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2025年，我64岁。秋分刚过，在山西马烽纪念馆，我终于结识李修文，同行的还有老朋友徐则臣，我们三人专门照了一张合影，算是为20年前的“种因”完成“缘收果报”。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2006年我写作并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潜伏》，后来改编成电视剧，其间发生的一切，在关键节点上他们二位都提供了重要帮助。只是，现在这篇短文是要给新编小说集《潜伏》当作序文的，所以，请允许我从更遥远处说起。

1997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当时36岁，李修文22岁，徐则臣19岁，我们尚未相识。此前一年，肖克凡老师对我说：“兄弟，你整天弄历史玩，也不干点嘛，日后没饭哪！”我问该怎么办？他说：“你玩的那些东西，都可以放到小说里，还是写小说吧。”我明白他的潜台词是：“你要是想升官发财坐汽车，哥哥没办法，但你要是写小说，哥哥还能帮把手。”于是我便开始学习写小说，与期刊编辑建立联系的事，主要由肖克凡老师推介。第二年发表两篇小说之后，我问肖克凡老师：“我写到什么程度，才能从‘业余作者’变成‘作家’？”我深知自己这话问得冒失，我从1986年进入天津作家协会工作，见过数百“业余作者”，变成“作家”的却为数有限，知道完成这个蜕变比升官发财还要难些。肖克凡老师没有怪我冒失，只是耐心地笑，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觉得，如果今天有青年作家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也必定会“耐心地笑，然后字斟句酌地回答”。

以下为肖克凡老师的回答：“什么时候变成‘作家’，自己说了不算，但是你在天津写作，有三个指标可以参考，一个是等待《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主动向你约稿，另外一个是等待《小说月报》转载你的小说，第三个是等待《人民文学》发表你的小说。”

这“三个等待”乃肖克凡老师对我的因材施教，我记在心里，慢慢写我的天津故事，借用老前辈杜甫先生的话说，算是“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学习写作之初的无知无畏倒也有趣，甚至兴味盎然。转眼间七年过去，到了2004年秋天，纪念天津建卫六百周年。忽一日，我接到《天津日报》文艺部宋曙光老师的电话，约我给“文艺副刊”写一个天津题材的短篇小说，于是，我的“第一个等待”实现了，这一年我43岁。自此之后，宋曙光老师便成为我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责任编辑，直到他退休。

“第一个等待”的实现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此前几年我一直在写中篇小说，这是一种文本要求略显宽松的文体，写作者在技术上和审美上不甚严重的缺陷，发生在三四万字的文本中，有可能会被写作者隐藏或是被读者宽容。然而，“文艺副刊”只能容纳短篇小说，我自揣，排版后的文本字数不能超过七千字，怎么办？我在给这篇小说创建文本时，第一行和第二行居中写上篇名与本人的笔名，第三行顶格写上“全文五千字节”，第四行开始才是正文。方才我找出这篇小说的原始文本查看，篇名叫《在传说中等待》，全文4529字节。

《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这篇约稿是我个人写作上的一个分水岭，虽然我从开始学习小说创作的时候，便一边学习写作一边学习小说技术，但并没有形成有关人物设计、戏剧结构、叙事方法和高效文本上的“技术自觉”。现在突然强迫自己在一个短文本里写一个内容丰富的故事，便不由自主地调动起我掌握的所有技术手段，努力提高叙事效率。在这个短篇小说之后，我又主动写了一批“五千字节”短篇小说，强化技术训练，形成技术自觉，并且将这些技术心得记录下来，还借此出版了一本《小说技术》，所有这一切，全都肇始于宋曙光老师的约稿。这篇小说在年底发表，第二年初，我的大学同学，《小说月报》编辑董兆林兄通知我说：“小说转载了。”至此，肖克凡老师所说的“三个等待”，我用七年时间完成了前两项。

事后回想，颇多感慨，因为我在学习小说写作之前，《天津日报》文艺部的老师们几乎全都认识，《小说月报》的编辑老师们也几乎全都相识，然而，在我最初学习写作的七年里，他们既没有向我约稿，也没有转载我的作品，而是在观察我，仿佛在“等待”我的进化与蜕变。这种情形我在当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事后多年却是怀着深深的感激，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报纸和刊物当作“洁净的珍宝”来爱护，同时他们也深知拔苗助长只会毁掉一个有前途的写作者。这份编辑对写作者的等待是一种极为高级的“人情世故”，也是对写作者的赏识与信心。

然后，时间来到2006年，我45岁，李修文31岁，徐则臣28岁。这年年初，我到河北吴桥参加一个文学活动，第一次结识徐则臣。告别的时候，徐则臣对我说：“龙哥，有稿子给我哈。”他可是《人民文学》的编辑，居然向我约稿，莫非我哥哥肖克凡所说的“第三个等待”终于要实现了？

为此，我决定写一个短篇小说，这是我写作“中共地下工作者”题材的第一篇小说。故事的触发点是我曾经在一篇回忆录中读到，抗战期间，华北地区向大后方和延安长期输送进步知识青年，到抗战胜利时，整个华北地区几乎已经没有“未婚”的进步知识青年了。

既然如此，设计这篇小说时，“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男主人公，中共地下党员，老实的知识青年，有品位有洁癖，自称有老婆其实未婚。他跟随国民党军统局来天津建立“天津站”，上司命令全体高级军官必须接家属来津团圆，美其名曰让家属一起享受抗战胜利成果，其实是让家属给这些“劫收大员”收收心。

然而，男主人公并没有太太，他只能向中共上级领导求助。于是，这篇小说的戏剧结构因此而出现，上级领导那里根本没有适龄的未婚女知识青年，经过慎重考虑与考察，他们决定选派一名意志坚定的文盲女游击队员，当然了，为了对抗男主人公的洁癖，这位女游击队员身上还被我设计了一个华北妇女较为常见的生活习惯，“抽烟袋”。

其实，这篇小说从设计到写作算不上很困难，因为几乎所有的历史资料和生活细节我都烂熟于心，出乎意料的是，这篇小说最大的困难居然是给男主人公取名字。直到小说修改完成，临近交稿时，男主人公的姓名也无法确定，因为这个姓名必须要符合两个过硬的要求，即“民国味道和隐喻命运”。万般无奈之下，我将徐则臣的姓名拆改一番，给男主人公取名“余则成”，活下来才能成功嘛，是个恰当的好名字。

这年六月，徐则臣给我打电话：“龙哥，小说下期用，篇名给你改了，叫《潜伏》。”我当即乐得拍大腿，这个篇名改得太好了，是那种深得“豹窥之妙”的小说篇名。从更深层的隐喻上讲：潜伏，潜伏，又有钱，又有福，多好啊！

小说发表第二个月，《小说月报》的董兆林兄来电话：“《潜伏》九期转载。”

小说发表第五个月，接到电视剧制片公司电话：“我们找了您一个多月，最后请李修文帮忙，他找《人民文学》的责编要来您的电话……”于是，紧随“有福”之后，“有钱”真的来了。

这一切全都发生在20年前，从生命逻辑上讲，是“缘起”，是“种因”。这一年是我开始学习小说写作的第十个年头，终于完成肖克凡老师精心为我定制的秘诀“三个等待”，也是这一年，徐则臣和李修文仿佛交接“接力棒”一般，帮助我完成生活境况与生命品质的转折提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文章开篇处讲到，当我20年之后终于结识李修文时，会如此激动。

综上所述，兼及本人六十多年的阅历之所见，我认为，生命中的每一位贵人，都是“天降神明”或“地涌金仙”，即使当时没能认清，事后也宜自省牢记。因为，有贵人的人生，不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