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国家大剧院的红色帷幕在秋夜中缓缓升起，舞台上那片摇曳的红高粱便化作了流淌的旋律、炽热的唱腔与震撼的交响——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生的原创民族歌剧《红高粱》，以“血性与烈性”为笔，在光阴的回望里，写就了一部属于中国人的生命史诗。这部由莫言七易其稿、郭文景耗时一年谱曲的作品，既延续了文学原著中“野性的生命力”的内核，更以歌剧这一极具感染力的舞台形式，让高粱地里的呐喊穿越时空，成为叩击当代人心灵的精神回响。

文字育高粱，旋律唤魂魄

歌剧的灵魂，往往藏在文学与音乐的共生关系里。当莫言将“红高粱”设定为剧中“特殊角色”时，他便为这部作品埋下了超越个体叙事的种子，让那片扎根黄土的高粱，成为民族精神的隐喻。郭文景曾坦言，莫言小说中“野性的生命力”与他的音乐风格“格外契合”，这种契合来自于创作者对民族精神底色的共同感知。莫言笔下九儿的性烈如火、余占鳌的霸气裹挟着草莽气、刘罗汉从胆小到凛然的蜕变，正是歌剧舞台上“情感丰富、行为极端”的典型人物，自带戏剧张力。

7次修改剧本的过程，是莫言对“歌剧文学”的精准打磨。他摒弃了小说中繁复的支线，而这种叙事的收缩也让音乐有了更集中的表达空间，作曲家无需因复杂的情节分散笔墨，只需将九儿的“烈”、余占鳌的“刚”、凤仙的“柔”、刘罗汉的“韧”一一转化为可听、可感的音乐符号。围绕“为戏剧找音乐”的原则，郭文景带着几箱山东民间音乐资料从采风地归来，茂腔、柳腔、山东梆子……他让每一段旋律、素材都转化为了人物的“声音身份证”。戴老三的咏叹调《风吹着高粱地》用茂腔写成，明媚的旋律里藏着一个父亲接闺女回家的质朴喜悦；凤仙的唱段取柳腔“反调”的婉转，衬出传统女性的温婉与隐忍；刘罗汉就义时，山东梆子的高亢与板胡的烈劲儿交织，瞬间有了顶天立地的气魄。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在音乐里真正“活”了过来。

交响漫过高粱地，音符载着生死歌

“歌剧不是若干歌曲的集合，而是交响乐与文学双重影响下的综合艺术。”在该剧中，郭文景将这一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乐队不再是唱腔的伴奏，而是与演员平等的“叙事者”，每一个音符都在描绘场景、刻画心理、推动冲突，让观众在听觉中“看见”高粱地的风、洞房的烛、刑场的血。

“洞房”一场是交响叙事的经典例证。当九儿说出“身上冷”时，弦乐的“靠码音”骤然响起，尖锐、逼仄的音色将一个女子被迫嫁入麻风病人家的恐惧、绝望，直接“刺”进观众的心里。与此同时，3支长笛奏出的同音，像极了红烛跳动的火苗，明明灭灭间既照见九儿的孤独，也暗示着她心中未熄的反抗之火。一冷一热、一锐一柔的音色碰撞，让舞台上未言明的压抑与不甘，都在交响乐中有了具象的表达。

“抢亲”场景则是另一种听觉狂欢。余占鳌带着匪气唱“风来了，雨来了。蛤蟆敲着锣来了，青蛙打着鼓来了”时，两支单簧管交替吹奏的16分音符像疾风般掠过乐队，密集的弦乐震音如骤雨般砸下——风与雨的意象，完全靠乐器的织体“拼”出来了。当余占鳌与九儿在高粱地里重逢，两人的对唱与乐队的旋律逐渐交融，弦乐的抒情线条缠绕着女高音的清亮、男高音的浑厚，成为两个灵魂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壮烈宣言。

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红高粱赞美诗》的合唱段落。刘罗汉与戴老三就义后，舞台上合唱团的声音如同曙光升起——这段取材于山东梆子的旋律，用厚重的和声、庄严的节奏，将对英烈的崇敬与对民族精神的赞美化作一种神圣且沁人心脾的光明力量。乐队与合唱交织，板胡的高亢穿透交响乐的洪流，像极了高粱穗子在风中挺立的模样，也让“民族大义”成为可闻可感的精神强音。

宣叙调也是作曲家的创新点。次要角色单扁郎的宣叙调用高密方言的音调“一字一字记录而成”。演员梁羽丰边唱边咳，带着乡土味的语调既贴合肺痨病患者的形象，也让歌剧多了几分烟火气——作曲家向中国说唱与戏曲学习，让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楚，每一句话都带着生活的温度。

一部歌剧的成功终究要落到“人”的身上。剧中，每个主要角色都被设计了独特的音乐形象，这些形象随着剧情发展，成为不断生长、蜕变的“声音生命”。其中，九儿的“烈火动机”是全剧最鲜明的音乐符号。从她上轿前喝酒时第一次出现，到迎亲路上反抗时的强化，再到终曲合唱中升华为“抗战的烈火”，这个动机始终跟着九儿的命运走。当女高音宋元明唱《红高粱似火炬》时，“烈火动机”在音乐中反复闪现，时而激烈如火焰喷发，时而隐忍如火星暗燃，那不仅是九儿的性格写照，更是一位女性从反抗个人命运到投身民族抗战的精神轨迹。

余占鳌的音乐形象则充满了“矛盾的和谐”。郭文景为他写了两个主题：一个是霸气的节奏型，大鼓与铜管的轰鸣里藏着他的匪气与草莽劲儿；另一个是抒情的旋律，弦乐的温柔线条中是他对九儿的深情。这两个主题在剧中不断交织，抢亲时霸气主题占主导，凸显他的冲动与野性；在高粱地私会时，抒情主题与九儿的旋律交融，展现他的柔软与真诚。刚与柔的对立统一，让余占鳌成为一个既带着缺点、又具人性光辉的“普通人英雄”。

凤仙与刘罗汉的音乐形象是“传统”与“蜕变”的代表。凤仙的主题用柳腔、茂腔写成，双簧管是她的“声音符号”。无论她说话、演唱，还是死后被提及，双簧管的婉转旋律都会浮现。那种柔中带愁的音色，恰如凤仙作为传统女性的命运：温顺、隐忍，却也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着善良。刘罗汉的象征乐器从淳厚的独奏中提琴变为高亢有力的板胡，成为他精神蜕变的最佳注脚。平日里，中提琴的音色衬出他的老实与胆小；就义时，板胡的烈劲儿与山东梆子的旋律结合，让他的唱段有了大义凛然的气魄。一个乐器的转变，便将一个普通人的觉醒表现得淋漓尽致。

天地间挺立的是民族脊梁

导演王筱頔与舞美设计季乔，将音乐与文字转化为令人震撼的舞台视觉——“天圆地方”的空间设计，上有深邃天宇，下有黄土大地，而中间，是一片会生长、会摇曳、会燃烧的红高粱。这片高粱不是静止的布景，而是与剧情、音乐同步呼吸的“角色”：九儿反抗时，高粱在风中狂舞；余占鳌与九儿相爱时，高粱在夜色中低语；刘罗汉就义时，高粱染上血色；终曲时，高粱化作火炬，照亮整个舞台。

最动人的莫过于“罗汉就义”后的定格——所有演员化作一尊尊“平民英雄”的雕塑，唯有红高粱在舞台上静静矗立。此时，《红高粱赞美诗》响起，灯光从冷白转为暖红，高粱穗子在光影中如火焰般燃烧。导演用“令人窒息的静止”表现侵略者对生命的漠视，又用炽热的合唱展现民族精神的不灭——一静一动间，“民族大义”便有了最直观的视觉与听觉表达。

歌剧《红高粱》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一次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它用音乐与舞台，讲述了一群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与民族危难中的选择——选择反抗、选择爱、选择牺牲。当终曲最后一个音符落下，舞台上的红高粱依然在摇曳，那是生命的律动，也是民族的脊梁与精神图腾。

（作者系青年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