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疆现象
若论地域之辽阔，占地面积超过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无疑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近年来，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一批新疆作家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称之为“新疆现象”。
这一趋势最初的征兆，出现在以散文闻名的刘亮程身上。早在1999年，凭借《一个人的村庄》，刘亮程被文学界誉为“乡村的最后一位哲学家”，自此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散文出道，但具备文体自觉意识的刘亮程很快便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一般而言，作家写小说多遵循先中短篇、后长篇的循序渐进之路，因长篇小说通常被视为一种集大成的文体。然而艺高人胆大的刘亮程却一反常规，一上手就直奔长篇而去。他先推出《虚土》，后有《凿空》。如果说《虚土》尚未完全摆脱散文的笔调窠臼，那么到了《凿空》，就已经展现出完整的长篇小说形态。紧接着，他又发表了极具艺术想象力的《捎话》。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现代主义笔法，刘亮程将目光投向千年之前，聚焦那个遥远时代的古老宗教信仰，以及围绕信仰所产生的文化冲突与人性挣扎。更进一步看，因明显抽离了具体时代与社会背景，《捎话》在象征与隐喻层面亦可被视为一部关乎人类整体命运、寓言特质极为突出的杰出长篇小说。
再之后，便是更充分展现刘亮程思想与艺术个性的《本巴》。尽管该作依托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但无论情节架构、艺术手法还是思想内涵，毫无疑问都可视为刘亮程的一种全新创造。从关键词的角度出发，倘若说理解《江格尔》的关键在于“战争”与“英雄”，那么理解《本巴》的核心则在于“时间”“童年”与“寓言”。更进一步说，如果从对“时间”的发现与顿悟出发，整部《本巴》甚至可被看作一场“时间幻术”的呈现。再极端一些，“时间”在小说中犹如一位隐形的主人公。这部作品于2023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成为新疆首部获此殊荣的长篇小说。难能可贵的是，获奖后的刘亮程并未停留在这一崇高荣誉上，仅在两年后的2025年，就推出了新的长篇小说《长命》。
何为“长命”？在我看来，刘亮程之所以要把自己这部小说命名为“长命”，一方面源于贯穿全书的主人公名为郭长命，另一方面也因其具有的象征意义——生命的长久延续。所谓生命的本质，其实正是时间的长度。大约正是感知到这一点，孔子才在川上发出“逝者如斯夫”的长叹。作品中，刘亮程借助可游走于人鬼神之间的神婆魏姑，巧妙地实现了时间的叠加，抵达了某种穿越时空的艺术境界。
然后，是早在2003年就以长篇小说《白豆》惊艳全国文学界的董立勃，于2024年初在《收获》杂志推出了长篇小说《尚青》。既然曾经取得过《白豆》那样的成功，当他在时过境迁20多年后再一次捧出《尚青》的时候，不能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他的小说创作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哪些因素不复存在？哪些因素一如既往？从不变的特质来看，董立勃其一贯的优势仍在——擅长讲述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而围绕女主人公展开的曲折情节，其背景也始终锚定于新疆那块幅员辽阔的大地。如果从变化的角度来考量，也有两个方面特别引人注目。其一，是将故事背景设定为风云变幻的民国年间，聚焦讲述民国奇女子尚青的故事。其二，则是在加入非虚构因素的同时，对人生命运本质的思考与认识也变得愈加复杂与深邃。
在虚构层面，董立勃所讲述的，是尚青与杜涛、程丰以及吴长明三位男性之间曲折复杂的情感纠葛。其中最具命运讽刺意味的，莫过于程丰这一形象前后截然不同的反转。原以为他是出卖并迫害杜涛的罪魁祸首，不料到头来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被冤枉者。伴随程丰形象的反转，尚青的形象也发生转变，从一位充满愤怒的复仇者蜕变为真诚的赎罪者。
在非虚构层面，作品聚焦曾在新疆现代历史上显赫一时的盛世才——盛督办个人形象与命运的几度变迁。他从原本带有鲜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热血青年，一步步蜕变为权势显赫的老练政客，其间人性已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惊人的扭曲与变异。
在充分肯定《尚青》思想艺术价值的同时，还必须提及：据悉，董立勃一部聚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新的长篇小说《垦荒》已经完成，并已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支持名单。这部尚未谋面的《垦荒》，其思想与艺术品质值得期待。
曾以《桃李》和《老风口》引人瞩目的兵团作家张者，已多年不涉猎兵团题材，但近日完成了长篇兵团叙事作品《天边》。在我看来，张者之所以重返这一题材，并耗费十年时间数易其稿，正是其内心深处难以动摇的兵团情结使然。这种正面强攻兵团题材的创作勇气，理应赢得我们充分的敬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1954年正式成立，虽曾在1975至1981年间被短暂撤销建制，但总体而言已走过70年历程。若以20年为一代人的成长周期，70年则正好涵盖三代人。为达到全景式呈现兵团人奋斗史的艺术目标，张者在《天边》中正是以三代人为书写框架，重点聚焦第二代中的三个典型人物——黄建疆、姚远和李军垦个人的曲折成长经历，以兵团宏大而跌宕的发展历程为背景，采用双重成长叙事的方式，在读者面前铺展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兵团全景画卷。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出道稍晚、在文坛尚不出众，但近年小说创作却不容忽视的作家李健。其实早在2012年，李健就出版过长篇小说《木垒河》。十多年后重读《木垒河》，深感这是一部以木垒河为支点，生动再现民国新疆历史风云的力作，也不免为其被忽视的命运感到惋惜。但《木垒河》的沉寂并未阻碍李健创作才华的继续展现。除一度引发关注的系列中篇小说集《脐血之地》外，其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天山下》。这部作品打破了传统“山乡巨变”主题小说的一贯写法。虽身为汉族作家，李健在书中却聚焦于哈萨克族牧民在现代化冲击下命运与精神世界的深刻蜕变。女主角巴亚什原是一位恪守传统、只知放牧理家的哈萨克族女性，经历艰难挣扎后，最终成长为精明能干的女企业家。除巴亚什之外，夏木斯、哈木扎、刘承义、宝兰拜等人物也因塑造扎实、具人性深度而各具亮点。哈萨克族牧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与精神变革，正可视为山乡巨变的深刻写照。
早在1985年，《当代》杂志第2期集中发表了成一、郑义、李锐和罗雪珂四位山西作家的中篇小说。在该期“编者的话”中，章仲锷首次提出“晋军崛起”：“本期刊载的中篇小说，均出自山西省中青年作家之手。近几年‘晋军’的崛起，引人注目……”自此，“晋军崛起”之说风行中国文坛。至1993年，陈忠实《白鹿原》、贾平凹《废都》、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京夫《八里情仇》、程海《热爱命运》五部长篇小说集中推出，《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撰文提出“陕军东征”，这一说法亦广为流传。如果说“晋军崛起”与“陕军东征”已成为文学史中的重要现象，那么近两年，随着刘亮程《本巴》《长命》、董立勃《尚青》《垦荒》、张者《天边》及李健《天山下》等长篇小说的集中涌现，在我看来，此种情形也不妨被视为长篇小说创作的“新疆现象”。在这里虽然没有对新疆的这些长篇小说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但这一现象的提出，或许亦有其相应的文学史意义。
（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