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再说短篇小说的“肋骨”
回顾之前我与作家李洱关于短篇小说的对话，仍觉有许多意犹未尽之意。李洱曾将短篇小说比喻为亚当的“肋骨”，他引《创世记》第二章中，耶和华使亚当沉睡，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将肉合起来，再用所取的肋骨造了夏娃，那么，此时的亚当与已经获得独立生命的夏娃，他们虽然互为“他者”、互为客体，但两者又是共生关系。我想，李洱将短篇小说喻为“亚当的肋骨”，其精妙之处在于，以“短小”之形，隐喻着生命创造之重。这根“肋骨”浓缩着作家全部的生命密码，却在艺术完成的瞬间蜕变为独立自足的生命体，构建出自身的文本宇宙，以其“四两拨千斤”的气度，显示出文学叙事“轻”与“重”的辩证关系，即在短小的尺度上实践着文学最本质的、无限广阔的艺术创造。就是说，短篇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有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特定的“脱胎”过程、起源与流变轨迹。然而，无论其历史脉络如何延展，它所承载的核心叙事功能、独特美学品质与深邃思想意义，始终不容小觑。尤其是，短篇小说的独立性和“简约而不简单”的文本特征和个性品质，以及短篇小说写作对作家虚构力、想象力的要求，都使得“肋骨说”对技术美学层面提出更高层次的考量要求。它形象地揭示了作家如何必须像运用“创造之肋”的精密技艺一般，在严苛的篇幅限制下，通过极具创造性的叙事手段、修辞方法、情节、结构，还有语式和语态等等技艺的千锤百炼，超越既有文化传统的规约，转化生命经验，锻造出自足、精干且意蕴丰厚的独立艺术生命体，最终实现“轻”与“重”的辩证统一。当然，这也是“肋骨”如何炼成强大艺术生命体的过程。
而作为有“骨骼”“肋骨”的短篇小说，也必然自有其内在的“筋骨”——即叙事的“筋道”和“劲道”所在。我觉得，成就此筋骨，非赖于刻意渲染文本的隐秘张力，写作的缘起和情感状态都会心知肚明；也不必刻意祛魅，作家作为写作主体，在认知和辨析现实经验的过程之中，除了敏锐、敏感地发现人、人性的迷踪，更是要写出文字后的历史和可能性，写出短篇小说自由、灵力而沉郁的气质，含蓄深厚，势大力沉。毋庸置疑，短篇小说既可以表达一种细微的情绪，一缕瞬时的思绪，也可以抒发或囊括一个瞬间暧昧的“感觉”。这些“感觉”的游丝，仿佛是环绕在“肋骨”周遭的神经元，它们彼此缠绕，为有机的整体送去灵感的“电波”，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折射、凸显、放大和延宕这些感觉，生成更大的隐喻义和可能性。而且，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发生而言，“灵感电波”的出现可能是偶然的，也可以是爆发式的、喷薄而出的、带有力道的，仿佛杂花生树，因而，它的形态是多变而丰饶的，其产出方式也格外引人瞩目。值得注意的是，短篇小说是对于生活的显微放大，特别是那些连缀成“系列”的短篇小说，则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和有关历史、未来思考形成强有力的“箭垛”，集束而出。鲁迅、废名、汪曾祺、林斤澜、高晓声、陆文夫等短篇小说创作的“圣手”，他们通过系列短篇小说塑造了乡村和城市间的小人物群像，生成了迥异的个性化审美风格。阿城则通过多部短篇小说，塑造出许多具有独特个性的形象，重现了大时代之中的小江湖，展现了“技”与“道”之间的“遍地风流”。可以说，从作家构思单篇短篇小说的灵感“偶发”，到系列短篇小说内在“必然”，本质上是作家将瞬时感悟凝聚为持续深入思考的过程。由此，形成了作家回应现实和反馈过往的不同“音频”或“波段”。不消说，这也正是短篇小说的劲道所在，构成了其叙事结构如“肋骨”般的支撑力、续航力和延展力。
实际上，从故事到叙事，叙事美学在其中构成了短篇小说“筋骨”的内在力量、技术之源。“20世纪80年代，叙事学引入我国，曾经流行了短暂时间。但很快被文化主义的浪潮所湮没，学人以谈文化为时尚，而很少有人谈叙事学。”{1}我们在阅读一部小说的时候，故事的内容固然是文本构成的主体，但是，关注作家如何来结构、表达这个故事也同样重要。形式不仅是故事的载体，更是解读作者创作思维的钥匙——通过对叙事策略、语言风格的剖析，我们能更深入地触及文本背后的艺术意图与美学追求。因而，形式也成为我们体察作者思绪的重要关窍之一。文学叙事是语言的自觉，形式革命、艺术探寻在骨子里就是思想、情感力量外溢的产物和必然路径、选择。相对其他文体而言，短篇小说恰恰最易鲜明地显现作家的语言自觉和形式革命。尤其是由意象汇聚而成的意境、场域和氛围，宛如包裹着“肋骨”的毛细血管和肌肉组织，为故事赋予或生动丰满或形销骨立的美学形态。叶兆言在他的《状元镜》《追月楼》《十字铺》等短篇小说里，用桨声灯影向我们诉说了秦淮河畔间的情爱与侠义；苏童以荡漾的水波与无法抵达的河岸，分享了运河边上“少年分身”的“夜间故事”；余华则通过黄梅雨季里晦暗不明的黄泥大道，水光里暗藏的刀锋来“提纯”死亡、命运记忆。于是，那些神秘、绵润、绮艳的色彩，结晶为作者个性化的审美风格，汇聚成短篇小说“准备经典”的可能。
需要我们关注的还有，当我们在阅读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时，我们所持有的视角是存在一定差异性的。比如在我们阅读长篇小说的时候，便会自然而然地去触摸这部小说所容纳的内在时代含义和个体精神史轨迹。在探究短篇小说的审美内蕴时，我们应超越故事表象，聚焦作者如何将思想编码于形式肌理之中。若仅满足于获取虚构情节，便损失或耗损了大量精巧的设计，以及作者赋予其间的主体之思。当我们深入到短篇小说当中，留意那些未言明的“休止符”，参悟故事的空缺，修辞间营造的留白之美，尝试从“局部”来探究、还原整个文本的构思时，便真正实现了对于短篇小说的内在体察和感悟，从而抵达对短篇美学的本质体悟。这种能力，正是洞察“短篇小说大师”深邃意蕴的关键。班宇小说结尾处的海浪和“重金属”音乐，叶弥小说的“天鹅绒”，迟子建的“泪鱼”，铁凝的“酿酒师和飞行的礼帽”——这些看似微末的意象，实则是大师们撬动浩瀚意蕴的叙事支点，无疑，在这里更显示出“肋骨”折射出的“细部修辞的力量”。
一般地说，当叙述者在运用平常的表现方式不足以实现有效的言语表达时，便会采取特殊的表现手段，这些手段便是用以制造打动、激发读者的效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称其为修辞。在分析一部文学作品，或者说在探究一部短篇小说修辞的时候，往往更加需要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惺惺相惜。他们之间务必要生成某种精神的契合或是知识的“通感”，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让大量的构思和设计流失和毁损。从一定意义上讲，短篇小说篇幅短，确实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展开、展示，而必须惜墨如金、惜时如金。于是，它就更依赖这种契合，需要读者主动去感知作者的意图，形成彼此精神上、心理上、灵魂上的呼应。我们不妨来看文本嵌套这一叙述方式，作为小说创作的常用修辞策略，本质上是作者将自身的阅读经验植入叙事肌理。这些被嵌入的文本与主体故事形成互文性对话，其内涵往往超出原有的叙事框架，从而生发出或变异或契合或延展的美学效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读者去不断发现文本的应有之意和延伸之思。比如，我们在潘向黎的短篇小说《你走后的花》当中，通过一句“噗噜噜飞远了”便能够轻易发现，作者似乎刚刚阅读过汪曾祺的小说《受戒》。显然，一位大师的文本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另一个文本的诞生过程。渐渐地，我们方能在这篇小说中体会，潘向黎似乎在有意令我们觉察，这部小说就是为了一簇叫木香的花而设计。也可以说，作家在沉淀关于都市情感的游思时，故事早已了然于心，而当阅读汪曾祺的那句“木香花湿雨沉沉”时，这个故事才“被允许”轻逸输出。从这里，我们便从文本生发出文本，既如同水溶于水中，也仿佛从皮肤生发出羽毛，奔向奇诡的想象天地，彰显出短篇小说写作中妙不可言的“灵与肉”的共情。
无疑，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它自身特有的使命与功能，一如我们在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中捕捉大历史、大时代和小人物的筋脉，也在短篇小说中找寻到“肋骨”细部的力道。可以说，短篇小说串联起了情感的细部、时代的微光。如果没有这些细碎的拼贴、粘连和对海天片羽的再度想象，穿越生活、存在世界和人性的盲区，就无法构成和弥合起一幅完整的生活图卷。正是这些有力度的结实的“肋骨”，方才构成了生命的活力、人性和精神的闪耀光谱，并最终凝结成点点星辰，从而汇聚成璀璨的文学的银河。
注 释：
{1}王彬：《从文本到叙事》，人民出版社，2017年5月第1版，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