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新中国”的浮现与共和国文学的生成
引言
伴随“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与“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兴起，学界逐渐形成以整体性视域观照20世纪40年代文学的研究趋势。钱理群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倡导者之一，曾以“拎起中间，带动两头”为喻，强调“40年代文学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格局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它是一个中间环节，上承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学’，同时又下启后半个世纪的‘共和国文学’”。1与此同时，当代文学研究对“起点”溯源的重视，更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40年代文学的聚焦。洪子诚一再指出，“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影响力，也凭借政治的力量而‘体制化’，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2。此外，韩毓海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问题》3、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4等著述，均以40年代文学为切入点。这些研究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40年代的文学实践不仅是历史分期的简单过渡，更是文学体制、创作规范与思想范式结构性转变的“发生场”。
整体视域的观照，的确带来20世纪40年代文学研究热，一系列卓有影响的40年代文学读书会、学术论坛、学术著述不断涌现，40年代文学研究也早已不是“一个亟待开发的‘生荒地’”5，而是近些年来当仁不让的“显学”。但与此同时，“抗战”属性却在悄然褪色，“40年代文学”替代“抗战文学”本身就是症结所在。一方面，“现代”“当代”交汇的“40年代”更多指向40年代后期；另一方面，当代文学起点追溯的“40年代”，主要指向以延安为核心的解放区（解放区及解放区文学本就是一个40年代后期的概念）。抗战的时代属性和抗战文学的“抗战”特性，或被淡化，或被忽视，抗战文学所依存的具体历史情境，或被悬置，或被抽空。当然，同样强调“整体观”的陈思和，使用的概念是抗战而非“40年代”，他曾以“民间的浮沉”为主线，将抗战到“文革”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整体性阶段。他还明确将“民间意识”的浮现归结于抗战引发的社会变动，并将相关理论论争的源头追溯到抗战时期的各个政治区域。6不过，“民间”作为与“国家”相对的“隐形结构”，主要是为其《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写作提供学理支撑，而且在陈思和“民间的浮沉”这一脉络中，抗战文学的“抗战”属性同样未能充分展现，抗战文学鲜明而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反而因相对凸显的“民间意识”退居次要位置。
可见，从抗战到新中国的成立，从抗战文学到“共和国文学（新中国文学）”的生成，其中的逻辑和路径，并没有得到有效梳理。因此，与其以后见之明而选择“40年代”特定的时段和特定的区域，不如回到抗战的历史语境，重新梳理抗战与国家建构的关系，继而探析抗战文学究竟是如何参与新型国家形态的建构；与其聚焦抗战到当代文学中的“民间”“隐形结构”，不如关注抗战时期“文学建国”范式形塑与转变的“显性结构”。
一
抗战与“建国”，二者相辅相成、一体两面，这无疑是抗战时期各方的共识。1939年初，老革命家潘谷神总结道：“抗战与建国，这两事本是一事，今日已成国人之常识——至少也是能阅读日报及其他定期刊物者之常识”7。1940年，潘光旦在《今日评论》撰文指出，“爱国家，爱民族，拥护国民政府，支持抗战建国的国策，时至今日，早已成为全国人共通的意志”8。1941年，学者李平心也总结说：“现在没有人能够怀疑抗战与建国的不可分性了”9。社会学家陈达曾多次参与讨论并参与决定国策，他战后写的回忆录《浪迹十年》，专门有一章题为“抗战建国”，他回顾并总结说：“我国在抗战期间，所习闻的口号莫如‘抗战建国’”10。
学界论及“抗战建国”命题，往往指向1938年4月国民党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11。然而，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建国”得以成为纲领的核心推动力，亦是“抗战建国”构想的真诚实践者。中共长江中央局和后继者中共南方中央局（后统称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下文简称长江局和南方局）及其领导的《新华日报》的贡献尤为突出。正是在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与社会各界的呼吁下，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民生、民运、教育、文化等各领域政策与措施的《抗战建国纲领》。之后，共产党的党报党刊，不论是武汉的《群众》《新华日报》，还是延安的《新中华报》《解放》，都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介《抗战建国纲领》，阐述“抗战建国”的意义与价值；不论是在延安内部，还是面向全国，共产党对“抗战建国”的推进是积极的、真诚的。而且，在中国共产党持续努力与积极推动下，它更跃升为中国国家政府的战时基本国策。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召开。会上，共产党7名参政员共同署名，联合其他各党各派67位人士，向会议提交《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据《新华日报》报道，这份共产党主导的议案“突破本会一切议案连署人数量和范围的纪录”，“深得全体参政员同志的拥护”，12并最终顺利通过。正如《新华日报》社论当时所强调的，《抗战建国纲领》由此成为全中国和全国民众的共同纲领，“全国民众是真正实现抗战建国纲领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民众们应为了这决议的实行，而广泛动员起来”13。
不论学界有怎样的争议，《抗战建国纲领》事实上已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共同政治纲领14。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战建国纲领》，绝非停留于表态层面，而是根植于民族危亡之际构建“新中国”的系统化蓝图。这一点至关重要——抗战与新中国诞生的内在逻辑由此奠定，抗战文学与共和国文学的生成，因此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必然性的重大命题。
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组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15，此举标志着中共开始在“中华民国”的国家框架内制定政策。之后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继续呼吁组建“国防政府”，同时宣布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更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6，这昭示中共在民族危亡背景下的“建国”新构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也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12月27日，毛泽东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人民共和国的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17，他指出人民共和国不只是代表工农，而是“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18。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中共又用“民主共和国”替代“人民共和国”，“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19 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中有两节内容专门论述“民主共和国”。不难看出，此时中共的宣言和决议中，“苏维埃”的因素已然消退，重心逐渐转向贴合中国本土实际的“民主共和国”的建构。
毛泽东给知识界、民主人士、国民党开明人士的信中，也反复宣讲大家一起努力建立“民主共和国”。“决议”公布后第二天，即“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公开致信救国会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以及单独给宋庆龄致函，“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20。9月23日，毛泽东给蔡元培的信中写道：“建立真正民主之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21。11月2日，毛泽东给许德珩、马叙伦、张申府等“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教授信中呼吁：“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22。此外，这一时期毛泽东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以及有关“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等部分，都特别强调中共希望支持成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2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宣言，尤其是毛泽东的公开书信和讲话，都在强调“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显然，“真正”绝非随意的修辞，而是凝聚政治妥协与革命突破的限定——它承认既有“国家”中华民国的合法性框架，又内蕴着超越现状、缔造“新中国”的宏伟目标。因此，此后中共的纲领、文件、宣言既高擎“救国”的旗帜，又宣告着“新中国”的可能。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字面意思是“救国”，实则是要求革新政治的“建国”意图。中共中央宣传部最初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时附有毛泽东撰写的“宣传”文本，明确提出“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具体的十条纲领之后，还有极具感召力的口号与呼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华万岁！24
当然，在其他地方直接用的就是“新中国”25。1937年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用大量篇幅阐述其“新中国”构想，号召共产党员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新的民主共和国”26而努力奋斗。此后，不论是毛泽东的表述，还是党报党刊中的论说，有明确所指的“新中国”出现的比率很高。
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要“向国民党人说明，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因此，他着重强调须“保持特区成为抗日的先进地区、全国民主化的推动机和新中国的雏形”27。“新中国的雏形”显然不是地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而是立意于国家层面。他因此明确指出，“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为此，毛泽东也给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争取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利用一切活动的可能‘下山’”“建立在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发行网”28。随后，中共中央同意设立长江局，并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合并办公，“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29，同时筹划很久的《新华日报》也在武汉公开亮相。
《新华日报》最初计划在南京创刊，名称本拟定为《新中华日报》，与延安的《新中华报》相呼应。其实，1937年《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就是中共国家构想的一个显著标志，“新中华”显然蕴含并昭示“新中国”的蓝图。或许《新中华日报》的意图过于直白，因此虽筹划更早，但创设时间却晚于《群众》周刊。这当然并非笔者的无端猜测，因为报纸和理论刊物均由同一批人员构成，拥有同样的组织结构。此外，叶剑英、李克农致毛泽东、张闻天的信函也可印证：“《新中华日报》在京已无可能开办，报馆人员均先赴武汉，汉夫先走，梓年随后亦到，到武汉后即继续办理合法手续。”30报纸最后成立时，“新中华”改为“新华”，但“新中华”“新中国”之定位，却丝毫未减。
1938年1月9日，《新华日报》报馆在武汉举行招待会，邀请各界人士出席，中共中央和长江局为报纸确立了明确的办报方针，王明在招待会上作公开发言，道出报纸的宗旨所在。“新华日报在潘梓年同志主持下，他努力的方向，就是中国人民今天所共同努力的方向，即（一）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31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号刊载的《发刊词》，“新中国”的定位和阐述就更加明显：“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儿女们近百年来前仆后继再接再厉所力求实现的理想，我们愿意在踏着先人们奋斗的血迹而为这崇高的理想而斗争时担负其应尽的职责。”“欲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欲求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实现，其在今天和将来，均舍加强我们内部的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别无方法与途径。”32 3月17日，《新华日报》刊发旗帜鲜明的社论——《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系统阐述中共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抗战便是建国’，这是至理名言。我们要建设新中国，必须坚持抗敌，只有在抗敌胜利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和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我们要建设的不是欧美的那种少数人做主人，多数人做牛马的腐败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真正建立根据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精神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中华民国。”33
当然，长江局和《新华日报》关于“新中国”的表述，策略性考量和“让步”之处显而易见，但“新中国”的目标导向却毫不含糊。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延安和武汉的常委共同探讨了分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若干决定。其中，有关“新中国”即新的民主共和国的论述，以相当篇幅展开，显然是集体讨论的成果。“我们已经再三说过，我们所希望的是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新中国。”34总而言之，抗战使中共从苏区走向全国，无论是在《抗战建国纲领》形成之前还是之后，无论身处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抑或面向全国的长江局与《新华日报》，均已展开明晰而又系统的“新中国”论述。毋庸置疑，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新中国”构想的核心力量，长江局及其后的南方局与《新华日报》，则是向全国传播这一构想并推动其具体实践的关键渠道。事实上，整个全面抗战时期乃至战后，延安走向新中国，抗战文学走向共和国文学的路径，都依循这样的模式。
二
毛泽东和党报党刊论及“新中国”构想时，常以文学文化领域、教育和宣传领域作为突破口，相关表述较之于政治领域甚至更为直接和明确。同时，也正是和文艺的结合，毛泽东和中共的“新中国”构想引发热烈讨论，并得以不断完善和成熟，最终被广泛认可和接受。
第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毛泽东的《论鲁迅》，这是毛泽东唯一的一篇鲁迅专论，也是唯一的一个作家专论。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毛泽东到陕北公学纪念大会作演讲，其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新中国的圣人。”35过去大家都把这一论述视为“圣化”鲁迅的开始，但更为关键的是评价中的“新中国”这一“铆钉”。颇有意味的是，“新中国”的表述，只出现在武汉《七月》杂志最初发表的演讲文稿中，后来的党史研究者整理收录到《毛泽东文集》时36，则改为“现代中国的圣人”37。很显然，后来人整理时的改动不能完全体现毛泽东的初衷，因为“他特别使用了‘新中国’，这不只是一个区别‘封建社会’的提法，而是对应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一个重要构想”38。
另一个典型例证便是毛泽东著名的《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下文简称“鲁艺”）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便亲临学院向艺术工作者发表讲话。文学研究界对此次讲话极为重视，凡论及抗战时期延安文艺或毛泽东文艺观，皆无法绕开这一重要文献。然而既往研究多聚焦于文艺大众化的命题，毛泽东对“鲁艺”的办学定位及其对作家、艺术家的深层期待，反而被忽视。毛泽东明确指出：“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39很显然，植根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理想，这是毛泽东对于“鲁艺”的根本定位，也是他对于所有文学艺术工作者和文艺作品的期待，正如他之前把鲁迅和“新中国”铆接在一起。
毛泽东对于学生和青年的培养，同样是着眼于创造“新中国”这一伟大目标。1938年3月3日，毛泽东给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寄语同学们为创造新中国而努力：“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阶层，但有着同一个倾向，即建立新中国的倾向。你们是进步分子，是创造新中国的分子。”40毛泽东强调因为抗战的爆发，“中国一定会往新的方向走”，也给同学们透露他正在系统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创造新中国的理论命题。1938年7月，毛泽东在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中重申，中国共产党愿联合一切党派和人民，携手共同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全国的一切党派与人民，大家努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41
抗日相持阶段到来之际，“抗战建国”不但已成为国人的共识，而且“建国”的因素在时人心目中分量更重。毛泽东对“建国”问题的思考因此更为系统，更具引领性，毕竟“相持阶段”本就是他对战争走向的前瞻判断。论述即将到来的新阶段战争形势与战略规划时，他明确指出建立一个“新中国”是抗战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根本的政治目的，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重要战略文献中，他一再强调和重申：“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42毛泽东洞察到“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43他的“持久战”规划当然不只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更在于抗战的根本原则和最终目的——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因此，他强调宣传、动员以及文艺参与其中的作用：“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44可见，文艺之于“建国”的重要性已然凸显，当然这并非基于此前狭义的文艺，而是契合“新中国”这一抗战根本目标的新文艺，一种与“抗战建国”、与“新中国”共生的文艺形态。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10月12—14日，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大会报告。“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5一次大会，《论新阶段》则奠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理论权威。毛泽东一再驳斥“亡国论”，坚信“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而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他还详细阐述“新阶段”到来之际，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合作，如何实现“抗战建国”以及要建怎样的国。毛泽东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认知三民主义，进而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争。”报告中毛泽东正面回应“抗战建国”，“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这是存在着的问题”，“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46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从而提出新三民主义，旨在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同时也意味着必须立足中国立场，紧扣建立“新中国”的根本目标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互为视角，相互敞开。因而，在毛泽东的“新阶段”论述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就势在必行，且极为紧迫。他在“学习”的章节就明确指出：“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47这一段话，经常被研究界引用，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理论命题。颇有意味的是，文学艺术界其实对此响应最为积极，随后形成声势浩大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大讨论，讨论持续时间之长，波及地区之广，可谓前所未有。有关这场文艺的“民族形式”论争，既有研究成果已然相当丰硕，然而却很少以“抗战建国”作为视域，大多数研究者也都偏离了“新中国”建构这一根本目标。
回到讨论的历史现场，文艺界确实反应迅速，而且很多人就围绕着“抗战建国”，以“新中国”为导向，来探讨文艺的“民族形式”。延安的美术工作者罗思，不仅援引《论新阶段》中的相关论述，而且依循其中的逻辑，提出“新美术”应内化于“抗战建国”的历史，服务于“新中国”建立这一根本目标。“民族形式新美术的发展，也是促成‘建国必成’的重要的条件之一；特别为奠定新中国‘文艺复兴’的基石”48。
颇有意味的是，一些传统文学领域的理论家、批评家，他们自然而然地把“民族形式”与当时文学界讨论颇多的“利用旧形式”关联起来理解，反而偏离了“民族形式”问题的真谛。周扬此时也积极撰写了《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写完之后他先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的回信，其实并不怎么在意“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是聚焦于“新旧中国”，指出周扬对此核心问题的忽视与误解。“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49周扬后来是否因此有大修改，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后来刊登在《中国文化》的文章来看，的确引用了艾芜《认识老中国》中的一段话，除此之外，有关“新旧中国”的命题，文章并无太多的阐释。不过，周扬的信中理应提到希望毛泽东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阐述，因此才有毛泽东回信中的“作文当遵命办”，即后来刊登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当然，如前文所述，这已是毛泽东思考很久的理论文章。该文发表之前，毛泽东以同样的题目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演讲，发表之后又被《解放》全文登载，题目变更为《新民主主义论》，内容也略有修改。最初的题目和演讲对象都表明，毛泽东主要着眼于文化问题，或者说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为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的缘故，毛泽东在文章的开头，额外增添了一段给《中国文化》的贺词与寄语。不难推测，他之前在边区文化协会的演讲《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开门见山就道出“新中国”架构下的“新文化”：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而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与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与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与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50
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深情地呼唤并充满感染力地动员道：“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51可见，在毛泽东看来“新文化”是内化于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它服务于“新中国”建立这一根本目标。他由此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中国）的理论框架，并以此检视五四及五四以来的文学，寄望当下和未来的文艺形态。当然，毛泽东后来在《解放》登载时，题目去掉“文化”，文化文学似乎只是整体新民主主义论述的切入点。但不论怎么说，从《论新阶段》到《新民主主义论》，从建立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共和国、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到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的“新中国”构想理论体系越发成熟，越发完善，最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构想中，文艺和文化始终作为关键的一环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突破口而存在，并起引领作用。这就不难理解，《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为何在文化文学领域首先产生了重要的反响，引发了持久的讨论。
三
“民族形式”是毛泽东和中共“新中国”理论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化”，因而相关讨论迅速超越延安地区，蔓延到全国，上升为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如前文提及，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新中国”构想，南方局和《新华日报》推动其走向全国。因此，不论是重庆、桂林、广州，甚至是香港地区，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的作者和刊物，大都秉承“左翼”立场，因为这背后是南方局在主导和推动。
1939年12月26日，《新华日报》副刊编辑戈矛撰写《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率先抛出议题。他援引毛泽东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道出讨论这一议题的缘起与初衷。他首先就明确指出，“民族形式”问题和当时文艺界讨论颇多的“利用旧形式问题”，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也就是新文艺中国化的问题”，关乎中国文艺未来的走向、发展的方向，是建立在中国“新生的土地上面”的新的文艺形态，也就是“新中国”的新文艺形态。他期望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培育出真正中国的丰美而又崭新的文艺花株，结成金黄累累的果实”52。自此，大后方的“民族形式”讨论正式展开。显然，相较于周扬在延安仍拘泥于文学领域的“旧形式利用”，戈矛的理解更为精准，定位也更胜一筹。因此，南方局和《新华日报》从一开始便抓住了“民族形式”的核心问题，与当时文艺界关于“旧形式”的讨论拉开了距离。
戈矛之后，《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更是活跃，可以说，他才是大后方“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热的关键人物，各个讨论场合都有他的身影。1940年2月15日，潘梓年在《文学月报》发表《论文艺的民族形式》，同期刊发的还有葛一虹的《关于民族形式》、向林冰的《论通俗读物的文艺化》。众所周知，葛一虹和向林冰是大后方“民族形式”讨论的焦点人物，他们是将“讨论”上升为“论争”的关键，因而大家也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两人身上，普遍忽略了重要的推手潘梓年，也因此忽略了南方局推动讨论的真正意义。
首先来看发表三人文章的《文学月报》，它于1940年初在重庆创刊，编辑有罗荪、光未然、戈宝权、力扬、黑丁等，基本都是中共党员，不少人也同时参与《新华日报》《群众》的编辑，或为这一报一刊的长期撰稿人。同时，潘梓年和戈矛也是《文学月报》的主要作者，频频有作品在上面刊载。因此可以说，《文学月报》是受南方局领导，是和《新华日报》《群众》关系密切并相互配合的外围刊物。大后方两场重要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会、座谈会，先后由《文学月报》《新华日报》出面召开，参与人也大致相同。这足以表明，《文学月报》与南方局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说明，“民族形式”问题讨论在大后方的兴起，离不开南方局有组织的推动。后来，《群众》杂志相继推出《民族问题讨论特辑》《民族问题讨论特辑（二）》，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潘梓年作为“民族形式”讨论的核心组织者，他和副刊编辑戈矛的态度基本一致，都源于对毛泽东《论新阶段》的阐述和解读。他也认为民族形式不只是旧形式问题，而是与“抗战建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问题。“文艺上的民族形式问题，应当就是中国化问题，而不只是‘旧瓶装新酒’的问题；不只是运用旧形式的问题，同时也应当是创造新形式的问题”53。潘梓年和《新华日报》组织了“新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特别值得重视。“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名目，显然是指向未来的文艺形态，而潘梓年最后作总结和长篇发言，也明确道出这一点。“目前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不是为了过去中国文艺，以至五四以后的新文艺没有民族形式，而是为了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文艺，（被略一句）需要有它自己的民族形式。”54“（被略一句）”显然是因国民党书报检查而被去掉，其实结合上下文以及潘梓年之前的表述，这句不难猜测和补充——“为了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换言之，潘梓年期望大家展开讨论的是，究竟什么样的文艺才是合乎未来“新中国”的文艺形态，反之，他也借这样的“新文艺”形态的讨论，进一步让大家明晰我们究竟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潘梓年的这一总结，是接续座谈会上胡绳的发言，而且他明确表示最认同的就是胡绳的看法。胡绳强调的就是“中国化”的本质和指向未来“新中国”的文艺形态，胡绳依据《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我们要求现在的新民主主义现阶段的民族形式”55。
1940年7月22日，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全然是在“新中国”的框架中来谈论“中国气派、中国作风”，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新中国所需要的整个新文化，各部门的新文化，都必须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文艺，更要有自己的民族形式”56。很显然，潘梓年强调的是文化各个领域、各个部门都理应围绕《论新阶段》中的“民族形式”即“中国化”这一理论核心。所以，他不仅推动了大后方文艺界“民族形式”问题即“中国化”问题讨论热，还主导推进了“学术中国化”的讨论热，这一点下文还将详细论及。潘梓年明确指出，“民族形式问题的提出，主要的要求是文艺活动与抗战建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57。当然作为《新华日报》的负责人，他此时“建国”的所指很明确，就是毛泽东《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以工农大众为基础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还需要补充和强调的是，此时潘梓年和《新华日报》报馆积极印行包括《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在内的毛泽东言论集或单行本的小册子，在重庆大后方地区备受追捧，而且潘梓年都有意识地把这些战略论著的核心观念在大后方通过文化问题发散出去。
由此，我们重新审视在大后方热烈展开的“民族形式”讨论，甚至包括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如向林冰和大后方其他“左翼”人士，既往研究显然都多聚焦于文艺“源泉”上的分歧——这固然是后来论争的重要走向与维度，但大家却忽略了这场讨论在大后方发起的初衷和理论共识。其实，《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最初同时推出潘梓年、葛一虹、向林冰的三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计划的整体出击，要知道三人此前文字往来一直都很密切。向林冰同样反复强调，要从“抗战建国”的主体力量及其“建国”的方向来决定文艺的民族形式。“配合着以大众为主体的抗战建国的政治实践的发展，创造出大众文艺的民族形式来”58。“抗战建国动力所系”是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史也以抗战建国为基础”。因而要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民间文艺”为“中心源泉”，建构“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新文艺”。“民间文艺”“得到了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抗战建国变革的新土壤”，通过现实主义的批评扬弃，一定会得到新生。“它在现实主义的批判扬弃改造运用之下，以抗战建国为基础，以科学的世界观为内容，以人民大众为对象，以国际文艺遗产为补剂，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新文艺固由此而完成，新的民族形式亦必以此为中心源泉而建立。”59
其实，向林冰以“抗战建国”为出发点和旨归，大家都没有反对，如胡风后来所观察，“有的（胡绳、潘梓年、黄芝冈、葛一虹、以群、罗荪等）甚至还明确地表示了同意，说‘这些理论根据都是没有问题的’（胡绳）”60。批评向林冰比较激烈的茅盾，也曾明确表示，他认同向林冰的初衷和目的，只是不满他这种“中心源泉”的“抄小路”“占便宜”。“抗战建国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一切从抗战建国出发的文化事业亦莫不艰巨而伟大；在民族形式一问题上，首先不得不廓清诸凡要以一种现成的什么形式作为什么中心源泉的‘抄小路’、‘占便宜’的苟且贪懒的念头，然后能有所成就。”61
支持向林冰一方，自然肯定其以“抗战建国”为出发点和旨归，声援其建立“新中国”文艺民族形式的合理性。“而我们的抗战建国就正是要打破这种旧社会形式，建立新中国。同样的道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文化状态下的文艺形式（包括半封建的民间形式和半殖民地的移植形式），也是有两种契机，有两种可能的前途。而我们当前的文化运动，正要予以打破，建立新鲜活泼的民族形式。这里面‘将必归于死亡’的岂仅民间形式而已，连移植形式也一并在内，同其‘命运’!”62
显而易见，围绕着“民族形式”问题，包括引发广泛争议的向林冰“民间文艺”“中心源泉”论，“抗战建国”的目标、“中国化”的旨归，始终作为共识存在。“民族形式”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新中国化”，文艺只是其中一个领域，一个部门。
1940年9月，“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如火如荼时，南方局文化组主导的刊物《学习生活》，曾以“学习问答”的形式，由主编楚云63解释“民族形式”问题的缘起、目的和意义。“‘民族形式’这问题，是适应着抗战建国底实践要求而提出的，其意义自然重大，说得简单些，所谓‘民族形式’原是学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一种说法，就是在学术文化上，反对生吞活剥地全盘欧化，无视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底概括的含义，实不仅限于文艺创作这个部门，而是包括着整个文化领域的。”64楚云的解答，清楚地说明“民族形式”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重大理论工程，它是包含一切文化领域在内的“学术中国化”。郭沫若后来对此也有明确总结：“‘学术中国化’口号的提出，更引起文化各部门的热烈响应，文艺创作者热烈地讨论复兴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戏剧家研究各地方戏，作实验公演；音乐家也搜集各地民歌，研究改良，作实验演奏；社会科学家研究着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65
其实，文艺界民族形式问题兴起之前，南方局和《新华日报》曾积极展开“学术中国化”的讨论，潘梓年、胡绳、柳湜等人就是当时的中坚力量，而且他们讨论“学术中国化”时常涉及文学问题，或者以文学领域来举例说明。1939年4月15日，潘梓年在《理论与现实》创刊号发表《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从题目就很容易看出这篇文章与毛泽东《论新阶段》的关联，只是囿于大后方的政治环境，潘梓年策略性地以“学术”名目展开讨论。为了呼应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民族形式议题，潘梓年大谈特谈“理论现实化”“学术中国化”时，他常以文艺问题、文学作品作为例证。因此，在《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中，潘梓年其实用很大的篇幅来讨论文艺中国化和民族形式，可以说，这才是大后方“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真正起点，它远比戈矛1939年底的文章《关于民族形式问题》，比他自己和葛一虹、向林冰在《文学月报》发表的与“文艺的民族形式”相关的文章，要超前很多。
既往研究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时，因为后来的“源泉”之争，常常关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或者在文艺界“旧形式”的问题域中展开，其实我们应该在“中国化”的脉络中来审视和理解“民族形式”。既往研究也常把“学术中国化”和“民族形式”问题视为两场讨论，但其实它们都是毛泽东《论新阶段》中同一个问题的展开。除了《理论与现实》这一阵地，潘梓年和艾寒松、胡绳等人以“生活书店”的另一刊物《读书月报》为阵地，有意识地组织和推动“中国化”的讨论，宣介毛泽东《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中国”战略构想，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学术”和“文化”的名义展开。其实，《读书月报》创刊就是要响应毛泽东《论新阶段》中的“学习”，关注理论如何运用于中国的现实，和《理论与现实》宗旨完全相同。1939年2月1日，《读书月报》创刊号打头的两篇文章就是潘梓年的《今后文化界的任务》和向林冰的《抗战以来通俗文艺运动的发展与缺陷》。当然，这再次说明，潘梓年和向林冰在相关命题上的相互配合。作为“学术中国化”讨论的重要阵地，《读书月报》先后还刊载有艾寒松的《论现阶段的中国科学化运动》，署名“逖”的《谈“中国化”》、潘菽的《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柳湜的《论中国化》、胡绳的《新的中国人与新的中国》等。这些讨论文章，大都以毛泽东《新阶段》“学习”部分的“民族形式”和“中国化”提倡为出发点，从文化的各个方面、领域展开详细阐述。和《理论与现实》上的讨论文章一样，不少人在“学术中国化”的总体目标下，格外聚焦文艺领域来展开。
例如柳湜的《论中国化》（1939年4月1日），既在文化层面对“中国化”问题作总体阐述，又针对文学问题特别作说明。“文学方面，我们提出‘中国化’，那不仅是反对文字上的无原则的‘欧化’、文化上的洋八股，而是要求今日的文学工作者，深刻了解中国历史的现阶段，具体的注意到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和民族形式，根据自己民族革命运动，根据自己民族特点，根据抗战建国过程中所需要的文学运动，在实践的宣传、教育中发展创作。这里自然包括批判的接受旧的文学传统、旧的文学形式，将新的内容与根深蒂固的和年代久远的民众嗜好和习惯相联结，创造新的文学，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和中国民族形式的文学。”66胡绳的《新的中国人与新的中国》（1939年7月1日）尤其值得关注，它的理论深度和广度都值得称道，而且它与文学领域的结合更为紧密。胡绳首先指出：“我们必须看到，在两年来抗战的炮火中，正在培育着一个新中国的胎儿。”他还特别引用《新华日报》的相关阐述，论证何谓“新式”的中国。“而这‘新式的国家’，其所以被目为‘新式’，能成为‘新式’，基本理由就在于它是依靠着广大民众的”。同时，作为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他对新文学的发展历史相当熟稔，因而他把新文学和“新中国”的建构关联起来论述。他先从鲁迅1907年提出的“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开始梳理，既认可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思道：“这时代的‘人的发现’是不够深刻不够广泛的，自觉地起来的人在数量上说也绝对占不了全民众中的大部分。”随后，他以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为例，论证抗战使农民觉醒，同时他还列举了抗战中女性和艺术工作者的自我觉醒，“在战争中，出现了新的中国人，新的中国人的典型”“千千万万自觉的新的中国人”“要把历史往前推进，使抗战达到最后胜利，在抗战的胜利中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67总而言之，只要我们不拘泥于“民间文艺”“中心源泉”来论析新文艺和“民间形式”的问题，而是把其置于战时“新中国”构想的重要环节，其中的逻辑就一目了然。
最后，还是以潘梓年发表在《群众》上的重要评论《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来作总结，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篇有关“抗战建国三周年”文化方面的总结文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鲜明旗帜。抗战建国是要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所需要的新文化，必然要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只有这样的文化，才能为抗战建国服务。”68显而易见，潘梓年的总结论述，俨然就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介绍与展示。抗战胜利结束后，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回顾和总结战时文艺运动，他把“民族形式”论争与1942年延安文艺界的座谈会并列，认为“是抗战期间民主主义革命文艺运动上的两大事件”69。冯雪峰的观察和总结敏锐而又精确，因为“民族形式”关乎何为“中国”（新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是“文学建国”到“建国文学（共和国文学）”范式转变的关键，具备极为重要的意义。
余论
新时期以来，研究界先后“为文学正名”“为现代正名”，“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语汇中，似乎最不需要‘正名’的就是‘中国’了，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70，恰恰最需要正名的就是“中国”。当然，现代文学研究中也有很多人以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为理论支撑，讨论文学书写如何“想象共同体”的“中国”。然而，“‘中国’并非想象的共同体，而是一系列建造国家革命实践的结果。国家（中国）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两大核心概念，它们彼此相辅相成，支配了包括文学在内的诸多领域，支撑了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71。抗战即“建国”，彼时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点，更是“新中国”诞生的契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擘画“新中国”的系统化蓝图，并从苏区走向全国。因而，《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红中副刊”也相应更名为“新中副刊”，都昭示着中共的“新中国”构想。长江局及其后续南方局的设立，《新华日报》和《群众》的创刊，更是将毛泽东渐趋系统化的“新中国”方案推向全国。在毛泽东最终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政治—新中国理论体系中，文艺和文化始终作为关键的一环存在，并起引领作用。“民族形式”问题因此成为全国性的议题，这一命题本质上就是讨论何谓“新中国”的文艺形态，更大背景的“学术中国化”讨论就是何谓“新中国”的学术与文化。
以“抗战建国”为总体视域，既是考察中共的“新中国”如何构想，如何实践落地的历史进程，又可认知中国文学生产的总体性机制，纠偏学界目前使用较多的“40年代文学”概念。很显然，抗战即“建国”，抗战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也就很自然地把1945年前后有机接续起来，把1945年前后的文学置于一起讨论。事实上也是如此，我们只要翻阅全面抗战胜利之后的各种报刊，“建国”进一步成为压倒性的话题，同样是文艺界的重大关切。总之，只有贴合“新中国”构想及其落地实践的历史过程，我们对于现代文学的历史叙述，才不会仅仅“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72。很显然，从“文学建国”到“建国文学”的范式转换，身处延安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具有“原点性”意义，大后方南方局和《新华日报》则是其走向全国并落地生成的关键。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文学的政治版图在战时不断变动，但“考察‘积渐’，或许更是史学方法”73。因此，笔者在此提出“南方局的大后方文艺实践和共和国文学的发生”这一议题，以期贴合“抗战建国”的历史实际，勾勒出“共和国文学”生成的全新路径。
注释：
1 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IV页。
3 韩毓海：《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与现代性问题》，《上海文学》1994年第11期。
4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5 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
6 参见陈思和：《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上海文学》1994年第1期。
7 潘谷神：《从复兴民族说到复兴中国科学方法》，《青年导向》第26期，1939年1月7日。
8 潘光旦：《异哉所谓教师的思想问题》，《自由之路》，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5页。
9 青之（李平心）：《新中华的黎明》，《求知文丛》第24辑，1941年。
10 陈达：《浪迹十年》，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379页。
11 参见周游：《抗战时期中国对“抗战建国”的认知和讨论》，《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郑大华：《“民族复兴”话语下“抗战建国”的讨论》，《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
12 《陈绍禹同志关于“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底说明》，《新华日报》1938年7月13日。
13 《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新华日报》1938年7月14日。
14 学界有关《抗战建国纲领》可否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纲领仍有争议，详情可参见洪富忠：《中共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纲领的诉求》，《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张劲：《再论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15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救国报》1935年10月1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中共中央抗战宣言集》，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页。
16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17 刘德厚：《毛泽东国家学说》，邓力群主编：《政治战略家毛泽东》（上），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页。
18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9页。
19 《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3页。
20 毛泽东：《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21 毛泽东：《致蔡元培（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同上书，第67页。
22 毛泽东：《致许德珩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同上书，第84页。
23 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红军长征等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136页）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诸篇。
24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解放》第1卷第15期，1937年9月6日。
25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所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这个提纲在洛川会议通过，最后口号使用的是“新中国”，而不是《解放》杂志上的“新中华”，同时有“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比《解放》杂志上多了“新”字，具体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57页。
26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同上书，第260—261页。
27 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一九三七年十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4页。
28 同上，第59—60页。
29 《大事记》，中共湖北省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5页。
30 《叶剑英、李克农关于南京失守前夕情况致毛泽东、张闻天信（节录）（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共湖北省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等编：《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第107—108页。
31 《本报招待各界纪实》，《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
32 《发刊词》，《新华日报》1938年1月11日。
33 《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新华日报》1938年3月17日。
34 陈绍禹（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群众》第19期，1938年4月23日。
35 大漠笔录：《毛泽东论鲁迅》，《七月》第10期，1938年3月1日。
36 有关这篇文献发表和收入《毛泽东文集》时的变动，参见张武军：《“中国高尔基”与“政治家”鲁迅》，《开放时代》2020年第6期。
37 毛泽东：《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第43页。
38 张武军：《“中国高尔基”与“政治家”鲁迅》。
39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第123页。
40 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同上书，第104页。
41 毛泽东：《毛泽东同志与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先生雅德先生傅路德先生雷克难先生之谈话（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于延安）》，《解放》第45期，1938年7月15日。
42 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43 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九三八年五月）》，同上书，第457页。
44 同上，第481页。
45 毛泽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1003—1004页。
46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
47 毛泽东：《论新阶段》。
48 罗思：《论美术上的民族形式与抗日内容》，《文艺突击》新1卷第2期，1939年6月25日。
49 毛泽东：《致周扬（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
5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15日。
51 同上。
52 戈矛：《关于民族形式问题》，《新华日报》1939年12月26日。
53 潘梓年：《论文艺的民族形式》，《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1940年2月15日。
54 潘梓年：《新文艺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上潘梓年同志的发言》，《新华日报》1940年7月4日。
55 《民族形式座谈笔记》，《新华日报》1940年7月4日。
56 潘梓年：《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新华日报》1940年7月22日。
57 同上。
58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大公报》1940年3月24日。
59 向林冰：《民间文艺的新生——再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二》，《新蜀报》1940年5月7日。
60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页。
61 茅盾：《旧形式 · 民间形式 · 与民族形式》，《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1940年9月25日。
62 方白：《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不在“民间形式”吗？》，《新蜀报》1940年4月25日。
63 楚云本名为陈楚云，曾参加艾思奇、林默涵组织的“哲学研究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和艾思奇一起去延安，后被组织派到大后方工作，主编读书出版社的刊物《学习与生活》，受南方局文化组凯丰直接领导。参见范用：《重庆琐忆》，《书香处处》，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75—79页；另参见林默涵：《忆楚云》，福建人民出版社编：《风展红旗》第4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96页。
64 楚云：《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答高梦旦、白文澜君等》，《学习生活》第1卷第5期，1940年9月10日。
65 郭沫若：《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抗战四年》，青年书店1941年版，第190页。
66 柳湜：《论中国化》，《读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9年4月1日。
67 胡绳：《新的中国人与新的中国》，《读书月报》第1卷第6期，1939年7月1日。
68 梓年（潘梓年）：《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群众》第4卷第18期，1940年7月7日。
69 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上）》，《〈中原〉〈希望〉〈文艺杂志〉〈文哨〉联合特刊》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
70 张武军：《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1期。
71 张武军：《民国历史形态与革命文学经验》，《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5期。
72 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73 赵园、钱理群、洪子诚等：《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