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火焰》：抗战烽火中的文化坚守
作家张庆国的长篇非虚构新作《绿色的火焰》以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冒着敌人炮火迁徙、教育机构为保存实力南下东进、文艺创作汲取营养实现突围、文化遗产得到抢救等多维叙事，打捞在战火中濒临湮灭的文化记忆，以史诗般的壮阔、考古学般的精密，揭示了文化延续文明传承的韧性。
《绿色的火焰》采用多维度、多人物、多事件交织的叙事结构，将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文化守护者的过往串联起来，构建了一幅幅丰富立体的抗战文化图景。作品以“思想”“声音”“杏坛”“光亮”“歌唱”“舞台”“秘密”七个部分为框架，每个部分聚焦不同的文化领域与人物群体，依次叙述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南下坚持古建筑考察研究，钱穆在云南宜良岩泉寺隐居撰写《国史大纲》，穆旦、艾青与王礼锡等诗人在战火中用诗歌传递抗敌激情，梅贻琦和竺可桢带领西南联大与浙江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办学、培养人才，光未然、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延安迎来文艺勃兴，张元济重建商务印书馆，王芸生坚持发挥《大公报》阵地作用，熊佛西、欧阳予倩呵护话剧艺术，厉家班薪传戏曲火种，故宫文物逶迤南迁等历史故事……这些看似独立的叙事线索，与“文化坚守”这一核心主题紧密相连，勾勒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整体风貌。
作品采用“群像式”叙事方式，既刻画了梁思成、林徽因、梅贻琦、竺可桢、欧阳予倩等广为人知的文化名人，也关注到王礼锡、厉彦芝等较少被书写的文化守护者。作者没有将人物符号化、英雄化，而是深入挖掘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脆弱与坚韧。作品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描述，如描写梁思成在李庄时颈骨无力，用花瓶支着下巴，夜以继日地绘图；钱穆在岩泉寺一边吃斋一边撰写《国史大纲》；梅贻琦校长自付住宅房租；西南联大教授兼职谋生补贴家用；竺可桢在迁校途中强忍痛失妻儿的悲伤……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细节让历史人物的行为变为“可感的生命体验”，展现文化群体的共同担当，凸显个体在抗战洪流中的独特光彩。
作品对抗战时期的昆明、桂林、武汉、成都、重庆、延安等地作为“熔炉”的多样性进行了细致描述。南北学者、艺术家在不同地方的思想深度碰撞，传统文人与留洋学子的心灵对话，发生在他们走向民间、了解国情、传承文化的特殊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带领营造学社指导修复古建筑，钱穆撰写史学著作，费孝通开展田野调查，光未然、冼星海创作大合唱，厉家班迎来戏曲复兴，以及故宫文物藏品迁移保护……这些历史故事都在告诉我们，抗战时期在广袤、偏远、粗犷的乡野里，中华文化依然焕发着新的生机。“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宜宾李庄这个当初只有3000人的镇子，最高峰时曾容纳12000多名外来文化人；安谷的乡绅让出宗祠庙宇支持文物安放，村民“用土法保存古籍”。民间社会与知识分子的共生共荣、文化共鸣，形成了文化传承的良性循环与双向流动，说明文化的存续从来不是精英的独舞，而是庙堂与乡野合力共同选择的结果，在战火洗礼中，文化因子被筛选保留，获得了可喜的变异与重生。这部作品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还提供了新的认知，揭示了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物质载体的坚固，而在于核心价值的感召力。文明在绝境中自我更新，文化在苦难中传承发展，或许是历史给予我们最宝贵的馈赠。
作者为创作这部作品，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以及江苏、江西、四川、贵州、广西等15个省市25个地方广泛调研，将实地寻访的见闻与历史场景交叉呈现在文本中。对梁思成迁徙路线、西南联大旧址、故宫文物南迁遗址的“田野调查”，将历史回忆与现实观察交织起来。如在描写李庄时，作者写道“2024年10月17日我从四川乐山坐高铁去宜宾，寻访梁思成的身影”，随后自然过渡到梁思成当年在李庄的生活场景；在讲述故宫文物南迁时，作者亲赴南京浦口火车站、上海仁济医院旧址等地，用现实场景的寂静反衬历史事件的惊心动魄。这种“现实探访+历史回溯”的叙事方式，打破线性结构局限，通过微观考古与时空折叠，让抗战时空与当代时空形成对话，不同身份的声音编织成合唱，将散落的历史碎片连缀为立体画卷，增强了真实性与实证性，让读者在时空交错中更深刻地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面对旧址、故地被废弃，或被辟为游客拍照打卡之地，静谧与喧嚣碰撞，作者也发出感叹，追问“精神遗产如何真正被继承”，引发我们对“文化传承是否变质”的思考。
作者擅长捕捉最能体现人物处境与性格的细微之处，以细腻的细节描写，生动呈现抗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场景、精神状态与文化事件，让冰冷的历史变得可感、可触、可共情。如记录钱穆在宜良岩泉寺写作时，“每晚入睡前要看《清史稿》数卷”“周日下午或周一上午，携《陶渊明诗》去岩泉寺东面八里处的温泉洗浴喝茶”。刻画冼星海在延安窑洞创作《黄河大合唱》时，“手肘支在桌上，白天听着窗外北风呼号，想起船夫号子的吼叫，借窗外的光线埋头写作，夜晚注视着桌上摇晃的油灯灯芯，灵感阵阵涌现”，以油灯、北风、船夫号子等细节，营造出艰苦却充满激情的创作氛围。描写故宫文物南迁时，十分专业而细致地记录了仔细包装文物的复杂过程，展现了文物工作者的严谨与用心，让读者感受到文物南迁工程的艰巨与伟大。讲述西南联大师生步行迁移时，通过勾勒师生路途的艰辛，凸显了他们在苦难中的乐观与坚韧。
《绿色的火焰》还通过丰富的文化隐喻，将文化人的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紧密联结，赋予作品深刻的精神内涵与思想深度。书名出自诗人穆旦《春》一诗中的名句：“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绿色的火焰”作为作品的核心隐喻，贯穿全书始终，既是自然景象的描写，也是文化生命力的象征——在战火纷飞的“草上”，文化如同“绿色的火焰”般顽强燃烧，“渴求着拥抱”民族的希望“花朵”，既象征战火中顽强生长的文化生命力，也隐喻知识分子“向死而生”的精神。梁思成、林徽因对古建筑的保护与研究，本质上是对民族文化“骨骼”的守护；穆旦、艾青、王礼锡创作的诗歌，象征着民族精神的“声音”，唤醒沉睡的国人；欧阳予倩、厉彦芝推动的不仅是戏剧艺术，更是搭建起在战火中为民众提供精神力量的文化“舞台”。而张元济、王芸生捍卫的书籍与报刊则象征文明的记忆，对其的保护对应着“历史记忆如何对抗遗忘”。故宫的文物，象征着民族的“灵魂”，它们的安全迁移，意味着民族精神的延续。这些文化载体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民族精神、文化传承的象征。这些象征让思想从“抽象概念”变为“可感的生命体验”，“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不再是空洞口号，“文化保护”不再局限于“保存物质遗产”，而拓展为“守护文明的精神基因”，“文化坚守”的思想不是浪漫化的想象，而是充满抗争的复杂过程。作品让我们看到，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只要有人为文化坚守，民族的希望就会如“绿色的火焰”般，汇聚成照亮未来的火炬，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熄灭。
（作者系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