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未来的文学史家，在编撰‘五四’以来文学运动历史的时候，将怎样记载、评价结束十年动乱、百废初举、转机纷呈时期报告文学的成就和特色，我不想超越群众更长时间的检验而做出过多的预测和判断；然而我相信一点：时代、历史和人民，有权要求把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品，写出独立辉煌的一章。”[1]这是40多年前评论家刘剑青在论评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时所说的一段话。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评奖于1981年3月动议，次月正式决定举行评奖。对此，张光年1981年4月7日的日记留有记录：“经过讨论，大家同意由《文艺报》、《人民文学》两家合办，提出设以冯牧为首的评委会，以阎纲、周明等组成工作组，及早形成一个备选名单，征求各地编辑部意见，希望能在5月中、下旬完成任务，请剑青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2]这里的“剑青”即是刘剑青，其时，他是主持《人民文学》日常编务的副主编，主编由中国作协临时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光年兼任。

可以说，刘剑青是这次评奖工作的具体组织者之一。刘剑青真切见证并强烈地感受到新时期初报告文学“春潮起涨”的现场和卓然的“成就和特色”，他期待“未来的文学史家”能对这一时期的创作“写出独立辉煌的一章”，这是基于其对新时期报告文学文体价值的深刻认知，也基于他对“未来的文学史家”的“相信”。但是及至今日，我们依然很少在已有的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中找到报告文学“独立辉煌的一章”。当代文学史对报告文学的处理大致有三种模式：其一，大多数的文学史不将报告文学创作列为论述对象。其二，有一些文学史将其归入散文大类作较为简略的介绍。如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新时期文学（1978-2000）”专章第四节“新时期散文”中，以“徐迟、黄宗英等”标目，叙述报告文学代表性作家的创作。李怡、干天全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第五编“当代文学的启蒙时代（1977-1989）”的“新启蒙时代的散文、报告文学创作”一章中，以“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节的篇幅，展示作家作品的基本情况。其三，以专章叙述报告文学，目前笔者仅见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这部文学史设置有“报告文学的跃动”一章，对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态势作了概述，论述了徐迟、黄宗英等重要作家的创作情况。从总体上看，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将报告文学视为‘边缘’文类，并将其排斥在‘当代文学’之外的做法，也逐渐凝固为文学史叙述的共识”[3]。

当代文学史对报告文学这种普遍性的忽视或轻视，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治史者信奉文学即虚构的偏颇之见，人为地排斥叙事性非虚构创作的入史。另外，这也与报告文学等非虚构文学研究的学科化程度严重不足有关。在学术界和评论界，有大量的学者、评论家研究小说、诗歌，他们主导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而专门研究报告文学的专业队伍似乎尚未形成，势单力薄的“散兵游勇”，无法从学术上支撑起文体的历史化建设。一些研究者对渐行渐远的新时期文学已不甚了了，对其中的报告文学更知之甚少。这样，文体观念上的厚此薄彼以及报告文学研究自身的偏弱，致使刘剑青式的“希望”变为失望，也就成了一种必然。但是报告文学作为“独立辉煌的一章”，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客观存在，抽去或遮蔽这一章，不仅于报告文学是“视而不见”，而且由此所建构的文学史也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非历史”的。正是在这里，重视在文学史完整的视域中对新时期报告文学作深入研究，勘测其事，论述其时独特的文体创造价值，彰显它本有的文体史、文学史贡献，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

从文体的命名就可知道，报告文学并不是一种早就生发的文体，而是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到来才生成的。这一文体发生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在更大程度上有了更多的流动性便利。所谓流动性便利，首先是人的流动，人有了如梁启超所说的由“乡人”到“国人”再到“世界人”[4]的可能。其次是信息的流动，随着具有现代社会传播意义的报刊媒介的规模化发展，新闻文体也应运而生。报告文学正是其中的一种新闻文学。对此，日本研究者川口浩有过明确的指说：“报告文学乃至通信文学的名称，是Reportage的译语。这，是从外国语Report而新造的术语，大概，在外国字典上还没有这个生字。这种文学形式，当然不是从前就有。这，始终是近代的工业社会的产物。印刷发达之后，一切文书都用活版印刷的形态而传播，在此，才产生了近代的散文——即一般叫做Feuilleton的形式，Reportage就是这种形式的兄弟。”[5]报纸成为报告文学传播的主要载体，而流动社会的读者则是它的基本受众。“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就是报纸。它的存在是为了要给读者以新闻(News)，读者在他进早餐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世界动态记录的日志，他要知道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何发生和如何发生等。”[6]这些言说给出了我们所认知的报告文学生成的基本逻辑。

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大致可以认定晚清民初是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期。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有了这一文体的正式名称，其中期则出现了夏衍《包身工》、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这样具有文体史意义的重要作品。但是即便这样，报告文学毕竟是一种晚近发生的“新”文体，它一直处于流变之中，在相当长的时期并没有定名。“有一个时期，‘特写’这个名称很流行，它的性质近似报告文学，却又不能全包括报告文学的多种形式”，“在有的报刊上，又称之为‘文艺性通讯’、‘文艺性速写’，有的还称为‘文艺性的调查报告’”[7]等。这种状况表明了报告文学文体存在的不确定性，从某种角度上反映出它还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文体。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种局面才得以彻底改变，报告文学真正以独立自强的文体姿态，进入中国文学的前阵与全局。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是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也是中国报告文学的新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创作进入到一个文体自立自觉自强的时代。一方面，巨大的现实变革为“时代报告”供给了异彩纷呈的写作资源，另一方面，跃动的社会潮流极大地激活了写作者主体的能动性，以报告文学的特殊方式参与此时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文体与时代的特殊“互动”。这种“互动”既体现为潮起潮涌的时代生活对文体创作的强劲赋能和形制重塑，又反映着报告文学在深度切入现实、解读现实中形成的对时代主题的聚合和强化。这种“天时”（时代）与文体难得的相遇，创造出独具文学史意义的强大“气场”，使得新时期成为无法复制的报告文学时代。所谓“自立”，是指报告文学具有自身的功能和特质，不再依傍其他文类，自立门户；所谓“自觉”就是写作者对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文体特征、美学生成等具有充分的理解和认知，并且在具体的创作中能知行结合地加以呈现；而“自强”则表征为在其时的评价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显示度。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不再融合于新闻通讯散文体类，它以其宽广而深刻的现实关怀精神，以与题材主题相适配的新表达形制的建构而卓然屹立，在文坛和社会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声誉。

让我们回到当年的文学现场，用历史事实来印证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影响和地位。由各级作家协会组织或主导的文学评奖，是重要的文学制度安排，它对创作有着直接的激励和推动作用。奖项的设置（设奖的必要）可以认为是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文学界对设奖门类文学创作成就的基本肯定。从中国作家协会层面上看，全国性的系统文学评奖始于新时期，最先启动并且评出的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首届评奖于1979年3月颁奖。第二届的获奖作品于1981年3月评出，并于当月24日召开颁奖大会。1981年5月25日召开“三项评奖发奖大会”。所谓“三项评奖”指的是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诗歌奖和报告文学奖。查阅张光年等人的日记，可知中篇小说和诗歌的评奖本就在原来的工作计划之中，而报告文学的评奖则是经人建议由党组扩大会议研究决定后的补充安排。对此，张光年在1981年3月29日、4月7日的日记中有所记录。“秦兆阳在电话中建议中篇小说评奖与报告文学评奖同时举行，使评奖结果增加昂扬气息，我表示同意。”[8]建议人秦兆阳是文学界资深人士，当时担任《当代》主编，兼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一周多后即由会议讨论决定评奖。“上午去沙滩参加党组办公会扩大会，罗荪、葛洛、子奇、张僖、剑青、唐因、唐达成、李枫等与会，讨论举办报告文学评奖问题。”[9]报告文学进入中国作协的文学评奖系列，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性安排，这是新时期初期报告文学创作取得突出实绩使然，同时也表明它获得了某种“名正言顺”的独立的文体地位。“由于我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近几年来，报告文学这一生动活泼的文学品种，已经由附庸蔚为大国。”报告文学作家“坚持不懈的努力，必将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10]。张光年所告示的是一种大写的历史事实。

张光年之所以快捷地采纳秦兆阳的建议，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报告文学创作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力。事实上，在秦兆阳提出建议之前的1980年11月15日，张光年就与人谈及报告文学评奖的事情。他当天的日记有记：“上午袁鹰、小周明先后来，商谈就上海王申酉事件写报告文学。他们十分赞成，认为请黄宗英写较合适。还就举行报告文学评奖交换意见。”[11]这里虽然语焉不详，但说明张光年同意开评全国报告文学奖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早就在他的考虑之中。这可以说是其时文学创作大势对他的启示。正如评论家潘旭澜当时就指出的那样，“在近年来整个文学领域中，报告文学是有较为突出的成就和影响的。从横的方面看，五年来报告文学的成就，我认为仅次于短篇小说；从纵的方面来看，也就是从报告文学本身的发展史来看，不但数量比较多，更重要的是思想上、艺术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12]。这样的评价是符合创作实际的。由此大致可以推想在首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评出之后，张光年可能就开始规划着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其他门类的评奖。这既是他作为作协党组领导工作责任的驱动，同时也与他个人对报告文学投入的关注较多有关。

在张光年的日记中记写着许多有关报告文学的人与事，或与报告文学作家交流谈心，给他们出版的作品写序，或读报告文学作品，指出长短，也有与作者一起为改善作品中主人公的工作条件鼓与呼，用力用心很多。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刊发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这篇作品正是在张光年的推动下适时地发表的。周明是该作的责任编辑，具体联系安排作者徐迟的采写。“张光年当时是《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一月号《人民文学》发表。’张光年的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问世。”[13]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上）中至少有4条日记记录有相关的情况，其中1977年12月17日记有：“上午阅徐迟为《人民文学》写的介绍数学家陈景润二万字长文，晚上同他谈了小改意见。”[14]1978年2月17日记有：“刘剑青来，说徐迟介绍陈景润的文章，《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都转载了。”[15]当天，《人民日报》刚转载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1978年4月10日的日记，则记写了这天下午“陈景润由数学所李书记陪同”，“访问编辑部表示答谢”，张光年、李季、徐迟、柯岩、刘剑青等一起参加的“会见漫谈会”的情况。[16]凡此种种，张光年见证了报告文学的崛起隆盛，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他对报告文学的支持与贡献。这样的文学领导难能可贵。

二

从根本上说，报告文学在新时期的异军突起、“蔚为大国”，在于它所关联的文学逻辑、文体逻辑与时代逻辑的高度契合。“何为文学？文学何为？”人们对此会有种种不同的诠释。但无论怎样，文学超脱不了与现实、历史，与人的存在的联系，它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如果没有对现实和人的存在的关怀，只求取所谓的形式技巧，那文学就只是语言的游戏，就没有了洞见世道人心的价值和力量。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是对曾经濒临崩溃的“文革”的清理和告别，是对时代航向的一次重大拨准，也是中国再次融入世界，开启现代化征程的奋进起点。对“文革”的拨乱反正、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引领的思想大解放等，极大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人的精神机能，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旨归的改革开放，使国家开始从封闭停滞的状态中走出，爆发出春潮涌动的巨大能量。这是一个彻底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新时期。这样的景象不仅成为新时期文学发生的恢宏背景，而且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丰富独特的资源和充分而强大的聚变力量。文学主体性和文学反映客体等被激活和唤醒，为一个文学时代的到来创造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新的现实不仅需要文学加以及时而有效的反映，而且它也期待文学能以自适的方式，为时代供给思想动能和精神推力。这是现实主义文学价值实现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文学创作有许多方法，在这样的语境中，对负有新时期特殊使命的作家来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无疑应当成为他们的首选。现实主义文学“始终以积极的态度直面人生社会，关注和反映现实生活，思考并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它既对生活充满热情和挚爱，又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和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深重的忧患意识，它既面对现实又超越现实，以特有的方式参与现实的变革和促进社会的进步”[17]。证之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伟大传世的作品，无不体现着现实主义的光辉精神和卓越品质。而恰好在这里，报告文学的文体精神与现实主义文学的要义对接契合了。现实主义是报告文学的根脉和重要传统。塞尔维亚报告文学研究者巴克在论评国际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的创作时，就特别提到了这一点。他以为：“报告文学者决不能回避事物。他必须和现实密接。他的作品的特质是依据着他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的。”“总之，报告文学必须是现实主义的。”[18]在他看来，基希《秘密的中国》等作品具有现实主义文学品质，这种品质体现为同一年由沈起予译介的马尔克劳斯《报告文学的必要》中所指认的，“报告文学的‘实际的’力量在乎全面地拒绝现实的逃避，即，所谓最进步的报告文学形式(如托尔斯太的小说那样)，乃是由于知性和感性而获得的正确的‘现实把握’之谓”[19]。这里的关键，即具有现实主义品质的报告文学的要义：“全面地拒绝现实的逃避”和“正确的‘现实把握’”。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新闻文学，它是典型的“时代文学“文体，内置的新闻性、时代性使其与现实葆有更为近切的关系，现实关怀是这一文体重要的生成基因和核心价值。同时，其文学的定性意味着写作者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不能只是简单地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径，也需要秉持更为自觉的主体性，基于理性的独立思考，更全面更深入地观照，使作品呈现出一个更接近本真、更为多质的现实存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性存在”能做“介入性”的反映，对不合理的社会存在持有反思和批判的价值立场。这些言说基本上包含了报告文学既要深度地切入现实，又要能够“正确”地把握现实的文体要旨。

新时期是一个报告文学的时代。时代与文体双向选择，时代赋能于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史记”了时代，同时也创造了文体自身的历史。美国小说家、批评家赫姆林·加兰说过：“为一切时代而写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最好的形式，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在。”[20]此话用于指说新时期的中国报告文学也是十分贴合的。作为“时代报告”，它是真正为时代而写作的文体。它与短篇小说等一样，是新时期“以最大的真诚和绝对的真实描写”现实的“最好的形式”。首先，从作家的写作思想和写作价值取向看，他们拒绝对风花雪月的吟咏和个人生活的抒写，也无意于对现实作表面的摄照，而是以自觉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姿态，站在时代的前沿，由时代所激扬，为时代而文学。“我信奉的是现实主义，一切从现实出发，为内容而形式。我的灵感，我的思想，我的激情也都是采访对象给予我的——从这点讲，我是个现实主义者。也正因为采访对象充实着我的精神，给予了我力量，所以我爱写报告文学。”[21]陈祖芬是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她以“现实主义者”自认，反映了其时写作者文学价值观的自觉以及时代生活与报告文学文体选择之间的契合。其次，体现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他们以具有“时代性”的现实存在作为作品报告的主要题材，作品的主题表达与时代的思想主潮形成“多声部”的交响。所谓“时代性”的现实存在，就是体现时代特质、时代精神的人物、事件、现象等，是对过去时代的告别，更是对已来、将来时代的开启。其时主要就是那些反映着或关联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等重大议题的纷繁芜杂的时代生活。报告文学这种题材的时代性选题，体现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本要求。而这里所说的“多声部”交响，是指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不是简单地迎合表现时代主题，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时代思想的建设。因此，它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叙事意义，而且也有着独特的思想史建构价值，使其成为新时期最能闪耀现实主义光芒的文学之灯之一。

三

实录是报告文学的基础性功能。有价值的报告文学，在当时是真切的现实报告，多年过后成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现在我们阅读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就好像在翻检历史文献，许多作品所记录的，在今天看来已恍如隔世，但这些文字所复活的却是曾经的时代现场、故事细节和人们的精神气息。它们保存着“正史”所缺少的历史气场、肌理，是另一种形态的真正的历史。新时期作家秉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2]的实录精神，使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在整体上达成“史记性写作”的意义。“史记性写作”的实现基于报告文学作家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去观察现实的全景、开掘生活的深井、介入书写对象的内部、提取有效的信息，并以深刻的思考加以聚合。所谓现实关怀，既是现实的人文关怀（即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情感、人性、人权等问题的关注和尊重），更是对国家民族命运和发展大势的关切和期待。现实关怀的这两个主要面向，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中都有反映，并且这种反映是融合而统一的。在进行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等宏大叙事时，不忽视对人的具体存在的反映；在人物报告文学的个体叙事中，又注意凸显壮阔的时代背景，个体存在与国家民族构成了紧密关联的命运共同体。获得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作品有30篇，其中有直接切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民族命运等主题的作品如《哥德巴赫猜想》《热流》《励精图治》《命运》《大雁情》，也有《中年颂》《美丽的眼睛》《祖国高于一切》等以普通人和困厄者为主人公的作品，体现出新时期初报告文学现实关怀的全景视野以及宏观与细微兼得的写作特点。

潘旭澜在论评新时期报告文学时有言：“报告文学是历史转折时期现实生活的反映，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同时它又反过来促进拨乱反正。”[23]这一论评不仅揭示了这一文体在特殊时期的发生本源，而且更点明它与思想解放之间的逻辑关联。没有思想解放，就没有新时期，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但同时报告文学又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这是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时代性贡献。新时期的时代主题词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推进有赖于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对此，报告文学以更大的规模、更强的力度作出介入性的反映。1987年年底启动、当年11月到次年9月间开展的全国百家期刊“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可以说是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征文由《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中国青年》《报告文学》《北京文学》《文汇月刊》《江南》《钟山》《收获》《花城》等全国100多家刊物联名发起组织，历时一年，影响之大，创作之盛，胜景观止。征文命名为“中国潮”，实为“改革潮”，改革是它的鲜明主题。发起者观览时代大局，认定“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的大趋势”。由此明确征文的宗旨：“为壮改革之潮声,为奏出时代生活的主旋律,为创造出更无愧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动人心魄的报告文学作品,我们百家期刊一致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共同发起一次以‘改革’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征文活动。”主办方对征文作品提出了总体的要求：“宏观地把握时代,真诚地直面生活。既注目潮头的不尽风光,极写浩然壮阔之势,又不忘深层的曲折潜流,描绘艰难沉重之态;以认识的深刻、视点的独特、手法的新颖、笔触的犀利,去同亿万人民一道,共同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新的‘命运’、‘英雄’和‘创世纪’交响乐章。”[24]“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的启事，是一份新时期中国报告文学作家报告时代的宣言书。征文的结果基本上实现了组织者的期待。从近千篇应征作品中，评出《西部在移民》（麦天枢）、《走出神龙架》（李延国）、《伐木者，醒来!》（徐刚）、《世界大串联》（胡平、张胜友）、《元旦的震荡》（理由）等10篇一等奖获奖作品，《西天一柱》（周纲）、《国殇》（霍达）、《大王魂》（李存葆、王光明）、《强国梦》（赵瑜）、《寻找中国潮》（孟晓云）等30篇二等奖获奖作品，另有60篇作品获得三等奖。这些作品题材涉面广泛，包括国企改革、乡村新变、扶贫移民、生态环境、出国世相、知识分子生存状况和体育文化等。“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汇成了关于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多声部”的交响。改革愈推进，遭遇的问题也愈多，改革的使命是扫除障碍，解决问题。作为这种复杂现实的敏感反映，“中国潮”征文获奖作品有不少直面问题的存在。《伐木者，醒来!》《国殇》以警告用语标题，直指生态环境破坏、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等问题，而《西部在移民》《强国梦》等作品揭示出贫困中人的精神贫困、体育界竞技之外体育精神缺失的现实。这些被命名为“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可以解读为对改革时代大主题的另一种诠释，作品旨在引起人们对问题的关注，从而促成问题的解决，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深入前行。

非虚构的真实是报告文学文体生命的支撑，也是其力量之所在。这种真实既体现在作品对人物、事物、现象等具体的叙事描述方面，同时，它也要与时代的总体性存在相对应，反映出现实的本质性特征；既讴歌，也反思。“如果一篇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哀号或热情的赞美，既不是问题的提出，也不是问题的回答，那么，这篇作品便是死的。”[25]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别具时代价值、文学意义，就是因为它是葆有现实质地和时代活性的文学。身处时代热力场的作者，为“创世纪”的时代生活及其主导思想所激发，以时代见证者、参与者和报告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观察现实，思考生活，赞美不吝热情，反思不隐其厉，不仅全息地存录、呈现了时代之真，而且在切入现实中叩问现实，显示出书写者思考的在场。有些作品的记写具有永久的历史纪念碑的价值。新时期的改革最早是从农村萌动的，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胶东风情录》，选取胶东农村改革后出现的新气象，展示农村农民发展的大趋势。作品既反映农村物质经济方面的发展新景，更聚焦于农民精神生活、精神面貌等新“风情”：“伊甸园的葡萄熟了——商品生产观念的形成”“草店流行红裙子——生活秩序、审美心理一见”“村庄里的都市——金钱观念一瞥”以及“关于性文化”“关于女性的尊严”“关于家庭内部关系”的观察。作品所记见闻都是史无前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现实。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中国出国潮纪实》，摄取透视的是“出国潮”的现象。现在，出国只是平常事，但在当年既是“国之大者”，也是个人和家族大事。“出国潮”现象的出现与改革开放直接相关，但每一个出国者的背景和动机又有许多不同。作品既以大量具体的数据和场景化的叙写，再现具有时代特征的出国风潮现象，同时又通过采访若干当事人，以典型个案的叙事，反映解析“出国潮”现象的成因及其复杂性。“这一‘世界大串连’，并不是裹进去的一切人都是被一股膨胀了的‘崇洋’情绪驱赶上路的。与其说出国留学者们‘崇洋’，不如说他们中的多数人希冀借留学途径改变目前的处境较为妥当，或者说是打算自己为自己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较为贴切。”[26]作者据于切实采访而作出的论评，不仅使作品更为接近所写本身，而且对当时人才政策存在的问题作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反思，作品的题旨系于改革开放的总主题。

在论及报告文学时，评论家雷达指出:“报告文学不管怎样发展，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坚持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主要是与封建主义、官僚主义、极左思潮进行解决斗争。”[27]新时期的报告文学作家一方面多视角地记述改革开放后现实发生的种种可喜的新变化，另一方面对现实和历史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官僚主义、极“左”思潮以及腐败现象等作出了直接的揭露，给予彻底的否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通常认为，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是新时期文学发轫之作，标志着一个文学新时期的开启。《班主任》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作品通过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以对十年浩劫对青少年精神毒害戕害的深刻批判，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实不只是小说《班主任》具有这样的文学史意义，从相近的维度来看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也是新时期文学发生的重要标志。在当代过往的创作中，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被改造教育的对象，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第一次将一个尚有争议的数学科学家陈景润作为正面主人公，对他的科研成就和潜心痴迷于专业研究的科学家精神作了热情的讴歌。作品对诬陷迫害打击陈景润等科研工作者的动乱年代进行了揭露和否定。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大会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预示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作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这一时间线上看，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是科学报春的信使，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先声。它以深刻切时的现实主义启蒙精神，为历史新时期的开启提供文学与思想的动能。报告文学“最核心的东西”就是“理性特点”，“科学、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等等是它的内涵。这与整个思想界启蒙运动的大潮是相一致的，这使得这批报告文学走在了当前思想运动的前列”[28]。何西来所说的“这批报告文学”，就是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表达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主题的作品。这批作品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

四

我们说新时期是报告文学的时代，这不仅是说它具有进掘时代深层的现实关怀精神，在与时代的有机互动中，创造了文体实录、深思的历史认知价值和思想启蒙价值；同时，也意指报告文学在报告新的时代生活、表达新的时代主题时，形成并完善与之相适配的文体和新的叙事范式，开创报告文学文体自身建设的新时期。文随时移。一方面,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变动不居，文学书写的题材内容、表达的思想情感等都会呈现出时代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作为文本内容和审美表达载体的文体，它并不是凝固不变的静物，而是会因为书写内容的时代性变化、书写主体观念的个人性取向以及作品传播方式、受众趣味等的改变，发生关联性的演化。在报告文学这里，这种演化可能更为显著。这是因为报告文学作为近现代时期生成的较新文体，它一直处于“发育”成长过程之中，形塑的可能性较大，并且它所具有的新闻性以及与时代的直接关联，都使它有了更多的与时俱进的需要和必要。其中媒体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某种制导规约，都可能成为其制式形成的因素。要而言之，报告文学的现实关怀与它的文体形制是一种“共同体”，即现实关怀的时代之需，推动着文体范式的更新，而文体新制式的运用，也可以达成它现实关怀表现力的强化。正是在这里，新时期报告文学显示出它更强的文体活力与创造力。

构成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的要素是新闻性和文学性。“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交界处的特殊的文学形式。”“从新闻特点上说，要求报告文学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这就决定了它的纪实性特点。从文学上说，它具有艺术性审美特点。”但是，“它的文学性也不是一般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如小说、诗歌；它的新闻性也不再是它原来新闻报道那种真实性，而是这两者结合的一种新的特点”。[29]跨文体的“互文性”生成了报告文学文体的独特性。就其文学性而言，报告文学既有文学门类对于文学“公约性”的通则，也有文体自身基于非虚构而形成的别裁。并且在报告文学文体内部，因为题材题旨以及作者个人审美志趣等因素的影响，其文学性的生成肌理和品相也有诸多差异。

报告文学的文体名称部分地标明了它的体性。通常认为，新闻性是报告文学的“第一性”。新闻性中重要的不是“时新”，而是内含的真实性，真实性决定了报告文学与其他文学体类分型的属性。但真实性既是一个复杂的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要的实践课题。在这个问题上，徐迟声言报告文学“也允许略有虚构，不离真实的虚构”[30]。不仅如此，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就存在对主人公陈景润和重要人物“李书记”重要细节描写的失实。徐迟的言与行引发了新时期初关于报告文学真实性议题的争论。其实，报告文学的“虚构”既有作者对文体特性的认知和把握的问题，也与受到20世纪50年代苏联“特写”理论的影响有关。1950年代“苏化”，以特写取代了报告文学。“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满足于真人真事真名真姓的一般化的特写。我们不应该反对对于真人真事作适当的有益于真实性的加工。”[31]何直（秦兆阳）所说的“加工”近似“虚构”，而他的观点直接来自苏联特写作家奥维奇金的说法。“特写并不限于去记录真人真事”，“有一种特写，它的任务是着重提出生活中的问题，概括一定的社会现象，战斗地帮助人民发现和解决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它虽然从生活现象出发，但并不是具体的哪一件事，所以它允许作家有更多的可能去想象、虚构”。[32]徐迟的“略有虚构”其源头也在于此。“虚构，在小说作者的手里是一块盾牌，而报告文学作者的手里没有这块盾牌。他面对着真实的人物和事件，或纵情讴歌，或痛加鞭笞，或抒情，或议论，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一泄而尽。报告文学的作者是没法设防的，只能忠于事实，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33]报告文学重要作家理由的持论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一场关于真实性的争论最终达成基本共识。既然名为报告文学，就必须“忠于事实”，立诚于读者，就必须坚守它客观的真实性的原则。这一原则既是此类写作的基本伦理，也是写作者职业品格的要求。新时期报告文学对于真实性内涵的明确，划定了文体写作的基本底线，使报告文学的写作更具有“实录”的品格。与新闻性关联的是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和时代性，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写作者拓展了对新闻性的理解，从现实的、时代的维度上探照历史题材的价值。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如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是一种别有意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叙事性对话。过往，报告文学很少成规模地书写历史题材，新时期出现了《南京大屠杀》（徐志耕）、《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 （董汉河）等长篇历史题材的写作。这些作品写的是历史，但旨归在于现实。《南京大屠杀》不只是揭露侵略者的反人类暴行，更要告诉读者不忘国难，强盛中华，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海葬》的副标题是“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一百周年祭”。作者在1988年回溯1888年的历史，旨在从近代历史的维度中观照思考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不仅是对红军女战士历史沉郁的追述和缅怀，更是对极“左”思想危害的控诉与批判。历史题材的非虚构作品由此发端连绵至今，成为报告文学叙事的重要部分。这种“史志性”报告文学制式，正是新时期作家的一种创造。

五

从文体流变史看，新时期作家对于报告文学结构模式的打开具有重要意义。结构是叙事文学文本组织的重要方式。报告文学在习惯上被称为“轻骑兵”，言其反映现实的快速响应功能，篇幅短小、采写快捷、发表及时。这类写作一般结构相对简单，新闻的印痕较深，传载的信息量有限。到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品类渐趋丰富，既有“轻骑兵”，也有在大型刊物或出版社推出的篇幅较长的作品。这类作品没有聚焦个体人物的故事或某个事件的过程，所关注的是人与事物、问题与现象等“类”的存在，通常题材重大、题旨重要、容量厚重，有中长篇的形制，实为一种“文学重器”。为适应作品体量和写作新价值取向的需要，作者采用“全景式”或“集纳式”的开放式结构。如张锲发表在《当代》1980年第4期的《热流》，是新时期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热流》的副标题为“河南漫行记”，包含“从洛阳到平顶山的公路上”“老骥行”“芳草萋萋”“假如焦裕禄还活着”“黄河东流去”等五章，“漫行”是漫记，多视角提取河南改革初起时的种种“热流”景象，同时，也不回避对改革阻力的揭示。这种“漫记”的结构设置，意在强化对中原大地改革“热流”的整体性反映。《中国作家》1986年第3期刊出的涵逸《中国的“小皇帝”》，是其时“问题报告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作品由“我们应该怎样缔造历史”的提问引入作品的叙事，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报告了独生子女及其教育的问题。作品设置的叙述点包括“劳动，中华民族的美德正面临着挑战。‘小皇帝’们说：我有钱！”“家庭素描五幅”“一个老师的夏令营日记”“家庭答卷：三十一个问题”等，对“小皇帝”身上存在的典型问题作了特写式的个案呈现，并对问题的成因以及怎样教育独生子女作了分析思考。作品通过对材料的集纳，突出作者写作意图的表达。“全景式”“集纳式”等新结构作品，其文学性更多地体现在个案选择的典型性、个案的故事化和场景再现等方面，读者的兴趣点是作品书写的话题以及支撑话题的信息容量。

开放的新时期报告文学，一方面更新着文学性的维度和尺度，一方面又守持强化文学性的基本要求。这种更新与守持形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多样化共生的文学性景观。作为叙事性非虚构文学样式，所谓文学性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满足“人的叙事”的要求。对此，张光年不无针对性地指出：报告文学“它不但用信息提醒人，用思想启发人，更要用感情打动人”。“重要的还是写人，以人感人，以情动人，从而说服人，惊醒人。”[34]新时期有一些作家在进行报告文学文体创新探索时，过度突出作品信息量的传载，强化思想的启蒙性，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文学性。陈祖芬的若干作品，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看来，真正具有价值的报告文学还是需要信息（报告）与文学的有机融合。新时期的优秀作品有不少是因人立篇，以人物形象的精彩再现存活于读者的记忆之中。徐迟笔下的陈景润成为潜心专业、以学术报国的一代科学家的形象代表。作者融合诗人的激情和传记的质朴，通过个性化的细节描写，彰显陈景润形神兼取的独特形象。理由也是一位具有高度文体自觉的作家，他的《痴情》《扬眉剑出鞘》《中年颂》等是以艺术家、体育运动员和普通工人为书写对象的人物报告文学。理由他知道“报告文学需要从文学的河流里引来多样化的表现方法与艺术技巧，如提炼、剪裁、描摹、比兴、工笔刻划、重笔渲染，以及精选角度、截取断面、调动语言”[35]。因此他的创作善于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丰富作品的文学性，使其作品展示出一片“美的天地”。此外，文学性是写作者个人性的外化。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文体创造也显著地体现为作家创作风格的异彩纷呈。正如柯岩所看到的那样，“徐迟的丰富；黄钢的开阔；刘白羽的俊逸；魏钢焰的淳厚；魏巍的炽热；刘宾雁的冷峻；黄宗英的婉约；理由的华美；陈祖芬的巧思；李玲修的质朴；肖复兴的多姿；以及鲁光、乔迈、李延国、韩少华等虽还写得不多，但已在我国报告文学领域大大崭露头角的几十位同志各具特色的作品，就使得报告文学园地真是百花齐放、风姿各异”[36]。而写作有《船长》《奇异的书简》《美的追求者》等作品的柯岩，也以“真诚”与“诗情”标记着自己个人的创作风格。 “百花齐放、风姿各异”，这正是一个报告文学时代的形象标识。

我们现在通常用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和政论性来概括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特征。其中的政论性，尽管在夏衍《包身工》等作品早有体现，但作为文体的重要特性之一，是在新时期被确立的。报告文学的“报告”，不仅报告对象客体，同时也报告写作主体自己。主体性构成了报告文学的鲜明特征。这种主体性，不仅内在地制导着作品的取材、叙事和主题凝练，也外显为以直接论议为表达方式的语言景观。作者以精要的语言论说精深的思想，这种方式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种普遍性制式。其时社会思想解放新启蒙的氛围，不仅使作者的思想言说成为可能，而且报告文学介入现实的使命也让这样的表达更有必要。在此背景下，一些作家将与此关联的思辨、论议视为报告文学的理性之美。“思辨本身进入文学，报告文学就是以思辨作为武器，来解剖这个社会，来贡献于这个社会。那么思辨的东西是不是具有审美价值？是不是应该从审美的价值来考虑？”“思辨本身就是一种美。理性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美。”[37]思想为美成为新时期报告文学作家创作追求的新价值取向。奉行此论的麦天枢，其作品就以思想的精警胜人一筹。获得“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第一名的《西部在移民》，主旨不是暴露外在的西部地区物质贫困的境况，而是以种种典型的人和事的摄照透视，将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关联起来，强烈地表达了对新的“国民性”改造课题的深思。“社会在分发它的优越性的时候，不知不觉把人的品质中腐朽的依赖性充分地挥发出来，使大片土地物质的贫困又陪伴着精神的贫困，使人性的沙漠浩瀚无垠。”[38]作品中类似的政论，反映出作者对贫困地区人的精神状态观察反思的锐利。新时期的陈祖芬以多重笔墨创作报告文学，她的《挑战与机会》更具时代的新思维和政论的力度。张光年指出了这部作品政论性突出的优长，认为《挑战与机会》“带有强烈的政论性，其中不乏艺术性的政论或政论性的艺术，使她的系列报告文学带有政论性、挑战性的色彩。我以为这是难能可贵的”[39]。陈祖芬的《挑战与机会》是一部系列报告文学，共有“挑战与机会”“全方位跃动”“性格化与现代化”“经济和人”“日本启示录”等11篇，是一部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辨性报告，由作品篇名就可感知鲜明的时代性和思想性。“一个城市的问题正是这个城市的机会”，“面对责任的时候，敢于说‘我’”，“用自己的长处比人家的短处，不如用自己的短处比人家的长处”[40]，作品中这些体现“艺术性的政论或政论性的艺术”的语句，表明有意义的报告文学政论不是说教，而是富有意味的哲思表达；政论不只是政论，更是发人深省的“点睛之笔”。政论的艺术，是思想的艺术。

新时期报告文学是历史大转折时期的一面镜子；它也是一面安置在文学史、文体史高地上的镜子，可以照见后来报告文学创作的成色。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报告文学的现实关怀与文体流变研究”（项目编号：22JJD75002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刘剑青：《鸟瞰春潮起涨——略评1977—1980年获奖的报告文学作品》，《文学评论》1981年第5期。

[2][8][9][11][14][15][16] 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233页、236页、202页、48—49页、62页、73页。

[3] 赵天成：《重温“新时期”起点的“报告文学热”——以“首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1977—1980)”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4] 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有相关的表述，参见《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5页。

[5] [日]川口浩：《报告文学论》，沈端先（夏衍）译，《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6][18] [塞尔维亚]T·巴克:《基希及其报告文学》,张元松译，《国际文学》1935年第4号。

[7] 袁鹰、朱宝蓁、吴培华：《报告文学座谈会纪要》，《新闻业务》1963年第5、6期合刊。

[10] 张光年：《社会主义文学的新进展——在全国四项文学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文艺报》1983年第5期。

[12][23] 潘旭澜：《五年来的报告文学》，《文艺报》1982年第7期。

[13] 周明：《春天的序曲——〈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前后》,《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17] 赖大仁：《当代文学的新发展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19] [法]安德尔·马尔克劳斯：《报告文学的必要》，沈起予译，《文学界》1936年6月创刊号。

[20] [美]赫姆林·加兰：《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4页。

[21] 陈祖芬致朱子南信，见朱子南、秦兆基：《青春的旋律 时代的节奏——评陈祖芬的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十家谈》，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22] （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38页。

[24] 《人民文学》编辑部等：《“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百家期刊联名启事》，《人民文学》1987年第12期。

[25]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59页。

[26] 胡平、张胜友：《世界大串联—中国出国潮纪实》，《当代》1988年第1期。

[27][28][29] 参见《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探索中的忧虑——〈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第二届作家、评论家对话会发言纪要》,《报告文学》1989年第5期，可可整理。

[30] 徐迟：《再说散文》，《湖北文艺》1978年第1期。

[31] 何直：《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人民文学》1956年第6期。

[32] [苏]奥维奇金：《谈特写》，刘宾雁译，《文艺报》1955年第7、8号合刊。

[33][35] 理由：《报告文学的写作》，《新闻战线》1980年第3期。

[34][39] 张光年：《出色的答卷——陈祖芬系列报告文学读后感》，陈祖芬：《挑战与机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8页。

[36] 柯岩：《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报告文学集·导言》，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37] 麦天枢语，参见《花城》编辑部：《1988·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花城》1988年第6期。

[38] 麦天枢：《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

[40] 陈祖芬：《挑战与机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