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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部乡土小说，《亲爱的人们》主要以侧写历史和深描日常等“微写实”笔法，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文学具有的美学风范。作者马金莲从西海固人民特殊的时间体验出发，在乡土小说表达乡愁情愫和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学现代性传统之外，描绘了时间流逝在乡土中国所掀起的点点微澜。在她笔下，以具象为方法的历史侧写和以事件为中心的日常深描颇具价值。如果说将历史侧写视为马金莲给羊圈门发展史所作的“备忘录”，那么日常深描就是作家记录父老乡亲生活方式的“起居注”。前者是现实主义文学宏大叙事的艺术变体，而后者则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革新。通过侧写与深描的叙事实验，马金莲最终为羊圈门、西海固和乡土中国所有“亲爱的人们”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平民赞歌。

关键词：马金莲 《亲爱的人们》 侧写 深描 微写实

在新时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将理论构想落实于创作实践，讲述有别于“老大中国”的新的中国故事，表达人民基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会而成的中国经验，继而彰显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品格，业已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时代命题。虽然从理论上说，一位作家只要忠实于生活，客观记录和描摹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变革，那么他或她的创作就必然会具有新时代文学特征。尽管新时代文学书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受制于创作方法和美学建构的局限，有一些作家还无法真正地表现时代。在他们笔下，文学创作要么是观念先行，用作品生硬地图解政策；要么是惯性不改，以非历史主义的“人学”视野批判现实。由此生发的问题意识和时代忧思，自然也难逃文学现代性神话的思想牢笼。比如在某些力图表现新时代生活的乡土小说里，作家虽然致力于表现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这样的时代主题，但图解政策式的写法却使其陷入了机械反映论的思想窠臼。而表现新旧阶层权力博弈的故事情节，更是在沿袭宗族纠纷和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里陈陈相因。简言之，这种新瓶装旧酒的乡土小说，既无法摆脱此前文学传统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无益于推进新时代文学的正向建构。有鉴于此，当代作家要想真正表现新时代的社会现实，就有必要在熟悉新时代文学“写什么”的前提下，更加关注“怎么写”的问题。这是因为只有聚焦于文学创作的艺术本体，当代作家才能在书写中国故事时将自己的经验、审美和思想作为方法，尝试建构独属于新时代文学的美学规范。

然而，将自己作为方法又何其困难？它意味着作家必须将自己完全投入生活世界里，凭借足够深厚的人生阅历而非单纯的艺术想象去完成叙事虚构。尽管大多数作家都清楚，只有海纳百川的现实主义才能真正反映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以及人们越来越繁复深广的生命体验，但理解、实践和创新现实主义却并不容易，于是固守传统，萧规曹随式地再现社会生活，将“写什么”置于“怎么写”之上，便成为不少人应对文学变革的权宜之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坛仍有很多作家志存高远，他们不会墨守成规，而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投入生活的激流，在侧写历史和日常深描中，用一种“微写实”笔法艺术性地表现“中国”。在这当中，西海固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创作尤其引人注目。她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不仅深化和拓展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且还以独具的叙事艺术为新时代文学提供了美学样本。

一

时间之外的历史叙事

作为一部新时代乡土小说，《亲爱的人们》以曾经“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为书写对象，通过塑造羊圈门这个偏远山村里的人物群像，真实再现了乡土中国的历史变迁和世相人心。尽管在新文学史上，像马金莲这样致力于书写平民史诗的乡土作家并不少见，坊间也有《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等杰作流传，但《亲爱的人们》仍能在赓续乡土、家族与寻根小说传统的同时，充分体现新时代文学具有的美学风范。作品中羊圈门乡亲的隐忍和坚韧固然是马金莲鼎力歌颂的民族品格，但他们在时代变迁中迎难而上的人生选择，却改变了“老中国的儿女”以忍受苦难为标志的文学表达。换言之，马金莲既着力书写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这些重要的时代主题，同时也深入勘察中华民族何以在苦难中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而作家用来完成这一切的叙事艺术，正是以侧写和深描为代表的“微写实”笔法。

先来看看何为侧写。一般来说，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通常会以历史风云、社会现实和民族意识为表现对象，它们既是塑造典型人物与讲述重大题材不可或缺的艺术手段，也是体现作品思想广度和史诗气度的必要环节。很多作家为避免概念化和符号化的创作倾向，往往会凭借时间叙事，在书写岁月流转的同时以叙述者身份表达历史认知与价值判断。这就意味着但凡具有艺术雄心的作家，为彰显自己掌控全局、以艺术方式重述现实的叙事权力，总是会在延展故事时间中贯彻其创作意图。在他们笔下，故事只有具备足够的时间长度，才能承载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容纳自己奔涌不息的才情。而一旦设定了漫长的时间线，再辅之以庄严腔调、史传笔法和崇高美学，一部长篇小说最可观瞻的视野、格局与气魄便会于焉而起。从这个角度看，时间叙事确实是长篇小说创作的核心要素。

不过，问题也经常出在这里。一旦时间成为长篇小说最主要的叙事对象，那么它就会以历史叙事之名演变为恒定的艺术装置。这种装置化的历史叙事无疑是一个庞然大物，它不仅自立于小说人物和故事情节之外，而且还会遮蔽“文学就是人学”的创作主题——试看以历史叙事见长的长篇小说，究竟有几部能够意识到时间对人物的压制与异化，同时又有几部写出了人对时间权力的反抗？因此，长篇小说为追求史诗品格而聚焦于时间叙事的写法，其实加剧了历史对人物的绝对性宰制。事实上，绵延不绝、阒然无声的时间，从来不会为卑微如蝼蚁的人类停下脚步，它只会施压、改造和重塑我们的人生。面对如此境况，如果一个作家无视时间权力影响下人的命运起伏，而只是一味注目于时间本身的话，那么文学就会成为历史文献和调查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长篇小说里时间叙事遮蔽人物书写的问题，当代作家其实已经展开了叙事变革。一个常见做法就是以生活化的日常叙事悬置历史背景，《活着》即为此类叙事实验的代表。不过这种刻意追求“去历史化”书写的叙事方式也同样存在缺陷，主要问题是作品的历史叙事基本上是由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存哲学所主导，由此带来的概念化写作也就不可避免。

从近年来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创作实践来看，当代作家开始追求另外一种叙事方式，即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时代命题，渗透到具体人物的生活肌理中。如乔叶的《宝水》，讲述主人公地青萍融入宝水村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参与民宿经营、观察乡村选举、体味四时农事以及与乡邻交往的无数琐碎细节完成的。再如付秀莹的《野望》，通过讲述主人公翠台参与儿女婚事、邻里互助、处理妯娌关系和村庄事务等故事，描绘了芳村乃至乡土中国二十四节气的无尽轮回。质言之，在新时代乡土小说中，历史背景并未被生活化的日常叙事所悬置，而是转化为微观具体的柴米油盐和乡情伦理，它贯穿于现代生活的变化、村民闲聊时的神情，以及家中食材的今昔对比上。

同样，一旦将《亲爱的人们》置于新时代乡土小说的坐标系中观察，那么就可看到马金莲叙事实验的不凡之处。简单来说，《亲爱的人们》采用了一种侧写历史的叙事方法，即作家不去全景式地再现时间/历史流变，也不会悬置历史背景，而是在日常深描的前提下，用具象去侧面描写时间。在详尽讨论这种叙事艺术之前，首先需要廓清作家的时间体验究竟从何而来。因为正是马金莲特殊的时间体验，方才造就了这样一种侧写的叙事艺术。从这位西海固女儿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史来看，她显然是一位经验型作家。相比于知识型作家倾向于用理论观念解释生活，马金莲的艺术灵感则主要来自生活本身。她的时间体验，实际上与羊圈门的父老乡亲们并无二致。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时间体验呢？对小说里的羊圈门村民，甚至是整个西海固人民来说，贫穷曾经一直围绕着他们。而贫穷也让时间流逝变得悄无声息，这是因为在苦难的生活和无尽的辛劳里很难察觉时间的变化，因此他们仿佛是一群生活在时间之外的人们。马金莲在另一部长篇小说《孤独树》里写到的西海固乡村窝窝梁也同样如此。虽然有很多年轻人被城市所吸引，但马金莲并未重点书写农民工的城市境遇，而是聚焦在留守儿童哲布身上，叙述他在窝窝梁的艰难成长与内心伤痛。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作家虚构的窝窝梁、羊圈门也好，真实的西海固也罢，一直存在于时代潮流之外，时间在这里仿佛变得静止和凝固。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马金莲不去正面书写宏大历史？因为那是远方的时间，是隔绝于窝窝梁与羊圈门之外的他者的时间。不过外界的消息总是会渗入羊圈门乡亲的生活，无论是窝窝梁的虎子、梅梅、木匠夫妇与哲布，还是羊圈门的马一山夫妻、祖祖、舍娃和碎女一家，还有李家和牛家的人，都会在时间的静止与凝固中慢慢感知时代的变化。这种和外界藕断丝连、似有若无的时间体验，决定了马金莲在书写人物的命运遭际时，除了要深描羊圈门乡亲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要侧面书写时间对乡土中国一点一滴地渗透与改变。这意味着羊圈门和西海固的历史，既不是风云际会的宏大历史，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静默无言的地方秘史，而是由两者碰撞、纠缠与融合构成的日常生活史。面对这一特殊的时间形态，马金莲的历史叙事自然会“避重就轻”：她避开的是乡土小说描写城乡对立与观念冲突，并借此表达乡愁情愫和寻找精神家园的文学现代性表达，接续的却是时间流逝在乡土中国所掀起的点点微澜。贯穿其间的，则始终是一种“光而不燿”、静水深流的侧写笔法。

二

以具象为方法的历史侧写

在阐明时间体验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因果关系后，接下来需要分析的则是作家侧写历史的叙事方法。概括而言，这种方法主要体现在作品的具象描写上。有研究者指出，“作品中的时间流逝，叙事节奏很自然，它并没有依靠外部的社会事件标识时间，而是用羊圈门自身的地理地貌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来体现”。还有人认为，作品“通过大量的细节展开乡村的叙事，时间跨度很大，但并没有明确刻意地给出时间标志，只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包括怎样售麦子、怎样换土豆，缓慢地捕捉时代的变化。我们的整个时间就在叙事中慢慢地流淌，似乎没有明确的时间标志让我们知道那个时间的发展，但我们在其中浸润中感知时代的发展和时间的流逝”。这些看法都印证了我们对作品中时间叙事的感知：鳖盖山、野草、贫瘠的土地、一眼清泉，还有麦子与土豆种种具象呈现了羊圈门的具体形象；生产作业、婚丧嫁娶和家族矛盾等事件反映了西海固人民的生存景观。而小说的这些具象描写，正是作家侧写历史的方法。

当代作家韩少功在他的长篇小说《暗示》的前言里，曾将具象理解为语言之外的表意符号。他说“一顶帽子，一个老车站”都是我们生活中的“具象细节”，“这些细节常常在人们的言说之外，是生活分泌出来的隐秘信息”，它们都有不可名状的表意功能。由于语言权力深度压制着人的自我表达，因此用具象这一新的表意系统替代语言，就体现了韩少功这代作家的启蒙理念。不过更需强调的是，具象不同于意象，后者是具有审美功能的表意符号，在象与意之间有着微妙的逻辑关联——观象以得意、得意而忘言，文学意象常以象征和隐喻表达言外之意。借由缔造文学意象，作家尽可以象代言，从意象描写中发扬深切幽微的美学诉求。但具象却是自在之物，它存在于客观世界，不完全是作家艺术创造的产物。因此，以现象还原的方式书写具象，不为其附加过度的象征和隐喻意味，让生活以本来面目显现，正是具象描写的朴素之处。从一定程度上看，当代作家对具象的理解与书写，甚至影响了后来文学创作里“物转向”的发生。一言以蔽之，具象是生活世界里的自在之物，而具象描写则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微观反映。

回到《亲爱的人们》这部作品中来，马金莲当然不是为了追逐“物转向”的文学潮流而写作，她之所以执着于具象书写，是因为她相信“于无声处听惊雷是最好的方法”。因为羊圈门的生活世界本身就是由无数个具象组成，因此“最接地气的手法”就是描写和呈现它们。但这种写法的问题是，一旦作家耽溺于各种具象，写作的碎片化也就无可避免。马金莲也确实对此感到苦恼。她说：“我发现自己经常陷入琐碎的情节”，“写作素材太多并不完全是好事”。这说明通过具象去侧写历史，并不是要巨细无遗地搜集生活素材，而是要建立一种“筛选”原则，只有依靠这个原则甄别和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素材可以入文，具象描写才能有效地服务于历史侧写。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筛选素材，或者说确定具象的原则主要是生活逻辑。为解释这一原则，兹从小说的一个核心具象“路”谈起。

“想致富，先修路”。这也许是羊圈门寻求改变的唯一出路。纵观整部作品，虽然人物众多、事件纷繁，但围绕修路问题展开的故事情节却最是紧要。从小说开篇祖祖和舍娃翻越鳖盖山的艰难起笔，到描写拉洋芋时发生的翻车事件，再到讲述修路引发的诈骗、集资和土地纠纷等故事，马金莲不仅写出了地理学意义上的道路险阻，而且更借散落于作品各处的修路情节叙写了家族关系、世相人心和乡村伦理。那些草蛇灰线的叙事进程与伏脉千里的叙事笔法，最终建构了一条相对完整的逻辑链：羊圈门乡亲世世代代无力脱贫的原因固然复杂，但行路难却是首要因素，因此要脱贫就得修路，修路便要协调各方利益，而为此引发的纠纷、妥协、牺牲与大义，又最能折射出羊圈门乡亲“亲爱的”和“并不‘亲爱’的面目”。一条初始为羊肠小道的路，就这样以具象形式潜伏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它不仅串联了无数与之相关的情节线索，而且也凭借自身的变化，悄无声息地见证了由时间掀起的生活微澜。基于此，可以说“路”作为一种具象，最能生动侧写羊圈门和西海固缓慢且持久的历史变迁。

除此之外，作家以具象侧写历史的叙事艺术，还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纪年方式。这种纪年法，不是长篇小说里常见的公元纪年，而是改用具象称谓时间，比如李家和牛家打架的那年、羊圈门有了自己第一辆奔奔车的那年，以及山泉被堵塞的那年等。具象纪年法虽然模糊了确切的时间所指，但其叙事功能另有意味。比较来看，公元纪年法用具体数字指代某一事件，用精确的方式限定、切割和简化生活本身，反映的是时间对生活的无情宰制，因此长篇小说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就颇能体现历史叙事的无上威权。与之相比，具象纪年法虽无明确的时间所指，但因为具象可感可知，足以从侧面反映历史变化，故而是一种侧写历史的叙事方法。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兹以作品中的具象“奔奔车”为例略作说明。

在羊圈门的日常生活中，奔奔车无疑具有特殊地位。它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羊圈门人集体欲望、时代阵痛与生活质变的符号载体。小说以精微的日常场景深入描写了这一器物。当嘎西买了村里第一辆奔奔车后，小说以马一山等人的视角细致描述了奔奔车进村的仪式化场景，以及男女老少热闹围观的盛况。这种围观场景，反映的正是作家借由器物书写所欲表达的时代之变。在马金莲笔下，奔奔车不仅可以节省劳力，而且也一度成为村里的财富象征。比如牛家人自打有了奔奔车之后，就不知撩动了多少人的小心思。乡亲们一方面羡慕和嫉妒别人，另一方面也渴望着自己的生活会有所改变。不过比起这点，奔奔车还具有标记时间的功能。作品中有一段马一山和马二虎兄弟租奔奔车拉洋芋，后来又不慎翻车的情节。这段情节既反映了羊圈门行路之难，同时也象征着外部力量对羊圈门的一次悄然渗透。几乎就是从这里开始，人们的生活逐渐发生了变化。等到村里出现乡亲们自己的第一辆奔奔车以后，变革也就像润物无声的春雨一般洒落乡间。若是多年以后，当羊圈门的后人回望历史时，也许压根说不清楚这些年的变化始于何时，但他们一定会想起村子里有了奔奔车的那年。因此，具象纪年记录的绝不只是时间本身，它还包含了很多和父老乡亲密切相关的生活事件。较之冰冷的数字纪年，具象纪年法无疑更能从侧面反映历史的真实状况。由此可见，作家实际上是以人们特殊的时间体验为依据，凭借具象描写，生动侧写了西海固绵亘不绝的历史变化。

与此同时，具象纪年还反映了马金莲以空间叙事替代时间叙事的叙事实验。奔奔车、电灯和电线杆等小说里写到的器物既是具象，也是标记时间的符号。当羊圈门逐渐出现这些现代文明的各种器物时，静默无言的西海固历史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意味着作家实际上是用作为纪年符号的器物表达了时间之变与空间拓展。而由这些器物，还有各种风俗和场景等其他具象组成的生活空间，同时也以对比西海固苦难历史的方式，真实再现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从这个角度看，马金莲侧写历史，不仅以空间叙事规避了时间权力，而且也在生活具象里赓续了现实主义文学再现历史进程的宏大叙事传统。

三

以事件为中心的日常深描

如果说侧写历史是为了反映新时代视域下乡村世界的真实境况，那么日常深描则体现了作家对生活本身的朴素认知。前者是小说的大叙事，讲述的是羊圈门如何在外界力量影响下所发生的细微变化。而后者则是作品的小叙事，描绘的是乡村日常，它包括人伦道德、生产劳作和生老病死等全部内容，体现的是作家由外而内，聚焦乡村社会结构和人事变迁的叙述关怀。倘若将历史侧写视为马金莲给羊圈门发展史所作的“备忘录”，那么日常深描就是作家记录父老乡亲生活方式的“起居注”。为阐明这一问题，兹从“深描”这一概念谈起。

“深描”是人类学家格尔兹为了解决民族志研究“多于观察、少于解释”的问题所提出的方法论。在他看来，教科书所规定的技术性、客观性的记录工作，“不能界说这项事业”，可以界说它的“是详尽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尝试”。“深描”强调对文化的解析与阐释，通过深入特定文化情景，结合历史与社会语境，阐释行为细节的深层意义。因此格尔兹说，“从事民族志好似试图阅读（在‘建构起一种读法’的意义上）一部手稿”。“只不过这部手稿不是以约定俗成的语音拼写符号书就，而是用模式化行为的倏然而过的例子写成的。”

在文学创作上，深描可被理解为与白描相对的艺术手法。白描通常不写背景而着力于描写人物，作家凭借肖像描写或人物对话去塑造人物性格。它不求细致，只求传神，几句话和几个动作就能以形传神，使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与之相比，深描则要复杂得多，它侧重从人物关系和事件当中去展开描写。总体来看，马金莲在《亲爱的人们》这部作品中虽也使用白描，但主要还是用深描笔法详尽书写各种生活事件，并借此呈现羊圈门乡亲平淡自足和挣扎奋斗相交织的日常生活。她的深描，既不凸显事件本身可能具有的戏剧性色彩，也不会按照事件的影响与价值刻意区分主次，比如重点写什么事件、淡化什么事件等，而是在理解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对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细致描写。那么，马金莲如何理解生活真实？

如前所述，羊圈门的乡亲们因为贫穷而生活在现代文明的时间之外，他们会相对迟钝地感知到外界变化，因此生活基本上就是为了生存：乡亲们在地里刨食，指望老天爷恩赐个好收成，勤恳劳作，却并不奢望生活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是按启蒙文学的眼光看，他们的这种日常生活当然反映了愚昧麻木的国民劣根性，是老中国儿女的典型活法。但在马金莲笔下，这种日常生活却无比真实，它只不过是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生存观念种种历史合力制造的产物，既无关道德，也超越是非。千百年来，羊圈门乡亲从来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发生于这片苦瘠之地的生活事件，也就没有什么戏剧或传奇色彩。本着这种朴素认知，马金莲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描写也别具意味。可以说，这是一种尊重生活真实，祛魅旧文学传统思想和艺术偏见，体现新时代文学以中国故事表达中国经验的叙事艺术。兹举数例略作说明。

小说开篇不久就写到了李家和牛家为饮水问题而发生的冲突事件。这种宗族纷争，甚至是械斗引发的流血冲突在乡土小说里十分常见。一般情况下，这类事件往往蕴含了作家表现家族势力、伦理困境和道德难题的叙事意图，故人物常有骁勇斗狠之举，事件具有戏剧性和传奇性，叙事张力也会完全拉满。但马金莲的写法却与众不同：由于她设定了马一山这个第三方视角描写事件，所以就能用平视的目光观察全局。一方面，在马一山看来，李家和牛家这次打架谈不上什么是非善恶，只不过是大伙儿被热血冲昏了头脑，完全没有顾及伤人的后果，因此他想主持公道、息事宁人。但另一方面，马一山也不会鲁莽行事，更不想被李家和牛家记恨，于是他请马德福这位乡土小说里常见的“贤者”出面，凭借他的威望来平息事态和保全自己。从叙事艺术上说，马金莲正是运用了深描笔法，才能事无巨细地交代此次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果，同时也将人物置于特定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叙事场景中展开描写。较之白描手法写人的外貌特征和平铺直叙其性格特点，这种深描笔法显然更为客观真实。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深描这次事件中，马金莲其实赓续和变革了乡土小说传统里的人物谱系。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典型人物当属“贤者”马德福和“能人”马一山。前一类人物德高望重，是超越于族长或大家长的圣贤之人——《白鹿原》里的朱先生即为典型。但马金莲写乡村圣贤，因其注目于生活本身的平凡与琐碎，故而有扬“贤”避“圣”之倾向。马德福当然是贤者，但他却非圣人。在羊圈门缓慢的历史变化中，他跟不上时代潮流，性格的保守平庸，让他不可能像朱先生那样能够借古鉴今、未卜先知，因此他是一位体现乡村社会“人治”特点的典型人物。而马一山虽然脑子好使，也有高于常人的抱负，但从他为儿子舍娃谋取小队长职务的一些情节来看，这仍然是一位乡村社会典型的“能人”形象：他一方面可以打抱不平，另一方面又自私自利，既可以急公好义，也能够精致利己。当这些性格矛盾贯穿于情节线索时，甚至让小说结构也具有了一种“对冲”装置：即有些故事可以体现马一山的公心，而另一些故事则能反映其私欲。不同故事的对照组合，最终呈现了一个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就此而言，马金莲的深描笔法既加强了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同时也能证明在“圆形人物”这类理论知识之外，作家完全可以凭借深入生活获取更加宝贵的艺术经验。

较之塑造马一山这些父辈人物，马金莲对同龄人，也就是羊圈门年轻一代的书写更能反映深描笔法的价值。她塑造人物，主要是从人物关系和事件当中去展开描写。比如写祖祖和舍娃两个人物，主要就是立足于姐弟关系进行描写。纵观全作，作家对姐弟两人的来往着墨甚多，相关情节也散落各处，并借此生发出很多支线情节，因此祖祖和舍娃的关系有点像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动力核：比如舍娃为保证祖祖能上大学而毅然离家打工。这一突发事件不仅造成了马一山家的巨大震荡，而且也重塑了祖祖和舍娃的命运。正是从这一事件开始，马一山为寻子走出了羊圈门，祖祖背负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而舍娃则遭遇传销历尽磨难。这些特定化、情境化和具体化的情节线索不仅反映了作家对马一山一家亲情关系的书写，而且也借由“爱”所激起的生活震荡，一再书写了变幻莫测的人事变迁与心灵困境。从这点来看，立体化、多维化的深描，确实最能反映马金莲对日常生活的深刻观察。

四

起居注里的微写实

在讨论了马金莲擅用的侧写和深描笔法后，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理论问题急需总结，那就是在《亲爱的人们》这部长篇小说中，作家究竟对发展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供了什么启示？或者说作为一个较为典型的美学样本，这部作品又如何示范了新时代文学的美学建构？为阐明这一问题，我们需从侧写和深描所代表的“微写实”问题谈起。

有学者在概括30多年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变化时，认为“1990年代以来，随着‘新写实主义’口号逐渐陷入沉寂，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悄然掀起了一场艺术变革，这就是上世纪末以来‘微写实主义’在中国文坛的悄然兴起。当代中国‘微写实主义’小说展示了两条艺术路向：一种是描述型的‘微写实主义’，它以客观地描述和精细地呈现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象为艺术取向，另一种是分析型的‘微写实主义’，它在精细地呈现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象的同时，又以冷静的理性思维和笔触分析种种看似客观的日常生活世象，尤其是人物的内心生活或心理镜像。‘微写实主义’是‘新写实主义’在艺术延伸和深化的轨道上走向成熟乃至极致的产物。由‘新写实主义’的‘生活流’跃进到‘微写实主义’的‘细节流’，这是当代中国新现实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收获”。这一看法的价值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否定宏大叙事，而是从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发展流变中，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提炼业已普遍存在于当代文学创作中的微写实主义。除此之外，微写实的兴起还可被视为当代作家对世情小说这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以《红楼梦》《金瓶梅》等名著为代表的世情小说传统，因为“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所以才能在书写世相人心的中国故事中表达中国经验。这是有别于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另一种创作方法，它不以反映历史规律为最高宗旨，而是从人间烟火和世俗情爱中勘察人心。这种写法经由现代文论的改造后，一变而为当下盛行的微写实主义。从这个角度看，微写实对社会表象和生活细节的描写，实际上补充了当代现实主义因重视历史规律而疏忽的叙事空间。说到底，微写实的兴起，本质上是当代作家为规避概念化创作和赓续世情小说传统而进行叙事实验的产物。那么，微写实是不是就意味着作家只能关注日常生活，从而规避宏大叙事的重大题材与反映历史规律的创作观念呢？

如果只是从日常性和“细节流”来看，马金莲的这部长篇小说显然具有明确的微写实主义倾向，但读者又能从喧嚣扰攘的人间烟火和琐碎寻常的生活细节里，分明看到乡村振兴激荡人心的叙事变奏：那些隐秘生发的人心变化、滴水穿石的观念更迭，还有很多人物为改变命运而奋斗的实干故事等，哪一样不是见证了新时代文学视域下乡土中国的伟大变革？在马金莲笔下，重大题材和反映论思维，以及探寻民族生命密码的现实思考，竟与人情俚事、饾饤趣闻和衣食住行这样的起居注做到了高度融合。由此也可以证明，微写实并不是要回避重大题材，也不是要放弃反映历史规律的创作目标，而是说要改良传统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表现手法和高亢腔调。那么，马金莲的侧写历史与日常深描，又如何造就了一部新时代文学意义上的平民史诗？

如前所述，侧写与深描既是羊圈门和整个西海固发展历史的备忘录，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贫苦大众的起居注。马金莲一方面侧写时代变迁，另一方面深描羊圈门乡亲的日常生活。前者是现实主义文学宏大叙事的艺术变体，而后者则是对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现实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革新。尤其是对人物的起居注，最能反映马金莲创化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建构新时代文学创作方法的艺术雄心。

在古代中国，由于“只有帝王的生活细节值得书写”，因此起居注专指“记载帝王生活细节的著述”。但“事实的发展并未尽如经籍所愿：历朝历代的纪传、志怪、传奇、笔记、小说等体制——无论是正史也好，稗官也好，都曾经自天子脚下的尺寸之地一再向外拓延展触，使生活细节的披露非徒由钟鸣鼎食者所专，且越是透过小说的普及流布，生活细节的描写也渐趋详尽了”。从中国文学的历史来看，起居注自坠入凡尘之日起，便注定会成为作家表达创作主题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这是因为写作者只关心帝王将相的生活起居与日常用度，谁会在意升斗小民的人间烟火和喜怒哀愁？即便是到了新文学作家笔下，起居注也大多是为了服务于启蒙或革命的创作主题：试想英雄形象若无起居注所展现的亲民一面，那么超凡入圣的他们又将如何为国为民？换言之，新文学里常见的起居注，其实多半只是为了给主角添加所谓的“人性”光环。但问题是很多作家并不能掌握起居注的叙事比重，一旦笔触流连于衣食住行而疏忽了它们的辅助功能，那么就会被视为一种闲笔或离题——批评家之所以指责很多小说写法过于“碎片化”，正是其始终怀抱主题而无视闲笔和离题的价值所致。

然而在新时代文学的理论构想中，起居注却是叙事目的而非手段。这是因为新时代文学的平民史诗，虽然也有赞颂为中国式现代化倾其所有、牺牲奉献的平民英雄，但更多还是为了记录新时代中国儿女的日常生活，讲述他们血液里流淌的热爱生活、甘于奉献、向善向美和不惧奋斗的国民性格。只有通过起居注这样的微写实去讲述故事，当代作家才能完全发扬这些平凡却伟大的中国经验，最终铸就新时代的平民史诗。就此而言，马金莲正是用历史侧写和日常深描这样的微写实笔法，通过人物的起居注，为羊圈门、西海固和乡土中国所有“亲爱的人们”谱写了一曲新时代的平民赞歌。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