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油画到写意： 《红高粱》的歌剧文本改编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大戏。
从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问世，到民族歌剧《红高粱》上演，前后历时近40年。期间，莫言曾将之改编为戏剧文本《高粱酒》，发表于《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此后，莫言又应国家大剧院之邀将其改编为歌剧。一开始，莫言按照故乡戏曲茂腔的形式来改编，发现有些地方并不适合歌剧。于是，他找来优秀的歌剧剧本进行研究，最终发现，歌剧与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歌剧文本是写意的。《红高粱》的歌剧文本正是以这样一种写意方式改编而成的。
在观看歌剧《红高粱》前，我得到了这部歌剧剧本。文件标题赫然写着：“歌剧《红高粱》第7版”，像莫言这样成功的小说家，将自己的长篇小说改编成歌剧，竟前后改了7版。这既有些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毕竟，歌剧与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尤其要将原著数十万字的内容浓缩进两个半小时的表演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大幕拉开，高密东北乡的民众出现在可移动造型的红高粱中间时，久违的感动以一种陌生又全新的方式呈现眼前。原著中关于生与死、情与爱、血与火的悲壮史诗变为一个重要的、若隐若现的背景，高密民众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觉醒与抗争则成为歌剧浓墨重彩的部分。从小说到歌剧，不变的是红高粱代表的精神与顽强的生命力，变了的是刻绘红高粱的方式。这是从恢宏的巨幅油画到中国式的写意画的变化，这写意画简约而又汪洋恣肆。
一般而言，改编长篇小说文本意味着改编者要做减法或者收缩。在该剧的改编中，莫言直面小说与歌剧媒介容量之不同，对故事进行了高度浓缩和大幅度删减。首先，是改变叙事重心与线索。莫言舍去原著中复杂而又宏阔的家族史的故事线索，只保留“高粱地伏击日军”这一核心高潮，通过故事的简化，歌剧强化了九儿为报信牺牲的悲壮结局，集中呈现了以九儿为代表的民众在面对外敌侵略时向往和平的朴素理想和抗争精神，彰显出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品格。
其次，是改变叙事逻辑。莫言并未将原著小说中汪洋恣肆的语言和极具先锋性的心理描写等直接转译至歌剧，而是利用更为简单的线性叙事实现故事的起承转合，以歌词和音乐作为驱动叙事的装置，承载人物性格的成长和心理情感的变化。如开篇“九儿被迫出嫁”的场景，小说运用了大量心理描写展现人物内心的压抑，歌剧则通过迎亲队伍的合唱与九儿的咏叹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这种改编的逻辑主要是为了适应媒介特性的变化，小说作为讲述性的媒介与歌剧作为展示性的媒介存在本质差异，大量的心理描写和复杂的叙事手法在小说中可以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但如果试图将其移植到歌剧中容易出现故事模糊、削减戏剧张力等问题。故而，该剧通过选取原著的核心故事内容，以传统的线性叙事、外化的人物表演、富有情感色彩的咏叹，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歌剧的开放性、直接性、表演性的媒介特点，实现了从小说到舞台的顺利转译。
人物是故事发展的载体，故事内容的聚焦点不同必将引起人物的变化。从小说到歌剧，莫言最大程度地浓缩小说故事内容的同时，也对原著中的人物角色和人物形象进行了改动。歌剧剧本将原著数十位人物角色浓缩为4个核心角色，即九儿、余占鳌、刘罗汉以及凤仙。凤仙的加入彻底重构了小说原有的人物关系，加重了4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色彩，突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为歌剧末尾人物的集体升华做了充分的铺垫与比照。相比于其他艺术形式，歌剧艺术要在短时间内实现故事的转向和人物的跃升，更复杂的人物关系、更急剧的矛盾冲突可以使故事在方寸舞台之间爆发出惊人的戏剧张力，以达到迅速抓住观众内心的目的。可见，莫言对歌剧《红高粱》中人物角色的改动都是为了服务于戏剧性。
此外，随着剧中人物的调整，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相较于原著小说人物的复杂面孔，歌剧中的人物形象更为单纯。原著中野性与欲望、私仇与大义并存的人物，在歌剧中被消解了人物身上的野性，强化了人物情感，使人物形象变得更为纯洁单一。如原著中九儿为世俗生存而做的不合传统道德的行为在歌剧中已难觅其影，取而代之的是“引爆手雷与敌同归于尽”的情节。余占鳌这个人物在原著中暴力的一面与道德的模糊性被弱化，强化的是他侠义抗日的行动。这样的改编策略也是考虑到如何与歌剧的表达形式更契合。
在大多数由经典文学作品改编的舞台剧或影视作品中，改编本往往难以摆脱与原作的反复比较。基于观众对原著作品的审美期待，一旦改编作品被认为未能企及原著的艺术高度，批评的矛头常常指向编剧，认为其未能充分把握原著的艺术特质与精神内核。这一困境的根源，正来自于传统改编模式中“原作者”与“改编者”身份的二元分离。
歌剧《红高粱》的改编正体现出对这一困境的突破。尽管在叙事结构、情节设置与人物关系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调整，但原著中作为精神图腾的“红高粱意象”却得到了延续与强化。变，是为了适应从文学语言到歌剧艺术不同媒介的转化需求；不变，则是对原著灵魂的坚守——使那股顽强不屈的生命力在舞台上获得新生。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改编，从来不是对原著的亦步亦趋，而是对其内在精神的唤醒与再造。莫言以原著作者与歌剧编剧的双重身份介入创作过程，既确保了文学内涵的深度，也强化了戏剧表达的力度，从而在舞台上成功实现了“红高粱”从文学意象到艺术实体的转译与绽放，拓展了文学与戏剧深度融合的路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