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文学评价的若干问题
摘要：抗战文学因抗战而生，与抗战同行，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至今影响犹存。为了让世人了解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须通过历史还原来实事求是；为了澄清以往对抗战文学“有抗战而少文学”的误解，需要从抗战文学的实际出发，重建贴近抗战文学的审美标准，确认文学窑变的异彩；由于域外四分法的纯文学观的影响，抗战文学中的旧体诗、文言文、歌诗（歌词）、书信、日记往往被排挤出研究范畴，而今需要按照中国传统的“大文学”观，将曾被关在门外的文体纳入研究范畴，这样才能对抗战文学作出贴近历史、符合逻辑的科学评价。
关键词：抗战文学 历史还原 文学窑变 大文学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文学作为时代的镜子与心灵的竖琴，不可能对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无动于衷，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表现中国抗战的文艺作品多如海洋生灵。抗战文学因抗战而生，与抗战同行，对抗战文学的评价也紧相伴随,当抗战作为历史渐行渐远之后，对抗战文学的评价并未终止，而是变成言说不尽的复杂话题。如何评价抗战文学，既是涉及战争文学评价标准的文艺理论问题，也是关乎如何建构抗战文学史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看待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的历史问题，还是抗战文学应该以怎样的面貌进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充分发挥其作为文学遗产之积极作用的现实问题。
一
战时审美 文学窑变
抗战文学曾受冷落，研究者少，评价偏低，即使近些年研究的热度有所升高，仍然能够听到来源不详但为时已久的评价：抗战文学，有抗战，少文学。“少文学”不是说作品少，而是指作品的审美韵味寡淡、艺术水准不高。这种评价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初创之际对抗战文学了解不多且偏重内容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文学文献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所以，最初一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的文献基础比较薄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建的动机是要以文学史来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获胜的必然性，因而文学史著者在选择作品时便筛掉了一批在当时看来精神内涵与新时代的要求尚有距离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史著述初始阶段的弱点至今尚有影响。但是，影响抗战文学审美评价的更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评价标准并未充分从战争文学的实际出发，而拘泥于一般性的审美标准。
卢沟桥事变后，作家的生活轨迹与创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安定的生活到战争中的流亡，从富庶的都市、繁华的城镇到穷乡僻壤，生活条件一落千丈。他们有的奔赴正面战场，有的投身敌后战场，手持武器无所畏惧地作战，身带纸笔在战斗的间隙、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写作。如担任正面战场某部排长的阿垅，在淞沪会战中负伤，正是因为有了前线军官的审视眼光与切身的战场体验，他才创作了多部报告文学作品及长篇小说《南京》（出版时改名《南京血祭》）。穆旦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在野人山突围中九死一生，后来才写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丘东平早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便是第十九路军的一员，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他又在火线上奔波，于是写出了《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战地小说，后参加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驰骋，1941年7月在苏北秦庄（今属建湖县）率队突围中壮烈牺牲，鲜血染红了他带在身上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茅山下》。华北敌后战场壮烈牺牲的晋察冀诗人有史轮、雷烨、司马军城、陈辉、吕光、任霄等，他们是诗人，更是战士。民族启蒙与战地鼓动的需求迫切，作家戎马倥偬，鲜少有充裕的时间打磨作品，他们在战火中冲锋陷阵，随时都可能献出生命，在这种生存方式与创作背景下完成的作品，难免是“急就章”，往往带有砂砾岩似的粗砺。急迫是战争带来的节奏，粗犷是时代铸就的性格，怎么能苛求作家像和平时期那样对作品精雕细刻呢？
抗战文学的受众大多为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的农民与农民出身的士兵。面向这些读者的文学作品，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显然不行，非得下里巴人才能接地气。所以，赵树理才要创作上党戏《万象楼》，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揭露日伪用封建迷信欺骗民众的阴谋诡计，才要创作太行山风格的通俗乡土小说《小二黑结婚》等，以通俗的词汇、语调和传统的故事体描绘根据地的新气象，给人以启迪与信心。不应以《雷雨》的审美标准衡量《万象楼》、以《狂人日记》的审美标准批评《小二黑结婚》。背景迥异，题材有别，受众不同，因而，审美标准不能套用。抗战时期对文艺通俗化的要求比以往更迫切，向民间、通俗的靠拢，理应得到同情的理解，而非嘲笑与贬低，战时作家从民间汲取营养、不拒通俗、融通雅俗的创作经验永远值得借鉴。
抗战时期，无论作家身在何处，岗位如何，其心灵与创作都不得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如同民族精神在抗战中得到凤凰涅槃似的升华一样，经过抗战烽火与硝烟的灼烤、熏染，中国现代文学无论是精神内涵还是审美形式都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窑变效应。延安宝塔山下清凌凌的延河、冀中一碧万顷的白洋淀、太行山的千仞绝壁、昆明碧波荡漾的滇池、重庆的长江和嘉陵江、缙云的山歌和乐山，都见证了抗战文学的动人窑变。诗人卞之琳堪称窑变的典型。他于1929年入读北京大学英文系，英国浪漫派与法国象征派诗歌给他早期的新诗创作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卢沟桥事变前，其诗作内容既有青年对爱情的向往，也有因日常现象引发的生存感悟与哲理玄思，意象繁复，通感灵动，节奏跌宕，书面语和日常语交织并存，新旧典故交汇，诗意往往晦涩，耐人咀嚼，是典型的西洋式学院派风格。如《距离的组织》：“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忽有罗马灭亡星出现在报上。/报纸落。地图开，因想起远人的嘱咐。/寄来的风景也暮色苍茫了。……”据考证，该诗内容涉及当时报纸对北方大力星座新星之发现的报道与《聊斋志异》的典故，有论者认为诗句涉及实体与抽象、微观与宏观、存在与觉识的关系等哲学问题。一首短诗，新旧典故交织，且涉及天文与深邃的哲学问题，别致倒也别致，深刻固然深刻，但是，能有几个普通读者读得懂？这样的作品，作为现代派诗歌的典型自有其文学史意义，但是，恐怕除了现代派诗歌研究者之外，多数读者都会望而生畏。卞之琳早年扎实的传统文学童子功使得他的新诗也不尽是晦涩、难解之作，有的作品着力营构意境，吐露出晚唐幽婉的芬芳，如《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此诗见得出中西合璧的光影，诗中现身的人物与隐身的人物、现实与梦境、窗子与明月构成了有趣的映衬与幽深的意境，意象顶针亦可谓对古诗顶针手法的发扬光大。
卢沟桥事变后，京派作家失去了存身的象牙塔，卞之琳同样走向了敌机轰炸威胁下的成都，不久，为延安所感召，他与何其芳、沙汀及其夫人黄玉欣于1938年8月自成都出发，辗转到延安。后跟从以吴伯箫为团长的文艺工作团，随同朱德总司令部人员过黄河，进入晋东南敌后根据地，随军生活。1939年四五月间返回延安，卞之琳受邀在鲁迅艺术学院代课三个月，然后告别延安。延安与晋东南根据地之行虽然只有一年，但这段经历使卞之琳的文学生涯发生了断崖飞瀑一般的变化，他看似从象牙塔的尖顶跌落，实则奔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成就了另外一番自由奔放的创作景观。诗集《慰劳信集》是其创作变化的重要标志。
1938年秋，延安文艺界发起写“慰劳信”活动。1938年11月，卞之琳开始了诗体“慰劳信”的创作，据卞之琳所言，诗体“慰劳信”“公开‘给’自己耳闻目睹的各方各界为抗战出力的个人或集体。都是写真事真人，而一律不点名，只提他们的岗位、职守、身份、行当、业绩，不论贡献大小、级别高低，既各具特殊性，也自有代表性，不分先后，只按写作时间排列（带了一点随意性），最后归结为‘一切劳苦者’（也显得有一点整体观）”。《慰劳信集》慰问和赞誉的对象有准星上寄托着父老乡亲希望的前方神枪手、在战斗中成长的地方武装新战士、抬钢轨破坏敌人铁道的群众、坚壁清野的中国农民、洞若观火且运筹帷幄的《论持久战》著者、为新中国疏通血脉的筑路工人、为保卫蓝天白云而“五分钟死生/千万颗忧心”的空军战士、“荒瘠里要挤出膏腴”的西北青年开荒者、前后方“拿着锄头、铁锹、枪杆、针线……以至于无限”参加抗战建国的“一切劳苦者”等。
《慰劳信集》从抗战中取材，意象质朴自然，脉络连贯而没有此前现代派诗歌那样不规则的跳跃，语汇多为日常口语而少有文绉绉的书面语言，在这些诗作中，飘忽的爱意与玄想的哲思让位于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实干与对胜利的希冀。如《给修筑飞机场的工人》写道：“母亲给孩子铺床总要铺得平，/哪一个不爱自家的小鸽儿、小鹰？/我们的飞机也需要平滑的场子，/让它们息下来舒服，飞出去得劲。”诗中的象喻是何等的自然、贴切。诗作的感情色调从卢沟桥事变之前的个人感情的一泓潭水或酒吧里的多彩鸡尾酒变成了与工农兵水乳交融的浩瀚海洋。
卞之琳的诗歌向来注意细节，但此前的诗歌细节多为诗人的个人感悟或哲理玄思，而《慰劳信集》的细节则多为对诗歌描写对象的客观展现，如《给〈论持久战〉的著者》最后一节：“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慰劳信集》里的“典故”多源自现实中的真人真事，如第一次上战场的农家出身的地方武装新兵，竟用草帽来抵挡敌人的子弹，由于太早打开手榴弹的保险盖而出事等，这类“典故”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读起来亲切感油然而生。诗风晓畅与诗意浓郁有时不易兼得，为了能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懂，诗风晓畅显得更为重要。但是，诗风晓畅是否必然会导致“诗意不浓”，却是一个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诗意之浓淡不应以用典之多少、语汇艰涩与否、跳跃性之大小为标准。白居易的《长恨歌》人物刻画细腻，景物描写生动，结构大开大合，其写梦之逼真，诗意之浓郁，古今已有共识；而其《琵琶行》叙述江上邂逅，刻画人物命运，描写琵琶演奏，比喻新鲜别致，音乐形象鲜明，借曲言情，一气呵成，谁又能说其诗情淡薄？卞之琳《慰劳信集》的诗意是走出象牙塔、回到黄土地的质朴诗意，从一味咀嚼个人悲欢的小资情调转为表达抗战将士与人民大众情怀的醇厚诗意，从花腔女高音式的西洋音调转向与太行山水同频共振的本土旋律的民族诗意。
抗战文学的确曾一度出现公式化、概念化、浮泛化等问题，即使创作者后来意识到问题所在，努力加以克服，这些弱点依然未能彻底根除。但是，经过摸索、调整，作家们的审美自觉性显著提升。其题材不再限于直接表现抗战，战时的日常生活、对人性的深度开掘、对个性的现代启蒙、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对自然的凝神观照等均有涉及；其风格不再强求一律通俗化，而是尊重作家的创作个性，支持作家的独立探索。而且，抗战没有中断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反而促成了其加速变轨。抗战文学不仅极大拓展了社会文化心理等意蕴空间，而且在文体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报告文学的成熟、杂文的深化、抒情诗的“交响曲化”、英雄史诗的横空出世、诗性小说的魅力开发、长篇小说的再攀高峰、寓言体小说的新变、历史剧的丰收等。虽然，部分抗战文学作品只是粗糙的宣传品，艺术韵味匮乏，好似出窑即存在釉色暗黄、惊裂等各种问题的瑕疵品，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其中有不少瑕不掩瑜的佳器，尤其是“造化钟神秀”、瑰奇难再得的“窑宝”。例如，《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他死在第二次》《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呼兰河传》《我在霞村的时候》《寒夜》《财主底儿女们》《回春之曲》《法西斯细菌》《白毛女》《风景谈》《记贺龙》《落日》等经典作品成批涌现，创作个性千姿百态，审美风格色彩缤纷，其中平易、明朗、深沉、雄健、大气一脉尤为突出。抗战文学的审美建树与社会价值一样不容轻忽。
二
实事求是 历史还原
中国现代文学史，从1915年至1949年，也不过三十四年，其中抗战文学，从“九一八”事变之前穆木天警笛似的反日诗歌到抗战胜利后巴金的《寒夜》、王林的《腹地》等面世，足足占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半程。虽然，“时至今日，抗战文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对象的不断拓展之外，“对文化研究、文史对话和跨文化诸多视角的运用，对新史料的发掘考证以及对经典作家的再认识，显示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然而，在740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抗战文学所占的分量及其折射出来的地位与其时长并不匹配，而且，现有的文学史所列出的抗战文学作品的代表性大可推敲。那么，怎样透过文学史理解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呢？这的确是十分尖锐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回答。
抗日战争长达十四年，局部抗战除了东北抗战之外，还有1932年的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6年的百灵庙大捷，全面抗战主要分为东北战场、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及两次赴缅作战。这些历史在抗战文学里均有反映，只是以往由于历史与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多被遮蔽。要想真正了解抗战文学的全貌、准确把握其历史脉络，深入发掘其经典价值，首先要恢复实事求是精神，具体方法是历史还原：还原抗战文学的历史背景、创作生态、历史内涵及其历史作用。
在局部抗战时期，东北军的主力大部分奉命未作正面抵抗便撤至关内，但这并不等于毫无抵抗。不愿撤离故乡的部分东北军官兵、警察部队与民间揭竿而起的抗日武装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总名为东北义勇军，人数至少有30万，他们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牺牲惨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将其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顽强抵抗，直至迎来抗战的胜利。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谈及东北抗日文学时通常会提到东北作家群，代表作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等，而对舒群描写东北海军抗日题材的《松花江的支流》、立川表现义勇军题材的报告文学《血战归来——关外义勇军抗日纪实》、万国安的长篇小说《三根红线》、吴祖光的话剧《凤凰城》、东北抗联歌曲、周保中日记与赵一曼写给幼子的遗书等则往往忽略不计。其中，赵一曼的遗书质朴无华，然而表现出了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而不畏牺牲的豪迈气概与一位母亲就义之前对幼子万般不舍而又殷殷期待的似海情怀。周保中的《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是一部极为难得的宝贵文献，从中可以了解东北抗联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亦可窥见身为共产党人的东北抗联将领的牺牲精神、坚韧性格与聪明睿智。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及稍后涌现出大批文学作品。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是第一部表现“一·二八”题材的长篇小说，当时曾有好评。但是，在当时的左翼批评家看来，该小说的文本实际与创作意图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作者要描写整个的一·二八的上海事变，从前方一直到后方，从猛烈的战斗到温情的享乐，从最大的兴奋到无限的幻灭”，而实际上所写的“整个的前方的战斗，事实上是成了全书的穿插，没有紧密的联系的生硬的穿插”，“读者不能从这部‘大著’里把握到真实的一·二八事变期间的战斗的上海的前后方”。根据这种否定性评价，后来的文学史叙述将黄震遐及其作品作为批判的对象，这样一来，对于第十九路军、第五军和上海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淞沪抗战的描写在文学史上只能见于报告文学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而在虚构文学方面则出现了不应有的空白。此外，对于中国军队1933年投入25万兵力的长城抗战，曾经有过作品予以表现，如丘东平的小说《中校副官》《将军的故事》等，但在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找不到这些作品的踪影。
中国第一部抗战文学史——蓝海著《中国抗战文艺史》,由上海现代出版社1947年初版印行。近80年来，先后有十余种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文学史及其他地域性的抗战文学史面世，而涵盖整体面貌的抗战文学史，除了《中国抗战文艺史》（1984年增订本）之外竟然没有第二部，中国现代文学通史里也较少提及表现正面战场抗战题材的作品。1985年前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相继公布了包含国民党殉国将领在内的烈士名单，修复被破坏的正面战场抗战烈士纪念设施。200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正面战场文学”成为讨论的话题之一，会后刊物上陆续刊出关于“正面战场文学”研究的论文。201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专著《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
全面抗战时期，文学生态较此前发生了巨大变化，记者在战争的硝烟中采访报道，作家走上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不少文化人穿上戎装，一手拿枪、一手执笔，记者、作家、从军的文人、军队中的儒将，更有海量的民间作者，共同描绘出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在敌后战场，从作为精神灯塔与文学中心的延安到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等敌后根据地，从晋察冀地雷战、黄土岭伏击战到惊天动地的百团大战，从战场上的血火交织到战时工农商学诸业的艰难行进，从城镇的繁荣拥挤或破败萧条到根据地、游击区、沦陷区的各色景观，从领袖人物、高级将领到普通官兵、市民、农民，文学作品中都有真实而生动的刻画。从中既听得见平民百姓横遭屠戮、饱受凌辱的凄厉惨叫与悲苦呻吟，也听得见我军民报仇雪恨的嘶声呐喊与激励冲锋的嘹亮军号；既看得见战场搏杀的鲜血淋漓与谍报暗战的刀光剑影，也看得见侵略者的狂妄残暴和最终败北的狼狈与无奈。
对历史背景、文学生态与作品内涵的历史还原，不仅可以再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存状态，而且可以借此揭露国民政府当局的政略失误、指挥瑕疵、军纪污点。如阿垅1939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南京》，是抗战期间完成的唯一一部表现大型会战题材的长篇小说，曾得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肯定，但由于作品对南京保卫战的部署有所质疑，当时未能获准出版。抗战胜利后，照样不予放行。直到改革开放以后，这部命运多舛的小说才以《南京血祭》之新书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初版面世。作品出版的复杂性所折射的正是历史的复杂性。
需作历史还原的不止于正面战场作品，也包括敌后战场作品。赵树理完成于1945年冬季的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表现了“七七事变”之后山西的复杂局面与历史进程，小说叙事分为四条线索：一是反映国民党部队的军纪颓圮；二是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尤其是阎锡山的狭隘心胸、两面派嘴脸与反共恶行；三是抨击带有恶霸、地痞色彩的乡村权势者的恶德、恶行；四是描写八路军、牺盟会、民兵的抗战和农民的成长、乡村的变化。小说涉及如此复杂且重要的历史内容，若不作历史还原，势必会埋没这部经典的光辉。文学史言及赵树理，若只谈或将重点放在《小二黑结婚》上面而忽略《李家庄的变迁》，不仅会弱化赵树理对抗战文学的贡献，而且等于放弃了揭示文学所表现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开辟与巩固根据地之苦战与牺牲的重要责任。王林在1942年反“扫荡”形势最严峻时坚持留在冀中，亲历反“扫荡”斗争的艰险困苦，冒着生命危险写出了30万字的《腹地》，这部长篇小说于1949年9月出版。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对《腹地》给予了相当的肯定。2007年，初版本的重印使这部经典本色再现，使更多的读者借此认识到了敌后战场抗战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抗战文学研究在多方面的突破，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在抗战文学作品的发掘、经典的认定与阐释以及将相关学术成果转化为教育资源等方面仍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实事求是，还原历史，十分必要，大有可为。
三
发扬光大“大文学”传统
“五四”以来，受西方纯文学观的影响，论者一般将文学分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大文体，每种文体内部又有各种排除法。在抗战文学研究与历史叙述中有一些本色的文学形式被排除在外，这显然脱离了文学史的实际，也割裂了中国文学传统。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杂文学观”，或“大文学观”，在西方纯文学观的冲击下并未轰然倒塌，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血脉中汩汩流淌、生生不息，尤其是在抗战背景下，中国的“大文学”传统得以发扬光大，有其特殊意义。
传统诗词源远流长，并未因五四文学革命而彻底断裂，只不过失去了稳坐中军帐的地位。在现代新诗攻城略地、高歌猛进之时，旧体诗词始终以坚韧的生命力顽强地生存、发展。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旧体诗词关乎民族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教育的传承，融入遗传密码的旧体诗词可谓国人感情寄托的重要载体。其二，中国的诗歌发展史本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某种诗歌形式的一成不变的机械重复，而是一条不断汇聚无数支流、因时而变、顺势而行的大河，其初始源自民谣，而后从天南海北的民谣、民歌中汲取养分，文人墨客参与锻造，不断创新，从四言诗到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从即兴吟诵到规制严格的格律体、相对自由的古风体，从精短的小令到上下阕的词牌再到多曲连环的大型套曲以及介乎诗与曲艺之间的长篇鼓词、子弟书等，现代的旧体诗词曾为古代之新体，新旧交替、交织、交融，赋予传统诗词以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旧体诗词并非不能表现新时代，其强大的表现功能与传播优势有时甚至为新诗所不及。其三，正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因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或耳濡目染受过古代诗词的熏陶，很多现代人都会作旧体诗词，而且常常是情之所至，信手拈来。正因如此，“五四”之后，不仅报纸副刊有旧体诗词的一席之地，而且还有多种专门的旧体诗词期刊与民间的自印本、雅集印本。旧体诗词的作者不仅有晚清的“遗老遗少”，还有在学校、报馆、出版社等文化机构任职的文化人，在工、商、政、军等各界活跃的人士，还有不少新文学作家，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在旧体诗创作上都是游刃有余，留下了不少佳作。
每当民族危机加重、重要城市失陷，或重要战役打响、捷报传来，都会激起旧体诗词的迅疾反应。七绝、七律、五律等短诗多如夜空繁星，古风体长诗也并不少见。例如，中山大学的文言刊物《文学杂志》1933年第1期刊出的古层冰近六十句的古风体长歌《攘倭行（为十九路军作）》、陈毅1944年1月由华中赴延安途中所作古风《过太行山书怀》等。抗战时期，民间乃至社会各个阶层的旧体诗词创作热情高涨，曾在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上海东南医学院任职的医学博士姚伯麟于抗战胜利后结集的《抗战诗史》，收入本人所作旧体诗近2000首，“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十四年间，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最终获得民族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光荣历史，兼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推进，作全景式记录”。重庆、桂林等大后方城市有多家旧体诗社团，延安有怀安诗社，就连烽火连天的敌后根据地也有这样的社团，例如，晋察冀的燕赵诗社、华中的湖海艺文社。旧体诗词不仅是诗人们言志、抒情、纪实的载体，而且成为统一战线的桥梁、凝心聚力的推进器。这一时期，旧体诗词创作量之大难以计数，其中不乏出色之作。仅以敌后战场而言，我军将领就有多篇佳作。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江南首战告捷，陈毅闻讯大喜，6月21日赋诗《卫岗初战》赞曰：“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1939年太行山初雪之际，朱德赋诗《移太行侧》：“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怯衣单，夜夜杀倭贼。”以“雪飞”“衣单”所象征的不惧严寒的顽强意志与“伫马太行”“夜夜杀倭贼”的战斗姿态告慰家乡父老。
经过五四文学革命，白话上升为书面语的主体。但是，文言历经数千年历史长河的淘洗，其生命力不会顿然枯萎。究其原因，有三：一则只要经典流传下去，文言作为载体便会与经典同在；二则文言会逐渐化入以白话为主体的新兴文学，给白话文学以丰富的营养；三则在文学巨变的转折期，现代文言作品仍有相当的读者群体，而且文言有特殊的修辞功能与表现力。例如，抗战时期，张恨水的《山窗小品》以浅显的文言写成，别有一种韵味；部分烈士的家书、政府给英烈及其亲属的褒奖辞与慰问信等都带有文言色彩，温情里融入了勇毅、敬重与庄严；墓志铭、特定场合的信函、旧体诗社的发起启事等，文言风格古雅，自有其独特的魅力。在这些场合，文言的修辞功能及其内含的心理机制，恐怕是白话无法完全替代的。例如，1940年2月20日夜半时分，皖北砀山国民党顽固派谎报军情，背后打黑枪，残忍杀害担任砀南常备总队政治处主任的共产党员怀盛德，时任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豫皖苏边区党政委员会主任的彭雪枫，给江苏省政府主席拍发《致韩德勤电》，语体为浅近文言，反讽强烈，笔锋犀利。以文言作墓志铭，更显凝重,如层冰代蔡廷锴所作《十九路军抗日死国将士之碑》，碑铭写道：“……天苍苍兮野茫茫。天时坠兮魂飞扬。飞扬上天兮正之帝。帝谓吾人兮何不平。内有奸兮作汝祥。非然汝功迈南塘。翩然披发下大荒。云车风马回故乡。骠骑之营象天长。邻德肃若揖我良。相与戮力诛獝狂。”文辞高古而语调雄浑，颇有屈原《国殇》之风。抗日战争不仅使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而且使“五四”以来被边缘化的格律诗词、墓志铭等“旧体”创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诗本来与音乐关系密切，“从原始歌谣到《诗经》创作的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诗歌和音乐是构成综合艺术的基本要素”，“先秦时期多数诗歌都可以用于演唱”。后来，出现了诗歌与音乐分离的倾向，在质朴自然的歌谣、艺术化程度较高的“歌诗”（乐章）之外，衍生出“徒诗”。但是，有些“徒诗”依然袭用歌谣、民歌与“歌诗”的曲牌、格律，从汉代乐府、唐诗、宋词到元朝的散曲、小令，诗歌与音乐有分有合。近代以来，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创立与发展，学堂乐歌（后称校园歌曲）此起彼伏，启蒙运动、社会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动员民众与鼓舞民众的社会文化需求为歌曲创作乃至整个现代音乐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九一八”之后，尤其是全面抗战期间，歌曲创作、歌咏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从上海、武汉到延安及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重庆、桂林、昆明等地，歌咏的声浪气冲霄汉。有的歌词创作时本是“徒诗”，后被作曲家谱成歌曲，如《黄河大合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有的是借异域曲谱或民歌曲调填词，如《送别》《东方红》；更多的歌词则是专为歌曲而作，为部队或大型歌咏活动创作的大合唱、套曲，如《松花江上》《延安颂》等。
歌词或曰“歌诗”，乘着音乐的翅膀飞往五湖四海，传遍世界。现代歌曲既是音乐作品，也是文学作品，作为表现时代风云、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以估量的积极作用，其中的杰作堪称经典。现代歌曲显然传承了源远流长的古代歌诗传统，理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目前所见的文学史著作中，“歌诗”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应该勇于面对问题，打破学科惯性，建构起一个能够承续古代传统、符合历史实际的文学史叙述框架。
古人的书信名篇，早已被收入各类文选，而现代书信，却常常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被列入中学语文教材，是少有的例外。近年来，有多本抗日烈士家书编辑出版，但它们一般被作为历史教育读物，甚少被纳入抗战文学研究的视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睿智、果敢、刚毅、勇武，他本来长于排兵布阵而不擅诗文，但他在太行前线写给远在延安的妻子的家书却显示出英雄的侠骨柔肠。他在写给妻子的第四封信（1941年9月24日）中写道：“不久前有一批人去延，因不在家未写信给你，你可能在想着我忘了我最亲爱的人，其实大为不然。”驻地“院子里种了许多花，周围种了许多菜，还有不少果子，洋菊花已开了三个月了，现还未完，大批菊花、牵牛花等，开得甚为好看。可惜的就是缺兰，而兰花是我所最喜欢最所爱的，兰恰离开我在千里之外，总感美中不足。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这既是真情的表达，也是对妻子之担心的安慰。若要全方位了解八路军高级将领丰富的感情世界，《左权家书》无疑是绝佳的文本。
日记，从文体上应该归于散文，可是在抗战文学研究中，我军官兵的日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已有多种抗战日记出版，其中阿英的《敌后日记》十分厚重。《敌后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日、伪、顽与新四军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与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辛努力、天灾人祸交相作难下的人民生活、新四军与根据地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共产党领袖与新四军将领的文学创作、行军途中与驻地的风土人情，以及“乌龙”等美丽奇特的自然现象等。作者不仅是历史、社会、文化、自然与风土人情的忠实记录者，更是抗战形势及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者。他以切近的观察、亲身的体验、深刻的感悟与质朴的文笔，为风云变幻的华中敌后抗战写生，为英勇不屈的新四军与人民画像，为绚丽多彩的敌后战场文学刻下不朽的丰碑。
抗战文学，在战时是冲锋的号角，在战后是历史的丰碑。只有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历史还原，才能全面认识抗战文学之厚重的历史内涵，借此了解中国抗战的悲壮历史和民族精神浴火重生的艰辛历程，确认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之中流砥柱的卓越贡献；只有以切合抗战文学的审美眼光对其予以审美观照，才能对抗战文学中的应急之作的粗砺予以同情的理解，才能充分认识抗战文学变轨加速的积极效应，也才能懂得欣赏战火灼烧中文学窑变的奇光异彩；只有以中国传统的“大文学”观对其予以重新审视，才能发掘被忽略的多种文体的抗战文学，进而意识到抗战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发扬光大，深刻感悟中国文学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从上述三个方面对抗战文学予以重新评价，才能无愧于血火交织的抗战历史，无愧于以生命书写抗战文学的前辈，无愧于未来的追问。
〔本文注释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