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贴着时代的脊骨来回张望
在中国当代文坛，李洱无疑是作家群体中兼具思想者身份的代表。文本与社会土壤的互动、作家与时代背景的博弈、创作与历史语境的交响，《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中的这些“大哉问”不出所料地昭示了其浓厚的“李洱式”精神特质，表现出了作者一如既往的“开阔的文化视野、敏锐的警觉和判断力、智慧和道德勇气”（格非语）。但正如别林斯基有关典型形象塑造的论述一样，成熟的读者也应该是在熟悉中发现陌生的探险家。这本新书之“新”，或许不仅在于其思考角度和思想内容，还在于集结思想成果的用意、方式与效果。书中的人与事、情与理，究竟何以被编排归并，又迸发出了何种全新的能量？
从拣选文章的倾向性来看，不论是坚持书写当代中国人精神跋涉之艰辛的史铁生，在时代风暴中捕捉历史烟云的程永新，还是甘当本雅明意义上“拾垃圾者”的守夜人的李敬泽，书中的所有个体，都是“同时代人”，也是更有可能把握时代面貌的人。
在多篇文章中，作者都将上世纪80年代设置成了回忆这些“同时代人”的叙事原点。在80年代那个多种话语猛烈交锋的场域，站稳“同时代”立场绝非易事，而这恰恰说明了他们非凡定力的可贵。然而对时代精神的打捞与提取并不能穷尽作者的表达意图，其中更值得讨论的是一种当下的时间意识。书中那些追叙久远往事的论人文章，绝大部分都作于最近十年，这显然是作者当代性诉求的投射。在20世纪中国的漫长年月里，“现代”主宰着人们对于历史的想象和对于自身位置的标定。捆绑在时间链条上的“当下”被贬低成了“将来的过去”，成了亟须被立刻超越的“瞬间”，人们失去了为“当代”截取剖面的可能，“当代”变成了纯粹的时间纵深。这种无限发展的现代时间观念的流风余韵甚至一直延宕至今。但在以启蒙叙事为鲜明烙印的80年代，关于未来的许诺却暂时模糊了，时间也偃旗息鼓，一个延展而非延伸的宽阔场域铺陈开来，人们对时代与自身的理解才有了摆脱单质化的可能。在那之后，新的神话于90年代被重新确立，但本书让我们庆幸地看到，仍有人能不被疾速演进的现代时间拖行，如前所述，他们仍能以非凡的定力凝视时代。
如果说现代时间构成了作者“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基本参照系，那么这与文章撰写的时间又有何内在关联？作者如何用过往来注解如今的当代性问题？这涉及“今”与“昔”在现代时间序列中所处阶段的相似性。现在“漫长的90年代”已经呈现出终结的态势，这反映在近年来的文艺作品和公众的感知结构当中。当狂飙突进的现代逻辑再次行至岔路口，人们面临的是如何“用21世纪的方法讲述中国故事”（贺桂梅语）。但新故事的定型还需要长时间的调试，21世纪才刚刚打开，其复杂性就已经远超想象了。当下的情况与80年代极为相似，正如河流冲出了山口，新河道一时难觅，它便就地淤积成了广袤的冲积扇。这片冲积扇目前还没有明晰的未来面向，而更像是与过去的难分难舍，上面活跃着一片超大规模的“众声喧哗”。人们都在竭力搜寻着轨道，但最好的结果无非是踏上通向过去的旧轨道，更多的情况是，人们不是找不到轨道，就是干脆宣称自己不需要轨道。在无垠的旷野上，他们奔走驱驰，任凭狂风吹过自己的身躯。
在人人都是“被看者”与“看客”的时代，让“被看者”说话的莫言能否让我们找到一种看清当代的途径？如果近处的经验无法解惑，汲取古典文学养分的格非能否为我们提供一种超脱的思维模式？答案很难明确，但本书确实展现了作者寻求答案的尝试，像书名“超低空飞行”一样，这种尝试是有胆有识的。它既要有承担撞地解体风险的勇气，又要有近地观察的耐心，既要有耽溺于过去或当下的准备，也要有找出二者契合点的鉴别力。作者以《超低空飞行》为旗帜，宣告了自己打造一种统合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新时间的努力。
《超低空飞行》以一种“来回张望”的严肃态度在断裂之处盘旋，既回望，也展望，带着一种怀旧的未来眼光作了真诚的侦查。
（文章已取得作者授权）
