处，这是决定人类生存的关键问题，也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非常关注的哲学主题。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高屋建瓴地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类要与自然界和平共处，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自然界就成为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人就是自然界中的存在元素。长期以来，古今中外的诗人都十分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书写了许多关于自然与人的文学作品。与众不同的是，何向阳的诗歌创作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类对自然界的无限度掠夺。她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天人合一的朴素人生观，视自然界为心灵的故乡，热爱自然、做自然人，把客体的自然景象纳入人类生活的邻邦，让自然与“人道”合而为一。这样的审美境界，从哲学上阐明了人与自然界是互为依存的关系，而个体的自我生命融入自然则是人类生存的最高理想。
三
人性的善、崇高，是激发诗人情感的重要因素，而对善的赞美，对恶的批判，则是诗人审美态度的正确选择。在何向阳四十多年的诗歌作品中，始终流淌着一种善的崇高的主题思想，而人性美的表达，则是她诗歌创作中始终如一的美学追求。从哲学的意义上说，诗歌表现出来的最高美感，就是与善相结合、相统一的正能量，说到底，美就是一种道德价值观的体现。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必须具有人性向善的创作动机，其作品才会焕发出道德美的诗意光芒，何向阳就是这样的诗人。
在何向阳的诗歌中，爱与善是一种有意识的创作实践。善作为传统的道德观，是以人格完美为目标的行为，表现在诗歌中就是善的人格散发出的同情，以及人性大爱的品质描述。“所谓善就是满足自我的内在要求；而自我最大要求就是意识的根本统一力、亦即人格的要求，所以满足这种要求、即所谓人格的实现，对我们就是绝对的善。”人性向善既是诗人的人格内在要求，更是诗歌中表现出的善良的哲学意识力量。《从前》写的是朋友之情，无论过了多少年，也无论友人是“影子”还是现实中的“月下词人”，诗中主体的“我”都选择等待而不是背叛。《谁》描述的是善的行为态度，不管谁把善意的体温传送给我，把善的信仰带给我，我都将一如既往地传递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永生》的救赎虽然漫长，但“我”必须攒够奋飞的脚力，让远方的被救赎者看见生的希望之光。说到底，善就是一种符合人的正当目的和功利行为，具体到诗歌文本中，就是诗人创作的作品要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符合人类的利益和需求，正确表达社会生活中的正能量。何向阳的诗歌作品所表现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善意的精神特质，无论是《刹那》中双手合手，祈求迷惑的人群得到救助，还是《微尘》中对故里乡人的善良祝愿，抑或《肉身》中对犯下僭越之罪者的宽恕，《彼此》中对友人的宽容，以及《礼拜》中“扶着烛烟”的善举，《边界》里目光总是看向穷人，哪怕口袋里只有几枚硬币，也要赠送的仁爱之心。这些都是善的人格的显现，是高尚的情感在诗中的真实明证。何向阳的诗歌就是这样，通过文本传递向善的价值观，营造积极向上的审美氛围，引导读者遵循善的生活原则。比如《梨树开花》中母亲盼望儿子归来的叙事，就是对善的讴歌、对真的追求。诗中写道：“一棵开花的梨树/你教给我这首歌的/歌词/纺线的妈妈/在梨树的摇篮里/把儿子摇大/后来儿子参了军/在梨树下送他出征/再后来儿子没有回来/妈妈把家中的纺车/支在了梨树下//落下的梨花将她的头染白了/妈妈变成了一棵梨树/长在村口”。母亲在梨树下把儿子“摇大”，又在梨树下送儿子远征，为了等候参军的儿子归来，母亲把纺车放在梨树下，但儿子已经在战场上为国捐躯，永远等不来儿子的母亲，最后变成了村口的一棵梨树。“梨树”是这首诗的核心语境，所有故事都在梨树下发生，妈妈之所以变成一棵梨树，当然是坚信儿子一定会远征归来，才无怨无悔地等待，哪怕母爱之魂长成一棵梨树。诗歌艺术的最美境界就是让读者动心，让阅读者的灵魂受到善的陶冶，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生活的美、心灵的善。表面上看，《梨树开花》叙写的是一个妈妈盼儿子归来的简单故事，但是诗中的母亲形象，读之令人动容，她唤起了读者真善美的情感体验，感受到母爱的博大和无私。善与真是诗人对现实生活的再发现，何向阳的诗歌中爱与善的追求，是建立在诗人颂扬真爱的审美理想之上，就像诗人所说：“诗歌教会我们爱。爱也必基于认识才可能真实和持久。”诗歌是爱的哲学，而爱首先基于诗人主体对爱的信念的深刻认识，如此，爱与善才可能更加真实久远。正是有了爱的真实情感，诗歌才会传承真善美的主旋律。
善在诗歌中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同情弱小，也是善良品格的表现行为，更是普通人应尽的职责。何向阳的诗歌中对弱势群体的关爱是显而易见的，在她看来，关心弱者是自己的义务，是一种常见的善的行动准则，是人人都应该有的素质。她在《低语》写道：“我越来越喜欢/弱小的事物/湖水上的晨曦/船桨划过的/涟漪/蜻蜓点水的微澜/在我心中/不为人知的/汹涌的/波浪//我越来越热爱/软弱/胡同口独坐的老人/偎在母亲怀中/熟睡的孩童/晾台上洗旧的床单/拐角处佝偻的背影/一只无力的手上/扶着的/吊瓶”。在诗人心中，自然界那些弱小的物象如同人的生命一样，应该得到人类的爱抚，无论是一缕晨曦、一滴涟漪、微小的波纹，人类都要热爱它们。只要心中装有弱小，人的胸怀就能容纳下那些来自社会阴影处的不为人知的汹涌波涛。而在现实生活中，“独坐的老人”“佝偻的背影”都是底层的弱者，他们都应该受到尊重和热爱，而“熟睡的孩童”更应得到保护，这是人类的基本精神要求，也是善良品德的体现。诗中“晾台上洗旧的床单”喻指对底层劳动者美德的热爱，而“吊瓶”则是暗指要关怀躺在床上的病人。无论是对自然界的弱小、还是对现实生活中在场的软弱者，诗人都倾注了大爱之心。“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善的经典语录，阐释了小善大义的道理，即每一次小善的行为，就是真正的仁义之举。何向阳的诗歌对弱小者善意的关爱有着独到的描述，《盟》对渡口守望者的同情，《歌者》中对吟诗少年的关爱，《春天》对“抱膝独坐”的少年牧人的爱意，《疼痛》中的“我”如同盲人一样举着灯，其目的只为照亮别人的“疼痛”，这些作品都深度体现了对弱小者的善意品行。在人与人生存的现实社会中，无小恶就是大善，就是大爱，这是何向阳诗歌坚守的哲学底线。爱与善是伦理学系统中意义相近的两个概念，在何向阳的诗歌文本中，善是价值之本，爱是美感之源，对弱小者的普遍友善，是人性深处的最大善意。康德在《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中说：“普遍的友善乃是同情别人不幸的基础，但同时也是正义的基础。”关爱弱势群体，从小事做起，从内心深处关怀他人，就是一种“普遍的友善”，更是诗歌文本中正义的表达。对别人的友爱、对身边亲人的爱心，就是人性善良的表现。如同何向阳在诗歌中所写：“旨在救助远方/而对亲人的疼痛置若罔闻/应不是真正的慈善”。对远方的弱者要救助、要关心，但是对亲人的“疼痛”也不能漠不关心，因为善是人类道德的普遍行为，无论是谁，也无论他是陌生的还是熟悉的，只要他们有需求，就要献出爱心与善意，这是弥漫在何向阳诗歌中崇高的价值和意义。
爱与善是人类社会最为纯粹的情感，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永久性话题。何向阳的诗歌以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为底蕴，完成了大爱与善意的审美叙事，赋予爱与善哲学意义的诗性光芒，提炼出爱的纯洁真义，回答了没有小恶便是大善的哲学命题，肯定了关爱弱小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普遍品质。正是她在创作中持之以恒地对爱与善的真谛进行美的深层次发掘，其诗歌作品才成为当代诗坛宝贵的真善美的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