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言：我用小说修复历史
有人问我为什么写小说？我说，我在用小说修复历史。相对于宏大叙事，微观叙事可信度更高，而小说正是作为微观叙事的载体存在。
为什么是小说而不是非虚构？虚构的小说又如何反映真实的历史？历史上的某一具体的事件本身对历史的反映有着这件事自身的局限性，而小说不同，它是对历史抽象的具象化。我在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小说中看到比任何历史书籍描述得更真实、更生动的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
小说首先复活的是历史中的人，人是一个时代所有要素的集合，而事件仅仅基于人性而发生。通过对小说中人物的认知更能认清他所处那段历史的本质。
我读大学中文系的80年代，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少作家背后都有着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读者。李劼人、沈从文、徐志摩、钱钟书、张爱玲这些被历史烟尘遮蔽的作家开始被学术界重新评价，被读者重新发现。卡夫卡、马尔克斯、乔治·奥威尔、博尔赫斯被引介入国内，开始深度影响中国新一代作家，也改变了中国读者的阅读趣好。稍后进入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更是为知识界热捧。日本的三岛由纪夫、树上春树等作家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东方叙事的另一种可能。他们同样深度影响我，校正我对文学、对小说的固有认知。
但，当我拿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所有阅读的积淀仿佛并不存在，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支配我笔下的文字，我非常清晰我要表达的，要向读者传递的是什么。我尽力去做的，是把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传导给我的读者，把我笔下的人与事，客观、准确地呈现给他们，引发他们的关注、共情和思考。这也是我对我写作价值的定位。
被我们誉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马尔克斯，在我看来，他作品中的魔幻气质实际上是我们在文化和语言隔阂下的误读。他只是忠实地描述了自己眼中的世界，或许他从无魔幻的自觉，而他对他眼中世界的呈现更能被与他有着共同文化基因和语言习惯的读者信服。他征服我们的原因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视角的颠覆，但他传导给我们的，我们并不能深刻地感同身受。后来我读到福安·鲁尔福，读到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我更加坚信我的认知。我相信忠实于自我文化基因和语言习惯的叙事方式，更能达成与有着同样文化基因和语言习惯的读者最直接的共频。当我开始用母语写作时，我会不自觉地回归我最自然的语言习惯和叙事方式。
我的小说所要揭示的，正是现实本身的荒诞性，正是你们司空见惯的、以为理所当然的。写诗如此，写小说时，同样如此。我写的人物，是我经历中存在过的，或许此刻也正在你们身边存在。我将要修复的历史，本来的面目就是如此。
我不知道现存的作家，还有多少人拥有百万计的读者？我当然明白，读者的远离不仅仅是文学本身的问题，但小说正在失去读者，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唯一能做的，是当我的文本呈现给读者时，你能毫无障碍地了解我所表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